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灣pdf

❶ 「 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海上.」這句話出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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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
——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研究 作者：王詩成 文章來源：海洋財富網
鄭和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率領的下西洋船隊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時間之久、航程之長，都是當時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鄭和航海給後世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研究，但現存記載鄭和海洋思想方面的資料很少，國內外的幾十種專著和數百篇論文多以專門研究鄭和航海活動為主，系統深入地研究鄭和航海思想的不多。鄭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把海洋與國家富強、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偉人，從這一角度來看，鄭和既是一個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海洋戰略思想家。在此，僅就鄭和海洋戰略思想作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對鄭和航海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

鄭一鈞先生在《論鄭和下西洋》①一書中兩次引用了法國學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華人》一書中記載的鄭和為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寶船隊時的一段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的話語雖不多，但字字千鈞，句句精闢。他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海洋與國家的安危聯系在一起，鮮明地揭示了海洋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密切關系，深刻地闡述了發展海軍船隊、控制海洋對國家安全和貿易的極端重要性。這是鄭和積一生航海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華的結晶。這段話對於研究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縱觀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可概括為：海洋開放意識，海洋財富意識，海洋主權意識和海洋憂患意識。其核心是海權思想。

其一，海洋開放意識。主要表現在鄭和走向海洋的強烈願望，不怕冒風險的征服意識和自強不息、不辱使命的奮斗精神。從1405年到l433年的29年間，鄭和以「造大船、馳騁海洋、協和萬邦、天下太平」的泱泱大國雄風和「耀兵異域和示國家富強」的政治使命感，作為永樂皇帝的使臣，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寶船隊，七下西洋，歷時29載，遍訪了亞、非37個國家和地區。活躍在從今東南亞諸國到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直至非洲東海岸的廣闊海域上。「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弛，涉彼狂瀾，若歷通衢」的壯觀景象是鄭和熱愛航海和征服海洋的英雄氣概的真實寫照。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洋，情系航海，關心寶船隊的命運和祖國海疆的安危。l433年7月，鄭和結束最後一次航海，橫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祖國。鄭和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獻給了祖國的航海事業，在人類走向海洋的庄嚴史詩中譜寫了空前輝煌的篇章。

其二，海洋財富意識。鄭和的海洋財富意識就是有效地開發利用海洋，擴大經商和對外開放，繁榮貿易，使國家走上繁榮昌盛之路。鄭和通過幾十年的航悔生涯，認識到海洋是聯繫世界各國的交通大道，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橋梁和紐帶，一個國家的富強離不開海外貿易的發展，這是中華民族「興漁鹽之利、行舟楫之便」的傳統海洋觀的一次重大變革。盡管當時的明政府為了維持自己對這種貿易的壟斷，排斥競爭，禁止移民和私人貿易。朝貢貿易有它的局限性，但畢竟通過這一貿易形式，使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與海外的經濟貿易往來。隨著所有國家和貿易次數的增加，由此誘發公平貿易也就不可避免。鄭和把「擴大經商」、實行開放貿易作為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始終在海外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並逐步將以納貢和皇帝賞賜為主要內容的朝貢貿易轉變成持久均衡的貿易往來，與所到國公平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並獲得了巨大利潤②。「自永樂改元，遣使四齣，詔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計希，充溢庫市，貧民承先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自此記載不難看出，海洋貿易的蓬勃發展，既適應統治階層對「舶來品」的追求，又滿足下西洋官兵贏利的慾望，還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來，對沿海地區的市場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於此，鄭和晚年才有了「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其三，海洋主權意識。鄭和通過航海實踐，其海洋主權意識逐漸增強，海洋思想也日趨成熟。鄭和進一步認識到了海洋與國家昌盛和國家安危息息相關。要實現耀兵示富、威制四夷的政治目的，必須憑借實力，「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巡弋異域，「懾服」敢與中國抗衡者，「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這樣外邦諸國才能聽從詔諭，俯首臣服③。當時中國作為東方頭號海上強國大約歷時30年，這盡管是由於這一時期國家的富強，但直接是依仗了當時海軍船隊的強大。正是由於鄭和帶領了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寶船隊西征，許多外交使節隨行，宣揚中國的富強，才確保了中國在東方的權威地位，才有20多個國家的使節和7位國王，攜帶貢品前來向明朝皇帝表示敬意。鄭和在幾十年的異域戰爭和外交生涯中，看到海洋的重要戰略地位，南洋局勢對國家安危影響甚大。當明仁宗朱高熾要拆散寶船隊時，鄭和站在國家安危的戰略高度疾呼保留寶船隊，重視南洋海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那鏗鏘有力、落地有聲的吶喊清楚地告訴當時的統治者：海軍船隊是海權的基礎，是海洋商貿的保障，誰擁有強大的海軍船隊，誰就能控制海洋，發展經商，安民興邦；喪失海軍船隊就會失去海洋控制權，不但海洋經商無保障，國家也面臨危險。

