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編譯判刑

Ⅰ 參加一場富豪壽宴就被開除，已經45歲的房海燕現在在做什麼

房海燕被開除後，有很多選擇，到哪都能找到體面的工作。

《新老娘舅》欄目是一檔全國首創的調解類談話節目，可以說是房海燕的代表作了，雖然不是上海本地人，但是在上海待了那麼多年，又是「四川辣妹子」，所以犀利而簡約的主持風格，還是收獲了一批觀眾的愛戴的，有人稱海燕還是非常棒的主持人，穩重大氣。

受到處理的這幾個人都不缺錢，哪個人手上不趁個幾千萬，每一個都比大多數普通百姓強太多太多了！啥也不用做三代人都不用愁，主持人工作只是他們的一個副業而已。而且，房海燕雖然離開了，但至少她可以規劃以後的生活，憑她在電視台這么多年的人氣，到哪都能找到體面的工作。

Ⅱ 胡大剛的工作經歷

1922年2月發動學生反對軍閥齊燮元，參與行刺未遂，被通緝，逃往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世界網路全書。同年夏參加盧永祥練兵總部，任總參議。盧兵敗後，任泗安紅十字會會長、商會會長。不久任軍閥王普全權代表，被委為吳興代理知事。1925年春在杭州創辦私立中學，因設立三民主義課程，被通緝，學校被查封。1926年經沈同干說情，委以五省聯軍司令部顧問和蘇皖淮河浚墾籌備處農業技師。同年秋在上海為北伐軍購運槍支彈葯，被聯總司法處逮捕判處死刑，經范源濂、楊之凱等講情，於臨刑前夜改判15年徒刑。1927年3月，北伐軍攻克南京獲釋，以首席代表出席南京「歡迎出獄同志，追悼死難同志大會」。後被推舉為旅京「安徽同鄉會」會長。3月中旬，受蔣介石召見，以後又獲汪精衛支持，辦《三民導報》，任社長兼主筆。曾被選為南京新聞記者協會主席。因反蔣4次遭軟禁，報社多次被查封。1937年底攜眷回鄉，任縣抗敵後援會主任、縣戰地服務團長。1938年任第三戰區江南第二挺進縱隊安撫專員、後方交通警衛司令(少將銜)。1939年7月被開除國民黨黨籍，8月所部在吳興遭蔣軍包圍繳械，長子中流被擊斃，大剛於脫逃中為日軍俘拘達10個月，後到南京任汪偽政府「全國經委會」委員、安徽省政府委員、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委員、安徽日報社社長。1945年9月任新六軍物資偵查處長。1946年4月，以任汪偽職罪判刑10年。1948年底釋放。1949年春返里，曾去寧國、績溪、歙縣血吸蟲病區調查疫情，報告華東衛生部門。1950年在南京以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1956年舉家遷滬，1958年全家下放甘肅山丹，1961年病故。胡大剛曾在南京開設兩家飯店，招縣人就業，出資在家鄉辦「成章初級小學」，兒童免費入學。著有《中國農業國計民生觀》等作品。

Ⅲ 直系親屬有盜竊記錄可以報考長春事業編制嗎

摘要 如果你的直系親屬及三代以內旁系親屬有下面3種情況，在政審這一環節將不會通過。 1、參與過民族宗教、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犯罪活動，且被判刑或勞動教養情況的。 2、被判處死刑或者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情況的。 3、有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或者是其他非法組織成員情況的。

