36鯨源碼

❶ 36鯨都有哪些服務，36鯨車是什麼

36鯨是一家科技公司，36鯨車只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業務板塊，好像加油洗車之類的業務。

❷ 電腦有什麼主流的圖形化系統

1、Windows系列操作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統是在微軟給IBM機器設計的MS-DOS的基礎上設計的圖形操作系統。現在的Windows系統，如Windows 2000、Windows XP皆是建立於現代的Windows NT內核。NT內核是由OS/2和OpenVMS等系統上借用來的。Windows 可以在32位和64位的Intel和AMD的處理器上運行，但是早期的版本也可以在DEC Alpha、MIPS與PowerPC架構上運行。 雖然由於人們對於開放源代碼作業系統興趣的提升，Windows的市場佔有率有所下降，但是到2004年為止，Windows操作系統在世界范圍內占據了桌面操作系統90%的市場。Windows系統也被用在低階和中階伺服器上，並且支持網頁服務的資料庫服務等一些功能。最近微軟花費了很大研究與開發的經費用於使Windows擁有能運行企業的大型程序的能力。
2、Unix類操作系統
如SOLARIS,BSD系列（FREEBSD，openbsd，netbsd，pcbsd）；Unix系統可在非常多的處理器架構下執行，在伺服器系統上有很高的使用率，例如大專院校或工程應用的工作站。自由軟體Unix變種，例如linux與BSD近來越來越受歡迎，它們也在個人桌面電腦市場上大有斬獲，例如Ubuntu系統，但大部分都是電腦高手在使用。某些Unix變種，例如HP的HP-UX以及IBM的AIX僅設計用於自家的硬體產品上，而SUN的Solaris可安裝於自家的硬體或x86電腦上。蘋果電腦的Mac OS X是一個從NeXTSTEP、Mach以及FreeBSD共同派生出來的微內核BSD系統，此OS取代了蘋果電腦早期非Unix家族的Mac OS。經歷數年的披荊斬棘，自由開源的Unix系統逐漸蠶食鯨吞以往專利軟體的專業領域，例如以往電腦動畫運算巨擘——SGI的IRIX系統已被Linux家族及Plan 9[3]叢集所取代。
3、Linux類操作系統
如UBUNTU，suse linux，fedora，等 ,Linux的是一套免費的32位多人多工的操作系統，運行方式同UNIX系統很像，但Linux系統的穩定性、多工能力與網路功能已是許多商業操作系統無法比擬的，Linux還有一項最大的特色在於源代碼完全公開，在符合GNU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的原則下，任何人皆可自由取得、散布、甚至修改源代碼。
4、Mac操作系統
由蘋果公司生產（Darwin），一般安裝於MAC電腦。蘋果Mac OS系列操作系統是蘋果公司 (原稱蘋果電腦)給蘋果個人電腦系列設計的OS。

❸ 一頭鯨重36千克對嗎

一頭鯨重36千克不對；
重量單位有問題。

❹ 加密鯨魚是什麼意思

加密鯨魚是指擁有大量加密貨幣的用戶。

加密貨幣是一種使用密碼學原理來確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單位創造的交易媒介。 加密貨幣是數字貨幣（或稱虛擬貨幣）的一種 。

比特幣在2009年成為第一個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這之後加密貨幣一詞多指此類設計。 自此之後數種類似的加密貨幣被創造，它們通常被稱作altcoins。

加密貨幣基於去中心化的共識機制 ，與依賴中心化監管體系的銀行金融系統相對。

比特幣以外的加密貨幣：

比特幣以外的密碼貨幣，又稱為山寨幣、競爭幣，部分是參考比特幣思想、原理、源代碼產生的，與比特幣相似的虛擬貨幣，目前有800種以上的密碼貨幣在流通。

2017年2月到4月期間，山寨幣總和占密碼貨幣市場總值比例，由15%提高到接近40%。

由於比特幣本身並沒有權威的發行機構和國家政權來維持其權威性、唯一性，比特幣與其模仿者之間只能平等地相處，雖然其是最早的虛擬貨幣，也是最知名、人們最熟悉的。

也具有最大的用戶網路社區，具有很強的網路效應，大部分時間也是市值最高的密碼貨幣，但是並不具有絕對排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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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軟體產業當前的形勢、機遇和發展道路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軟體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視。國務院《關於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國發[2000]18號文），對我國軟體產業發展作出了全面的規劃，有力地指導了軟體產業的發展。為促進我國軟體產業在知識經濟時代實現跨越式發展，當前有必要進一步認清我國軟體產業面臨的嚴峻形勢，把握國際軟體共享運動帶給我國的機遇，充分調動我國擁有的各種資源，提出兼具可行性和理想性的軟體產業發展戰略，走出一條既適合國情又能佔領知識經濟制高點的軟體產業發展道路。