其四，海洋憂患意識。幾十年的航海實踐和伴隨其間的對異域的斗爭使鄭和對海洋的特殊地位有一種超出常人的理解，他既看到海洋在經商、擴大外交方面的作用，更看到海洋對國家安全所構成的潛在威脅。尤其是當明政府決定解散寶船隊、停止航海活動時，鄭和以極富洞察力的目光和憂心忡忡的心情向明皇陳述了放棄海洋將給國家安全帶來不堪想像的嚴重後果。「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這里鄭和講的國家富強，不但包括國家經濟強大，也包括國家軍事的強大、海權的強大。鄭和居安思危，告誡明仁宗，也是告誡後人，誰想躋身於世界大國之林，誰就必須控制海洋通道，海洋既可給國家帶來財富，同時海洋也會給國家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失去海洋控制權，將給國家帶來災難。可惜的是鄭和的吶喊沒有被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否則的話中國的海洋史將會重新書寫。

綜上所述，正是鄭和在實踐中形成的海權思想，建立了「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總和」的無敵艦隊，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全部置於控制之下，使明帝國的旗幟飄揚在南洋和西洋各處，將航海事業推向鼎盛，為世界航海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以鄭和的海洋開放意識、海洋財富意識、海洋主權意識利海洋憂患意識的基本形成為標志，奠定了鄭和是我國早期的海洋戰略思想家的歷史地位。鄭和有關海權方面的論述要比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海權論述早480多年，比世界著名海權論者美國的馬漢早近500年。今天，在當年鄭和船隊航經之地，人們可隨處尋覓到這位偉人的足跡，感受到偉人無聲的巨大影響。在西沙群島中，有取名永樂群島、宣德群島的島嶼。南沙群島也有稱為鄭和群島、景弘島、尹慶島、馬歡島、費信島等島嶼。出土於這些島上的寫著洪武或永樂年號的瓷器碎片，陳列在故宮博物院。這些已成為歷史上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最有力的佐證。《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圖集，鄭和船隊採用的「羅盤定向」和「牽星過洋」等航海技術，開人類航海史上天文導航之先河。鄭和船隊的遠航，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87年，早於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92年，早於麥哲倫環球航行1 14年，鄭和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先驅。鄭和航海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認識以及對外國優秀經濟文化成果的學習引進。鄭和的隨員編著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等，真實地記錄了海外各國的社會概貌、風物人情、山川道路和經濟文化生活等情況。鄭和還是一位政績卓著的外交家和和平友好使者。他開通並建立了亞洲海上交通網，把中國文明教化和尊嚴傳播到西洋各國，並推動了華僑在南洋的發展。總之，把鄭和航海活動和航海思想上升到海洋戰略思想的高度來定位，冠以海洋戰略家，是對鄭和的最好紀念，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二、鄭和海洋戰略思想形成溯源

