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pdf

⑴ 唐代佛教的佛教傳入

還出現了許多羅漢像以及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有些完全是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創造出來的。這些像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佛教藝術的表現內容。從造像的風格上看，則更加貼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濃，這樣也更容易為群眾所接受，特別是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大多從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成風姿綽約、美麗端莊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表現內容還是藝術風格上來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

⑵ 唐代佛教的發展與禁佛毀寺是怎樣的

隋唐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發展，進入鼎盛時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佛教影響擴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維護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說：「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說明佛教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財政援助。佛教宣揚靈魂不滅、生死輪回、因果報應、布施得福等說教，引導人們逆來順受，安心做奴隸。凈土宗說：「富貴貧窮由宿造。」窮人貧賤受苦，是前世不肯為善的報應；富人錦衣玉食，乃是過去「慈孝」、「修善」、「積德」的結果。以此來解釋階級的不平等和貧富懸殊的原因，麻痹勞動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時又編造十八層地獄的極苦嚇唬人，說地獄黑壁千重，鐵城四面，刀山劍樹，烈焰沖天；下地獄者，死去活來，慘痛難言。並宣傳西方凈土的安樂，說那裡「地是黃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難，享受永世極樂的地方。每個人只要誠意信佛，不厭其煩地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長遠」，臨死時，阿彌陀佛就會在香花和仙樂中將其迎往「凈土」。這些說教的目的都是為了掩飾社會上尖銳的階級矛盾，誘騙勞動人民甘當統治者的順民，把人生的希望寄託在佛的恩賜上。當時一個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為唐宣宗重興佛教大造輿論時說，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飾彩繪的小費，卻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說：「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斗，知（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他說出了佛教的本質和隋唐統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說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債，可得福報，成佛。犯過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統治階級感到，從剝削所得，拿出一點來修功德。不僅今後可以恣意作惡，還可保證來世的榮華富貴。正因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統治者的大力扶植而進入鼎盛時期。

北周武帝毀佛時期，佛教嚴重受挫。隋朝建立後，隋文帝為鞏固統治，積極實行崇佛政策，以振興佛教為己任。為了神化自己的權力，他利用曾撫養過他的尼智仙編造出所謂「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的預言，宣稱他當皇帝是「蒙三寶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徵召北周毀佛時潛藏的僧徒，准許修復廢毀的寺廟，重新雕撰廢像遺經，明令「境內之民，任聽出家」。隋政府贊助翻譯新的佛經，恢復佛教義學的研究。隋煬帝繼續奉行崇佛政策，以國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續修舊經，翻譯新經，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勢力迅速增長。在隋代三十多年間，全國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餘萬軀，建塔100餘座，譯經82部，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儒家）六經數十百倍」。為佛教在唐代的極盛奠定了基礎。

唐朝統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禮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調和其糾葛，倡導所謂三教歸一，即要他們都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只是出於各時期不同政治斗爭的需要，有時更多尊道，有時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時，李淵曾舍宅建寺，寫經造像，並按佛教說法，每年規定一定時間禁止行刑屠釣。全國統一後，為恢復經濟，招撫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認真執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時，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戰爭中殺死許多人，親手斬殺的就有一千左右，於是在過去作戰的戰場上，大修寺剎、伽藍，說是給死者超度，使他們走向菩提之道。在打敗宋金剛的晉州立慈雲寺，在鎮壓竇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鎮壓劉黑闥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願死者脫離苦海，得到甘露，藉以收攬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譯寫佛經。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回國後，唐太宗不僅資助他譯經，還為他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經常召他入宮談論，優禮備至。這都促進了佛教的發展。李淵父子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規定在朝覲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們還是尊道抑佛先道後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張明令禁佛，他認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並指出：「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佛徒法琳作破邪論、辯證論狂罵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說，你著辯證論在信毀交報篇里說，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現在給你七天去念觀音，到期試刀，看是否不傷。七日期滿，問他刑期已到，你念觀音有靈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計，答道，七日以來，我不念觀音，只念陛下。問何故？說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經說，陛下就是觀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諂諛奉迎免死，流放遠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壓制反對先道後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說：佛老尊卑，不以誰暫時在上為勝，我修佛寺比立道觀早，你們應該理解我的用心。這充分表明當時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