一、我國軟體產業發展的形勢
軟體產業是信息產業的核心和靈魂，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必爭的焦點和戰略制高點。為搶得發展先機，樹立在全球軟體產業鏈中的有利地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制定了立足本國國情的軟體產業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採取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適合本國特點的發展道路。例如，美國走的是「全面主導」的發展道路，占據全球軟體產業鏈的最上游位置，以標准化的產品和服務規范和引導位於中下游的軟體產業門類，瞄準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贏得了巨額的產業利潤。日本和韓國充分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走的是「國內優先」的發展道路，主要針對國內市場，出口在國內整個軟體產業總額中所佔的比重較少。以色列重點強調軟體產業開發，充分發揮俄羅斯移民的智力資源，將全球領先的軍用軟體技術知識轉化為民用，在數據、信息安全和無線通訊領域等軟體細分市場取得了領先地位。愛爾蘭利用其很低的企業所得稅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在愛爾蘭本土建立生產基地，逐漸成為軟體跨國公司在歐洲的運營中心和軟體集散地。印度規避了國內市場狹窄、信息化基礎薄弱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大力發展軟體外包服務和離岸開發業務，大型軟體企業為跨國公司承包價值鏈高端產品和服務，中小型軟體企業提供諸如解碼、編程和測試等價值鏈低端服務，創造了比較龐大的軟體出口額。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明確清晰的軟體產業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在扶持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方面還沒有真正到位，發展環境還沒有實現優化，再加上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國產軟體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還不能為國民經濟提供足夠的支撐，使得我國在軟體產業發展方面，處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未見縮小，反而有日益擴大之勢。長此以往，如果不從根本上加快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國將痛失佔領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大好時機，形勢的緊迫性和嚴峻性可想而知。

（一）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低微，與周邊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
2000年，全球軟體及服務業市場總收入為5960億美元，其中，我國軟體產業銷售額為71.7億美元，佔全球軟體產業總額的1.2%，相當於美國的1/40，日本的1/8，也低於愛爾蘭的1.5%，印度的1.48%，韓國的1.39%（見表1）。
表1 中國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
（單位：億美元）
中國 美國 日本 愛爾蘭 印度 韓國 全球
1999年 53.2 2200 540 84 67.5 59 5274
所佔份額 1.0% 42.0% 10.2% 1.6% 1.3% 1.1% 100%
2000年 71.7 2400 572 89 88.5 83.2 5960
所佔份額 1.2% 40.2% 9.6% 1.5% 1.48% 1.39% 100%

資料來源：中國軟體行業協會編：《2000年度中國軟體產業研究報告》，2001年4月。
從總量以及所佔比例來看，2000年，我國軟體產業佔全球市場的份額雖然與周邊國家如印度、韓國所佔的份額相差不多，比愛爾蘭略低0.3個百分點，似乎差別不大，但是考慮到軟體產品質量、軟體開發的規范程度、軟體出口或滿足國內市場的程度等方面，我國與這些周邊國家以及愛爾蘭相比則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單從出口來看，2000年我國軟體出口約4億美元，僅是印度的1/15。我國軟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以及與周邊國家的差距，與我國作為21世紀最具潛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很不相稱。

（二）軟體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較低，發展速度不能適應國家信息化的要求
2001年，我國軟體產業總額佔GDP的比重為0.78%，遠低於發達國家6%的平均水平，也低於韓國的1.96%，印度的16.7%，與國家信息化對軟體產業的需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1996～2001年，我國軟體產業國內市場增長速度分別為46.8%、31%、26.4%、27%、33%、34%，年均增長率約為30%，雖然高於世界軟體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但比印度軟體產業起飛時期低20個百分點，比愛爾蘭低50個百分點，難以滿足國家信息化建設對軟體產業的要求。

（三）軟體產業的發展空間巨大，但國產軟體的市場份額十分有限
我國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建設，這無疑為軟體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軟體產業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是，信息化的迅猛發展並沒有形成對國產軟體有效的需求，反而有助於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發展。如微軟公司的在華業務，兩年內增長了2.5倍，是微軟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最快的部分，而國產軟體的市場佔有率僅維持在30%左右的水平，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國軟體產業幾乎全面處於全球軟體產業鏈的中下游地位，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發展方面受制於人，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的大環境中處於非常被動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采購從盡量節約財政資金方面考慮得多，而在通過啟動政府采購為國產軟體創造市場空間方面考慮不夠，未能給國產軟體以有力的實質性扶持。