鄭和於1371年(明太祖洪武四年)出生在雲南省的昆陽縣(今昆明市晉寧縣)。鄭和家姓馬氏，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父母給他取名馬和，小字叫三保。鄭和家族淵源和先世為西域民族中的王族，西域普化力國王所非爾是其遠祖，他們嚮往中國，在唐代時移居中國雲南昆陽。由於伊斯蘭教徒絕大部分從海上進人中國，又有朝覲聖地麥加的傳統，往返海上，從不間斷，所以他們熟悉海洋，了解航海，保持著航海習性，具有徵服海洋的優秀品質。伊斯蘭教中將不懼風吹浪打，不怕挫折失敗，不怕冒險犧牲，越洋涉海，實現朝覲功課，尊為「哈只」。在祖、父兩代「哈只精神」的影響下，鄭和「自幼有材志」④，受其父輩「義方之訓」。聆聽祖輩傳頌其家史，世系王族裔門，哈只門庭顯赫在鄭和記憶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祖輩海上航行的千辛萬苦和神奇傳聞激發了鄭和濃厚的航海興趣，他憧憬海洋生活，盼望長大後能夠周遊世界，到伊斯蘭教的聖地天方(麥加)去朝聖。鄭和從小就懷著與海洋割捨不去，成就大業的遠大抱負。

少年鄭和很不幸，他才十幾歲就被抓送到明朝燕王朱棣府中當了一名小太監⑤。在那艱難的生活中，鄭和仍然沒有忘記將來干一番大事業的理想，因此，他始終堅持利用各種機會發憤讀書。後來，朱棣奪取了皇位，史稱明成祖。在戰爭中，鄭和跟隨朱棣出生入死，顯示了非凡的才智，受到明成祖的賞識和提拔。明成祖賜他姓鄭名和。青年時期的鄭和，在參與政務和領兵打仗中增長了才幹，成為一個文武雙全、機敏干練的人才。l405年，明成祖「銳意通四夷」，拒海禁，行開放，抱負臨御之年建樹「四海安寧，萬邦來朝」的國政，決定派人出使西洋。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使命，要完成它不但需要精通文事武功，具有外交才幹，而且要勇敢果斷，富於冒險犧牲精神。日本人寺田隆信所著《鄭和——聯結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航海家》一書中有一段記述：明成祖召近旁的袁忠徹問：朕意用鄭和為船隊指揮，此議如何?充分理解明成祖旨意的袁忠徹對日：「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明成祖最終選中了「才負經緯，文通孔孟」、「有智略，知兵習戰」、「博辯機敏」集於一身的鄭和任「欽差總兵太監」，統率有27 000多人的龐大船隊出使西洋。鄭和多年的願望終成現實。1405年冬，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浩浩盪盪向遼闊的海洋進發。鄭和的寶船9桅12帆，最大排水量達l4 800噸，可載重7 000噸。鄭和船隊的每艘船上都裝有當時最先進的羅盤導航系統。船隊在大海上劈波斬浪，不到l0天就到了占城國(今越南南部)。占城國的國王聽說明朝的使者到了，非常高興，親自主持了最隆重的歡迎儀式。隨後，國王派人跟隨中國商船隊到各地進行友好訪問並開展貿易。離開占城國，鄭和船隊又訪問了爪哇、蘇門答臘等國，於1407年勝利返回祖國。緊接著，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鄭和又連續兩次遠航，訪問了滿刺加、錫蘭等國，並在滿刺加建立了一個倉庫基地，用於存放金錢、貨物和糧食。1411年，鄭和率領船隊從滿刺加基地出發，向西北航行，經過錫蘭、柯枝等國來到叫「西洋大國」的古里國(在今印度境內)。1417年，船隊第五次航海到達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1421年第六次航行到達了非洲，訪問了那裡的木骨都束(今索馬里的摩加迪沙)、竹苛國等地。1431年1月，年過六旬的鄭和率領船隊開始了第七次遠航。他們遍訪南海和北印度洋沿岸地區，到達了聖地天方(麥加)。1433年7月，鄭和結束了最後一次航海回國。1435年，鄭和逝世，享年64歲。