唐代第一個崇佛高潮出現在武則天時期，武後載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進獻所撰《大雲經》四卷，中有太後乃是西天彌勒佛下世，應取代唐朝為天下主，這正迎合了武則天圖謀稱帝的慾望，她即命長安、洛陽及諸州立大雲寺，各藏《大雲經》一部，置高座宣講。據考古資料，遠在帕米爾的碎葉鎮和海南島，當時也設置了大雲寺。武則天耗巨資在洛陽龍門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於鞏固武周政權的政治需要，武則天於證聖元年（695），從於闃請來名僧實叉難陀，重譯《華嚴經》，並親自過問譯務，撰寫序文，強調自己當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講。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記寺講解新譯《華嚴經》。為反李唐皇室和鼓勵為她效勞的僧徒，武則天詔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處道徒之前。「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在武則天的尊崇下，影響深遠的禪宗，道門興旺。因法藏得到武則天的寵幸，華嚴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則天的資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義凈，從事譯經，弘揚佛法。在武則天統治時期，佛教臻於鼎盛，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唐代第二個崇佛高潮出現在肅宗、代宗時期，那時正值安史之亂，躲在靈武的唐肅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請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進宮中，晨昏念經，為朝廷祈福。郭子儀等力戰並請回紇援兵收復長安，肅宗卻歸功於不空誦經。代宗時一遇朝廷同回紇、吐蕃有戰事，代宗就請僧眾在宮里誦經。戰爭結束，即認為僧眾退敵有功，益加寵信。安史之亂以後，各種社會矛盾加深，統治者既需佛教寄託自己空虛的靈魂，更需佛教幫助消除蓬勃發展的人民反抗斗爭。他們廣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財物饋贈寺廟，將許多官爵封贈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維持寺產，支持佛教的各種活動。元和十四年（819），憲宗遣中使率僧眾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至京師，「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掀起了崇佛狂熱，充分表現了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

在統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時期佛教獲得巨大的發展。一批又一批虔誠的僧徒，為了解決佛學上懸而未決的重大課題，不顧艱難險阻，從陸、海兩路前往天竺，僅唐初半個多世紀里，就有數十人。他們攜回大批麓本佛經、佛像和舍利，撰寫了《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著作，對中西文化的溝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時涌現出玄奘、義凈、實叉難陀、菩提流志、金剛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譯家，有了完備的譯場制度，譯經的數量和質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學家們開始用儒家注經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煙海的解釋佛經的疏論，編纂了工具書，開創了翻譯和研究佛經的新紀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論研究者已發現佛教許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講經法師只講自己熟悉的經典，對於和自己學派不同觀點的其他經典，一般是存而不論。他們講經的寺院並不固定，不注意傳法世系的繼承關系。隋唐時代佛教適應封建政治經濟關系進一步演變，有些學派不僅有自己的宗教理論體系、宗教規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經濟中有自己的寺產所有權和宗內繼承權，他們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階級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傳的僧侶世襲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和傳法世系，開始形成中國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於陳、隋之際，創始人智凱（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華經》，故又稱法華宗。這一派著重宣傳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體是空無的，故又被稱為空宗。流行於今浙江及湖北一帶。法相唯識宗創立於唐太宗、高宗時期，創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窺基（631-682）。以它的學說的內容為宗派名稱。這種學說以論證「萬法（事物）唯識（心識，精神本體）」、「心外無法」為宗旨，認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為真實存在，但那不過是由「識」幻現出的影相。教義煩瑣，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於長安、洛陽一帶，只在唐初興盛了幾十年便消沉下去。華嚴宗創立於武則天統治時期，實際創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故名。主要是論證所謂「塵是心緣（輔助條件），心為塵因（主要條件）。因緣和合，幻相方生」。認為客觀物質世界由主觀精神（心）產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無礙」說，即「事」（物質）是「理」（精神）的體現，而「理」又體現在「事」中，兩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礙，但「理」卻是第一性的。流行於長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帶。禪宗創立於武則天統治時期，實際創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獨特的修養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禪」是梵語音譯「禪那」的簡寫，意為靜慮。靜坐沉思，稱為「坐禪」或「禪定」，是佛教修養的重要途徑之一。相傳「禪宗」是由南印度僧人達摩在北魏時創立的。五祖弘忍有兩大弟子，一為神秀，一為慧能，神秀創立北宗，慧能創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詩偈歸納它們的主張。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意即通過長期苦修，排除雜念，然後才能成佛。這是漸悟。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能反對神秀的漸悟說，認為佛在心內，不在心外，只要凈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誦大批經卷即可成佛。這是頓悟。漸悟是客觀唯心論，頓悟是主觀唯心論。慧能這種簡單速成的方法，對陷於水深火熱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勞動人民深具欺騙性；這種廉價進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們的空虛靈魂得到寄託，又可幫他們消除人民的鬥志，自然也受到他們的歡迎。因此南宗終於戰勝了北宗，得到廣泛流傳。禪宗開始流行於今廣東、兩湖一帶，唐末、五代時期遍及全國，幾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壟斷了佛壇。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位的惡性膨脹。隋唐時期幾乎歷代皇帝都賜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許多土地、寺戶和各種財物。如隋文帝曾給少林寺地100頃，封民戶五十供宣州妙顯寺「灑掃」。唐王朝給長安西明寺「田園百頃，凈人百房，車五十輛，絹布二千疋」。各寺院根據均田令和賦役令，可請授土地和蠲免賦役。當時達官貴人，舍宅為寺，長安的近百所壯麗寺廟，許多就是他們捐贈的邸宅。寺院還兼並土地，強奪民產，到代宗時，京畿地區的豐田美利，私宅公田多歸僧徒所有。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樣進行封建剝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種，或租給農民，靈隱山一寺，歲收租谷竟達萬斛。唐末土地兼並加劇，賦役繁苛，人民相繼流亡，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以避征役，許多寺院佔有大批土地、勞力，剝奪了官府控制的納稅人口和財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沖突。正如辛替否尖銳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自開元以來唐王朝也採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絕於上，佛教勢力發展於下。武宗即位後，曾憤然指出：「窮吾天下，佛也。」佛教與唐王朝在經濟利益上的尖銳沖突，終於引發了唐武宗大規模禁佛毀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趙歸貞的勸助下，會昌五年（845）七月頒發詔令，先毀中小寺院，敕上都（長安）、東都（洛陽）左右兩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餘寺廟，全部限期拆毀，僧尼一律還俗；田產沒收，銅像鍾磬熔鑄錢幣，鐵像熔鑄農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監督禁佛毀寺法令的執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貧苦百姓十分憎恨，聞朝廷下令毀佛，紛紛湧入寺廟，御史未出潼關，各地寺廟已拆毀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毀大寺院4600餘所，中小寺院4萬所，勒令260500僧尼還俗，150000奴婢改充兩稅戶，沒收良田數千萬畝。繼又頒布詔令東都只留僧20人，諸州留20人者減其半，留10人者減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稱「會昌廢佛」。這次禁佛，給佛教勢力以沉重打擊，但也遇到阻力。藩鎮割據的河北地區，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對毀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後，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復興佛教，佛教勢力逐漸復甦過來。

