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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思想史研究

作者：[日]島田虔次

譯者：鄧紅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08

頁數：492

內容簡介：

島田虔次（1917-2000）是日本著名中國思想史學家、二戰後日本中國學研究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之一。本書是島田先生畢生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是陽明學研究的結晶，全書由四部共二十二篇論文構成。

解說

第一部

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

第二部

陽明學中人的概念與自我意識的展開及其意義

王龍溪先生談話錄及解說

儒教的叛逆者李贄（李卓吾）

異人鄧豁渠略傳

淺議明代思想的一種基調

王學左派論批判之批判

關於某個陽明學理解

評朱謙之《李贄——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

第三部

論「體用」的歷史

桓玄和慧遠的禮敬問題

宋學的展開

楊慈湖

三浦梅園的哲學——從遠東儒學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

日本學界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動向——到1959年為止

第四部

歷史性的理性批判——「六經皆史」說

章學誠的歷史地位

清朝末期學術的狀況

辛亥革命時期的孔子問題

儒教中有生命的東西

對「儒教和二十一世紀」的建議

黃宗羲·橫井小楠·孫文

島田虔次著作目錄（日文版原文）

譯者的話

⑵ 誰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1942—1946年的遠東 》PDF格式電子書百度雲網址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1942—1946年的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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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19世紀法國漢學界中的著名學術刊物，傳統歐洲漢學界中的三大翻譯家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迴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於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藉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於"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
王楠（中華書局編輯） 來源:《史學月刊》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迴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於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藉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於"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
在我看來問題出於兩方面：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二，由於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徵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於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朴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後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後，那麼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麼？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原文頁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國的城鄉生活》）著者為Y.K.Leong和L.K.Tao。此處的原著者顯然是中國人名的簡寫，譯者僅譯為Y.K.Leong（郎）。筆者作為此書的責編之一先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寫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閱讀此書的《序言》得知，兩人均為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中國學者，此書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生活。此書出版之後，T'aoLiKung回國任教，而LiangYu-kao則留在英倫。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國，那麼《社會科學大辭典》中應該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國社會科學家北大著名社會人類學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譯。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難，因為其始終旅居國外，本國很可能沒有介紹他的專文。只好仍以陶氏為線索，終於在多卷本的辭書《北大人》中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為"梁宇皋"。
類似情況還有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頁，文下注②："見於君芳《Chung-fenMing-pen與禪》，載陳學霖與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與宗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此處未譯的"Chung-fenMing-pen"應為元代禪師"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寫成"中峰明本"。有關資料可參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和《天目中峰廣錄》。（見《磧砂藏》589-591冊；或參見《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續藏經》2-27-4，商務印書館，民國初年。）
同人名的還原一樣，中文書刊名稱的還原也需要謹慎核對。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譯者把""譯為《京華中國研究學刊》。在遍查材料未獲後，才以其中的一篇論文為線索查知此刊應該是《清華學報》。
