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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德]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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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柏林，亞歷山大廣場

作者：[德]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

譯者：羅煒

豆瓣評分：8.1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3

頁數：567

內容簡介：

爾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德國作家，德國語言大師和文壇巨匠。

弗蘭茨同妻子發生口角失手將其打死，被判四年徒刑，出獄後他白天在亞歷山大廣場賣報紙和小商品，晚上常去小酒店消磨時間。一天在叫賣時他認識了一個年輕的寡婦，她熱情地接待了他，還送他東西。弗蘭茨把他的艷遇講給一個同他一起做小買賣的朋友聽，不料這人卻去那個寡婦家偷了東西，弗蘭茨感到很氣憤，從此不再同他往來。不久他又結識了一個叫賴因霍爾德的人，此人外表溫文爾雅，實際上卻是個逼良為娼的流氓和一個盜竊集團的頭目，他多次請求弗蘭茨將自己玩膩的女孩子介紹給別人，可都被弗拒絕了；後來這個流氓以金錢為誘餌使弗上鉤。弗不由自主地做了間接的人販子。弗想擺脫這種罪惡活動，結果在一次夜間行動時被賴推下汽車，摔斷了一條胳膊。傷愈後弗回到亞歷山大廣場做非法買賣，與妓女埃米莉邂逅，兩人互相幫助，相處甚好。賴因霍爾德獲悉後，把埃米莉騙至樹林，姦汙了她後又將其殺害了。可弗蘭茨卻成了殺人嫌疑犯，他再次被捕入獄，經審理後無罪釋放。出獄後他當了工廠的看門人，決心開始真正的新生活。

小說是德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名著，當初出版時立刻被譯成英、法、俄、義大利、西班牙、丹麥、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十幾種文字，還多次被改編成廣播劇、電影和電視連續劇。

作者簡介：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德國作家，德國語言大師和文壇巨匠。

『貳』 我同學喜歡一個叫林錢的，幫我弄一首藏頭詩，最好是林錢我愛你醬紙的

林花並逐溪流下
錢塘渡口無錢納
我來始悟丹青妙
愛松留得礙人枝
你我共慶樂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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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騙局》（林育詩）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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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金融大騙局

作者：林育詩

豆瓣評分：8.4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12

頁數：296

內容簡介：

為什麼99%的人辛勤工作卻只有1%的人在享福？為什麼勞保、健保、退休金越來越縮水，我們的生老病死越來越沒有保障？為什麼投資各種金融商品卻讓我們的錢包越癟？到底是誰榨取了我們的血汗錢？……

本書將深度爆料金融世界的真相，告訴我們金融體系裡的幕後黑手是如何編織著一場又一場的騙局來掠奪我們的財富，而我們都被迫參與；告訴我們該怎樣避開黃金白銀的另一種騙局，找到它們的實際投資作法；告訴我們如何脫離這些所謂的騙局以切實保護自己的財產。

作者簡介：

林育詩：柏克希爾貴金屬集團創辦人，該集團目前營業范圍遍及台灣、香港、上海及馬來西亞，年總交易金額逾十億新台幣。曾任銀行理財專家、不動產經紀人、專職投資人。經常發表投資理財類文章，是知名財經部落格「柏克希爾哈薩維」版主。著有《別怕創業》一書。

葉佛和：鋒葉國際有限公司創辦人。馬來西亞華僑，目前定居台灣。幾年前開始跟隨《富爸爸窮爸爸》作者羅勃特清崎，富爸爸集團顧問布萊爾辛格、麥克馬龍尼，《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作者哈福艾克等國際知名導師的腳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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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時代經濟學》（[美]馬歇爾·薩林斯）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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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石器時代經濟學

作者：[美]馬歇爾·薩林斯

譯者：張經緯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份：2009-10

頁數：396

內容簡介：

薩林斯是當代人類學大師，確立了人類學的新風范。他在本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的金錢理性，與斐濟人、特羅布里恩德島民的物質實踐是殊途同歸，只是更大文化價值體系的結果。特羅布里恩德島民將一半收成送給了姐妹的丈夫，被我們認為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但當我們逛商店時，選擇魚還是買回肉，其實也是一種無意識的習慣。所以，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種表述。理性與文化絕不是對立的。

作者簡介：

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 )，出生於美國猶太人家庭，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受教育，從博士論文研究開始，他對非西方世界產生興趣，並專門研究過太平洋島嶼的土著文化，進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種觀念的缺失。1956年至1973年執教於密歇根大學，1973年以來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時代經濟學》(1972)、《文化與實踐理由》(1972)以及《歷史之島》(1985)等，這些著作對晚近西方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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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圍城