⑶ 試述隋唐時期佛教的主要宗派並說明其創始人和所奉經典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於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匯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論宗的吉藏，都可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階教也屬於這個類型。

慧遠（523 —592）的主要學說見於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凈聚》、《雜聚》（此聚已佚）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曇》、《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盤》。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曇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盤》、《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盤》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為如來藏自性清凈心，從而緣起法界恆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為後世華嚴宗智儼、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里舉出以《法華經》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為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三諦」、「一念三千」的新義。一心三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三諦，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為三諦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為標准，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於六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眾生、國土三種世間，這樣重迭計算，有三千諸法，皆於一念中有具足之義，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為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三論一大宗派。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註疏及《三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諦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發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訶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產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為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三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三階」，以為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眾生，這都到了第三階時期。此時眾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三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斷三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唐代佛教，是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佑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間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中國佛教中的宗派，最先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於智顗圓寂後即由其弟子灌頂（561 —632 ）繼續弘傳。入唐，有法華寺智威（？—681 ）、天宮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傳承。在這幾代里，因新興慈恩、賢首各宗勢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荊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興之象。湛然初為儒生，二十餘歲時從學玄朗，修習止觀。天寶末（755 頃）與大歷初（766 頃），曾一再辭謝徵辟，專事授徒著述，宏揚自宗。但其立說，隨著時代思想的開展，也漸改舊觀。後傳行滿，再傳廣修（？—843 ），值會昌毀佛，聲勢驟衰。湛然別傳弟子道邃，以天台學傳給日本最澄，最澄回國後遂在日本開創了天台宗。邃門人宗穎、宗諝，視《法華經》與《大日經》同等，亦與日本台密以相當的影響。

另外，還有隋代已具雛形的三論宗，其祖師吉藏（549—623）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於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役說。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為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時來長安講說，能傳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烏凱、智凱、智命、碩法師、慧灌等。烏凱（？—646 ）在越州嘉祥寺開講三論。碩法師著《中論疏》。慧灌為高麗學僧，後去日本開三論宗。役與吉藏同門而活動於唐初的還有慧均，著《四論玄義》，今存殘卷。稍後，貞觀年中有元康（或說是碩法師弟子），住安國寺，著《三論疏》，又為《肇論》作注，為日本此宗第三傳道慈之師。唐代此宗後因不敵慈恩、天台諸宗的盛勢，而逐漸不振。其修習禪法的，則因禪宗勃興，也就多與合流，無所區別了。

唐代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這是一方面因為佛教的傳播日廣，要適應各階層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種教理和修持的體系。一方面也因為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佛教徒採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門徒們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過的慈恩寺名宗。他們統一了過去攝論師、地論師、涅盤師等種種分歧的說法，特別是在修持依據和方法的議論上，都用新譯的資料作了糾正。他們宗奉印度大乘教中從無著、世親相承而下直到護法、戒賢、親光的瑜伽一系之說，即以《瑜伽師地論》及其附屬論書（所謂十種支論）為典據，主張眾生種姓各別，改變了過去說「皆有佛性」的見解。又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即從「唯識無境、境無識亦無」的次第來作契會實相的觀行。玄奘自己的主張只配合著他的翻譯隨時對他門徒們講說，並沒有專篇著作。他門下人物很多，最傑出的是窺基（632 —682 ），對於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注，特別在《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極其詳盡的解釋，大大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接著有慧沼（650 —714）、智周（668 —723 ），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於極盛。但因理論過於繁細，難能通俗，終究歸於衰落。玄奘門下還有一些新羅的學人，象圓測（613 —696 ）、道證、太賢、慧景、道倫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傳承之內。又在玄奘譯傳瑜伽系學說的同時，也對說一切有部的毗曇作了有系統的翻譯介紹。特別是《俱舍》一論，以前曾經真諦翻譯講習而有了專門學系，所謂俱舍師，這時又有玄奘重翻本論，並介紹了《順正理論》之說，而豐富了《俱舍》研究的內容。在玄奘門下普光、法寶等都專事講求，相承不絕，這就使俱舍師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末。