鄭和在漫長而復雜的航海實踐中，對海洋的認識不斷深化，海洋意識不斷升華。最初喜歡航海是出於家族征服海洋的民族習性的一種本能反映，在鄭和眼中，覆蓋地球表面積71％的海洋是一個連續的整體，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連接起來。海上航路是天賜之物，海洋航行、此地到彼地，無須耗費巨資建設和維修道路，船舶可以運輸各種商品，是「國家通往海外財富的偉大通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航海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使鄭和認識到了航海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航海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既要和惡劣的海況做斗爭，也要和野蠻的海盜進行戰斗。正像馬克思在《十八世紀的秘密外交》中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眼看自己的海和河岸被奪走。鄭和的航海目的在於宣揚國威，不著重去發展貿易和對外殖民，但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寶船隊，外邦諸國也不會聽從詔諭，俯首稱巨。鄭和在幾十年航海生涯中，切身體會到海洋通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南洋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是兵家必爭之地，丟了南洋的控制權，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鄭和一方面加強中國與南洋各國問的友好往來，擴大中國在南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另一方面呼籲明朝政府重視南洋，保留海軍艦隊，牢牢掌握制海權，保衛國家安全。鄭和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把航海活動持久地發展下去作為畢生追求的目標，他悉心繪制《鄭和航海圖》，不斷提高航海技術，改進航行設備。鄭和十分重視基地和轉運站的建設，在占城設立艦隊大本營，在「據諸番要沖」，「乃西洋要會」之地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並以此為「外府」，儲存貿易物資和船隊用品，保證航海活動持續發展。鄭和幾十年處心積慮、嘔心瀝血經營航海事業，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全部置於中國艦隊的控制之下，建立「四夷順，中國寧」和「萬邦來朝，威振四海」的明帝國一統天下。鄭和在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航海經驗，海洋思想不斷升華，逐步由一個職業航海家成長為一個海洋戰略家。

綜觀鄭和的一生，家族的教誨，伊斯蘭教所特有的航海習性和征服海洋的優良傳統的熏陶，為鄭和矢志海洋並成就偉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歷史上長達3個世紀的航海活動高潮以及地理知識的擴大，造船工藝和航海業的大發展為鄭和完成航海大業創造了客觀條件。明朝初期的民富國強，海軍船隊強大以及明成祖的海外擴展政策和知人善任，使鄭和實現航海抱負成為可能。而鄭和自身的才華，熱愛追求海洋的堅強信念，征服海洋的冒險開拓獻身精神和不辱使命、憂國憂民的優秀品質是其成長為一個偉大的航海家和海洋戰略思想家的重要保證。海洋選擇了鄭和，鄭和創造了航海奇跡。

三、鄭和海洋憂患意識的歷史印證

15世紀最初的30年，長達3個世紀的航海活動達到鼎盛時期。「中國向海洋挺進始

於南宋時期，當時的船隊控制了中國海東部；元朝時期，進而取得在南中國海的優勢。明初，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戰船進入並巡航於印度洋，以顯示其海上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在短暫的一段時間，中國的海上軍事影響力波及從日本至非洲東岸的遼闊海域」。⑥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開了鎖國禁海的先河。朱元璋從登基開始，便屢屢發布禁海令。當時重點是禁止民間出海，並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運。洪武四年(1371年)規定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罷泉州、明州、廣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民間番香番貨，嚴令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中期以後，中國的禁海達到巔峰，及至片板不許人海。嘉靖年間(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未禁大船，盡數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沿海地方政府也下令，對私造雙桅大船下海者，務必要一切捕獲治之；查海船雙桅者，即捕之。中國沿海的水師也越來越專注於執行政府的海禁政策。

明朝海軍的衰落是從1425年明仁宗登基開始的。伴隨著禁海，明仁宗曾一度停止派遣鄭和統率的海軍遠征，l431--1433年，明宣宗允許鄭和進行最後一次遠航。l436年明英宗即位時，即頒布詔令，不僅禁止建造遠洋海船，而且減少製造戰船和武器，每個海軍單位都受到裁減。浙江省海軍船隊由700多艘裁減到300多艘。海軍運輸船的狀況更糟，山東省登州衛的l00艘船隻剩下18艘，到1503年僅保留l0艘，其中4艘被派往湖廣省，3艘去浙江和福建，只有3艘留在登州。l524年朝廷敕令，停止登州製造遠洋船隻。隨著船隊的大規模削減，船舶製造也衰落了。大型的、吃水深的運輸船逐漸被小型的平底駁船所取代。在官辦船舶製造廠造出的小型船，建造質量比私人造的商船還要低劣。因朝廷不重視海防，海軍軍餉一減再減，致使兵員逃亡現象非常嚴重。以至於到16世紀初，當日本倭寇加劇劫掠時，明政府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裝的居民來抵抗。原來揚威異域的海軍，現在僅能勉強地守在本國水域內，抵抗海盜的襲擊。中國保持了3個世紀的海上權威地位，就此迅速動搖了。