Ⅳ 南方周末 主編被判刑

1980年代
在創刊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新聞界也在不斷嘗試著突破舊有媒體的模式.《南方周末》的出現讓人們有了一種新的讀報選擇.從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國大陸出現了多份以經濟、文化等內容為主的周刊報紙,其中也包括一些模仿《南方周末》的.這讓中國大陸的新聞界出現了傳統政治報紙之外的新的媒體.
[編輯]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
1990年代中期,伴隨著中國大陸的媒體輿論監督的逐漸活躍,很多媒體都開設了輿論監督類的欄目.《南方周末》較早地開設了專門版面用於輿論監督.此後《南方周末》的輿論監督成為報紙主打內容之一.人們一般認為快速、客觀、關注社會底層是《南方周末》輿論監督內容的主要特色.
由於中國大陸的新聞監管較為嚴格,媒體輿論監督的稿件有時會被主管部門勒令停止刊發.《南方周末》的一些輿論監督類稿件也曾被勒令停止刊發或刊發後遭到批評,有時當事人（記者、責任編輯）也會遭到批評,有的較為嚴重的會被辭退.所以人們認為《南方周末》的輿論監督力度可能存在著弱化的趨勢.而這又造成它逐漸喪失了一部分讀者.
[編輯] 2005年《南方周末》集體辭職事件
據稱《南方周末》一些編輯和記者對於薪酬和新任主編的作風等問題產生不滿,與報社發生沖突,最後導致集體辭職.涉及的編輯記者中有一部分為《南方周末》的資深成員.據稱,此前也有過幾次報社成員的辭職事件,但都規模較小.此事件最早於（2002年）通過西祠胡同「記者的家」發布,許多具體細節外部無法得知.在隨後幾年中,此事被多次重新在各個網上論壇轉載.由於原文中並無標注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因此被轉載時,大多被當作當時發生的新聞.
2005年9月1日,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法律事務部在互聯網上發表聲明,稱這是一起「被人有目的地在互聯網上廣為散布」的虛假消息,對事情辟謠.聲明中稱這一消息最早出現在三年前,並披露了消息中提到人員的去向.並稱將保留對侵權行為的一切法律權利.聲明中對於其他一些消息作出澄清.
[編輯] 《2007年度盛典》事件
2008年1月19日下午,報社在北京八一劇場舉辦「致敬二〇〇七——南方周末年度盛典」晚會,《炎黃春秋》雜志原獲多個媒體共同評得之「中國媒體最高致敬獎」第一名,報社還特意邀請該刊總編輯杜導正代表刊物上台領獎,但於當天頒獎前,報社高層收到自稱來自中共中央宣傳部某局某人（沒報名字）致電稱他們不同意該刊獲此獎項,並稱所安排之程序與相關錄象鏡頭必需刪掉.而報社亦問准杜導正的意見後,按此指示.
[編輯] 2009年奧巴馬訪華專訪
奧巴馬寫給南周及其讀者的信奧巴馬在2009年11月訪華期間,於11月18日上午在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接受了南方周末總編輯向熹、記者張哲的獨家專訪[1].原本奧巴馬不準備接受中國媒體采訪,並婉拒了央視的采訪,這次專訪是奧巴馬在抵京後臨時決定的[2].見報的稿件過於平淡,迴避了人權、言論自由等敏感問題,被認為是受到了中國當局的打壓[3][4],南方周末用兩個半版新聞界里「開天窗」式廣告作無聲抗議[1][3][5].報紙出版後,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禁令,要求各媒體不得轉載此次專訪內容[6][7][8].事後總編向熹被降職[9].奧巴馬在訪問後致函周刊和讀者,寫到：
「 To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its readers
致南方周末及其讀者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我希望繼續維護我們兩國間的關系
and congratulate you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analysis and flow of vit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並祝賀你們在分析及傳遞關鍵政治信息上的貢獻
An e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政府高成效施政的關鍵
and a free press contributes to that well-informed citizenry.
而自由傳媒,就對公民見識,貢獻良多
」
—奧巴馬
[編輯] 有影響的報道
隨著《南方周末》面向全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在一些城市建立記者站,報道範圍擴大到廣東省以外,並且在一些城市同步印刷,《南方周末》逐漸有了更廣泛的讀者群.一些報道能夠引起全國的關注.其中封面報道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有：
牟其中其人其騙 1999年1月29日
克拉瑪依——浴火重生的面孔 2000年1月7日
我們的糧食 我們的未來（旱災特刊） 2000年5月26日
三位諾貝爾獎科學家指斥中國核酸營養品 2001年2月22日
張君案檢討 2001年4月19日
蘇共亡黨十年祭 2001年8月16日
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 2001年11月29日
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 2005年8月
奧巴馬獨家專訪 2009年11月19日