其次，律宗。從南北朝以來，由於國家對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漸嚴密，教內也需要統一實行戒律的作法來加強自己的組織。這就有了一群講求律學的律師。其中道宣（596 —667 ）繼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統，專事《四分律》的宏揚。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鈔》等大部著作，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譯傳的新義，較舊說為長。因為道宣後來居住在終南山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為南山宗。同時還有法礪（569 —635 ）的相部宗、懷素（625 —689 ）的東塔宗，對於《四分律》的運用和解釋，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他們的聲勢雖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經過了較長時期，彼此存著分歧 ，不得統一。大歷十三年（778 ），由國家發動來調和異議，也未見效，不過最後還是南山暢行，余宗逐漸衰落了。另外，義凈（635 —713 ）一家也銳意講求律學。他曾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歷三十餘國，留心關於實行戒律的各種作法，寫成記錄，從南海地方寄回國內，即矨E《南海寄歸傳》。他回國之後，又大量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廣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動地將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過來。但這一制度在中國基礎薄弱，顯然和習慣相違，只徒有理想，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而已。

道賢首宗。此宗是推尊《華嚴經》為佛說的最高階段，要用它來統攝一切教義的。最初由法順（即杜順，557 —640 ）創立了法界觀門，從《華嚴》所說各種法相歸納條理，作為逐步觀察宇宙萬法達到圓融無礙境地的法門。接著有智儼（602 —668 ）著述《搜玄記》、《孔目章》等，對《華嚴經》文作了綱要性的解釋。到了法藏（643 —712 ），因為參加了《華嚴》的新譯，理解經文更為透徹，他還吸收玄奘新譯的一些理論，這樣完成了教判，並充實了觀法，而建成了宗派。後人即以他的法號賢首作為宗名。他的理論曾一度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傳播，但不久澄觀（738 —838 ）即糾正了慧苑之說而加以發揚。其後宗密（780 —841 ）融會禪教兩方面，貫徹了華嚴圓融的精神。向後此宗即沿著這樣的趨向而開展。另外，法藏門下有新羅學人義湘（625
—702 ），他歸國後即在海東開創了華嚴經宗。

密宗。純粹用陀羅尼（咒語）來作佛教的修習方便，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但因中印間交通發達，很快地就傳播過來了。相繼來唐的善無畏（637 —735 ）、金剛智（671 —741 ），本來修學地點不同，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及到達中國之後，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組織。接著經過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乃於一般的佛教而外，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為統治階級所特別愛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其影響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歸國開宗。但不空以後，經惠果、義操、義真等數傳，宗勢就逐漸衰頹。到了唐末，雖還有柳本尊那樣的人遠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天台宗、三論宗，都只流行於宮廷或上層知識分子之間，其向民眾傳播並帶著更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則另有凈土宗。這是從彌陀信仰進一步的開展，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曇鸞（477 —543 ）。曇鸞在並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凈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562 —645 ）在寺中見到記載曇鸞事跡的碑文，得到啟發而歸心，繼續提倡。他的弟子善導（613 —681 ）來長安傳教，使凈土信仰得到很大發展。善導還著了《觀經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據，這樣凈土宗就形成了。其後懷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絕。唐代宣傳凈土教的人，另外還有慧日（慈愍，680 —740 ）。他從印度游歷回來，宣傳在健馱羅國得著凈土法門的傳授，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於凈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後還有禪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禪法，以《楞伽經》（劉宋譯四卷本）為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禪師（580 —651 ），他和三論宗的人有些淵源，故在楞伽禪法而外，還參用般若法門，但後人仍視為繼承達摩的嫡系。同時從三論師昊法師出家的法融（594 —667 ）從事靜坐，據傳說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為一系牛頭禪（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頭山而得名），傳承了幾代。但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東山，傳法四十餘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為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詵（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餘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禪，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為南北兩宗的對立。慧能門下懷讓（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帶活動。開元以後，由神會（668 —780 ）在河南進行宣傳，並力爭正統，指摘神秀和其門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傳衣，不是正系。這樣造成慧能為達摩以來的直接繼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禪的勢力大增。但神會的一系（後來形成荷澤宗）並不太盛，而擴大傳播的還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兩家。南嶽下傳承的有馬祖道一（709 —788 ），再傳百丈懷海（720 —814）、南泉普願（748 —835 ）。百丈傳溈山靈佑（771 —853 ）、黃檗希運（？—855）等。南泉傳趙州從諗（778 —897 ）等。青原下傳承有石頭希遷（700 —790），再傳葯山惟儼（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天皇傳龍潭崇信，再傳德山宣鑒（780 —865 ）。會昌以後，更從這些傳承形成支派。象溈山傳仰山慧寂（807 —883 ），後成為溈仰宗。又籄E檗傳臨濟義玄（？—867 ），後成臨濟宗。再後曹洞宗、雲門宗成立於唐末，法眼宗繼起於五代，合為五宗。又從百丈起，制定清規，使禪院從普通律寺（即依照聲聞戒律規定組成的寺院）分離而獨立，這就更便於集合多數學人共住習禪。它簡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無佛殿等，也更適合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新開闢地區的情況，而易於推進佛教的發展。禪宗從慧能以後，本來轉向平民，不重視文字的研習記誦，但是數傳之後，學人兼重知見，依舊不能放棄文字的修養，因而它的影響所及，還只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不過比較起一般講義學的宗派來，禪宗總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禪師（540 —594）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護，仍隱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為實際寺）、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為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於此。到了武後證聖元年（695 ），才明令判為異端，將該教的典籍歸之偽雜符錄一類。聖歷二年（699 ），又令限制學三階教的只能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禪，此外所行都視為違法。後至開元元年（713 ），廢止無盡藏院，斷絕了三階教的經濟來源。開元十三年（725）更對三階教徒作了比較徹底的處分，原來有些寺院里的三階教徒別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與眾雜居，並還銷毀了三階教所有《集錄》四十餘卷（依《開元錄》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許再行誘化。盡管如此，三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存在。如貞元年間編纂《貞元釋教目錄》的圓照，即對三階教有好感。他曾編輯《信行禪師塔碑表集》五卷（著錄於《續開元釋教錄》卷末）。在《貞元釋教錄》內還收載由化度寺僧善才請准入藏的三階《集錄》四十四卷（五帙）的目錄。附載牒文並說到當時長安城內五十五寺各有三階禪院，住持相續二百餘年，僧尼二眾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後終歸衰落，大約在唐末就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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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範文瀾對中國唐代佛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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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唐朝與佛教的關系！！！急急急急急急急！！！！！！！！！！！！！

