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編譯局長與江西女

❶ 中央編譯局王學東副局長退休了嗎現在的職務

2014年1月 ，據中央編譯局網站顯示，柴方國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王學東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❷ 柴方國的個人經歷

柴方國，男，漢族，1963年7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碩士學歷，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譯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010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 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文本研究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編譯工作。
先後負責或參與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多個卷次的編譯工作。柴方國同志負責編譯了第5卷《德意志意識形態》專卷，依據德文、英文多個版本基本完成全卷譯文修訂；參與譯校和審定了第14、15、48、49卷等多個卷次，審定了哲學、經濟學部分文章和書信，修訂了多個卷次的前言。其中有的卷次已出版，其他卷次已完成付排准備工作。
積極參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編輯和譯文審核修訂工作。編譯《馬恩文集》十卷本，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柴方國同志作為課題組主要成員、編委會成員，和課題組全體同志一道，按照中央的要求，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嚴格科學的態度參與了文集各卷的篇目選編、題注編寫、重要譯例審定和各卷說明的撰寫。另外，柴方國同志還負責編譯和審定了第10卷（書信專卷）全卷的正文和資料，參與審核和修訂了其他卷次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自然辯證法》等重要哲學著作的譯文。《馬恩文集》已在去年12月出版，得到中央領導和中央理論工程咨詢委員會專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盡力培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人才。《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編譯任務十分繁重，而編譯人員嚴重短缺。作為中央編譯局馬列著作編譯部領導班子成員，柴方國同志多年來一直把加強編譯隊伍建設作為工作重點和首要任務，在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時，努力為加快培養年輕業務骨幹出主意想辦法，積極推動人才培養機制的改革和完善，並通過校改譯稿、相互切磋、共同研討等方式，引導年輕同志在實踐中盡快熟悉並勝任編譯工作。多年來，柴方國同志校改年輕同志譯稿近百萬字，對於推動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編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在編譯過程中，柴方國同志努力貫徹科學精神，採取科學態度，認真鑽研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努力掌握多種學科的知識；選擇最權威可靠的外文版本作為依據，充分吸收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對原著字斟句酌，從語言、理論和歷史事實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力求吃透原文內涵並用中文確切地表達出來，盡力使譯文達到忠實准確而又明白通暢的要求。《德意志意識形態》卷是唯物史觀的奠基之作，內容豐富，文字艱深，原文殘缺散失之處很多，譯校和編輯難度很大，是《馬恩全集》中文版編譯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了做好譯校工作，柴方國同志不僅反復研讀《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八九個中外文版本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早期著作，而且仔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論戰對手的著作和觀點，以求徹底弄清原著的背景、語境、邏輯結構和理論要義。針對該卷的編輯問題，柴方國同志系統研究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史和版本史，在認真比較各種版本優劣的基礎上，提出中文新版編排方案。新版編排方案得到國際《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編委會專家的贊同，《〈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作過程和兩種編排方式比較》被評為中央編譯局優秀課題結項報告。
經典著作編譯要求細致嚴格，考驗每一位編譯者的耐心和毅力。為提高編譯質量，確保譯本充分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柴方國同志在文獻考證、資料編纂和校樣審讀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仔細核查，反復推敲，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加上語言文化上的隔閡，他們的著作所涉及的許多內容現在查考起來相當困難，瑣細繁復，費心耗時。在編譯和研究工作中，柴方國同志為了確認某篇文獻或某個確切時間，往往像大海撈針一樣查閱多種外文辭書，核對大量相關資料。遇到原文版本有疏漏的地方，柴方國同志便利用多種外文版本加以參證，或通過網路與外國同行進行討論，盡量把工作做得扎實可靠。《馬恩文集》編譯工作啟動以後，為落實中央領導關於「確保譯本的准確性和權威性」的指示，柴方國同志長期加班加點，節假日也難得休息，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一連幾個月沒有休過周末。2009年夏天，《馬恩文集》工作進入關鍵階段，母親生病住院時也沒有顧得上回去看望，囑咐弟弟妹妹照顧好母親，自己留下來堅持工作。幾年來，柴方國同志先後校改《馬恩文集》有關卷次的譯稿多達十幾遍，大到重要理論表述問題，小到字詞和標點符號的使用，都作了認真負責的修訂，盡最大努力使《馬恩文集》成為經典著作編譯的精品。