Ⅳ 偽裝者明家是是歷史原型嗎

據悉，劇中明樓的歷史原型就是袁殊，袁殊的原名叫袁學易、學藝，又名軍光，化名曾達齋。筆名碧泉。著有《袁殊文集》。袁殊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於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統、軍統、日偽、青紅幫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動期間，曾提供德、蘇開戰部署及日軍二戰期間的准確戰略情報；1945年10月秘密轉移到蘇北解放區；1949年，被李克農調到中央情報部門，負責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1955年，因「潘漢年案」牽連，判刑12年，1967年期滿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獄後又被送農場進行勞動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於北京；著有《袁殊文集》。

(5)反編譯判刑擴展閱讀：

1911年4月，袁殊（袁學易）誕生在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秀才出身的父親袁曉嵐精於算學，熱衷排滿運動，年輕時即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母親賈仁慧出身於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後，她曾帶著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娘家資助及典當家什生活。賈氏父母去世之後，賈氏帶著兄弟兩人前往上海投奔夫君，時任國民黨駐滬機關要職的袁曉嵐卻因與學生姘居而冷落賈氏母子。賈氏母子三人遂在上海浦東以教棚戶區工人認字為生，兄弟倆曾當街賣過大餅油條，擦鞋擦老虎灶。袁學易的童年生活甚為貧苦艱辛。

袁曉嵐沒有在經濟上資助賈氏母子，卻仍然關心著兒子們的成長。他托友人將學易介紹進上海立達學院，免費入讀。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學易加入「黑色青年」團體，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社會」。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年僅14歲的袁學易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改名袁殊。

1927年，袁殊參加北伐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18師政治部連指導員，受到袁曉嵐之友胡抱一（時任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的提攜，加入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清黨，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飆社。

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後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上海左翼文藝活動。1931年3月16日，在陳望道等人的關懷下，創辦《文藝新聞》。其間，袁殊以讀者來信詢問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聯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立即轉入了特科，參加中共情報系統的工作，由此逐漸褪去左的色彩，成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黨負責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經由表兄賈伯濤（黃埔一期生）的介紹，見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成功打入中統內部。

1933年，袁殊被吳醒亞任命為「干社」情報股股長。後來他由吳醒亞介紹，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利用記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了解與結識許多人並且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報機構。

當時，中日正在談判，談的是貨幣兌換率與關稅問題，這自然成了新聞界的搶手貨。由於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這位「涉外」記者立即成了紅人，連吳醒亞對他都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岩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准——成為了「三重間諜」。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國後，袁殊即與馮雪峰聯繫上。

馮雪峰建議他以青幫身份「找杜月笙想想辦法」，辦起了時事刊行社。

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的關系，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志》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同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范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獄，中共身份暴露。在審訊中，袁殊旋即叛變自首，使著名電影女演員王瑩被捕入獄，夏衍也險些落入敵手，但他除了稱自己參加「中統」的內情外其餘一概不說。由於從兩人口中沒有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再加上顧慮到袁殊與吳醒亞的特殊關系，同時又害怕得罪日本人，國民黨便通過法院判了袁殊兩年零六個月。袁殊先在南京模範監獄服刑，後又被轉入湖北反省院。後通過其父袁曉嵐的關系，在各方營救下於翌年春提前出獄（坐牢僅八個月）。出獄後，馮雪峰代表組織決定派他去日本，並告訴他如果中日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就立即回國。袁殊於是在妻子馬景星陪同下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留學一年，做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時也向避難在那裡的郭沫若學甲骨文，同時繼續與岩井保持關系，並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情報津貼。

1937年4月，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開拓情報來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幫，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

Ⅵ 賣掛獲利300元咋判刑

賣掛，銷售外掛會觸犯非法經營罪

行為方式不同，目的不同，涉嫌犯罪的情況需要具體分析其行為進行准確的定性，司法實踐中多數判決將製作、銷售外掛及利用外掛代練都以非法經營罪追究。當然也有些將使用外掛代練或者刷幣的運營者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追究。

2003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等五部委曾經發布過《關於開展對私服外掛專項治理的通知》，該通知中針對外掛的解釋為：「私服」、「外掛」違法行為是指未經許可或授權，破壞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互聯網游戲作品的技術保護措施、修改作品數據、私自架設伺服器、製作游戲充值卡(點卡)，運營或掛接運營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互聯網游戲作品，從而謀取利益、侵害他人利益。「私服」、「外掛」違法行為屬於非法互聯網出版活動，應依法予以嚴厲打擊。

