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編譯館教科書

❶ 李戡戡亂記的部分摘要

李戡自序
我今年剛從師大附中畢業，4月考取了台灣大學，使我免受准備指考之苦，7月也考上了北京大學，種種喜訊接連而至，可謂苦盡甘來。為何謂之「苦盡甘來」？因為在此之前，我不幸的成了民進黨操控教育的受害者，親身領教了其政策方針「九五課綱」，幸好我並未被洗腦成功，保持頭腦清醒，直到考完聯考，終有機會一吐怨氣，與這批禍害教育的無恥之徒算清舊帳。毫無疑問的，台灣多數家長、師生，都對現今的教育感到不滿，不滿的原因有許多種，如「九年一貫，教育大亂」、繁雜的升學制度、到底要不要花錢「買」學區，甚至是音樂班與美術班的學生，為了應付學科成績，而影響術科表現。若要列出所有的教育亂象，恐怕永遠也寫不完，真可謂罄竹難書。
綜觀各種亂象，如讓考生頭疼的聯考制度，咬緊牙關熬過去就算了，但教科書的內容可完全不同，因為它會影響學生日後的判斷、處事能力，是一輩子的事。因此，教科書內容的扭曲，是禍害最深的。
教科書的內容，歷史科無疑的成為最大的爭議，改來改去，受害的還是學生。因此，我以歷史科作為本書開頭，耗費的時間精力也不少。首先，我只有學校發的一種課本。但為了透徹研究各家教科書的內容，我去了數趟國立編譯館，在教科書檔案室中，研究歷年的教科書。其目的有二：了解「台灣史」在歷年教科書的比重，與各歷史議題在各時期教科書中的解釋。其中的一大特色是，將一些議題在各時期的解釋整理出來，讓不同年級的讀者了解，歷史在教科書的變化有多大。 在「台灣史」的比重部分，顯而易見的，近年來急速竄升。在議題方面，差別最大的莫過於「二二八事件」，從1990年首次出現於課本，只佔了兩行課文，接著持續增加，到了現今的教科書，最少兩頁以上。關於其它多數議題，比重幾乎不變，可以看出民進黨炒作「二二八」的用心。
同樣引起不少爭議的還有國文科，就是白話文與文言文比重的爭辯。但我認為，這些比重問題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炒作台灣文學對學生的禍害。此外，多數人未曾注意，公民與社會的問題也不少，藉由對台灣的自我吹噓，加上扭曲抹黑中國大陸，有變相的去中國化之效。
除了這三門學科外，聯考題目也有許多問題，例如文革、大躍進的題目層出不窮，台灣近代議題卻少得可憐。民進黨不遺餘力推動去中國化的同時，對近代中國的題目卻不減反增，並且都是負面的歷史。更荒唐的是，一道題目在十年前後的答案，竟可完全不同。這些題目，都完整收錄在本書中。
本書最後一章，談到作者在求學中的種種見聞，反映了學校內部不為人知的情況，包括老師意識型態的干預、強迫學生讀劣等教材、出低級考題惡整學生，這些故事有見微知著之效。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那天，我在喜來登飯店大廳，接受各家新聞媒體采訪，也是我頭一回面對這么多記者。記者問我，民進黨與過去國民黨教科書最大的差別在那？我說：「過去國民黨教出部分頭腦不清的中國人，現在民進黨培養出一群仇視中國的外國人。」看完這本書，可以發現所言不虛。

❷ 民國小學教材相比於晚清有哪些進步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對教育進行了一系列適應資產階級的改革，廢止了「讀經講經」科，提出設立國文科，在國文教材內容上也廢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說教，提出對學生實施資產階級的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愛）、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當時，教育部公布的《小學校令》規定：「小學分初等小學與高等小學。」初等小學校修業期限為四年，高等小學校修業期為三年。隨著教育變革，新的教科書應運而生，體現了新時期的教育思想。

民國是教材編制、出版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教科書出版書局眾多、教材種類繁多，教科書從內容上加進了一些資產階級道德教育思想和實用科學知識，教材選文內容更加豐富，修身、歷史、理科、地理、實業、國民知識、世界知識等方面內容均有所涉及，打破了傳統私塾教育只教讀四書五經的局限。民國時期教材實行審定製，允許各出版機構自由編制課本，允許民間書局經營教科書業務，許多社會名流都參與到坊間教科書的編制和審定工作，但國家通過統一制定課程標准對教科書的稿本進行審查、控制，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出版集團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抗戰中期，國家物力、財力更加困難，為了「便於教學上的聯絡，又可以免去多用書本的麻煩」，合並社會、自然、衛生三科為常識一科。民國三十年以後，又將常識與國語課配合編輯，以減少課本數量。

