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社會學pdf

① 社會學資料

第一講 社會研究方法與實證研究

閱讀文獻：
1、周雪光.方法٠思想.社會科學研究.讀書，32-39
2、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64-69

第二講 受控比較、因果關系與社會科學研究

閱讀文獻
1、Stanley lieberson.量化的反思：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陳孟君譯，郭文般校.巨流圖書公司，1996
2、謝宇.奧迪斯٠鄧肯的學術成就：社會科學中用於定量推理的人口學方法.社會，2008，3：1-26
3、尼爾，J，斯梅爾塞.社會科學的比較方法.王宏周、張平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4、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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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

目 錄
1基本信息
2內容簡介
3目錄
1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7年7月1日)
叢書名: 組織與管理經典文萃
平裝: 491頁
正文語種: 中文
開本: 16
ISBN: 9787208071384

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
2內容簡介

這本論文集匯集了組織社會學中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新制度主義學派興起、發展、演變過程不同階段、不同貢獻的代表作品，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這一流派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歷時性的巡視。制度主義學派自20世紀80年代起盛行於社會科學諸領域，不同的學科里(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有著制度學派的不同版本。這本論文集選編了組織社會學中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工作。
3目錄

序 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 周雪光
第一部分 開創性研究工作
1 制度化的組織：作為神話和儀式的正式結構
2 鐵的牢籠新探討：組織領域的制度趨同性和集體理性
第二部分 研究角度、分析方法、操作化方面的創新
3 正式組織結構變革的制度根源：1880一1935年公務員改革的擴散
4 組織間模仿的模式：結果顯著性和不確定性的影響
5 組織合法性的多維模型：制度環境變遷中的醫院生存
6 從伏擊到金色降落傘：作為文化框架和制度整合實例的公司兼並
第三部分 實證研究的積累
7 法律環境與組織治理：美國工作場所中正當程序的擴張
8 平等機會法律和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建構
9 模仿趨同性及其對審計服務市場的影響
10 美國公司中首席財務官的興起
第四部分 制度主義學派向其他領域的延伸
11 報紙組織群體演化中的密度依賴
12 職業權力、國家能力和美國各州間專業許可證制度的擴散過程：1890—1950
13 定製還是從眾?關於全面質量管理採納的內容和後果的制度和網路解釋
14 美國大型企業採納事業部形式的後期階段：制度學派、政治學和經濟學解釋
15 職業聲望的制度邏輯：新的思路與新的分析
第五部分 關於制度主義學派的批評和述評
16 制度理論的青春期
17 制度理論中的利益與行動者
18 老制度主義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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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社會研究方法

作者：艾爾·巴比（Earl R. Babbie）

譯者：邱澤奇

豆瓣評分：9.2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4

內容簡介：

《社會研究方法（第13版）/悅·讀人生》是美國大學通用的社會學教材，被譯成多國文字，是一本具有世界聲譽的經典之作，1975年初版剛一面世即引起學術界關注。

《社會研究方法（第13版）/悅·讀人生》廣泛的討論范圍、嚴密的論述，從社會理論的基本範式到學科報告的撰寫，從社會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種復雜的技術方法，深入淺出，循序漸進，既適合專門研究人員，也是其他相關學科研究人員的必備參考書。

《社會研究方法（第13版）/悅·讀人生》中包含了大量圖表和鮮活案例，同時吸納社會研究的新理論和方法，並附有詳細的參考書目，為教學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作者簡介：

艾爾·巴比（Earl R.Babbie），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後應征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後開始了社會學教學工作，並著有包括暢銷教材《社會研究方法》在內的多部著作。

邱澤奇，社會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創辦主任（2006-2011），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設計、試調查（2008）、首輪調查（2010）的組織者，首任PI組組長。1986年進入社會學領域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師從費孝通先生。主要研究領域：組織社會學（信息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社會項目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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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

作者：周雪光

豆瓣評分：9.2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份：2017-3-1

頁數：467

內容簡介：

關於中國國家的治理邏輯，本書主要沿著兩條脈絡進行探討：一是中央權威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各級政府體制的制度設施和行為方式；一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國家與社會群體的相互影響上。本書從學術上推進了當前國內的國家治理研究，並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可以參照 的研究路徑和視角。

作者簡介：

周雪光

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組織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組織社會學十講》（2003）、《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2004），合著有《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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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是如何產生的（珍藏版）》（（美）詹姆斯 G. 馬奇）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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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決策是如何產生的（珍藏版）