作者：錢鍾書

豆瓣評分：9.2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

頁數：377

內容簡介：

《圍城》三十年來橫貫常銷暢銷小說之首。《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堪稱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小說塑造了抗戰開初一類知識分子的群像，生動反映了在國家特定時期，特殊人群的行為操守、以及困惑。從另一個角度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氛圍。雖然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但這部小說揭示的只是人群的弱點，在今天依然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第一版於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被譽為「新儒林外史」。

「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楊絳

作者簡介：

錢鍾書，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曾為《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小組成員。晚年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書評家夏志清先生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錢鍾書在文學，國故，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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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美國] 詹姆斯·C·斯科特）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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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弱者的武器

作者：[美國] 詹姆斯·C·斯科特

譯者：鄭廣懷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1

頁數：483

內容簡介：

簡介：

作者通過對馬來西亞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的探究,揭示出農民與榨取他們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間的持續不斷的斗爭的社會學根源。作者認為,農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

導讀：

一部可能成為經典的令人難忘之作。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東南亞農民社會的人都不能錯過此書。

——《亞洲研究雜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種學報告不能也無法呈現的農民反抗外來侵犯的「全貌」……是對反抗霸權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論和經驗闡釋。

——愛德華·W.薩義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領域的局限性在與其相關研究的共有定義中最能突顯出來。大量的關於農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關注反抗與革命的問題。平心而論,除了關於親屬關系、儀式、耕作和語言方面一貫的標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關注集中於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盡管只是曇花一現,卻顯然對國家造成了威脅。我可以想到對此類運動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於一系列相互強化的因素。對左派而言,對農民起義的過度關注顯然受到越戰和現在已經開始消退的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絕對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歷史記錄和檔案鼓勵了這種迷戀,它們從不提及農民,除非農民的行動對國家構成威脅。另一方面,農民只是作為徵召、糧食生產、稅收等方面的匿名「貢獻者」出現在統計數字中。這種視角下的每項研究強調了不同的側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強調外來者——預言家、激進知識分子、政黨——在動員通常懶散、無組織的農民的過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關注的只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最為熟悉那些運動——那些擁有名稱、旗幟、組織機構和正式領導階層的運動。還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確考察那些可能在國家層面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方面有所貢獻。

我認為,這種視角所忽視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貫穿於大部分歷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於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即使當選擇存在時,同一目標能否用不同的策略來實現也是不清楚的。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改變宏大的國家結構和法律缺乏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霍布斯鮑姆所稱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並非偶然,這也是走向結論的第一步:農民階級在政治上是無效的,除非他們被外來者組織和領導。

就其真正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是相當稀少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功——我並不想否認這些成果——通常都會導致一個更大的更具強制力的國家機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養肥自己。

鑒於上述原因,對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稱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爭——農民與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斗爭。此類斗爭的大多數形式避免了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在此我能想到的這些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或帥克式——的階級斗爭形式有其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與權威對抗。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或進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數努力。我猜想長期以來正是這類反抗最有意義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義的歷史學家布洛赫指出,相對於「農村社區頑強進行的堅韌的、沉默的斗爭」而言,偉大的千年運動也只是「曇花一現」;這類斗爭旨在避免對他們的生產剩餘的索要和維護他們對生產資料——如耕地、林場、牧場等的所有權。這一觀點肯定也適用於對新大陸奴隸制的研究。對奴隸與其主人關系的分析不能僅僅去尋找納特·特納或約翰·布朗式罕見的、英雄主義的、註定失敗的舉動,而必須著眼於圍繞工作、食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不斷的瑣碎的沖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他們寧願一點一點地擠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佔土地;他們選擇開小差而不是公開發動兵變,他們寧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搶公共的或私人的糧倉。而一旦農民不再使用這些策略而是採取堂吉訶德式的行動,這通常是大規模鋌而走險的信號。

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技術與農民的社會結構非常適合——農民階級分散在農村中,缺乏正式的組織,最適合於大范圍的游擊式的自衛性的消耗戰。他們的行動拖沓和逃跑等個體行動被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所強化,成千上萬地累積起來,最終會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所構想的政策完全無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動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農民以這種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參與感。打個比方說,當國家的航船擱淺於這些暗礁時,人們通常只注意船隻失事本身,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為可能。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動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這樣一個目標,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里度過了兩年(1978—1980)時間。這個村莊被我稱為塞達卡,這並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產區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小村落(有70戶人家),該村在1972年開始引入雙耕。與其他許多「綠色革命」一樣,它使得富人更為富有,而窮人仍然貧窮甚至變得更窮。1976年大型聯合收割機的引進或許更是致命的一擊,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掙工資的機會。在這兩年當中,我設法收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斗爭——它為反抗寫就了腳本。在本書中,我試圖討論反抗和階級斗爭的重大主題,以及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態支配問題。