材料的還原。劉東先生所譯《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會中流行一種習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為官員們歸休不視事政事的借口。......而有關洗浴的中文詞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義，『起先的洗浴日'、『中間的洗浴日'、『最後的洗浴日'分別意指著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譯註：此詞中文出處不詳，權且直譯出來，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處典故可以在《初學記》、《唐會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楊慎《丹鉛總錄》卷3《時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為沐滌，故一月有三澣。後以上澣、中澣、下澣稱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劉東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在譯文中尚且出現此種擱置情況，可見史實還原之難。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審讀譯文時未查到出處。但根據文意應為"序言"的同義詞，即"疏頭"：僧道拜懺時焚化的祝告文，上寫主人姓名及拜懺緣由等。（參見《辭源》頁2130；《漢語大辭典》第8冊，頁508）改"疏意"為"疏頭"既比較符合原意，且更准確。
又此書頁724，注4，把《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簡稱為《通考》和《通典》。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四部書，應根據歷史學規范簡寫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誤導讀者。
在審讀《法國漢學》第四輯中有如下譯文："在上引《隋書·經籍志》中所記述的道教儀式之外，還用一種不太肯定的口氣記錄了一種道士們所宣稱但卻未必如此的籙的古代傳說。（中略）雖然隋代的歷史學家記錄了這個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說法，（中略）很難證實隋代的編年史學家們......"《隋書》是唐代史學家編纂的，此處應改為"隋史的編纂者"或"唐代的歷史學家"。同類者尚有侯旭東在《誤譯叢生的一部書——〈佛教征服中國〉中譯本瑣談》（載《中華讀書報》）文中的舉例："如原書頁19『intheHou-Hanchi,,'中譯作『在記載公元4世紀後漢歷史的《後漢記》中，'（頁29）令人啼笑皆非。按《後漢紀》（譯文作『記'誤）為東晉人袁宏作，書成於四世紀，而後漢亡於三世紀初，中譯應作『在《後漢紀》——4世紀成書的關於後漢的史籍——中'"。這種常識性史料還原的錯誤應在譯文中絕對杜絕。
對背景文化還原的難度還應在前兩者之上。因為背景知識准確的掌握不僅包括對史實的確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感，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領神會，並運用自如。不止是一個詞，一段話的索驥，而應把文化內涵整個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譯文達到風格上的忠實與流暢。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譯為"（故宮）各大宮殿按南北向軸心排列"。這容易引起歧異。事實上，原作者不是想強調宮殿的南北對稱，或者是要說明所有宮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譯為"重要的宮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軸線上"就更明了。又同書"Confuciancommentators"譯作"儒家評論家"也不能算錯，但"清議"一詞可能比較符合傳統，也更典雅。又比如稱南方地區下級管事者為"teacher"，譯作"蒙師"不如"師爺"確切。
袁筱一等譯法國馬丁·莫內斯蒂埃著《人類死刑大觀》（灕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頁兩副插圖下的注文分別為"西方軍事勢力代表對『拳擊手'施斬首刑"和"拳王的斬首刑（中國，1901年）。"。"boxer"在此處不應直譯為"拳擊手"，而是專指1900年前後中國民間反侵略組織"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一詞。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頁注72"見L·S·楊的兩篇文章，......收入的《漢學中的遠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楊"即楊聯升。1"Excursion"一詞本身有遠行之意，但用在中國書籍和文章的名稱當中，應釋作"短文"，又可引申來表達中文特有的文體"賦"、"策"等。如蘇東坡《赤壁賦》，英國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譯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灣師范大學教授李杏村則譯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賦"一詞。所以楊聯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書或譯成《漢學散策》可能更為恰當。
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譯者翻譯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僅從兩書一些章節標題翻譯文字的差異就可想像其內容的大相徑庭。第5章第4節，江蘇版譯為"儒家教育在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商務版則為"儒家教育在社會學教育類型中的地位"，兩書所提概念絕對不屬於同一學科範疇。又如第6章第12節前者譯為"早期儒學的激越"；後者為"早期儒學的悲歌"，孰是孰非難以明確，且會令讀者啼笑皆非。
當然細讀所譯內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蘇版譯為："同樣的，一個人能否像非士人階層那樣在祖廟中享有一個祖宗牌位，也取決於其官階。甚至連城市之神在眾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員的級別而定。"（頁138）；商務版則譯："倒是正好反過來：一個人的官品決定著他是否能有祖廟（沒讀過書的人只有一個祖宗牌位），祖廟中能供多少祖先。就連萬神廟里城隍的級別也取決於該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蘇版譯為："宋代的常備軍，除了『近衛軍'以外，尚有由地方軍隊和民兵組成的兩個編隊，但它們一旦融合之後，便告瓦解。"（頁92）；商務版則譯："宋朝統治時期，除了地方軍（廂軍）和民兵（鄉兵）這兩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軍隊以外，還有作為常備軍的『禁軍'。"（頁129）