作者：（美）詹姆斯 G. 馬奇

譯者：王元歌

豆瓣評分：7.1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9

頁數：236

內容簡介：

作為大師中的大師，詹姆斯•馬奇在斯坦福大學講授的決策論廣受歡迎。決策是人類的核心活動，它對個體、群體、組織和社會生活至關重要。本書並非對決策的初級介紹，而是對決策的產生過程進行深入剖析，運用社會學和行為學的理論研究各種不同情境下的決策，從而使現實世界中作決策的人既能從參與者的角度又能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過程。

本書讀來富有新意。馬奇為書中深刻的理論佐以大量饒有趣味、生動形象的例子，既便於讀者理解和在實踐中運用這些理論，又為勤於思考的讀者帶來仔細品讀的興致。

作者簡介：

詹姆斯 G. 馬奇

2003年，兩位管理學者製作了一張200人的管理大師排行榜，然後他們問了上榜的大師們一個問題：誰是你心目中的大師？排在第一的是20世紀最偉大的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魯克，排在第三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而在德魯克之後、西蒙之前的則是幾乎沒有公眾知名度的詹姆斯•馬奇。

馬奇出生於1916年，1953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64年擔任加州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首任院長，1970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管理學教授，同時也擔任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教授，是名副其實的跨界大師。馬奇被公認為是過去50年來，在組織決策研究領域中最有貢獻的學者之一，他在組織、決策和領導力等領域都頗有建樹。

他的代表作除了《決策是如何產生的》之外，還有與西蒙合著的《組織》（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與賽爾特合著的《廠商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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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

作者：[英國]邁克·費瑟斯通

譯者：劉精明

豆瓣評分：8.1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0-05-01

頁數：268

內容簡介：

簡介：

所有的讀者都會從這本書中受益。 ——齊格蒙·鮑曼

前 言

我最早對消費文化發生興趣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那時，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批判理論的倡導者們，在《泰勒斯》（Telos）與《新德意志批評》雜志上發表的許多精彩論述與評論，激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有關文化工業、異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種種討論，將人們的興趣從生產領域轉向了消費和文化變遷過程。在我對老齡化這個（至少從社會與文化理論家的眼光來看）長期以來尚未被提高到理論化高度的問題進行研究時，這些對問題的概念化形式給予了我特別大的幫助。盡管就生活時間與歷史時間的交錯、代際經驗、身體與自我的關系而言，老齡化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人們很少聯繫到文化變遷的實質過程來探討它們。批判理論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關本書的英文人名，請參見《附錄：中英文人名翻譯對照》，下同。——譯注）），1976），注重媒體、廣告、影像及好萊塢模式等的重要作用，為彌合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橋梁，並且進而提出了它們何以能夠影響人們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實踐等問題。此時我正在與邁克·赫普沃斯合寫一本書，在該書中，我們將中年重新定義為「中青年」中更為活躍的一個人生階段。我們對新市場的發育，對那種特別關注「中青年」如何能夠保持年輕、健美的消費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來是更合理的解釋。這個觀點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國社會學學會的一篇題為《老年與不平等：消費文化與中年的重新定義》的文章中得到了詳盡的闡述（費瑟斯通與赫普沃斯，1982）。接著我又發表了一個更為理論化的小文章《消費文化中的身體》（費瑟斯通，1982），後來，一九八三年，《理論、文化與社會》雜志就消費文化問題特別出了專刊。

今天，盡管人們對「消費文化」一詞的興趣和對它的使用與日俱增，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及其他批判理論家的理論卻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義的了。他們的方法取向，是通過對今天看來已經站不住腳的關於真實個體與虛假個體、正確需求與錯誤需求的區分，對大眾文化進行精英主義式的批評。普遍的看法是，他們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眾文化，並對大眾階級樂趣中的直率與真誠缺乏同情。而對後一點的強烈贊同正是人們轉向後現代主義的關鍵。然而，盡管在分析消費文化時，出現了大眾主義（（Populist，與民粹主義是一個詞，但是考慮到「民粹主義」在中文裡專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國民粹主義，而本書中Populist、Populism則指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義，與俄國民粹主義有很大不同，故譯作大眾主義，以與大眾文化對應。——譯注））的轉向，但批判理論家們提出的問題，諸如「如何區分文化的價值？」「如何進行審美判斷？」以及與實踐問題相關的「我們應該怎樣活著？」等等，可以說實際上並沒有被取消，而僅僅是被擱置到一邊罷了。