唐朝國教是道教，但是宮廷內以及民間最盛行的還是佛教。玄奘就為當時的一些嬪妃和武則天的兒子授予皈依的。
唐代接著隋代之後，很重視對於佛教的整頓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師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請，終於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許每州留寺觀各一所，但因皇子們爭位的變故發生而未及實行。太宗即位之後，重興譯經的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三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這樣促進了當時佛教的開展。

⑹ 唐代佛教盛行的表現

唐代佛教，是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間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為他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他以深厚的學養，作精確的譯傳，給予當時佛教界以極大的影響，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論兩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繼成立。稍後，武後（684—704）利用佛教徒懷義等偽造《大雲經》 ，她將奪取政權說成符合彌勒的授記，隨後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又造了白司馬坂的大銅佛像，並封沙門法朗等為縣公，又授懷義為行軍總管等，這使佛教和政治的關系益加密切。此時新譯《華嚴》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賢首宗也跟著建立。其後，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無畏、金剛智等傳入密教，有助於鞏固統治政權，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當時佛教發展達於極盛，寺院之數比較唐初幾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禪家的南宗由於神會的努力，漸在北方取得地位。神會又幫助政府徵收度僧稅錢，以為軍費的補助，南宗傳播更多便利，遂成為別開生面的禪宗。但是當時國家歷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壞，擴充庄園，驅使奴役，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另外還放高利貸設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這樣在經濟上便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從敬宗、文宗以來，政府漸有毀滅佛教的意圖，到武宗時（841—846）就終於實現了。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綜計當時拆毀大寺四千六百餘所，小寺四萬余，僧尼還俗二十六萬餘人，解放奴役十五萬人，收回民田數千萬頃。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台、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⑺ 唐代佛教的唐代譯經