外掛的製作可能涉及網路游戲的客戶端的解碼、反編譯，也有可能涉及對於原程序的部分內容的復制。有的情況下復制內容很多，比如離線外掛，也有以著作權定罪的案例。

外掛的銷售則可能有很多種情況，有的是網站的出版傳播，有的只是簡單的外掛程序銷售。

外掛的使用有玩家的使用，有代練者的使用，有的使用後只是為了增加樂趣，有的可能通過使用外掛獲取更多的虛擬裝備、更快的升級或者戰鬥力更強。有的則可能涉及的牟利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非法經營罪】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

(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

(四)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隨著計算機網路的普及，新型犯罪形態不斷出現，有的人只知道銷售游戲外掛軟體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並不知道是觸犯了刑法、構成了犯罪行為，從而犯下大錯。

Ⅶ 伽利略是怎麼死的

伽利略於1642年1月8日病逝。

伽利略於1642年1月8日病逝，葬儀草率簡陋，直到下一世紀，遺骨才遷到家鄉的大教堂。為了紀念伽利略發明折射式望遠鏡400周年，聯合國將2009年定為國際天文年。

(7)反編譯判刑擴展閱讀：

伽利略認為實驗是知識的唯一源泉，深信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的，只有能歸結為數量特徵的形狀、大小和速度才是物體的客觀性質。伽利略對17世紀的自然科學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改變了人類對物質運動和宇宙的認識。為了證實和傳播哥白尼的日心說，伽利略獻出了畢生精力。由此受到教會迫害，並被終身監禁。他開創了以實驗事實為根據並具有嚴密邏輯體系的近代科學。

伽利略的科學發現，不僅在物理學史上而且在整個科學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不僅糾正了統治歐洲近兩千年的亞里士多德的錯誤觀點，更創立了研究自然科學的新方法。伽利略在總結自己的科學研究方法時說過，「這是第一次為新的方法打開了大門，這種將帶來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在未來的年代裡，會博得許多人的重視。」後來，惠更斯繼續了伽利略的研究工作，他導出了單擺的周期公式和向心加速度的數學表達式。

牛頓在系統地總結了伽利略、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後，得到了萬有引力定律和牛頓運動三定律。伽利略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是寶貴的。愛因斯坦曾這樣評價：「伽利略的發現，以及他所用的科學推理方法，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標志著物理學的真正的開端！」

伽利略主要著作有《星際使者》《關於太陽黑子的書信》《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關於兩門新科學的談話和數學證明》和《試驗者》。

Ⅷ 關注山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常艷 還安好著嗎 是否被迫害

常艷老師：看了你的《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說不出的內心酸楚，為你不平，為衣俊卿不值。但是更多的是為你擔心，你在中國這樣一個過渡中，今後的日子可想而知，你將來遇到的困境，很可能比你預想的還要艱難。
從網路上的很多消息得知你的丈夫尚未和你離婚，很敬佩一個男人不為世俗的勇敢！
在當今這可惡的社會，不止娛樂圈、文藝界、國企、私企、政府機關，在大多地方都是如此，錢權交易、權色交易。一方面做著權力的忠實奴僕，執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風點火，看個熱鬧或為自己撈點什麼，人性的醜陋在這里被你掀起一角。
在中國，你很難再有平靜的生活了，建議你去國外，換個環境，平復傷口，過一段時間（幾年之後），想家了，再回來。
常艷老師，祝你一切安好！

Ⅸ CCR5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真的就意味著人類要消滅HIV了嗎

人民網的新聞稱，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

這一宣稱還沒有得到其他方的獨立證實，是研究者本人向外界透露的。但如果是真事，那麼這就是大新聞了。

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這個技術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過，但是都會在胚胎發育極早期就中止。讓修改過的胚胎完全發育直到誕生，這是第一次。

現在HIV是全球范圍內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所以人群中CCR5Δ32增加應該還是好事情，但是對於具體的個人，特別是剛出生的嬰兒，就不好說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身處艾滋病高危中，一個人完全可能過上一種西尼羅河病毒比HIV更危險的生活。