❸ 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這句詩出自哪裡

《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是常艷實名在網上發表長達12萬字的長文，詳述自己與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17次在酒店開房。

常艷目的是希望調入北京工作拿到北京戶口。常送錢幾萬給衣，才得以陪睡，而衣至少有兩個姘頭。常戶口無望，就向衣要封口費。衣給了100萬後，常發出長文引發震撼。

(3)國家編譯局長與江西女擴展閱讀：

作者真實姓名常艷，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員，2010年7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編譯局博士後，曾供職於山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2010年2月任現職。

楊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我的博士後合作導師。

曹榮湘：原為中央編譯局人才處處長，後被提拔為編譯局辦公廳副主任。

董瑩：編譯局人才處博士後管理辦公室工作人員。

張萌萌：中央編譯局戰略所博士後，英國海歸博士，我的室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❹ 常艷生活照片：女博士常艷微博地址和年齡多大

文章更舉證詳細敘述兩人情史，包含已婚的常艷為進入編譯局工作拿到北京戶口，曾多次向衣行賄數萬元，甚至以身相許，兩人先後在多間酒店開房十七次，以及獲一百萬元人民幣掩口費等。當事件引起各界關注之際，常艷又突然道歉並稱本身患有抑鬱症，所以杜撰舉報。外界則質疑她受到壓力後改口，促當局徹查並公開真相。 據悉，常艷在中央編譯局進行博士後研究，專攻恩格斯學說，曾任山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而被爆疑有婚外情的衣俊卿現年五十四歲，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2010年起任中央編譯局局長，屬於副部級官員。