（四）缺乏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核心競爭力薄弱
為了保障安全，有些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在軍事部門中完全使用自己獨立研製的操作系統。但是，在我國，國外軟體產品占據了2/3的國內市場，其中在系統軟體方面幾乎沒有我國自主版權軟體的立足之地，國產支撐軟體只是鳳毛麟角，應用軟體同樣面臨劇烈競爭。缺乏基礎和核心技術以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產品，自主創新能力弱，不僅使得大量利潤流入外國企業，嚴重影響我國軟體產業的積累和再循環能力，而且還嚴重威脅著我國的信息安全。一個國家的信息產業在別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長此以往，對於國家利益、國防安全都是非常危險的。

（五）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無力與跨國公司抗衡
據CCID（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統計，至2000年底，我國從事軟體開發、研製、銷售、維護和服務的軟體企業有3,000家左右，加上兼營軟體的企業，總數大約有5,000家。
我國軟體產業規模結構的特點是以中、小企業為主，50人以下的企業佔55%左右，50～200人的企業佔42%左右，1,000人以上的僅有中軟總公司、東大軟體、用友軟體、北大方正等十幾家公司。2000年，我國軟體產業人均產值平均不到15萬元人民幣，而微軟每年人均產值高達62萬美元，這表明我國軟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處於較低水平，市場競爭力不強。
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是導致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軟體技術人員約有19萬人左右，此外，還有30萬人在從事計算機應用、科研與教育工作。但是，我國軟體技術人員中絕大多數是從事程序開發、技術支持和服務的人員，軟體產業發展所急需的系統分析師、架構設計師、高級工程師、項目經理和技術工人的數量非常匱乏，無法滿足軟體產業發展對各層次人才的需求。在典型的知識型產業中缺乏急需的專業知識型人才，再加上「一低兩高」（勞動生產率低，人力成本高，開發成本高）的現狀，發展速度之慢也就不足為怪了。

（六）國家軟體產業政策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問題
國務院《關於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在促進我國軟體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將近兩年的時間過去了，該文件規定的政策並沒有完全得到落實，同時還有一些問題在落實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
例如，在投融資方面，該文件規定的由國家扶持的軟體產業風險投資公司和投資基金至今尚未組建。由於軟體企業固定資產少、無形資產比重大，缺少可供抵押或質押的資產，很難爭取到銀行貸款。在軟體企業上市方面，國家各部門制訂的政策法規相互矛盾，現行的政策法規阻礙了軟體企業的上市融資之路。同時，由於軟體企業的規模較小，前期研發投入過大，而且研發費用很難轉化為固定資產，與傳統製造業的盈利模式有所不同，同時發行股票的規模也無法放大，因而，在目前實行股票發行核准制的情況下，證券公司在推薦軟體企業發行股票方面積極性不高，軟體企業上市存在實際的困難。另外，國務院18號文件中關於軟體企業在資產評估中無形資產占凈資產的比例，以及軟體企業境外上市融資等規定缺少實施細則。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現有的軟體產業政策是從軟體產品銷售收入比例和自產軟體產品銷售收入比例等方面來界定軟體企業，而將軟體服務業、軟體產業孵化器、軟體企業的分支機構以及國產軟體的代理和分銷商排除在外，實際上使軟體產業鏈條上各環節、各要素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導致有些環節發展滯後，成為整個軟體產業發展的「掣肘」。
關於軟體采購方面，目前政府采購主要是從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設計，對通過政府采購為國產軟體發展創造市場空間的政策目標考慮不夠，缺乏指導政府采購的標准規范和產品、服務目錄。
關於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目前版權法的執行仍未取得預期效果。據美國SIIA（軟體與工業信息協會）的調查報告顯示，越南和中國是世界上盜版率最高的兩個國家，1994年兩國的盜版率分別為100%和97%。隨著政府對知識產權的重視，近幾年兩國的盜版率已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98%和91%左右。據統計，1999年，中國軟體業因盜版而損失的金額高達6億多美元。盜版率居高不下，不僅嚴重製約了國內軟體企業的發展，損害國家形象，也嚴重影響了跨國公司和風險投資進入中國的積極性。

二、我國軟體產業發展面臨的機遇
我國軟體產業處於軟體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在軟體產業這個國際競爭的前沿領域將無所作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印度在相對貧瘠的國內經濟基礎上實現了軟體產業的騰飛，在高科技產業和知識經濟的核心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印度在不具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尚且實現了軟體產業的跳躍式發展，而我國呢？擁有印度無法比擬的國民經濟信息化程度、信息產業規模、國內市場潛力以及綜合經濟實力，這無疑增強了我國在發展軟體產業方面的決心和信心。