再有，江蘇版譯為："王安石於1086年死後被封為聖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紀，對他的供奉連同聖徒的稱號統統被取消了。"（頁93）；商務版則譯："他（1086年）死後的封號和祭奠安排，在12世紀又被取消了。"（頁131）
把"城隍"譯為"城市之神"，"禁軍"譯為"近衛軍"，"地方軍隊"和"民兵"不說明特指中國傳統文獻所稱的"廂軍"和"鄉兵"，從行文上還可勉強接受的話，那麼把王安石說成是"聖徒"則甚為乖謬了。文化所囊括的內容既寬泛又細微，因此對它的還原絕非易事，非學養深厚、細心琢磨不可為之。
二．形式上的統一
講求學術規范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與擴大學術交流領域和層面的基底。漢學論著翻譯作為學術研究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否則就會降低其價值，甚至誤導讀者。
形式問題之一：在審讀漢學譯著時，歷來把核對有關海外學者的名號與著述題目的看作是譯文的關鍵，也是難點。目前所遵循的原則是：國外漢學家已有漢文名字，或約定俗成的中譯法的應遵從；其他所有外國人名都應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系列各國人名譯法辭典為據，並在首次出現時用括弧標出原文。專著或論文的題目也當如是處理。如法國漢學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分別被譯為"席佩爾"、"史波兒"、"施博爾"。在參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舉辦的講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54頁把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以擅長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聞名、撰寫過《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譯作"普利布蘭克"。《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一書的著者Schafer被翻譯為"謝弗"，其實他有中文名字，叫"薛愛華"。
或者過分強調譯名的精確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於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種音、形、義相結合的表意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有固定的含義，通假和轉注則有特別的規定。就算在閱讀姓氏名稱時，出現同音異形的字，也會被認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種與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國人在閱讀時也養成了更重視識別文字字形而不是讀音的習慣。而且長期以來漢語對外來詞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貫的，並形成了以意譯為主或意譯與音譯雜糅的翻譯規律。2這種意譯法的使用更加強調字元形態與音讀對應的確定性和准確度。所以譯者採用了不同譯名來反映一個人或一件事物，就會誤導讀者，即翻譯時差之毫釐，理解時必然謬以千里。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譯者把日本學者林友春的論著譯為"《元明時期的學堂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譯出。但核對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當為《元明時代的書院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出版。同樣的錯誤在《從理學到朴學》一書第222頁也出現了。日本中國學者及其論述往往夾雜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這既為譯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檢而出現譯文不準確的情況。
形式問題之二：對史料翻譯形式的規范化處理是衡量譯者學術水準的標尺。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之中譯本則較好地體現了形式統一、內容充實的原則。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譯者都先根據外文把原著者對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實譯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見於後，並改變字體，用括弧括出以示區別。例如：此書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家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並反對對技術做科學的解釋和推廣。
樊遲請求學農，孔子說：『我比不上老農民。'他又請求學園藝，孔子說：『我比不上老園藝。'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這本來可以認為是對傳統技術人員的謙虛態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遲走後，孔子說：『樊遲真是一個眼界狹窄的人！......如果一個君主或官長喜好良好的習俗、正義和真誠，人民就會背負著他們的孩子從各地都來歸附他。這樣，他還需要知道怎樣去務農嗎？'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好義......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也採取類似的格式。隨舉一例：
"禮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這一事實：人是生來就有慾望的，當慾望得不到滿足時，人就必定要追求它們。當這種追求進行得沒有限度或分寸時，必定會發生爭執。隨著混亂就出現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這種混亂，就把禮和正當性加以法典化而設立必要的限制，於是慾望就會得到調劑而他們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滿足。他們以這種方式使得慾望不會被事物無限擴大，而事物也不會因慾望無度所耗竭。從而這兩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長。禮就是從這里來的。（《荀子集解·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第十九》第一章]"（第13頁）
全書均沿用此格式的意義有二：其一.對中國古文的解釋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國內也並沒有任何稱得上是絕對權威的譯注，學者們的新知灼見往往正基於對文本的深入解讀。因此國外學者對原始材料的重譯，既興許是誤讀也很可能是變換角度，用有別於傳統的思維方式重新闡釋原典，不容忽視或省譯。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處則更方便了讀者，使讀者對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對比和判斷而省卻了檢索的麻煩。當然這也是使譯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實原著的必要手段和過程。