更何況，使用CRISPR進行編輯，這個操作本身就是有風險的。

技術上講，基因編輯胚胎不是新鮮事，大家等待的突破不是編輯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脫靶。還看不出這個新實驗是否有所突破。

日常現實中，這不會帶來什麼巨大變化。HIV抗性不是什麼特別了不起的特徵，這個基因也已經存在於人群中了。我們真正關心的「設計嬰兒」的那些特徵，比如外貌或者智商，都太過復雜，短期內設計不出來（除非你願意全盤照搬愛因斯坦或者霍金的基因）。

真正值得擔憂的，是這個案例暴露出來的監管不足。幹細胞療法也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醫療新技術，但因為國內監管不足，很多黑心診所都在打著它的名義進行昂貴而無用（甚至有害）的所謂治療。

Ⅹ 關於東京審判的一些問題

【東京審判】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會議規定，發表了特別通告，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同時頒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其內容與英、美、蘇、法4國在倫敦簽署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基本相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中、英、美、蘇、法、澳、荷、加、新（西蘭）、印（度）、菲各1名法官組成，共11名；11國又各派檢察官1人。澳大利亞法官 W. F. 韋布任庭長，美國律師J.基南任檢察長。中國委派法學家梅汝璈為法官。由11國檢察官組成的委員會於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拆書。被告28人，除松岡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外，實際受審25人。起訴書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審訊自1946年5月3日開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處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絞刑，木戶幸一等16人判處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判處20年徒刑 ，重光葵判處7年徒刑 。7人絞刑於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於1948年12月22日執行。自1950年起美國不顧世界輿論的反對，將判刑的首要戰犯陸續釋放出獄。這次審判並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意志。但確認侵略戰爭為國際法上的犯罪，策劃、准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者列為甲級戰犯，是對國際法戰犯概念的重大發展。

【電影版】
中文名稱：東京審判
英文名稱：The Tokyo Trial
發行時間：2006年

電影導演：高群書 Qunshu Gao
電影演員：曾志偉 Eric Tsang
曾江 Kenneth Tsang
林熙蕾 Kelly Lin
謝君豪 Kwan-Ho Tse
劉松仁 Damian Lau
朱孝天 Ken Zhu
英達 Da Ying
小池幸次
星野晃
小池榮
名取幸政
大島宇三郎
地區：大陸
語言：普通話
◇ 劇情簡介：

1946年3月20日,受中國國民政府的委任,作為遠東國際大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璈飛抵東京。東京的中國同仁及朋友為梅汝璈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席間,顧毓秀鄭重地贈送了一把寶劍給梅汝璈。《大公報》記者肖南負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程跟蹤報道。在宴會上，他目睹了梅汝璈的激動和歡欣，但他卻預感到梅汝璈此行必定艱難……

大審判終於開庭了，中國的審判團遭受了種種挑戰和挫折，面對各國法官們的偏見與刁難，中國法官和檢察官們與他們鬥智斗勇，克服了對美國法律不了解的種種不利因素，在庭審辯論中取得了上風。日本右翼勢力派刺客行刺梅汝璈，肖南得知後，立即趕往告知，最終挫敗了刺殺計劃。最後的審判到來了。遠東國際大法庭做出判決，以東條英機為首的七名戰犯被處以絞刑……

《東京審判》表現的是在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情況，是中國人在國際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尊嚴的故事。

當時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11個國家的11名法官組成，整個法庭不贊成死刑的人居然佔多數。以梅汝璈(劉松仁飾)為首的中國法官，最終是怎麼樣將東條英機等戰爭罪犯送上絞刑架的呢？影片創作者經過大量的歷史調查，為觀眾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因為該片故事全部發生在1946年的東京，片中扮演梅汝璈的劉松仁，扮演向哲浚的曾江，扮演倪征燠的英達均一口流利的英語；扮演中國記者肖南和日本戀人和田芳子的林熙蕾操一口流利的日語漢語；而憑《南海十三郎》成為金馬影帝的謝君豪和曾志偉的對白是日語；再加上由日本演員扮演的律師廣瀨一郎、戰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由美國百老匯著名演員扮演的盟國檢察官季南、法庭庭長衛勃，無論敘述風格還是製作氣勢均強烈透出導演高群書深受好萊塢主流商業片的影響，是國產片中少有的具有好萊塢氣象的大片。
該片獲得第12屆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與2007年第16屆金雞百花獎優秀故事片獎與最佳導演獎提名。