考察軟體產業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以色列、愛爾蘭等國家成功的發展道路，我們可以發現軟體產業具有與一般製造業不同的規律。很多以資金密集型為特徵的製造業，如機電、汽車等，在世界各國之間的轉移基本上呈現「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規律。但是，軟體產業完全有可能同時在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推動軟體產業和傳統製造業成功的關鍵資源不一樣，傳統製造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資金，而軟體產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知識型的人力資源。所以，發展中國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再加上政府推動和政策支持，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一爭高下。
同時，以Linux為代表的開放源代碼運動的興起以及網路計算機(NC)的推廣，為軟體產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Linux是一種將源代碼完全開放的UNIX類操作系統，由於它的開放性和技術的先進性，並宣布遵循自由軟體聯盟(CNU)的GPL協議，贏得了一批富有市場經驗的軟體開發廠商的支持，從而使Linux能快速傳播和發展，開始對微軟造成直接威脅。目前Linux在全球已有約1,000萬用戶，在網際網路伺服器上所用的操作系統(OS)上已居首位，佔有率達28%。IDC（國際數據公司）預計，五年後Linux將躍居全球操作系統市場的第二位。
以Linux為代表的源程序公開軟體，給現有的軟體產業體系帶來了巨大沖擊，其必將影響世界軟體產業的發展。例如：開放源碼可能成為軟體發展的重要模式；以網路為核心的開放式的嶄新開發模式逐漸形成；改變軟體產業的「游戲規則」。
隨著網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NC（網路計算機）已成為計算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具備大力推廣的條件。目前NC已從單一的瘦客戶機擴展到便攜、移動、無線的網路訪問終端，其用戶群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推廣NC的條件已逐漸成熟。NC對CPU的性能要求不高，我們可以大力推動基於Linux的CPU晶元的開發，努力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CPU設計產業。
另外，軟體已成為各行各業企業管理、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式控制制的核心，是技術創新、商業競爭的有力工具。軟體行業也不再僅局限於計算機行業之內，而已滲透和分布在其他行業之中，軟體的產品形態呈多樣化。嵌入式軟體市場正在升溫，一種是面向消費者的市場，如行動電話、手持設備和信息家電；另一種是面向工業應用的市場，如工業自動化設備和智能化儀器。這是一個相當分散的市場，由於嵌入式軟體往往在專用微處理晶元上運行，因而不易形成統一的獨占性市場。
因此，我國要改變在全球軟體產業鏈中的地位，尤其是改變在系統軟體市場中的被動局面，存在很多難得的機遇。重要的是我國要抓緊時間，不能再沉湎於於事無補的過多的爭論。目前，最緊迫的事情是，盡快確定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戰略，充分調動發揮我國擁有的優勢，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唯其如此，我國軟體產才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跨越式發展，達到國務院18號文件中規定的目標，躋身於世界軟體大國之林。

三、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道路
前面我們考察了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以色列和愛爾蘭等國的軟體產業發展道路，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國軟體產業今後應該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一個明顯的結論是，我國絕對不可能照搬別國的模式。我們自有我們的國情，自有我們獨特的優勢資源，因而，在發展軟體產業的道路選擇問題上，我們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一）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互動
這里的「國家行為」並不僅僅是指國家要制定合理的軟體產業扶持政策，主要是指要通過國家投入、組織和引導來推動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國的信息產業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平台上，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而，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使之產業化，並為之提供市場空間，這是我國在國家層面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不能把發展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希望寄託在軟體企業的身上。這是因為，第一，發展具有自主版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不像軟體服務業那樣，單靠優秀的人才資源就可以做得很好。操作系統和支撐軟體等系統軟體產品，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資金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行業門類，只有國家才能集中大量的資金資源和人才資源，以國家為主導，統一組織和協調，才能有可能取得成功，指望單個的企業或企業之間的聯盟就可以解決軟體的核心問題是不現實的。第二，目前我國軟體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資金不雄厚，根本無力解決發展系統軟體所需要的龐大資金和面對巨大風險，同時，資本的逐利性也不可能要求軟體企業主動站在國家的角度上為國家「排憂解難」。第三，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形勢逼人，只有動用國家的力量，集中國家的資源，像我國當年研製「兩彈一星」那樣，採取非常規的運作方式，迅速縮短我國軟體產業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方面與軟體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才能擺脫長期以來我國在國際軟體產業鏈中的被動地位和尷尬局面。
當然，在發展軟體產業方面要體現國家行為，並不意味著國家直接用行政手段來干預，而是以國家為主導，採取市場運作和商業化的形式，比較可行的操作辦法是：國家投入巨資，以國家為主導，同時吸收社會各界包括軟體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投資機構，甚至跨國公司的資金，直接組建實體，從事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研製、開發、生產和銷售，在該實體內容形成從研發到產業化的「一條龍」，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研發和產業化脫節的「痼疾」。