黑龍江省檔案館館藏有一冊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1月出版的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第五冊，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國後期的教育理念和教材編寫狀況，彌足珍貴。該課本為豎版，左開本，由國立編譯館編、教育部審定的初級小學三年級課本。此課本編輯要旨：「依照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小學國語、常識兩科課程標准編輯，並於三十五年二月修訂；本書將常識與國語配合編輯，以常識教材為經，以國語教材聯絡之；本書常識教材以圖表為主，附以簡要注釋，國語教材以兒童文學為主；本書國語、常識二科教材分量根據課程標准所訂二科教學時間為比例；本書教材排列注意時令環境，以便教學；本書八冊供小學初級四學年之用；本書備有詳細單式及復式教學法，供教師教學參考之用。」在課文前後具有問題和作業材料，使兒童可自行思考和實驗。教材的編寫體現出課內與課外的統一，注重學生的興趣與需求，幫助兒童養成主動研究的習慣。

國語常識編於一本，國語常識教材各保其固有的內容。常識目次主要內容有：政治集體、公共衛生、兵器介紹、居住管理、農業生產、食物營養、衣物面料、生活常識等。國語目次主要有：國父故事、可愛中華、歷史故事、詩歌、常見應用文等。縱觀課本編寫內容，可以看出常識課本與國語課本，在文圖、版式設計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內容也有重疊，但常識和國語性質不同，國語的目的重在識字、讀書、習語言，並涵養感情、德性，啟發想像、思想，側重於尚理想、重欣賞。常識則以得到知識、養成習慣為重要條件，主要從社會與自然的角度介紹基本的常識知識，為兒童提供個人、社會、科學、歷史等多個領域所涉及的經驗，使他們有能力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課本的總體在編制上注重觀察、調查、討論、實驗等，這樣的安排可以幫助兒童養成主動研究的習慣。選文安排上雖然有的介紹社會知識，有的偏重於自然知識，但這些知識之間都具有一定的邏輯關系，既貼近兒童的生活，又能吸引兒童的興趣，說理蘊於故事，達到基礎知識普及和道德教育目的。民國時期小學教材擺脫了私塾蒙學讀物的影響，逐步走向現代教育體系。