❺ 唯一的聽眾作者落雪資料啊！

落雪是筆名，沒看見么，真名是鄭振鐸！！
鄭振鐸
筆 名： 西諦、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編輯本段簡介
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
編輯本段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編輯本段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編輯本段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編輯本段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編輯本段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眾》選入六年級課本
編輯本段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編輯本段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鄭振鐸,生於1898年，祖籍福建長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家，家裡既有恆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覺得只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彷彿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沖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後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一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只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麼「門當戶對」，什麼親戚議論，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並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一起去杭州旅遊，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一段時間後，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搬到上海來了，母親多麼希望她惟一的兒子早點成家啊。然而，在婚禮的前一天，鄭振鐸忽然想起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這可怎麼辦？因為按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上必須蓋上男女雙方家長、介紹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圖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親的章是萬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馬上請人送信給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來了，帶來秋白的一張便條。打開一看，上題「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件，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為秋白這個「潤格」是表示實在太忙，無空刻。
怎麼辦呢？哦。對了，請雁冰刻吧，雁冰也會一手的。那時已是舉行婚禮的前夕，雁冰便連夜趕刻起來。
第二天一早，雁冰將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家時，忽然秋白派人送來一封紅紙包，上面大書「賀儀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這樣重的禮呢�」鄭振鐸正在說，雁冰便將那紙包打開了。一看，哈哈，卻是三方圖章，一個是鄭振鐸母親的，另外兩個一對，是鄭振鐸與君箴的。
鄭振鐸與君箴的對章上分別刻有邊款「長」「樂」各一字。這真是巧意雙關，一是祝他們白首偕老百年長樂，二是他們兩家都是福建長樂人。雁冰和他一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雁冰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市民抗議大會，鄭振鐸不但參加了聚會和遊行，還與胡愈之等人聯合寫了一封給國民黨的抗議信。在信中他們悲憤地說：「黨國大計，紛紜萬端，非弟等所願過問。惟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苟安緘默。弟等誠不忍見閘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李寶章、畢庶澄殘殺之餘，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戮，望先生等鑒而諒之。」最後署名，鄭振鐸是領銜者。
此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很大，反動當局惱羞成怒，通知浙江軍閥按名搜捕。4月28日，鄭振鐸最崇敬的李大釗先生，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殘酷殺害。在這種白色恐怖的形勢下，作為岳父的夢旦先生，堅決要他出國避難，妻子、母親和祖母，雖然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飄泊，但在家實在太危險，她們竟都裝出很高興樣子，反而鼓勵他出國，要他在外讀書。
1927年5月，他離妻別子，遠赴法國。
在國外，他用自己裁製的小本本，記簡單的日記，隔一段時間，他便根據這簡單的原始日記，改寫成詳細、生動的日記，寄給妻子君箴。他後來出版的《歐行日記》就是其中保存下來的一部分，字里行間，飽含著對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還從事譯著工作。從1928年3月號起，《小說月報》開始每期連載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分離
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此後，鄭振鐸與高君箴與整個民族一起又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終於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兩人永訣的一天。
這天，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將率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時一樣，匆匆記了前一天的日記。隨後，又匆忙給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寫信，他說：「我就要動身到阿富汗去訪問。先到莫斯科，再轉塔什干，然後換機直飛喀布爾。麻煩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帶齊。雖只有三天的旅程，卻似整整地過一年…… 」
緊接著，為趕時間，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著早餐，吃完，跟家裡人說他要走了，便由兒子陪著趕往機場。因天氣不好，航班暫停，又與兒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飛的通知，便又跟母親、妻子告別：「我走了，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別的話，竟成讖語。
10月20日清晨，人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驚悉：由北京飛往莫斯科的客機失事，我國文化代表團團長鄭振鐸等同志不幸遇難……
編輯本段梁羽生談鄭振鐸
（選自梁羽生《筆·劍·書》，「鄭振鐸與商務」）
第一個因飛機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個是鄭振鐸。談徐志摩的甚多，我來談談鄭振鐸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擔任「中國文化團」團長，往阿富汗與阿聯訪問，飛機在蘇聯境內的卡納什地區失事。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五四」時期，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極大影響的兩個文學團體，一個是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組成的「創造社」；另一個就是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耿濟之、葉紹鈞等人組成的「文學研究會」。前者著重在創作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後者著重在文學名著的介紹、研究與古典文學的整理，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可說是各有千秋。
「文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全力支持，說來和鄭振鐸頗有關系。原來鄭的妻子高君箴乃是當時商務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鄭振鐸留學英國回來，便因岳父的關系，進了商務當編輯。
鄭、高的婚禮是當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賓客致賀辭，「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庄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舌者，有的鼓掌歡呼。」（見茅盾的《回憶錄》）這些說話，現在看來，當然平常之極，但在當時（半個世紀以前的上海）還是足以震世駭俗的。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了。
不過鄭振鐸雖因岳父關系而進商務，卻不能說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說是「相得益彰」。商務的藏書對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對商務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大概還會記得商務出版的兩種雜志——《東方雜志》與《小說月報》。這是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質量最高的兩種雜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鄭振鐸便曾當過《小說月報》的編輯。
但《小說月報》也並不是一開始就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鴛鴦蝴蝶派作家惲鐵樵主編；一九二一年後，茅盾接編，全盤革新，始成為新文藝的陣地。其後再由鄭振鐸接編，雜志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才是《小說月報》蜚聲全國的黃金時代。鄭振鐸那部著名的《文學大綱》就是先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不過，他雖然主編了當年最出名的文藝刊物，「蓋棺定論」，與其說他是名作家，卻毋寧說他是名編輯、名學人、名藏書家。因為他在這三方面的貢獻，實在要比他的創作大得多。他寫過一些短篇歷史小說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小說，給讀者的印象似乎並不怎麼深刻，但他所主編的刊物，卻無一不是曾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說月報》之外，如《兒童世界》可說是兒童文學的啟蒙，葉聖陶著名的童話《稻草人》便是在《兒童世界》發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學教過書的許地山，也曾將它譜過幾支兒童歌曲。另外，如《新社會》、《文學》、《文學季刊》、《文學復興》以及《時事新聞報》的副刊《學燈》等等，無一不是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起過重大作用。
另一個重大貢獻，足以與他的編輯工作相提並論甚或超過的，是他對中國文獻的搜羅和保全，他逝世之後，獻給國家的藏書，就有九萬冊之多，其中珍本無數，貢獻之大，可以想見。
他對於書籍的熱愛，尤其中年時代，對文獻的搜羅、保護，費盡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動的。他自己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經說過：「我曾經想到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衷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為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狂臚文獻耗中年」出自龔定盫詩。從序言中，可見他搜羅文獻的苦心。
1953年全力籌備第一屆全國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鄭振鐸任主任，龐薰琹任展覽籌備會副主任。展覽會得到中央領導的關心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