這里，我的興趣在於一種具有反思性的觀點，它在後面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章節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而相關的問題是：我們怎樣、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獨特的參考框架和評論視角？如果在對消費以及諸如消費文化之類的概念進行研究時，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進入到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的主流當中，那麼這又意味什麼？消費與文化，這在過去一直都只是一種附帶性的研究題目，直到最近還仍然被認為是派生的、邊緣性的、女性化的，是生產和經濟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領域的對立物，現在它們是怎樣在對社會聯系與文化表徵的分析中被賦予了更為重要的地位？難道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文化與消費兩者都在社會組織內或社會間組織中起著更為關鍵作用的新階段了嗎？貝爾、鮑德里亞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的。關於我們已進入到一個「資本主義」或消費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或後工業抑或信息社會的、「現代性」或高度現代性抑或後現代性階段的理論假設，確實具有新穎獨特的色彩，它們足以使我們用一種全新的概念去關注問題。但是，除此以外，我們還必須面對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不是客觀現實發生了變化，而是我們的認知發生了變化。這與馬克斯·韋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個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研究這些觀念在文化人（藝術家、知識分子、學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過程。這使我們注意到發生在專家們的文化場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過程：已確立優勢地位的主導者與外圍者（EstablishedandOutsiders ）之間為爭奪壟斷並鞏固符號等級秩序而進行斗爭的過程。只有從嚴格的文化模型、闡釋、概念性工具、理論的意義上，去試圖闡明那些影響著專家們的文化生產的過程，即文化專家們不斷變化著的實踐、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及權力平衡關系，才能更好地闡釋我們關於「外邊那個文化」（cultureout there）的認知和評價。這樣一個難題，即專家們各式各樣並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專門模式和意指體系，與構築我們每日每時活生生的文化結構的實踐之間的關系，不僅對於理解人們為何轉向對大眾的、流行的、消費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理解後現代主義的關鍵。就我自己而言，對後現代主義的興趣是我在試圖理解消費文化時，碰到了許多難題後激發出來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貝爾、詹明信、鮑德里亞、鮑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關於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的直接關系而引發出來的。

所以，在本書的許多章節中，我也流露出了對由於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而產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問題的關注。在這些章節中，我不僅嘗試著把後現代當作由藝術家、知識分子、或其它文化專家所發動的後現代主義文化運動來研究，而且還去探究嚴格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是如何與可被稱之為後現代的日常生活體驗及實踐中廣義的文化變遷相聯系的。不應僅僅把文化專家們看作是在某種簡單關系中，被動地充當著對文化變遷的標志和軌跡的特殊而修養有素的接受者、說明者、闡釋者。他們在教育和培養觀眾（（「觀眾」，原文是audience，英文中有觀眾、聽眾、讀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數情況下，audience都均包含了這三個涵義，是指文化產品的接受對象。為敘述簡便起見，本書中文的翻譯以「觀眾」一詞來代表其餘兩層涵義。 ——譯注））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動角色和興趣，也必須加以研究，而且，這些觀眾也憑借後現代這一稱謂而對如何理解一系列獨特的體驗與文化產品變得敏銳起來。這也表明，文化專家與其它經濟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專家群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及權力斗爭，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變化影響了他們對知識、文化導向手段和文化產品的壟斷與反壟斷的能力。簡單地說，我們不僅需要去問「什麼是後現代？」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還要問：我們為什麼、怎樣才能對待這個特殊的問題？所以，不論是否有人把實際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過程當作超越現代、向後現代轉變的證據，我們都需要去探求人們之所以能夠肯定地接受後現代概念、以及後現代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現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條件。

從高度抽象的層次上說，雖然根據一系列具體的特徵，將西方社會歷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斷裂時期定義為「現代性」，並假定我們現在已經離開此「現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別處，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這樣定義本身就很成問題。這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越是考慮那些當初被認作現代性的負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徵，它們就越是捉弄人似的體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似乎正在不斷地變為現實。以前那些迷戀秩序、合作和系統性整體等觀念的人，現在學會了去運用那種強調無序、模糊與差異的新認識框架來看待問題。然而，這並不是向「後現代性」邁出的一大步：後現代這個詞，包含重大時代轉變之意，它的可信性是從諸如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這樣同樣具有思辨色彩的術語中推演出來的。一種高度抽象的演繹性理論，本身無所謂錯誤，除非它想試圖藉助超越經驗研究（或者證明自己並不需要經驗研究）來顯示自己的可靠性，並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遺憾的是，「後現代」及其相關語族中的詞語常常就處於這種情況。的確，有些人就認為，後現代主義意味著我們必須設法貶斥和廢棄舊式的方法論，而不是去研究後現代，確切說，他們要我們去實踐後現代主義，並建構出後現代的社會學。