形式問題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蘇人民版和商務版的所譯韋伯《儒教與道教》的兩部譯著，前者未附任何參考文獻目錄和索引，後者則附有譯名表，這在使用價值上有明顯差別。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國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的中譯本。商務本把法文原書的腳注和書末索引全部翻譯過來，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參考書目》的同時寫道："本書作者格魯塞在編寫其書過程中曾參考了大量西歐出版的史學著作與有關東方學的論文，為了說明資料的出處，他在各頁注腳內簡略地提到著作的書名與頁碼。我們認為這種注腳對漢文譯本的讀者是多餘的，首先那些資料是很難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許多困難。......"（第589頁）青海本的譯者魏英幫先生親聆過格魯塞教授講授的《遠東史》，所以增補的《著者參考書目》肯定極具價值，但參照商務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書腳注的學術含量仍舊豐富，因此決不"多餘"。如此情況還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據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譯著的《東方的文明》一書中出現，腳注一律未譯，這總與此書較好的文字翻譯質量不相匹配，並且無法讓讀者得知其書使用材料的來龍去脈。
因此不光為查找、檢索的便利，各種文後注釋和書末附錄更進一步展示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和動態。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附之《縮略語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書籍》、《1800年以後的中文和日文書籍及論文》、《西文書籍和論文》以及包括人名、論著和主題詞等多類詞條的《索引》，此內容不亞於一部國外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說是內容廣泛、涉及諸多領域的中國學研究概述，值得後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譯者經驗的不斷累積看作是漢學論著翻譯水平整體提高的前提條件，那麼後附文獻參考目錄和索引實際上就是這種積累的明晰體現。因為附錄往往包含了眾多學術信息，譯者對它的翻譯經常需要查閱國內外大量資料。幾種同類書籍參考目錄和索引的匯集甚至可以說是這一學科領域權威材料的總編。這種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謹慎的譯法，就為後人在翻譯學術著作時提供了最詳實、准確的參考文獻，而且在譯作方法上、對譯著的規范化處理上都有所借鑒。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復勞動，有益於漢學論著翻譯質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推進。
如法國學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譯的《法國的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附有法國中國學者譯名對照表，就為審讀即將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法國漢學》第四輯的譯稿提供了類似工具書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進行增訂和補充，則有關法國漢學從早期發展到最新概況，並涉及諸多學科的完整資料就全部提綱攜領的凸顯出來了。因此對漢學著作的附錄不僅不能隨意刪除，且應在格式上繼續規范化。
三.使漢學論著翻譯規范化的其他輔助手段
1.多譯本的互相參照是翻譯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僅能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層次的見解，而且還能改正原著的錯誤和譯文中的誤譯。如審讀《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我曾用此書的日文本（晃洋書屋，1989年）進行核對，補譯和改正了原著和譯稿地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長江上游圖》漏"自流井"之名；頁248圖中有兩處"長沙"，據日文本改一處為"重慶"；圖35"趙家渡"誤寫為"趙家府"，又補譯"石笥場"一地；圖34補譯"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譯者把eclectic（折衷的）誤識為electric（電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時才偶然發現並改正過來的。
參考其他語種的相關資料也會有意外的收獲。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稿中，許多地方誌方面的材料無法還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國外圖書館保存的中國方誌；還有一些則因反復轉引卻未注原書書目而無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編第五章《市鎮和水道》，其中引文都從英文轉譯。但我發現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轉引自日本學者所撰寫的專著和論文，因此從西嶋定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66年；此書有中譯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萬曆《嘉定縣志》卷19《文苑》載萬曆二十三年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從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吳中水利全書》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四冊《蘇上》。以及由載《東洋學報》的川勝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長》，日本《史學雜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東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運與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關材料的出處。試舉一例，原譯稿譯自英文為："若不帶貨，勿雇小船。可自東柵口乘小舟赴嘉善，復由此登棉紗船去松江，向無一人慾乘大船者。"查知應出自日本尊經閣水庫藏之《水陸路程》卷7《蘇松二府至各處水》，原文曰："無貨勿雇小船。東柵口搭小船至嘉善縣。又搭棉紗船至松江，無慮大船。"由此自知在從事漢學論著翻譯和譯文審讀中少不了對其他語種資料的翻檢之工。