（二）軟體產品和軟體服務並重
有人認為，目前我國應側重發展軟體產品，提高我國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而讓軟體服務業保持自然增長狀態。又有人認為，目前我國軟體產品與軟體強國相比落後一大截，無法在短時間內超越，與其在系統軟體領域內從事沒有多少成功幾率的拼搏，還不如側重發展服務業，這既可以鍛煉人才，又可以創造就業，還可以為將來側重發展軟體產品奠定基礎，同時還順應了目前出現的軟體服務業領先的發展趨勢。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均有失偏頗，沒有全面地考察問題的實質。筆者之所以提出「軟體產品和軟體服務並重」的觀點，是與「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互動」的看法一脈相承的。國家與企業在發展軟體產業的道路上既有分工，又是互動的。國家可以運用國家的意志，集中投入，採取實體經營的形式，將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優勢資源整合在一起，集中攻克軟體產業中的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建立自己獨立的產品體系。同時，國家在信息化建設中，給軟體企業創造市場機會，推動軟體服務業的成熟壯大。而企業呢？主要集中於軟體服務領域，大力發展信息系統集成、ASP、信息系統運行與維護、數據中心與資源外包、數據加工與處理、軟體測試、信息系統咨詢與評估、信息系統工程監理、軟體與信息系統管理人才工程化培訓等業務，為軟體產品的產業化和規模化應用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積累專門知識和軟體人才。國家要通過政策引導，鼓勵有條件的軟體企業大力發展軟體服務業，以此來提升企業素質。同時，鼓勵有條件、有意願的軟體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定製軟體和服務市場，學習和掌握國家軟體市場運行規則和業務流程，積極參加CMM認證，完善質量保障體系，促使軟體企業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化素質。

（三）重在開發國內市場
毫無疑問，我國軟體產業的國內市場空間是非常巨大的。我國應當以電子政務、電子金融、企業信息化、社會保障為重點，大力開發和推廣應用我國自主版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行業應用軟體、信息安全軟體等產品，通過巨大的內需來拉動軟體產業的快速發展。
電子政務涉及到信息技術的各種產品和技術，推動行業企業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所採用的技術和產品對社會具有廣泛的示範性和引導性。由於我國電子政務具有的安全性、個性要求、本地化等特點，國產軟體企業將在該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盡快制訂統一的電子政務標准規范，提出推薦政府采購的產品或服務目錄，避免各級和各地政府部門在電子政務的實施方面「一哄而上」，各自為戰，削弱電子政務對國產軟體的拉動作用。
我國金融電子化發展迅速，截至2000年底，銀行系統已擁有大中型計算機700多台套，小型機6,000多台套，PC及伺服器50多萬台，自動櫃員機(ATM)近3萬台，銷售終端(POS)22萬台，電子化營業網點覆蓋率達到95%以上，金融電子化的硬體建設將帶動金融領域應用軟體的大發展。數字化電子貨幣、網上支付、安全認證等電子金融的功能將直接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
目前，我國擁有15,000家大中型企業和1,100多萬家小企業，這些企業提高管理水平的需求急迫，同時，對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實施的需求將日益旺盛，企業信息化潛在市場規模日益龐大，同時，加入WTO也將要求我國企業按照國際規則開展商務活動，這必將加大對企業管理軟體的需求。現在管理軟體開發出來的有效用戶只有中小企業總數的5%左右。企業信息化將直接帶動ERP（企業資源計劃）、CRM（客戶關系管理）、SCM（供應鏈管理）等軟體的發展。

（四）建立產業自主體系
大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建立產業自主體系，需要從國家層面上來加以組織、協調和引導。目前，Linux在全球的興起為我國逐步打破WINTEL體系，建立基於Linux的系統軟體產業體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國軟體產業自己的標准體系，占據全球軟體產業鏈的最上端，最終發展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軟體強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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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住新機遇，迎接新挑戰，全面推進我國信息產業的改革與發展——吳基傳部長在全國信息產業工作會議上的報告[R].2002-01-28.
[3] 王文京談軟體產業和軟體企業經營[DB/OL].新浪網站，2001-12-09.
[4]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軟體業「十五」專項規劃思路[DB/OL].www.ccidnet.com,2001-09-30.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❻ 破解源代碼，順應天之道——《生命的法則》