票房收入：2030萬

【中國一代法學大家梅汝璈簡介】：

梅汝璈(1904～1973)

中國法學家。字亞軒 。江西南昌人 。

20年代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學習。在清華學習期間，梅先生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華學生之新覺悟》、第295期的《辟妄說》和第308期的《學生政治之危機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等，表達出其年輕時代的憂國憂民之心。
1924 年自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
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同學施滉、冀朝鼎等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以響應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行動。
1929年春，他游歷了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還擔任過當時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及《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同時在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等院校兼職講授英美法課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審判對20世紀30～40年代發生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大規模侵略戰爭負有主要責任的日本戰爭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護日本戰犯的勢力進行了堅決而卓有成效的斗爭。 在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的漫長過程中，梅先生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贊賞與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務，贏得了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他為人民辦了一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當感謝他。」時任教育次長兼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顧毓琇先生曾贈劍與梅先生，並稱他為壯士。
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又任命他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部長，他拒絕到任，並於一年後輾轉到達北京，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兼條約委員會委員。
1954年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他是第三、四屆政協委員。此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60年代開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
1973年逝世，享年69歲。

梅先生著有《中國人民走向憲治》、《中國戰時立法》、《告日本人民書》、《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制定侵略定義的歷史問題》、《世界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對日本的和約》等著作，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由其後人梅小璈先生於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據山西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校友、徐特立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尉遲華回憶，梅汝璈回國後因山西大學與清華有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會通」這一辦學宗旨相近的特點，欣然應聘法律系。在執教期間，他不僅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經常以「恥不如人」的清華精神諄諄告誡莘莘學子。

抗日戰爭之始，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他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該校的法律系教授。

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然而，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慘的戰勝國之一，但審判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十國法官的座次問題，開庭前預演時就發生了爭議，因為庭長韋伯宣布入場的順序為美、英、中、蘇、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立即對這一安排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接著，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綵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大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結果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這次預演雖然推遲了半個多小時進行，梅汝璈終於為我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在對戰犯量刑方面，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的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處以死刑。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審判過程中兩年來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雖然從1946年5月開庭歷時兩年半的時間里他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由於他從報上看到國內「譏餓」、「內戰」的壞消息，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所以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時，他拒絕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他由東京設法抵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囑將厚達尺余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梅汝璈與東京審判】

當梅汝璈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時，他才42歲。在當時的中國法學界和司法部門，資望深、年齡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執法東京的重任卻偏偏落到了剛剛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這無不得益於梅汝璈多年來在法學研究、教學和司法實踐方面的出色表現。輿論對他的評價是：精通法學理論，善於雄辯而又頭腦冷靜。
飛赴東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華懋公寓1層的大廳里，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負祖國重託，飛赴東京。臨行前，梅汝璈向新聞界慷慨陳詞：「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託，作為庄嚴的國際法庭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囑望。」
當日，《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等中國最權威的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梅汝璈到達東京後，作為戰勝國派出的法官，下榻於東京「帝國飯店」，出門有專車，餐廳有專席。優厚的待遇並不能使梅汝璈減輕對祖國命運的牽掛。他每天翻閱侍者送來的英文報紙，看到的是滿目的凄涼：「飢餓的中國人在吃樹皮、鼠肉和泥土」，「滿洲大規模內戰爆發，中國殷切期待馬歇爾特使返華調停」。國破山河在，國家尊嚴何在？梅汝璈因此不願去餐廳，只有按鈴請侍者把早飯送到房間里來。