這樣，本書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試圖闡明後現代主義是如何興起的，又如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富有影響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並非僅僅是失去了影響的知識分子為使自己的權力潛能得以實現而精心設計出來的一個「人為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知識和文化的生產、傳遞、傳播等各個方面。本書各章還將認真探索被標識為後現代主義的種種體驗和實踐，並努力去研究和理解與這一范疇相關的各種更加寬泛的社會現象。然而，當我們直接面對這些實際的體驗和實踐的時候，我們就會清楚地發現，在所謂後現代、現代性、甚至前現代的體驗、實踐之間，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廢棄那些諸如「傳統」、「現代」、「後現代」之類的簡單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關注那些最好被稱為「跨現代」（transmodern，它的相關范疇是「跨現代性」，transmodernity）的體驗與實踐中的相似性和連續性。正是這樣一些理論主題，這樣一些理解當代社會中文化的重要性與文化作用的擴張所必需的概念及定義方面的問題，使得後現代變得如此饒有興味。

這樣一些關於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理論問題，在本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這些理論表明，過去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是直接從社會的角度以社會結構這個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現在，我們關於文化的概念需要從基本意義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確，很難把後現代問題與對文化進行理論概括的興趣分離開來，因為正是這種引人矚目的興趣，才把後現代問題從一個邊緣地位推向了各種學術領域的中心。這也反映在我們編輯《理論、文化與社會》雜志的許多特刊時，對後現代主義所寄予的關注。哈貝馬斯與福科之間的爭論，是使我最早留心這個問題的契機，它促使我為《理論、文化與社會》編輯了「現代性之命運」的特刊（1985，2）。對這期特刊的准備及後來的連續反響，很清楚地表明，後現代主義問題需要從更廣和更全的意義上去對待。這促使《理論、文化與社會》後來出版了「後現代主義」這本合期特刊（1988，5［2－3］）。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對後現代主義是否僅僅是一個正在消失的時尚或者僅僅是某種短暫的流行術語，還存在著大量的懷疑。現在，很清楚，後現代主義比時尚更有生命力，並且也看得出來，它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保持其強勁的文化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科學家及其他人對後現代主義如此感興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經出現了一個能夠被整合到現有概念體系中去的關於後現代的社會科學概念，抑或更有甚於此，正出現（或正需要）一個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認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誠然，對於那激發出如此巨大的社會和文化理論難題的後現代的出現，我們只能以雙臂相迎。

我要感謝在《理論、文化和社會》雜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對我編輯此書的幫助和鼓勵。我尤為感激與我詳盡地討論過許多觀點的邁克·赫普沃斯，羅蘭德·羅伯遜和布萊恩·S．特納。我還要感謝斯蒂芬·巴爾、齊格蒙特·鮑曼、斯蒂夫·貝斯特、約瑟夫·布萊切爾、羅伊·博伊恩、大衛·錢雷、諾爾曼·鄧金及羅伯特·埃利亞斯、喬那森·弗雷德曼、漢斯·哈菲坎普、道格·科爾納、理查德·克爾明斯特、阿瑟·科洛克爾、斯科特·那希、漢·莫馬斯、斯蒂芬·曼內爾、卡羅·蒙嘎切尼、喬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魯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韋尼克、克斯·烏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我與他們討論了本書中提出的許多研究主題。此外，我還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學院（TeessidePolytechnic）社會研究與管理系的同事們對我的慷慨支持，特別是勞倫斯·塔斯克和奧利佛·科爾撒德對我在編輯《理論、文化與社會》這個獨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組織支持與鼓勵，它在我增進和保持對後現代問題的興趣方面是至關重要的。我還要感謝詹·康奈爾、馬丁尼·梅爾伯和數據室對本書各章節的許多修改的細致耐心的打字輸入。

本書各章節的原出處是：

1． 《現代與後現代：定義與闡釋》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在倫敦大學哥德斯密斯學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學比特波羅分校的討論課上宣讀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義大利阿馬爾菲的阿馬爾菲歐洲社會學獎大會上亦作過宣講。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後，在里斯本的社會學研究與調查中心曾作過演說。當時的題目是：「對後現代的追求」，發表於《理論、文化與社會》（1988年5［2－3］）。