小時候，我的家鄉有一條清澈的河流，可趁年少，肆無忌憚地裸泳。逐漸，隨著延伸到內地的第一波粗暴工業化進程，河水俞黑，臭氣騰溢。最後，則是鋪天蓋地的腥膻水草，像條腫脹腐爛的綠色巨蟒，掩蓋著身下連綿不絕的暗無天日。那時，我有很多問題，比如為什麼有這么多水草，為什麼政府組織人清理河道、收割水草總是無功而返……

後來，我知道是工廠污水這個「外部因素」強行進入，打破了家鄉河的生態平衡。大概流程是，污水讓抵抗力最差的小型浮游生物大面積死亡，浮游生物死亡導致水生植物失去天敵開始瘋狂繁殖，浮游生物數量減少導致魚類沒有食物而餓死，死亡的魚類為水生植物生長進一步提供營養，水生植物不斷擴張導致水中含氧量越來越少水生動物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

當然，今天不懷舊，也不是談環保，而是聊聊一本新書——《生命的法則》。該書作者肖恩·B·卡羅爾是著名的科普作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這本書的核心觀點，可看成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中道」，對於中國人來說毫不陌生，那就是儒家的「中庸」，也是道家的「損有餘補不足」。只不過，與古人直覺式的模糊認知不同，書中從微觀的分子層面到宏觀的塞倫蓋蒂草原，給出了充分的實證。

全文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一個概念，第二部分是基本的生命法則，第三部分是基本法則的現實運用，第四部分是一些個人想法。

一個世紀前，哈佛大學的生理學家沃爾特·坎農發現，人的身體有著精準的調節能力——人體多數器官受到來自不同神經系統甚至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信號調節，通過一系列生理過程，調節和維持身體機能，使其穩定在一定范圍內。他把這個過程，命名為「內穩態」。

比如，胰島素對血糖的控制。我們都知道，吃完飯後血糖會升高，此時，迷走神經會刺激胰島腺體分泌胰島素，使得血液里多餘的糖原被儲存起來；而當血糖降低，自主神經系統里的其他成員則發動腎上腺從肝臟里分解並釋放糖原。坎農認為：「生命體的組織器官正是基於這種方式，將血糖波動的幅度嚴格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可見，我們的身體自帶強大的自我調節功能，身體本身就在行使著醫生的職能。當我們需要醫生進行外部干預，是由於內穩態遭到了破壞。而醫生的職責就是強化或重建體內的平衡環境。就像家鄉河的那個例子，首先要切斷外部污染源，再引入大量的浮游生物。

以佔領人類腸道的大腸桿菌為例，它們的重量只有一萬億分之一克。即一萬億個細菌約重一克，以20分鍾的細菌分裂時間計算，一個細菌單體只需要兩天就可以增殖成為一個約等於地球重量的種群。

達爾文在他的非凡的《物種起源》里寫到：

這顯得有些可笑，顯然，我們並不生活在大象星球或大腸桿菌星球上。

在達爾文之前，托馬斯·馬爾薩斯在其傑作《人口論》中提出：

可見，無論微觀還是宏觀，我們冥冥中都受到同樣的法則調控。借用亞當斯密說市場看不見的手，自然界，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那這只手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

這只手的如何運作其實很簡單，就4條原理，即可涵蓋存在於所有物種中的不同生理過程。

這個非常簡單，指兩種生物變化方向相同。比如某種植物越多，以此為食的某種動物越多。

這個同樣簡單，指兩種生物變化方向相反。比如某種動物越多，它們的食物會越少。

即當A負向調節B，B負向調節C，負負得正，A和C的發展方向趨於一致。比如：海獺、海膽以及海藻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示為：海獺的存在抑制海膽的數量，海膽又能夠消耗海藻。關於它們相互調節的內涵，其圖示如下：
在此，雙重負向調節邏輯，海獺對海藻生長的「誘導」作用是通過對海膽種群的抑製作用實現的。

再看一個微觀層面的例子：乳糖如何被人吸收？
當乳糖不存在時，分解乳糖的β–半乳糖苷酶也不需要存在，因此你的體內此時只有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當乳糖存在時，它對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的抑製作用使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過程恢復，β–半乳糖苷酶參與到乳糖的水解過程當中，釋放葡萄糖為細胞提供能量，而當所有的乳糖被消耗掉，其對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的抑製作用也將消失，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再次被停止，一切又恢復到了乳糖沒有出現時的情景。

大致而言，細胞內的蛋白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結構蛋白，代表細胞內負責催動化學反應的蛋白質，以及表達病毒組成部分的蛋白質。另外一類是調節蛋白，它們根據不同情況控制結構蛋白是否能夠被表達。 就像一輛車，既有油門，又有剎車。

也就是負反饋。指某種物質可以影響自身的合成過程，從而使該物質的量穩定在一個水平上。就像前面的例子大象沒有佔領地球，因為當大象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會導致食物匱乏，越是匱乏，哄搶食物導致食物生長合成越慢，大象會因食物不足死亡。