中國佛教中的宗派，最先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於智顗圓寂後即由其弟子灌頂（561—632）繼續弘傳。入唐，有法華寺智威（？—681）、天宮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傳承。在這幾代里，因新興慈恩、賢首各宗勢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荊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興之象。湛然初為儒生，二十餘歲時從學玄朗，修習止觀。天寶末（755頃）與大歷初（766頃），曾一再辭謝徵辟，專事授徒著述，宏揚自宗。
但其立說，隨著時代思想的開展，也漸改舊觀。後傳行滿，再傳廣修（？—843），值會昌毀佛，聲勢驟衰。湛然別傳弟子道邃，以天台學傳給日本最澄，最澄回國後遂在日本開創了天台宗。邃門人宗穎、宗諝，視《法華經》與《大日經》同等，亦與日本台密以相當的影響。 另外，還有隋代已具雛形的三論宗，其祖師吉藏（549—623）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於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役說。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為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時來長安講說，能傳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烏凱、智凱、智命、碩法師、慧灌等。烏凱（？—646）在越州嘉祥寺開講三論。碩法師著《中論疏》。慧灌為高麗學僧，後去日本開三論宗。役與吉藏同門而活動於唐初的還有慧均，著《四論玄義》，今存殘卷。稍後，貞觀年中有元康（或說是碩法師弟子），住安國寺，著《三論疏》，又為《肇論》作注，為日本此宗第三傳道慈之師。唐代此宗後因不敵慈恩、天台諸宗的盛勢，而逐漸不振。其修習禪法的，則因禪宗勃興，也就多與合流，無所區別了。
唐代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這是一方面因為佛教的傳播日廣，要適應各階層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種教理和修持的體系。一方面也因為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佛教徒採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持其既得的利益。 此宗是推尊《華嚴經》為佛說的最高階段，要用它來統攝一切教義的。最初由法順（即杜順，557—640）創立了法界觀門，從《華嚴》所說各種法相歸納條理，作為逐步觀察宇宙萬法達到圓融無礙境地的法門。接著有智儼（602—668）著述《搜玄記》、《孔目章》等，對《華嚴經》文作了綱要性的解釋。到了法藏（643—712），因為參加了《華嚴》的新譯，理解經文更為透徹，他還吸收玄奘新譯的一些理論，這樣完成了教判，並充實了觀法，而建成了宗派。後人即以他的法號賢首作為宗名。他的理論曾一度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傳播，但不久澄觀（738—838）即糾正了慧苑之說而加以發揚。
其後宗密（780—841）融會禪教兩方面，貫徹了華嚴圓融的精神。向後此宗即沿著這樣的趨向而開展。另外，法藏門下有新羅學人義湘（625—702），他歸國後即在海東開創了華嚴經宗。 純粹用陀羅尼（咒語）來作佛教的修習方便，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但因中印間交通發達，很快地就傳播過來了。相繼來唐的善無畏（637—735）、金剛智（671—741），本來修學地點不同，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及到達中國之後，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組織。接著經過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乃於一般的佛教而外，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為統治階級所特別愛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其影響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歸國開宗。但不空以後，經惠果、義操、義真等數傳，宗勢就逐漸衰頹。到了唐末，雖還有柳本尊那樣的人遠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天台宗、三論宗，都只流行於宮廷或上層知識分子之間，其向民眾傳播並帶著更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則另有凈土宗。這是從彌陀信仰進一步的開展，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曇鸞（477—543）。曇鸞在並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凈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562—645）在寺中見到記載曇鸞事跡的碑文，得到啟發而歸心，繼續提倡。他的弟子善導（613—681）來長安傳教，使凈土信仰得到很大發展。善導還著了《觀經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據，這樣凈土宗就形成了。其後懷感、少康（？—805）等，相承不絕。唐代宣傳凈土教的人，另外還有慧日（慈愍，680—740）。他從印度游歷回來，宣傳在健馱羅國得著凈土法門的傳授，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於凈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後還有禪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禪法，以《楞伽經》（劉宋譯四卷本）為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禪師（580—651），他和三論宗的人有些淵源，故在楞伽禪法而外，還參用般若法門，但後人仍視為繼承達摩的嫡系。同時從三論師昊法師出家的法融（594—667）從事靜坐，據傳說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為一系牛頭禪（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頭山而得名），傳承了幾代。但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601—674），移住東山，傳法四十餘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為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詵（611—702）、老安（582—709）、法如、慧能（638—713）等十餘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禪，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為南北兩宗的對立。慧能門下懷讓（677—744）、行思（？—740）等都在南方地帶活動。開元以後，由神會（668—780）在河南進行宣傳，並力爭正統，指摘神秀和其門下普寂（651—739）都未得弘忍傳衣，不是正系。這樣造成慧能為達摩以來的直接繼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禪的勢力大增。但神會的一系（後來形成菏澤宗）並不太盛，而擴大傳播的還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兩家。南嶽下傳承的有馬祖道一（709—788），再傳百丈懷海（720—814）、南泉普願（748—835）。百丈傳溈山靈祐（771—853）、黃檗希運（？—855）等。南泉傳趙州從諗（778—897）等。青原下傳承有石頭希遷（700—790），再傳葯山惟儼（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傳龍潭崇信，再傳德山宣鑒（780—865）。會昌以後，更從這些傳承形成支派。象溈山傳仰山慧寂（807—883），後成為溈仰宗。又籄E檗傳臨濟義玄（？—867），後成臨濟宗。再後曹洞宗、雲門宗成立於唐末，法眼宗繼起於五代，合為五宗。又從百丈起，制定清規，使禪院從普通律寺（即依照聲聞戒律規定組成的寺院）分離而獨立，這就更便於集合多數學人共住習禪。它簡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無佛殿等，也更適合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新開闢地區的情況，而易於推進佛教的發展。
禪宗從慧能以後，本來轉向平民，不重視文字的研習記誦，但是數傳之後，學人兼重知見，依舊不能放棄文字的修養，因而它的影響所及，還只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不過比較起一般講義學的宗派來，禪宗總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禪師（540—594）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護，仍隱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為實際寺）、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為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於此。到了武後證聖元年（695），才明令判為異端，將該教的典籍歸之偽雜符錄一類。聖歷二年（699），又令限制學三階教的只能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禪，此外所行都視為違法。
後至開元元年（713），廢止無盡藏院，斷絕了三階教的經濟來源。開元十三年（725）更對三階教徒作了比較徹底的處分，原來有些寺院里的三階教徒別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與眾雜居，並還銷毀了三階教所有《集錄》四十餘卷（依《開元錄》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許再行誘化。盡管如此，三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存在。如貞元年間編纂《貞元釋教目錄》的圓照，即對三階教有好感。他曾編輯《信行禪師塔碑表集》五卷（著錄於《續開元釋教錄》卷末）。
在《貞元釋教錄》內還收載由化度寺僧善才請准入藏的三階《集錄》四十四卷（五帙）的目錄。附載牒文並說到當時長安城內五十五寺各有三階禪院，住持相續二百餘年，僧尼二眾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後終歸衰落，大約在唐末就絕跡了。