2.為保證與國外中國學領域的快捷對話和進一步提高漢學論著翻譯作品的質量，學界亟待及時編寫和出版相關領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動態的工具書。而目前有關書籍卻少而陳舊，不太能滿足譯者的需要。如現有的海外中國學手冊僅有《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俄蘇中國學手冊》、《日本的中國學家》、《美國中國學手冊》等。而且除了《美國中國學手冊》在90年增訂過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時為找尋一個學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譯法要把近年來所有有關漢學論著翻譯的論著和書刊全部檢索一遍，這與翻譯本身發展的速度極不合拍，這也使譯者處於一種孤軍奮戰的境地。因而學界急需解決的是舊有工具書的定時增訂和新種類、多用途、更廣泛的工具書的編纂。3甚至盡快用計算機網路代替紙本工具書，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檢索效率。4
另外，由於前些年海外學人所用中國的資料大多來自港台，因此對這兩地學界的學術情況應給予一定的重視。在國家圖書館可查的台灣書目文獻限於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後的出版物僅借到王世慶主編的，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資料專刊之一《台灣研究中文書目（史地之部）》（台灣環球書社1976年）一書。其他目錄則散見於年鑒或分類學科的論文索引中。近十年內的最新著述目錄仍無處獲知。在查尋《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時，幾乎是借一種刊物僅能核對一條材料。如查出"張谷城"編寫的《新竹叢志》（新竹市：新竹叢志編輯委員會印行，1952年），非"張古城"；畢慶昌等編《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不是"畢青長"；《鹿港開港史》載《台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張炳楠"......都是無工具書可依。而且書中仍有一些音譯無法還原。
總之，漢學論著翻譯的規范化和精確度是與編寫便利、及時、全面、准確的工具書相輔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漢學研究與世界充分接軌。
3.高質量的漢學譯作的推出還要求譯與校的努力和協作。
《從理學到朴學》第226把"柳詒徵"誤排為"柳詒征"。而且書中所有涉及清人"方東樹"的地方都印為"方東澍"。
《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從撰寫到翻譯都堪稱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對是卻把近十處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圓仁"都誤作"園仁"；第44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記》；第54頁，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印成"《四書》集注"。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傳〉及其類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頁），把編寫《唐大詔令集》的"宋敏求"，誤印為"宋敏秋"；注55（第257頁），葉德輝《雙梅景暗叢書》排成《雙梅景暗業書》；注57（第258頁）撰寫《唐會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於審核的疏忽使譯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遺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時彌補了。
四．翻譯與研究的統一
不言而喻，優秀的翻譯著作應達到翻譯與研究的完美結合。因為譯者如果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那麼他翻譯這一領域中的外國著作就會在佔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學術動態方面勝人一籌，得以與原著者並駕齊驅，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評判。如陳裕菁在翻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蒲壽庚考》（中華書局，1954年）的《序言》中寫到："紀元十二年夏，日長無俚，匯全文譯之。參稽考訂，幾忘溽熱。既成，覺尚有餘蘊，因不揣簡陋，發篋陳書，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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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狄百瑞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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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
作者名：狄百瑞
豆瓣評分：7.1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1
頁數：135
內容介紹：
無論在古典形成時期、佛教傳入時期、宋明新儒學時期，還是近代東、西碰撞時期，在以儒家為價值內核的東亞文明內部，均展開過持續的思想對話。而狄百瑞教授的這部《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正是以此種對話性為主線，來追問支持文明之發生和發展的基本動力。緣此，《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並非表現為單純的回溯，還更表現為積極的前瞻，因為藉助於上述「既分又合」的辯證形態，作者展示了他所嚮往的未來世界文明的典型存在樣式。
作者介紹：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當代美國研究遠東思想史的權威學者。他以畢生精力從事於這一專門領域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著作宏富，對宋明理學尤有精湛的研究和豐碩的成果。幾十年來他一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兼任副校長和東方語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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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以來的中英碰撞》（王賡武）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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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1800年以來的中英碰撞