在塞達卡,貧富之間的斗爭不僅是關於工作、財產權、糧食和金錢的斗爭,它也是關於佔有象徵符號的斗爭,是有關過去和現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類的斗爭,是確認理由、評價過失的斗爭,也是賦予地方歷史黨派意義的斗爭性努力。這一斗爭的細節並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後誹謗、流言蜚語、人身攻擊、給人起綽號、肢體語言和無聲的蔑視等,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莊生活的「後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負載權力的情境中——經過精心算計的遵從是普遍和經常的狀態。階級沖突的這一方面的顯著特徵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共享的世界觀。例如,如果沒有關於什麼是越軌、什麼是可恥和無禮的共同標准,那麼任何流言蜚語和人身攻擊就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爭論的強烈程度基於這樣的事實:人們所主張的共享價值觀遭到背離。人們爭論的不是價值觀本身,而是這些價值觀適用的事實:誰富、誰窮、何以致富、何以貧窮、誰吝嗇、誰逃避工作等。這些斗爭除了可以視做動員社會輿論的約束性力量以外,還可視為這一小共同體中窮人為抗拒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和儀式上的邊緣化並堅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嚴而進行的努力。這種視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義為中心」的階級關系分析的價值。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將就更廣泛的意識形態支配和霸權問題進行說明和探討。

在塞達卡度過的14個月中,我有時興高采烈,有時萬分沮喪,有時手足無措,有時辛苦乏味,這些是每個人類學家都能夠體會到的。由於我並非正式的人類學家,因而所有這些經驗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如果沒有貝利給予我的實用的田野研究講座,我將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這些明智的建議的指引下,我仍然對人類學家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處於工作狀態的基本事實缺乏准備。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我去室外活動大半沒有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獨處。我發現需要保持一種審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緘默,這是明智的,但同時也是巨大的心理負擔。隨著我自己的「隱藏的文本」(參見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認識到瓊·杜韋格納德的評論的正確性:「在多數情況下,村莊會向外來研究者做出讓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於隱藏。」我同樣發現鄰居們總是原諒我難免犯的錯誤,在每一點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們對我的不適當行為並不在意,並允許我在他們身邊工作。他們有著既嘲笑我同時又與我友好相處的非凡能力,他們具備劃分界限的尊嚴和勇氣,他們善於社交,經常在非收獲季節就感興趣的話題與我徹夜長談。他們的友善表明,相對於我適應他們來說,他們更好地適應了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義是言辭的感謝不足以表達的。

盡管我努力刪減原稿,但它依然很長。主要原因在於許多特定故事的講述對於揭示階級關系的結構和實踐是絕對重要的。既然每個故事都至少有兩面,因而有必要考慮社會沖突所產生的「羅生門效應」的存在。努力講述這些故事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要將一種貼近底層的階級關系的研究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我認為這些更為宏觀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詳細實例來呈現本質。因而,一個實例不僅是將一般概括具體化的最成功途徑,而且它具有比歸納出的原則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優勢。

在馬來語很難直譯的地方,或馬來語表達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將其加在正文或腳注里。除了對那些外來者所做的正式演講,我從不使用磁帶錄音機進行記錄。我的工作是依靠談話時片斷的筆記或事後馬上進行追記來完成的。由於許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記住的片斷可以憶起,結果使得我所記錄的馬來語有某種類似電報的性質。剛到時,我聽不懂吉打州農村的方言,相當多的村民用他們在市場上所用的更簡單的馬來語對我說話。

我覺得,本書的寫作還有一個特殊緣由。與其他鄉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對象的產物。在我開始研究時,我的想法是展開我的分析,將研究寫出來,並准備一個關於我的發現的簡短的口頭版本,然後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們對此的反應、意見和批評。這些反應將收集在最後一章——作為「村民的回應」的部分,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將其視為那些應該知曉本書內容的人所做的「書評」。事實上,在塞達卡的最後兩個月中,我的確花了更多的時間用於從大多數村民中收集這些意見。在各種各樣的評論中——這些評論通常反映了評論者的階級立場——充滿著一系列針對我所忽視問題的富於洞見的批評、修正和建議。所有這些在改變原有分析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是否應該將我較早的愚鈍的分析交給讀者而只在最後才呈現村民提出的見解呢?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當我動筆時,我發現把我現在已經知道的當做不知道來寫是不可能的,於是我逐步把這些洞見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結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種程度上塞達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並因此使得那些復雜的談話更像是一種獨白。