後兩種，即雙重負向調節和負反饋，時維持內穩態的最重要的方式。

塞倫蓋蒂草原位於坦尚尼亞西北部至肯亞西南部地區，面積30,000平方公里，這里生活著種類繁多、數量驚人的動物，包括70多種哺乳動物、500多種鳥類，甚至連蜣螂都有上百種。這些動物當中，有數量最稀少的非洲野狗、速度最快的獵豹、體型最大的非洲象以及數量最多的角馬。這里是非洲唯一仍有眾多陸地動物遷移的地區，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生態系統。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塞倫蓋蒂有無與倫比的特殊性，是研究宏觀生態的不二之選。作者認為，「影響大腸桿菌的規則同樣影響著大象」， 所有生物都遵循「塞倫蓋蒂法則」。這些法則能幫助我們明白蜘蛛、狼、鯊魚和獅子都扮演著相同的角色，讓我們開始了解生物系統中的基本邏輯。在此，你可以把「塞倫蓋蒂法則」理解為前面四種基本法則的生動運用。

眾生並不平等，有的物種影響更大，這些關鍵物種對其生物群落的穩定性和多樣性具有重大影響，而且影響程度常常與它們的生物數量並不匹配。 關鍵物種的重要性體現在它們的影響程度，而不是它們在食物鏈中所處的層級。

比如，20世紀70年代阿拉斯加州南部半島的城堡角地區，至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海域中，海獺因虎鯨的捕食數量大幅下降，這種新的捕食行為將原本3個食物層級變成了4個，而底層物種的數量又發生了逆轉——沿海岸的棲息地里鋪滿了海膽，海藻絕跡，生態惡化。

關鍵物種通過「多米諾效應」對食物鏈中低營養層級的物種產生重大間接影響。食物網上的一些物種可以自上而下地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影響程度常常與它們的絕對數量並不匹配，這種影響會波及整個生物群落，並間接影響低營養層級的物種。

比如癌症，在人類的約2萬個基因當中，僅有140個基因的突變型頻繁發生在各種癌細胞里，其中約一半為原癌基因，剩下的一半為抑癌基因。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的發現解釋了不同基因在細胞數量調節過程中的不同作用。腫瘤專家們只需要將目光投注在幾個關鍵基因上，這種策略極大地簡化了研究工作的復雜程度。與之類似的是，生態學家則只需集中精力在關鍵物種對生態系統結構與調節過程的理解。 可謂，世間大道，殊途同歸。

對共同資源的競爭，導致了一些物種的種群數量減少。在對空間、食物以及棲息地等共同資源的競爭中，有優勢的物種會導致其他物種的種群數量減少。比如，在塞倫蓋蒂草原，角馬的數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草場、山火、樹木、捕食者、長頸鹿、草本植物、昆蟲以及其他食草動物，顯示了它們是塞倫蓋蒂的關鍵物種，對整個群落的結構和調節過程有著非同尋常的作用。

比如蚱蜢，它們與角馬分享食物來源。角馬數量暴增帶來的是蚱蜢數量銳減， 種類從40多種降到只有10多種。湯氏瞪羚和角馬的食物來源類似，顯然角馬也成為瞪羚種群變小的原因。研究發現，在角馬數量成倍增長的同時，瞪羚的數量從1973年的60萬只減少到了1977年的30萬只。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一些地區移除水牛的實驗證明，它們並沒有對其他物種有如此強烈的影響。

排除流行性傳染病的干擾，動物種群數量的調節方式可以被總結為兩種：首先是吃什麼（自下而上），以及被什麼吃掉（自上而下），或者是兩者的結合。對任何一個種群來講，最簡單的問題是，這兩種方式，哪一個更重要？ 一個驚人的發現是：成年動物的體積與其被捕食的概率之間有強烈的相關性。

150千克體重是一條非常明顯的分界線，體重小於150千克的物種其數量基本被捕食行為控制，而150千克以上的大型動物則不受影響。例如，大多數小型羚羊，像18千克的侏羚、50千克的黑斑羚及120千克的轉角牛羚大多死於捕食者的捕食行為。通常越小的生物，其捕食者種類越多。

但是對於大型哺乳動物，拿水牛來說，它們的捕食者只有獅子，因此就很少死於捕食行為；而對於成年的長頸鹿、犀牛、河馬和大象來說，它們被捕食的概率基本為0。這些大型食草動物，很顯然因其體積巨大而不受捕食者的威脅，因而它們的數量十分穩定，很難被肉食性的捕食者撼動，哪怕是獅子。由於大象等大體積哺乳動物不受捕食者自上而下的調節，它們就必須接受自下而上的調節，即食物的可獲得性。