在盟軍最高統帥部中國聯絡官為梅法官舉辦接風宴會。宴會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次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琇，將一柄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雙手過頂接劍。他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顧毓琇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聽罷，梅汝璈拔劍出鞘，動情地表示：「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國人之託，定將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一番話，令在座者無不擊掌稱快。
《大公報》記者肖南負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程跟蹤報道。在宴會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和歡欣。他不無擔憂。他以一個記者的敏感以及對社會現實、國際利益的透徹了解，預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艱難。畢竟，梅汝璈是一個留學美國，回國後又多年從事教學和法院工作的學者型專家。
回到飯店後，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將執法東京後吟誦出來的詩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時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敵愾，官讞律長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與傾？
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但撰寫起訴書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麼時間算起？國際檢查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另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中國代表團的提出應以1928年1月1日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國際檢查局內部經過鄭重的討論，贊成中國代表團的主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為從1928年開始到1945年為止，總共約18年。
用尊嚴維護尊嚴
1946年4月，11國法官齊集東京，正式開庭審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將按什麼樣的順序來排列？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前各國法官最為關注的問題。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對助手說：「任何國際場合，爭坐次在所難免，這是關系國家、民族地位和榮譽的大事，故應有的位置必須力爭得到之。」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其敏感，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庭長——澳大利亞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衛勃，想使兩位與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衛勃提議，法官席次應該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慣例來安排，即以美、英、蘇、中、法為序。但有的法官當即指出，按照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是以中、法、蘇、英、美（按照國名字母先後）為序的。微笑著傾聽良久的梅汝璈終於說話道：「個人的坐次，本人並不介意，只因與各位同仁一樣，是代表了各自的國家來的，所以我還須請示本國政府。」
這一軍「將」得厲害。因預定的開庭日期將至，法官們如果都要請示國內而後定，必拖延時日。衛勃認定不能開這危險「先例」，忙說：「為確保准時開庭，坐次問題必須盡快排定，希望梅先生從大局出發。」
梅汝璈收斂笑容道：「同意庭長的意見，但中國代表應排在第二位。眾所周知，中國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時間最長，付出犧牲最大，審判的又是日本戰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故我提議，各位都不用爭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實屬順理成章。」他接著報了各簽字國的順序：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對於梅汝璈的提議，幾個西方國家代表心裡根本不願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開庭的前一天，衛勃的真實意圖才暴露出來。
下午4時，法官們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備，在法官休息室集合。這時，衛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蘇、法、加、荷、新、印、菲，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同意了的安排。按照這個安排，庭長右邊是美、中法官，左邊將是英、蘇法官。很明顯，英美居中，排擠中國，同時以壓制加拿大作為陪襯（按照受降簽字次序加拿大應排在法國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國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最為憤慨。梅汝璈當即指出：「這個安排是荒謬的，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欲退出預演，以示抗議。
開庭預演儀式已經推遲了約半個小時，審判大廳里的人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此時此刻，沒有人能承擔得起推遲明天正式開庭的嚴重後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鍾。當衛勃第三次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盯著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按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這時已經是下午5時了。一個爭論多日、僵持很久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在場的上海《申報》記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訴外國同行：「中國抗戰長達8年，戰勝日本功勞最大，應當佔有這光榮的一席。」
舌戰美國法官
當11位對日參戰國的法官穿著法袍庄嚴地坐在審判席上等待預演開始時，法官之間又因國旗位置而發生的爭執。這時候，審判席後面插著的參戰國國旗，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中國的法律顧問吳學義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勢。梅汝璈馬上心領神會，向庭長衛勃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
美國法官克萊墨十分傲慢地說：「為什麼？」梅汝璈當即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累累，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17年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500萬人，擊斃擊傷日軍達130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
隨即，中美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幾番唇槍舌劍，美方理屈詞窮，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有史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是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標志。所以，當中國國旗剛剛插在第一位，國內新聞媒介就立即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
中國代表團從抵達東京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的40餘天時間里，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進行著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報仇的艱苦鬥爭。他們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期望，28名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甲級戰犯被判死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梅汝璈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法官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中沒有過多遭到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他們因此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法官則由於國內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贊同對戰犯處以死刑，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為由，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

鑒於此，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土肥原賢二等7個日本主要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法庭最後環節的工作——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為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當時,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為，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中國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這一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他的交涉，由這次歷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

對於那場如同硝煙一般逝去的歷史審判,日本國內也許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話，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什麼是戰爭和歷史：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