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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改革的邏輯

作者：周其仁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

頁數：296

內容簡介：

十八大之後，對於中國往何處去，改革應該怎樣繼續，無論是專家學者、輿論，還是大眾，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志性的莫干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與中國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為政府、媒體和大眾關注的改革焦點人物。從「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周其仁教授對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歷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系統地從產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各個方面解讀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未來走向，既有對過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對關鍵問題的深刻解讀，同時對未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長期以來注重實地調研，他對於改革的看法都從實際土壤中產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氣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她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麼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8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可是要改這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象裡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即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准則。游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別嚴重？

我的看法，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她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於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之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彙，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彙」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強，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彙」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彙」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了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也會出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里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了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最近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么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受，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里，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系。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釐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廠裡面工人在幹活，但車間門被反鎖，著火了人也跑不出來，活活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麼著？用什麼機制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系，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七天之後，延安城管局長才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產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系，毛主席能坐進紫禁城嗎？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數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裡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尊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得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後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里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制，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作者簡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教授，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2011年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公共經濟學家等榮譽。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UCLA，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開設課程。

研究范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了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城鄉中國》、《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了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產權與制度變遷》等。

推薦

（周）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涌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表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經濟學真諦並能用以剖析現實的學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雲健筆的學者更少見；具有全球視野又能持續關注本土現實的學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狹的學者更少見，周其仁則是其中難得的佼佼者。藉長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周其仁近年來多有精闢的經濟論說問世，這里呈現的是其精選。讀這本書，幫你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也幫你了解周其仁的方法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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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政治邏輯
關於民國政治的邏輯，作者解釋道： 「民國政治的基本特徵在於，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政黨作為政治集團的同時，又是一個武裝集團，武力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這一點構成了民國政治的基本邏輯。」
圍繞「中國之命運」這道命題，中國產生了兩個口號：其一，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其二，沒有**就沒有中國。兩個口號的提出，意味著國共在繼續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又進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間的階級關系。
國共兩黨尚未經過戰場上的決定性較量，卻在政治協商會議上達成了變更國家政體並改組政府的協議，從這個意義上講，和平革命並不符合武力決定國家權力的民國政治的邏輯。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所爆發出的強烈的不滿情緒，從根本上講，正是民國政治邏輯的反彈與回歸。
巴黎和會中國拒約問題研究（9）
但是，徐世昌的老謀深算並未完全收到預期效果，仍有一批實力人物不作明確表態。張作霖自「五四」以來基本保持沉默，為此，安福系首領王揖唐……
應該是全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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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基礎（第二版）》（王浦劬）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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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政治學基礎（第二版）

作者：王浦劬

豆瓣評分：6.4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1

頁數：344

內容簡介：本書是《政治學基礎》的修訂版。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利益分析方法，對於包括階級利益在內的社會利益的兩種利開深入分析，以此為邏輯起點，揭示了社會政治生活的政治權利兩條邏輯主線，分別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展開了分析，包括對於作為政治權力行為的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作為政治權利行為的政治參與的分析；對於作為政治權力的組織和制度體現的國家和執政黨現象的分析，作為政治權利的組織和制度體現的非執政黨和政治社團的分析；對於作為社會政治文化主要方面的政治權力的思想形態的政治思想的分析，作為政治權利及其對於政治權力的轉化形態的精神反映的政治心理的分析，作為政治權利及其對於政治權力的轉化形態的精神反映的政治心理的分析。最後，按照社會利益關系的變化和發展引起的政治權務與政治權利的相互作用，分析了社會政治發展現象。由此可見，《政治學基礎（第二版）》比第一版具有更加嚴密而新穎的政治學理論體系。

作者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積極正確吸收政治學和相關學科的新的理論研究成果，論述政治學基礎論內容。本書對政治的含義即政治分析的邏輯起點進行了再思考，對政治權利、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進行了新理論論述。同時，按照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對書中的重要理論觀點進行了新闡述。以此力圖構成具有科學性、實踐性、時代性和富有解釋力的政治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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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政治學原理

作者：王惠岩

豆瓣評分：4.9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9-05

頁數：310

內容簡介：

本書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和教育部政治學科「九五」規劃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本書由我國著名學者、吉林大學王惠岩教授主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多位教授參編。全書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對政治學理論的基本概念和理論體系做了准確和深入淺出的闡述。與一些同類書相比，本書的理論內容和結構都有較大的創新，學理性較強。新增章節反映了學術研究的最新進展。全書概念准確清晰，邏輯嚴謹，文字簡潔流暢。

本書可作為高等學校政治學專業的教科書，也可供政教、法學等專業使用和社會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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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

作者：周雪光

豆瓣評分：9.2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份：2017-3-1

頁數：467

內容簡介：

關於中國國家的治理邏輯，本書主要沿著兩條脈絡進行探討：一是中央權威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各級政府體制的制度設施和行為方式；一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國家與社會群體的相互影響上。本書從學術上推進了當前國內的國家治理研究，並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可以參照 的研究路徑和視角。

作者簡介：

周雪光

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組織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組織社會學十講》（2003）、《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2004），合著有《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