清王朝緊步明朝海禁的後塵，頒布了與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著又頒布遷海令，強令閩、粵、蘇、浙沿海居民內遷50里(1里=0．5千米)，越界立斬。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厲行禁海，停止與南洋貿易，嚴禁將船賣給外國人，嚴禁運糧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將康熙二十四年開放的4個港口撤銷3個，歸並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將沿海戰船一律改小；l806年，則下令嚴禁民間違例製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過20名。這些禁令導致中國造船工業嚴重萎縮、海防廢弛，使中國水師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遠出。

明清統治者實行海禁，導致了閉關鎖國，國力日漸式微。而西方列強大肆向海外擴張、掠奪。他們憑借著堅船利炮逐漸轟開了中國的海上大門。l637年，英商「可甸聯合會」派出了以威代為首的5艘武裝商船，闖進南中國海，進行了第一次有一定規模的對華貿易行動。1840年7月16日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後，中國海門大開，西方殖民主義者肆無忌憚地進犯中國海疆。1856--1860年，英法兩國聯合出兵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海軍黃海海戰，以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而告終。5年後，八國聯軍又一次兵至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強，對中國的頻繁入侵、掠奪幾乎都是從海上來的。海上入侵高達84次之多，入侵艦艇l 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帝國主義列強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由此一步步墜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從《南京條約》、《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的60年間，大量割地，賠款額高達13億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16年收入的總和。1937年日本侵略者再一次藉助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和制海制空權發動對中國長達8年之久的侵略戰爭。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進一步印證了鄭和的「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的偉大預言。回顧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輝煌時代大多是向海洋拓展的時代，而落後屈辱的時代則與喪失海權密切相關。舊中國屢屢戰敗，都是失之海權、敗之海權。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列強對待海洋問題比我們精明、深刻而且超前，侵略者每次得手之後，首先要求的就是我們的海權，即要求割讓我國沿海島嶼，致使我國的舟山、香港、澳門、台灣和澎湖列島都曾成為侵略者的「戰利品」。歷史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印證了鄭和預言的正確性，它用鐵的事實一再告訴國人，海洋問題，絕不是一個區域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國家富強和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海洋者，安天下，得富強。

四、鄭和之後關閉海門的原因分析

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使節便已經歷訪黃支國(今印度東岸南部)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了。當時，漢的商船隊是在徐聞和合浦做好准備後揚帆出海，沿著海岸經越南、泰國、馬來半島南下，進入馬六甲海峽，再北上到達邑盧沒國，然後繼續沿海岸航行，赴黃支國和已程不國的。中國沿海一帶地方，特別是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的沿海居民，從事農業並兼營漁業者很多。在遠古時候他們便與海洋發生了聯系，而且經常接觸海上來航的外國人，不斷地豐富了有關海外知識。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渡海外者逐漸增加，他們扮演了海上航路的主要角色，被稱為天生的航海者。自唐末，特別是8世紀以來，陸上的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海上交通日趨興盛起來。唐末以後，以廣州和泉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取代了以長安為起點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東西交通的干線，海上運輸蓬勃地發展起來。唐王朝積極鼓勵海上交通貿易，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已經有了市舶司的設置，以掌管有關海外貿易的一切事務。其中心地在廣州，伊斯蘭商人從波斯灣諸港揚帆，渡過印度洋，繞馬來半島來到廣州。

宋王朝承襲唐代鼓勵海外貿易的做法，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設立提舉市舶司，管理以徵收關稅為主的貿易事務。來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蘭商人居住在規定的居留地，其區域稱為「蕃坊」，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受到特別的優遇。進入元代，泉州作為貿易港，其繁榮程度超過了廣州，被譽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馬可·波羅所著《東方見聞錄》對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紹：「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滿載著奢侈商品、高價寶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斷來到此港。自此周邊的蠻子各地來的商人們也麇集於這個海港。總之，在這個海港，各種商品、寶石、真珠的交易盛況，沒有比這更令人驚嘆的了。聚積於這個海港城市的商品，從這里搬運到蠻子各地販賣。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給基督教諸國而裝載著胡椒的船隻進入亞歷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話，那麼將有相當於百倍的百艘船來到刺桐港，就此種貿易額來說，無疑可以斷言，刺桐港市確實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財政總收入的20％左右。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來海外貿易的盛況，而且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元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經由海路，以東方之高麗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亞諸島、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幾個國家為對象展開的。盡管海外貿易是通過官商、寺院、官僚等進行的，但成為主流的則是民間商人，涌現了許多民間大商家。這些通過經營貿易而發了財的商人們，過著豪華的日子。直到元朝末年，泉州仍然保持著繁榮的局面。從1279年南宋滅亡之後，由於自由貿易被禁止了，作為國際貿易港的泉州，從此走向衰落。