❸ 陳可忠的先生生平

陳可忠，生於1899年10月25日，福建閩縣臚雷村（今屬福州市倉山區）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陳可忠最幼。在兄長們的支持下，1914年陳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二年級。1920年陳可忠於清華學校畢業，獲公費資送美國留學，是為清華庚申級，同學中有陳岱孫、薩本鐵、曾昭掄、蕭公權等。留美六年，陳可忠先後於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作為我國早期化學學者，陳可忠對於引進西方近代化學，推進中國科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最早的科學活動，可追溯到美國留學時期。1924年4月，留美學生庄長恭、王箴等發起成立中華化學會，陳可忠等9人為徵求會員委員會委員，負責聯絡海內外熱心者共同推進會務。次年6月1日，中華化學會在美國正式成立，有留美學生數十人參加，這是中國最早的化學團體之一。
1926年9月，陳可忠由美國完成學業回國，被廣州的中山大學聘為教授，在理學院化學系講授有機化學。陳可忠在校內極力倡導樹立研究風氣，最早申請開辟了教授專用實驗室，長日留校從事教學實驗。1930年一年中完成兩篇關於辨認有機酸的研究論文，在中國科學社年會與年刊中宣讀發表。在陳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學成為當時與北平的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並駕齊驅的化學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陳可忠因患肺病離粵易地療養，同時南京方面因曾昭掄改就北京大學之聘，使兩地的研究暫時停頓，於是北平成為全國化學研究的唯一中心，這種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在上海改組之後才有所改觀。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科學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奮斗不為功」。1932年8月，教育部採納時任國立編譯館自然組主任陳可忠的建議在南京召開全國化學討論會，討論化學譯名、國防化學、化學課程標准三大問題，共有53名化學學者參加。開會之中，群情激奮，深感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咸期各以所長，貢獻國家而日臻自強之域」，於是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化學會。科學家行事，條理加上毅力，功效極高，幾天之中，他們草擬了章程，選舉了領導機構，確定了創辦會刊、組織專門委員會等重要事項。8月4日，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陳可忠與陳裕光、吳承洛、王琎、曾昭掄、鄭貞文等共11人當選為理事，又與曾昭掄、薩本鐵、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為會刊《中國化學會會志》的編輯。中國化學會是我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中國化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化學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國立編譯館是政府設立的國家級圖書編譯機構。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大量的外國科學書籍被翻譯介紹到國內，涌現了許多官方的及民間的翻譯出版機構。民國時期沿襲清廷舊規，也設立了政府編譯機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國立編譯館。國立編譯館直屬教育部，掌理關於學術文化書籍及教科圖書的編譯與教科書教學設備的審查事宜。
國立編譯館的首任館長為生物學家辛樹幟，館內主要設自然、人文兩組，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1936年7月，陳可忠繼任館長。1942年1月，國立編譯館實施改組擴大，由教育部長陳立夫親自兼任館長，陳可忠轉任副館長。1944年2月，陳立夫辭去館長兼職，陳可忠復任館長。1948年5月，陳可忠辭職離任。從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至1948年，陳可忠長期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其間執掌國立編譯館達十二年之久。
國立編譯館各項工作中最可稱道的是其對科學術語譯名統一的領導與推動。隨著各學科文獻翻譯量的增多，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認識到譯名統一的重要性：「譯述之事，定名為難。而在科學，新名尤多。名詞不定，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科學》發刊詞，1915年）早期的譯名統一工作主要由個別學者或學術團體進行，國立編譯館成立後，在編訂、統一、推廣譯名上具有了權威性，編譯館制定了詳盡的編訂譯名計劃，成立譯名委員會各學科組，與各民間學會、協會密切合作，先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統一工作。統一公布的名詞，由編譯館正式出版付印為圖書的有《化學命名原則》、《葯學名詞》、《天文學名詞》、《物理學名詞》、《礦物學名詞》、《細菌學免疫學名詞》、《數學名詞》及《社會學名詞》、《經濟學名詞》等20餘種。作為化學專家，陳可忠以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名義親自參與了化學譯名的審訂。這些工作在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和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時審定公布的許多科學譯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戰期間，國立編譯館內遷重慶，陳可忠與避居江津的陳獨秀曾有一段特別的交往。1939年，編譯館向陳獨秀約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書稿，並預支稿費五千元，這對於陳獨秀當時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幫助。陳獨秀晚年以鄉居老病之身，投入幾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學，撰述《小學識字教本》一書。陳獨秀對這部凝聚著他一生心血的書稿非常看重，一再請陳可忠向陳立夫及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編譯館所編書籍多由商務出版）交涉，希望能夠盡早付印，但由於陳立夫等作梗，此書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陳可忠應陳獨秀的要求由編譯館油印了五十份用於分送學界友好和各文化機構，遺憾的是陳獨秀連油印本也未見到就於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陳可忠被任命為中山大學代理校長，8月任校長。這是陳可忠第二次任職於中山大學，但其時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校內風潮不斷。應陳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學任教的梁實秋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到：「在廣州這半年，我們開始有身世飄零之感。」這或許也是陳可忠當時心境的一個寫照。1949年6月，陳可忠辭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
不久陳可忠轉赴台灣，受聘任教於台灣師范大學，後出任理學院院長。當時台灣師范大學除了陳可忠掌理理學院，文學院院長梁實秋和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亦俱稱一時之選，三院院長陣容的堅強，是當時師大最引以為豪的事。原本藉藉無名的師大也自此發展成為公認學術水準很高的大學。
1956年1月，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處在台北成立，陳可忠被聘為主任，清華在台復校工作由此開始。當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學研究所首屆研究生。次年秋季開始在新竹校址上課。新竹清華大學成立後，陳可忠即出任教務長，並一度兼任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1962年5月19日，任清華校長達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貽琦在台北病逝，陳可忠代理清華大學校務。1965年1月正式任清華大學校長，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華大學初期只原子科學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設數學研究所，後又分別於1966年、1968年增設物理研究所和化學研究所，並設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華大學恢復大學部，到1966年先後設置核子工程、數學、物理和化學四個學系。在陳可忠掌理校務期間，通過不斷的滋長擴大，新竹清華大學逐漸成為具有理工特色的較為完整之大學。
陳可忠晚年定居美國，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於賓州蘭得斯維鎮家中，享年93歲。

❹ 台灣地區教科書一般是由哪個出版社出版

舊版課本統一游"國立"編譯館出版
新版課本的出版商有:康軒,瀚林,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