⑻ 唐代佛教美術的基本成就

佛教到隋唐有一大飛躍，由以往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為主，轉而為獨立創造中國式的佛教為主，這是佛教最有生命力最為活躍的時期，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時的佛教學派林立，名僧輩出。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凈土宗，以及源於印度而被創造成為中國式的佛教的禪宗均在唐代興盛，達摩禪變成為中華禪，而玄奘，慧能等大德名僧千古不朽。隋唐時代的佛教藝術亦如隋唐佛教一樣，由以往對印度藝術的吸收消化日趨中國化為主，轉而為獨立創造中國式佛教藝術為主。隋唐時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國佛教藝術的繁榮鼎盛時期。隋代結束了兩晉南北朝歷時三百多年分裂動盪的社會局面而統一了中國。隨著經濟的迅速恢復，新王朝統治者更藉助於佛教來鞏固政權。隋煬帝楊廣在推動佛教的復活和發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開鑿的大運河溝通了南北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從而為佛教及其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良機。盡管隋代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但卻將佛教及其藝術推到又一高度，並起著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橋梁作用。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以及對各種外來文化兼容並蓄的氣度給文化藝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唐代的文化藝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傳至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家。
體現唐代佛教藝術燦爛輝煌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畫和龍門石窟。唐代莫高窟壁畫佛像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精彩，造像總體精神面貌已呈中國式。從題材內容上，隋以前的本生故事大大減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經變故事(經變故事是中國對佛教的一大創舉，具有鮮明的民族性) 。唐代壁畫完全是一片經變的海洋，各種經變故事均能在此找到，反映了唐代凈土宗的盛行。如《葯師經變》《凈土經變》《維摩經變》等等，尤其是維摩經變一改「示病」之形象，表現出來的是一位張目須眉，目光炯炯，身體強碩，健康智慧的老者形象，表現出唐代昂揚勃發、奮進豪邁的時代精神。菩薩的形象也更具人情味、世俗化, 「菩薩如宮娃」的情況為我們在莫高窟唐代壁畫中所見菩薩形象相合。這些菩薩曲眉豐肌，穠麗多姿，親切溫和，充分體現了唐代女性美的特點。供養人的形象也大量出現，他們完全是按照當時的審美標准創造出來，男的褒衣博帶，雍容不凡，女的 麗華貴，氣態悠閑，完全是張萱、周 筆下的仕女形象，只是服飾不同罷了。在壁畫其間穿插著眾多的飛天樂伎，洋溢著歡樂、輕松、熱烈的氣氛。總之唐代的壁畫歡樂明亮的氣氛代替了陰森憂郁的情調,喜樂昇平的極樂世界代替了陰森血腥的場面，呈現出一個歡樂祥和的盛世氣象。無論是經變故事、菩薩、還是供養人，他們都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憑著對佛教的理解，對審美及生活的認識，憑借著非凡的創造力和高超的表現技能，中國唐代的藝術家們完成了外來藝術中國化、宗教藝術世俗化的轉變，從而創造出中國式的佛教藝術。
在表現形式技巧上，也經歷了從外來形式到中國式的轉化，產生了張、曹、吳、周四大佛教藝術流派。六朝時期張僧繇的「張家樣」與曹仲達的「曹家樣」其佛像的衣紋線條就帶有明顯的外來因素。唐代畫聖吳道子又在張家樣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吳家樣」 ——吳帶當風。吳道子運用傳統線條發展創造出遒勁挺拔，一波三折，錯落有致的「蒓菜條」式的線描方法，所繪人物的衣紋、飄帶、衣袖具有迎風飛舞之勢，造成「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藝術效果，把線條的造型能力與表現能力發展到一個完美的境地，吳家樣這種純粹中國式的佛教繪畫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唐之際，周穠改而為「穠麗豐肌」的人物形象，被稱為「周家樣」。周穠所創菩薩形象有著濃厚的人情味和世俗情調，他「妙創水月觀音」具有女性美的特徵，十分流行，影響後世。可以說從曹家樣、張家樣到吳家樣、周家樣，中國佛教藝術已完全擺脫天竺的影響，確立了中國式的佛像風格和民族繪畫格式，外來樣式已被完全吸收消化了，中華禪在唐朝已確立，中國式的佛教藝術亦在唐代基本完成, 正如蘇東坡所言「能事畢矣」。
最具大唐風採的是於672 年營建由武則天助脂粉錢二萬貫的龍門石窟奉先寺中的盧舍那大佛座像。佛像高大雄偉，完全是在以寫實的手法為基礎又不違背佛教儀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原則下創造而成。大佛整體精神特徵也趨向中國式, 面容庄嚴典雅，臉型豐滿圓潤，眉如新月，鼻樑直挺，面部表情溫和慈祥，把大唐盛世對外來文化兼容的恢宏氣度、大唐民族開朗健康的性格和高度民族自信心的風貌表現得淋漓盡致。大佛周圍的阿難、菩薩、天王、力士等神態各異，栩栩如生，他們之間性格特徵不同，但又相互關聯，構成一組完滿的群雕。唐代的佛教藝術在形象塑造與內在精神的結合上，宗教性與世間性，理想性與表現性方面已達到完美的境地，可謂「燦爛求備」。