明太祖即位的翌年至第三年(1369--1370年)，太祖便遣使向海外諸國詔告新王朝的建立，招誘入貢，把對外關系納入朝貢制度之下。把貿易只限定於朝貢貿易形式的明太祖，採用嚴厲的海禁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貿易。據《大明律》規定：私帶貨物出海交易者杖一百，把軍器和人口等運往海外者絞首刑，走泄國情者斬首刑。二桅以上的大船，也被禁止建造。以航海為業的沿海居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祖輩傳下來的職業，躲避國禁而往來於海外者不絕。盡管如此，唐、宋、元朝發展起來的海外貿易還是從此衰落了。太祖以後，這種方針被作為「祖法」沿襲了下來。明王朝並不像元朝那樣開放，連派遣鄭和統領船隊下西洋的明成祖也沒有例外。中國人的私營貿易和航渡海外，依然被禁止。

明太祖之所以施行海禁政策，從客觀原因分析是與當時的形勢相關聯的。從國內來看，當時「由於海盜亦商活動可獲洋利的巨大吸引力，東南沿海商民捨生忘死，趨之若鶩，成千上萬人出海參加海盜亦商活動，有些地方出現『連村』、『滿海』參與海上貿易活動的盛況。海盜的亦盜活動也隨著亦商活動的開展而更加活躍起來。這時期海盜的武裝活動比過去次數更多、規模更大……⑦從國外來看，13世紀以來，工商業的發展，促使日本對中國貿易越來越活躍。到了元代末期，日本人的海外活動更加頻繁。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一面從事貿易，一面伺機而為盜賊，出沒於自朝鮮半島到中國東南部、浙江至福建一帶，四處劫掠。為此，太祖一邊敦請足利幕府取締倭寇，一邊以在海外的民間貿易船難與海賊區別開來為由，禁止私人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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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海盜共和國骷髏旗飄揚、民主之火燃起的海_黃金年代

作者:[美] 科林·伍達德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品方:甲骨文
副標題:骷髏旗飄揚、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盜黃金年代
原作名:The Republic of Pirates: Being the True and Surprising Story of the Caribbean Pirates and the Man Who Brought Them Down
譯者:許恬寧
出版年:2016-9

內容簡介

1715年至1725年，暗礁密布的加勒比海，黑鬍子、「海盜王子」貝勒米，以及查爾斯•范恩等船長集結海盜，創立飛幫，建立獨特卻又短命的海盜共和國。他們天生反骨，不論階級，不問出身，要當領袖靠票選，搶到財寶就均分——官方說海盜是燒殺擄掠的魔頭，平民則當他們是劫富濟貧的海上羅 賓漢。英國皇家海軍的伍茲•羅傑斯，矢志鏟除海盜共和國。一場場鬥智斗勇的對決，由誰勝出，有誰活命？

作者簡介

屢獲殊榮的新聞記者兼暢銷書作家。著有《美國民族：北美十一個競爭區域文化的歷史》(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Eleven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天涯海角：行過正在消失的海洋》(Ocean』s End: Travels Through Endangered Seas)，以及《龍蝦海岸：造反者、遠離塵囂者，以及被遺忘的新天地掙扎》(The Lobster Coast: Rebels, Rusticators, and the Struggle for a Forgotten Frontier)。曾長期擔任《舊金山紀事報》和《基督科學箴言報》外國通訊記者，視野遍及七大洲、五十五國，並定期為《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月刊》和《政治》撰文。畢業於塔夫茨大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