可見，個頭大小會影響調節模式。動物的個頭大小，決定了它們的種群數量在食物網中被調節的機制。小型動物受捕食者調節（自上而下），而大型動物受食物供應的調節（自下而上）。

一些物種依靠它們自身的密度進行調節。一些動物種群的數量是通過密度制約因素進行調節的，這些因素有穩定種群規模的傾向。

19世紀的象牙交易導致大象數量急劇減少，到20世紀初期，大象已經成為十分稀有的物種。1958年，格茲麥克父子在塞倫蓋蒂南部僅僅找到60頭大象，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這個種群的數量擴張至數千頭，並保持了長時間的穩定。

通過研究每個物種數量增長率與其種群大小之間的關系，發現驚人的一致性。這些曲線通通顯示，當種群數量低時，其增長率高；反之，當種群數量高時，則增長率低，並最終導致負增長率（即種群數量減少）。也就是說，種群數量的變化率是由種群密度決定的。

這種現象被稱為「密度制約」。這是一種負反饋調節模式。正如酶反應的產物累積可以反饋阻斷該酶反應，動物數量的增加也能夠減慢生育速度，甚至導致負的生育率。

6萬頭水牛，超過100萬頭角馬，塞倫蓋蒂草原上的角馬數量要遠遠超過水牛。在捕食者眼裡，體重超過450千克的水牛的價值要遠遠低於體重只有170千克的角馬。除了體積之外，這兩個種群間還存在什麼巨大的差異呢？

真相是，一個相對靜止，另一個遷徙不止。遷徙導致動物數量增加。遷徙行為通過增加食物的可獲得性（減少自下而上的調節），以及減少被捕食的概率（減少自上而下的調節）等方式，來增加物種數量。

所謂「天道」，就是自然法則。我們國人喜歡講順勢而為，也喜歡講奉天承運，也就是，絕不能違天道，只能順天道。

違背自然法則，終將遭受自然的報復。這方面的故事我們聽得多了，自然的威力不僅是報復，還在於強大的復原能力。上世紀 50 年代，整個塞倫蓋蒂草原只有 40 萬只動物。只過了 15 年，動物的數量就增加到 150 萬。莫三比克的戈龍戈薩地區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大型哺乳動物的數量從 2000 年的 1 千增加到如今的 7.1 萬。

我們敬畏的不僅僅是大自然，還要有對天道的敬畏，對「內穩態」的敬畏。

前些年，我們很擔心人口增速，認為地球很快就承受不了人口大爆炸。如今，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國家的公民生小孩的意願正在降低，好多已經開始負增長。 是的，有一隻看不見得手在幕後。 每次想到這件事，我都感到一種透徹的寒冷和由衷的敬畏。

不管是儒家的中庸，亞里士多德的中道，還是道家的「損有餘補不足」，實質都是為了保持系統平衡。最近在讀《論語》，反復看到孔子強調「禮」，為什麼強調「禮」呢？「禮」就是各歸其位各謀其政，一切都按規矩辦，不就平衡了嗎？

但我們知道，孔子失敗了，他自己都感慨禮崩樂壞。問題在哪裡？我的看法是動態問題被孔子作了靜態處理。保持中庸，不像是在屋子裡搭積木，而像在外面騎自行車，「禮」就是搭積木——每一個積木在哪個位置發揮什麼作用，騎自行車是一種遠離平衡的平衡態，你只有不斷蹬車才能保持平衡。平衡不是不作為，而是順應天道而為。估計有人反對，說道家講「無為」，但此處的「無為」恐怕是指特別放鬆地去做，做得自然而然。

閱讀這本書就像是上一次系統思維課。因為系統無處不在，絕大多數時候，節約腦資源的直線思維都只是解決了當下的問題，而無益於解決真正的問題。

讓我們以系統思維再次重溫6條塞倫蓋蒂法則，關鍵物種法則、影響力法則、競爭法則都告訴我們系統內部權重不一，系統問題是有杠桿解的，可以四兩撥千斤；同時，競爭法則指系統內部充滿了互動和博弈；體量法則指出了系統中的兩種調節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就像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者不是相互否定，而應相互協作；密度法則的啟示是追求絕對完美很可能前功盡棄，而系統崩潰一定是因為負反饋迴路出了問題。

注意，單獨看每個系統，因為內穩態，都該自平衡。但系統是環環嵌套的，你不能孤立看某一個系統，當系統外的作用力足夠大，系統就會崩潰。如果你能引入外部的能量，用於增加系統內的有序性，那自然好，這不就是遷徙法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