⑼ 唐代佛教的藝術影響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對文學、藝術等方面帶來不少影響。首先在文學方面，由於俗講流行，創作了變文等作品。其次藝術方面，促使佛教藝術更有所推進。
如在唐代東都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北魏時代就經營造像，有了相當的規模。唐代從高宗到武後時約五十年間（650—704），又在那裡大加營造。雕造奉先寺大佛（連脅侍菩薩、羅漢、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稱九龕洞），並於西山遍築佛窟，且續開東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嚴，表情溫雅，衣褶簡潔，菩薩像裝飾華麗細致，允稱傑作。唐代造像在龍門而外，還於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天水麥積山、敦煌莫高窟、山東歷城千佛崖、四川廣元千佛崖等處開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於隨著變文的發達，創出多種多樣的經變畫圖，常常在全幅中綜合表現整部經文的重要內容。有時帶連續性，展開畫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經過。這在壁畫中別具風格。現今猶存於敦煌石窟的，即有彌陀凈土變、葯師凈土變、彌勒凈土變、《維摩》、《法華》、《報恩》、《天請問》、《華嚴》、《密嚴》等經變。至於唐代佛教的建築，殿堂遺構在五台山有南禪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則始創八角形的結構，如玄宗時（745）在嵩山會善寺所建的凈藏禪師墓塔等。另外經幢的製作極多。由於新譯《尊勝陀羅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羅尼的尤到處可見。其形式常為八面，後更發展有數層，還雕刻了佛像等。

⑽ 唐代佛教共多少宗派

印度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我國，至兩晉南北朝時，各種佛教經典大量譯出，譯人在譯出經典後又聚徒傳授，因而養成了講習經論之風，此風在南朝尤為盛行。由於僧眾所習經典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學派。從南朝末年開始，一些佛教學派逐漸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統治集團相依託，又與日益發展、鞏固的寺院經濟相結合，形成了在教義和財產上排他的集團，學派遂演變成宗派。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於陳、隋之際，多數的佛教宗派則形成於隋唐時期，大致情況如下：

天台宗形成於隋代，此宗的實際創始者是陳隋之際的智（531～597），他以天台山為中心，所以將此作為宗派的名稱。智死後，即由其弟子灌頂繼續弘傳。入唐後，又有法華寺智威、天宮寺慧威、左溪玄朗相次傳承。

三論宗隋代已具雛形，其祖師吉藏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為十大德之一。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為慧遠、智拔、智凱、智命諸法師。

法相宗，又稱唯識宗、慈恩宗。是唐代佛學大師玄奘游學印度歸來後，搬用印度佛學的理論，按照印度教團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教派，其學說繁復，含義精密。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他門下的人物很多，最傑出的是窺基，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慧沼、智周等人，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於極盛。

律宗。從南北朝以來，由於國家對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漸嚴密，教內也需要統一實行戒律來加強自己的組織。唐朝的道宣繼承北朝慧光到智首的系統，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譯傳的新義，較舊說為長。因為道宣後來居住在終南山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為南山宗。同時還有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都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另有義凈也銳意講求律學。他曾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歷三十餘國，留心關於實行戒律的各種作法，寫成記錄，從南海地方寄回國內，即《南海寄歸傳》一書。

禪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禪法，以《楞伽經》為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禪師，在楞伽禪法之外，參用般若法門，從事靜坐。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移住東山，傳法四十餘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為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慧能等十餘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禪，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經》、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為南北兩宗的對立。後來南宗禪的勢力大增。形成一些支派，如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合為五宗。

密宗。用陀羅尼（咒語）作為佛教的修習方法，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相繼來唐的有善無畏、金剛智等人，他們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後經過一行、不空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為統治階級所特別喜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就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

賢首宗。此宗是推尊《華嚴經》為佛說的最高階段，故又名華嚴宗。法藏因為參加了《華嚴經》的新譯，又吸收玄奘新譯的一些理論，充實了觀法，形成了宗派。後人即以他的法號賢首作為這一宗派的名號。

凈土宗。北魏的曇鸞在並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凈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在寺中見到記載曇鸞事跡的碑文，得到啟發而歸心。他的弟子善導來長安傳教，最終形成了凈土宗。

隋代信行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璃、高熲等的保護，仍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武後證聖元年（695）明令判為異端。至開元元年（713年），斷絕了三階教的經濟來源，不許其再行傳教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