作者：王賡武

譯者：金明

豆瓣評分：6.7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7-1

頁數：174

內容簡介：

中英交往不僅僅發生在兩個大國之間。這兩個國家的貿易和往來還發生在大英帝國和英聯邦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下。本書根據作者在劍橋大學所作的演講修改而成。在這部探討中英關系的文筆優美、思想雋永的作品中，作者圍繞著「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這四個詞彙，闡述了中國和英語民族復雜、多彩、動態的交往關系，既審視兩者交往的可能，同時又洞悉其限制，為讀者展示了一幅既深遠壯闊又細致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間碰撞融合的歷史畫卷。

作者簡介：

王賡武，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席，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當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名譽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士，榮膺國際學術獎、福岡亞洲文化獎。歷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57—1968），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68—1986），香港大學校長（1986—1995），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1997—2007）。

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移民研究等，涉及歷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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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國及其俄羅斯遠東部落》（[俄]Э.В.沙弗庫諾夫）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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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渤海國及其俄羅斯遠東部落

作者：[俄]Э.В.沙弗庫諾夫

譯者：宋玉彬

豆瓣評分：7.8

出版社：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7

頁數：255

內容簡介：

本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渤海歷史、考古學界的研究者們以歷史的責任感為己任，以嚴肅、認真和科學的態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國研究之中。一時形成了由國內外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專家帶頭，大批中青年學者為骨乾的強有力的研究隊伍。這支隊伍連續奮戰了七八年的時間，向國內外學術界推出了一大批關於渤海的歷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專著、論文和考古學報告等。這批成果的數量之多、學術水平之高，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時期，標志著中國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個時期，關於渤海的國外研究狀況，尤其是蘇聯遠東地區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陸續介紹到中國．

由於關於渤海的歷史文獻比較缺乏以及考古學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等客觀情況，到了80年代後期，中國的渤海研究相對有所減少，研究者們一致認為，渤海研究的未來和發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說渤海考古學的進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關鍵。當然，這首先是將希望寄託在本國的考古學研究方面。同時，對周鄰國家，尤其是與渤海當時的領土疆域有關的國家，對那裡的渤海考古學研究，也寄於厚望，俄羅期遠東地區則是備受關注的地方。

作者簡介：

Э.B.沙弗庫諾夫(1930－2001)。他是俄羅斯聯邦功勛科學工作者，是享譽俄羅斯國內外的從事濱海地區和黑龍江（阿穆爾河）沿岸地區中世紀考古的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起，沙弗庫諾夫從事遠東地區歷史遺跡的考古勘察、挖掘和研究工作，歷時五十餘年。他主要運用考古挖掘資料研究俄羅斯遠東南部地區中世紀歷史。他研究的結論和提出的假設具有獨創性。他研究的特點是對考古文字資料和民族物質資料進行綜合性研究。他師從А.П.奧克拉德尼科夫，著有《渤海國及其在濱海地區的文化遺存》、《12－13世紀女真·烏德蓋人文化和遠東通古斯語系民族起源問題》；主編《自遙遠過去至17世紀俄羅斯遠東史》、《渤海國(698－926)和俄羅斯遠東部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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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史》是法國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勒內·格魯塞所創作的一部歷史著作，首次出版於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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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帝國：基地七部曲》（[美] 艾薩克·阿西莫夫）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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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銀河帝國：基地七部曲