最後,我要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自覺的地方階級關系的研究。這意味著農民—國家關系顯然存在大量反抗,會明顯缺席,除非它們影響了地方的階級關系。這也意味著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機中都相當重要的族群沖突、宗教運動或抗議也基本上沒有被涉及。本書也不去分析這里所考察的細微階級關系的經濟起源,這些源頭不難一直追溯到紐約和東京的董事會議上。這還意味著處於省或國家層面的正式的政黨政治也將被忽略。從一個角度看,所有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階級關系是多麼重要、多麼豐富和復雜,還表明不以國家、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將給我們帶來的潛在發現。

下面這些過於冗長的謝辭意在表明為了進行研究我必須學習的許多東西,同時也表明那些教導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對於塞達卡的那些家庭——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們的名字被隱去——我所欠甚多,這筆債之所以沉重,原因在於我所寫的內容讓不只一個人感到他們的友好被濫用了。當然,對一個專業的外來者而言,那是一種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們將會發現我是以誠實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學識來公正地對待我的所見所聞的。

我的接待單位是位於檳榔嶼州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較社會科學院。作為客人或學者,我是非常幸運的。我要特別感謝學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長兼院長Kamal Salih和院長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謝他們的建議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為吉打州方言的特別輔導老師,幫助我為田野工作進行准備。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對吉打州的穆達工程和與之相關的農業政策進行了許多出色的研究。該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僅幫助我制訂研究計劃,而且還成為我彌足珍貴的朋友和批評者,他們的功勞在書中隨處可見——即使在我決定自行其是的時候。我還要感謝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當然還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於亞羅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部的官員們總是非常慷慨地貢獻他們的時間、他們的統計數據,尤其是他們的豐富經驗。任何發展項目中要找到這樣一些有知識、嚴格而坦率的官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時任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經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給予了很多幫助。

與我的研究路徑互有交叉、對馬來西亞鄉村社會進行研究並著述的「無形學院」的成員們,對於我的理解和分析貢獻良多。由於他們人數眾多,我無疑會有所遺漏。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寧願不被提及,而我還是必須提到這樣一些名字,他們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兩位來耶魯做畢業論文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的教師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給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議和批評。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東京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對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進行了研究並得出可以利用的結果,如此我才能確定十年間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最後的手稿在同事們細致的批評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觀。我忍痛割愛,不再爭論那些他們認為荒謬或無關緊要——或兩者兼有——的論題,同時增加了他們認為必要的歷史性和分析性的內容。即使我拒絕他們的看法,我也總是盡量通過加強或改變我的立場來減少直接的攻擊。然而,到此為止吧。如果他們一直完全堅持他們的看法,我還願意繼續修改,並努力調整他們無意造成的混亂。我迫不及待地要回報他們的厚愛。感謝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對,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還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們同意甚至請求閱讀原稿,或許他們看過其中的一些篇章,卻給予了重新的思考。他們知道他們是誰。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來,許多機構的資助使得我和這項研究事業得以持續。我要特別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批准號SOC 7802756)和耶魯大學對我在馬來西亞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項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書的最終草稿和大多數修訂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對書稿傾注過多的精力,並且與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幫助我保持智識上的收獲。由日本大阪的國家民族學博物館主辦、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研討會,有助於使我的觀點更加明晰。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幫助組織的在海牙社會研究所舉行的另一個有著更多爭論的工作討論會,對本書第七章有關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盡管我不清楚這兩次會議的參與者是否完全認同我所提出的論點,但他們至少應該知道他們的著述和批評對本書具有何等重要的價值。

應當感謝的還有下列對本書早期的部分內容給予發表的出版物:《國際政治科學評論》(1973年10月);《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編,「山崎民族學研究」第13期;大阪:國家民族學博物館,1984);《政治人類學》(1982);《馬來西亞研究》1:1(1983年6月,馬來文)。

本書的出版傾注了許多打字員、排版員和編輯的心血,他們高興地看到這一出自他們之手的書稿。其中我特別要感謝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書與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經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說的常規套話。在此我可以說,盡管我努力了,但從未能夠哪怕稍微讓路易絲和孩子們相信,他們也在為我寫作本書出力。

作者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1936—)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