2． 《消費文化理論》是一九九○年發表於《社會學》（24）上的一篇論文《消費文化的視角》的修訂稿。

3． 《通向後現代文化的社會學》曾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利茲大學的理論課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來梅的「關於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歐洲社會學理論團體會議」上作過演講，並先後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別於一九八九與一九九○年被收入H．哈菲坎普主編的《社會結構與文化》（Berlin：de Gruyter）。

4． 《文化變遷與社會實踐》曾於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國際文學與哲學協會的道格·科爾納在堪薩斯的勞倫斯組織的對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討會上宣讀過。修改後發表於D．科爾納主編的《後現代主義詹明信批評》一書中（華盛頓：Maisonneuve出版社，1989）。

5． 《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奧爾良的「大眾文化協會大會」上的講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為歷史的現代性大會」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倫德大學（LundUniversity）的討論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講。此文被收入S．那希及J．弗里德曼主編的《現代性與認同》一書（牛津：Basil Blackwell）。

6． 《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最早是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為在提爾伯格大學的「日常生活，閑暇與文化大會」上的提交的論文，後來被收錄在恩斯特·梅吉爾主編的《日常生活：閑暇與文化》（Tilbury，1987）並於一九八七年發表於《理論、文化與社會》雜志（1987，4）。

7． 《城市文化與後現代生活方式》是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羅特德曼的「第七屆歐洲閑暇與娛樂協會關於未來城市的代表大會」提交的演說論文，發表於會後由L．J．Meiresonne主編的論文集《未來的城市》（TheHague： Stichting Recreatic，1989）。

8． 《消費文化與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於西印度群島聖·馬丁舉行的「宗教及尋求全球秩序大會」上的演說論文，它被收入W．R．Garrett與R．Robertson主編的《宗教與全球秩序》一書（NewYork： Paragon House）。

9．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為高等教育基金會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聖安娜大學的「高等教育價值會議」提出的論文，此文修改後發表於《高等教育反饋》雜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作者簡介：

邁克·費瑟斯通，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社會學與傳播學教授，《理論、文化與社會》雜志的創始編輯之一，現任「理論、文化與社會」中心主任。費瑟斯通是後現代主義和文化全球化論爭最有影響的參與者之一，他的著作《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1991）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後現代主義和身份》（1995）等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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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控制》（麥克·F·D·揚 編）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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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知識與控制

作者：麥克·F·D·揚 編

豆瓣評分：8.4

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2-8

頁數：344

內容簡介：

從傳統上對分配和教育組織的關注轉向對課程和教學問題的關注，是英語國家研究人員追隨的研究潮流。出版引進該書是中國教育社會學國際化的標志。

本書把課程與教學問題引入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標志著教育社會學研究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將課程中知識的組織視為社會的建構；課程、教學、評價這三種信息系統是教育知識編碼的實現形式，其實現過程反映一個社會如何選擇、分類、分配、傳遞公開性知識；知識分層則體現了知識分配與社會權力分配之間的關系。研究這類問題對於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理論意義和政策意義。

我們從本書中可以看到，第一，知識應當在課程中得到應用，這里涉及到知識的選擇、組織和評估。第二，教育知識要通過課程、教學和評價三種信息系統來實現，它反映了權力的分配和社會控制的原則。第三，知識分層無疑體現學校的課程知識，這是教育社會學最為關注的領域。

⑨ 《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張靜）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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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

作者：張靜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

頁數：350

內容簡介：

本書聚焦於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性質，圍繞以國家權威為中心的動員體系、權利界定體系、組織體系、法律責任和整合地位的現代性「建設」之作用等展開論述，試圖以此揭示鄉村沖突的結構和制度性來源。作者認為，基層社會的權利界定和實現，與國家的實質性關聯仍然較弱，卻與地方性權威單位的治理原則密切相關；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尚未使基層社會的治理結構、原則和規范發生朝向現代的根本性變化。本書是一本經典的鄉村基層政權研究著作，對鄉村建設實踐亦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張靜，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畢業於四川大學（學士）、南開大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政治社會學。發表作品有《國家與社會》（主編）、《利益組織化單位：國營企業職代會案例研究》、《法團主義》、《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主編）、《轉型中國：社會公正觀研究》（主編）、《社會沖突的結構性來源》、《社會組織化行為：案例研究》（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