作者：[美] 艾薩克·阿西莫夫

譯者：葉李華

豆瓣評分：9.4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10-1

頁數：2888

內容簡介：

人類蝸居在銀河系的一個小角落——太陽系，在圍繞太陽旋轉的第三顆 行星上，生 活了十多萬年之久。

人類在這個小小的行星（他們稱之為「地球」）上，建立了兩百多個不同的行政區域（他們稱之為「國家」），直到地球上誕生了第一個會思考的機器人。

在機器人的幫助下，人類迅速掌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術，開啟了恢弘的星際殖民運動；人類在銀河系如蝗蟲般繁衍擴張，帶著他們永不磨滅的愚昧與智慧、貪婪與良知，登上了一個個荒涼的星球，並將銀河系捲入漫長的星際戰國時代，直至整個銀河被統一，一個統治超過2500萬個住人行星、疆域橫跨十萬光年、總計數兆億人口的龐大帝國崛起——銀河帝國。

一個微妙的轉折發生在銀河帝國建國後的12020年。哈里·謝頓，這個剛滿32歲的年輕數學家，開創了「心理史學」，這門學科能用數學公式准確推演全人類的未來——「預言」從此成為一門可以信任的科學，人類由此可以看見未來。

謝頓的第一個預言是：雖然毫無徵兆，但已存在一萬兩千年之久的銀河帝國即將滅亡。

一時間，銀河震動，帝國飄搖；皇帝、宰相、奪權者、反叛星球，各方勢力立刻劍拔弩張，人類銀河時代最偉大的傳奇就此開啟……

作者簡介：

艾薩克·阿西莫夫（1920-1992）

俄裔美籍作家，被全世界的讀者譽為「神一樣的人」；美國政府授予他「國家的資源與自然的奇跡」這個獨一無二的稱號，以表彰他在「拓展人類想像力」上作出的傑出貢獻。

阿西莫夫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作家，其著作幾乎覆蓋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上天下海、 古往今來、從恐龍到亞原子到全宇宙無所不包，從通俗小說到羅馬帝國史，從科普讀物到遠東千年歷史，從聖經指南，到科學指南，到兩性生活指南，每一部著作都朴實、嚴謹而又充滿幽默風趣的格調，為了盡情發揮自己詼諧搞笑的天賦，他甚至還寫過一本《笑話集》。

他提出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是當代機器人學的基本法則，他預言了今天的生物科技，預言了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圖書館，預言了人類將進行太空殖民。

終其一生，阿西莫夫最引以為豪的則是：《銀河帝國》系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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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葉李華

一九六二年生，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理論物理博士，致力推廣中文科幻與通俗科學二十餘年，相關著作與譯作數十冊。自一九九〇年起，即透過各種管道譯介、導讀及講授阿西莫夫作品，被譽為「阿西莫夫在中文世界的代言人」。

⑼ 《中_帝_晚期的叛_及其_人》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美國] 孔飛力）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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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作者：[美國] 孔飛力

譯者：謝亮生 等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0-11

頁數：270

內容簡介：

19世紀中國發生了巨大變革。這本書從分析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及其制度入手，強調了中國地方名流的作用，論述了在其影響下的地方組建武裝活動的形成和發展，並就此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

作者簡介：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 美國著名漢學家。1933年9月9日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CWoodraw Wilson)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1959年獲得碩士學位。師從費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華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學習中國歷史。1964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的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等職。代表著作除本書外還有《叫魂：1768中國妖術大恐慌》（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1990. 中譯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1999年出版，陳兼、劉昶譯）、《現代中國的起源》（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2. 目前未見漢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