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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如何成為一個十年的高效管理者 pdf
一個人的資源,包括他的時間、精力和天賦。而如何支配他的個人資源,將最終影響他的生活策略的形成。不同的選擇,可以使你的生活走向和預期不同的方向。有時候,這並不是壞事,因為你可能會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機會。
別去操心那些你將取得的個人聲望,去操心那些通過你的幫助能變得更好的人吧。
如果我還是每天花那一個小時去學習掌握那些經濟學知識,我才是真的浪費了人生。我每年用到那些經濟學知識只有幾次,而那些關於人生目的的知識每天都要用到。
那些關於人生目的的知識,是我學到過的唯一最有用的東西。如果不願花時間去搞清楚這些,就會像一艘沒有舵的船,必將在人生的怒海狂濤中飽受摧殘。
我在哈佛商學院的課程體系,是為了幫助我的學生們理解什麼是好的管理理論,以及它是怎樣構建的。在每一章,我們帶著不同的模型或理論視角觀察一家企業——應用它們來解釋這家企業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並審視什麼樣的管理行動可能產生希望得到的結果。
現在,在最後一天的課堂上,我要求我的學生們把這些理論的聚焦鏡對准自己,並針對下列三個問題尋找令人信服的答案:
第一:我怎樣確保我在職業生涯中會快樂?
第二:我怎樣確保我和我的配偶及家人的關系將成為一種持久的快樂源泉?
第三:我怎樣確保過一種正直的生活?
盡管最後一個問題聽起來像在開玩笑,但並非如此。我當年羅茲學者班32個同學就有2個進過監獄。安然(Enron)的Jeff Skilling也曾是我在哈佛商學院的同班同學。他們都曾是很好的人,但他們人生中的一些事情把他們引上了歧途。
管理是最崇高的職業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Herzberg)的幸福論認為,人生中最有力的激勵因素不是金錢,而是那些學習的機會、在責任中成長的機會、為他人做貢獻的機會、以及成就被認可的機會。
我成為學者以前,自己經營著一個公司。有一天,我想像著我的一個經理早上躊躇滿志地來工作,10小時後,帶著不受賞識、沮喪的感覺開車回家。我在想,她這種感覺會怎樣深深地影響她與孩子們的相處。然後,我的想像快進到了另一天,她帶著更好的自我感覺回家——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因做成了很有價值的事情而被認可,以及在某個重要項目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想,這又會對她作為一個妻子與母親產生怎樣的積極影響。
我的結論是:如果做得好,管理就是最崇高的職業。其他任何職業,都不可能提供這么多的方式來幫助別人學習和成長,來承擔責任並因成就而被認可,以及為團隊的成功做出貢獻。越來越多的MBA學生來商學院時,以為從商就是買賣與投資。這是很不幸的。做生意並不能帶來那種「通過塑造他人而得到的深深的回報」。
我希望學生們在離開我的課堂時能明白這一點。
為你的人生制定戰略
對第二個問題,有一個管理理論可作參照。這個理論的首要觀點是,一個企業的戰略是由管理者投資的項目類型決定的,如果不能非常嫻熟地管理一個企業的資源分配,那麼由此引發的一切將會與管理預期大相徑庭。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關注著我那些1979年畢業的哈佛商學院同班同學的命運。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來聚會的時候都是不幸福的,離了婚,與他們的孩子也很疏遠。我向你保證,他們中沒有一個在畢業的時候就想著以後要離婚或是疏離自己的孩子,然而卻有大量的人這么做了。原因何在?這是因為當他們在決定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才能與精力的時候,沒有把自己人生的目的放在前面或置於中心。
我告訴我的學生們,學校將是他們深刻考慮這些問題的最後機會,因為人生只會變得越來越嚴苛。
對我而言,對我的人生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在我真正理解這個目標之前,它確實是我不得不長期苦想的一個問題。當我還是牛津大學的一個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時,我的學術研究艱難到不可理喻,甚至在同樣的時間內增加額外一年多的工作量。但我仍然決定每天晚上花一個小時來閱讀、思考。我曾經很矛盾,我是否真得承受得起從我的研究中抽出那些時間,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並最終明確了我的人生目的。
如果我還是每天花那一個小時去學習掌握那些經濟學知識,我才是真的浪費了人生。我每年用到那些經濟學知識只有幾次,而那些關於人生目的的知識每天都要用到。那是我學到過的唯一最有用的東西。如果不願花時間去搞清楚這些,就會像一艘沒有舵的船,必將在人生的怒海狂濤中飽受摧殘。
分配好個人資源
一個人的資源包括他的時間、精力和天賦。而如何支配他的個人資源,將最終影響他生活策略的形成。
我有一堆事情來爭搶我的資源——保持良好的夫妻關系,培養優秀的孩子,在事業中獲得成功……等等。所以,我的問題和公司一樣,只有有限的時間、精力和才能。對於這些我都要追求的事情,我該如何分配?
不同的選擇,可以使你的生活走向和預期不同的方向。有時候,這並不是壞事,因為你可能會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機會。但如果錯誤地支配了你的資源,那麼產出將會很糟糕。正如我那些將精力投入空虛與不幸之中的同學,他們犯的錯誤就來源於短視。
當那些很想獲取成就的人——包括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有額外的半小時或多餘的一點精力時,總是會不自覺地把它分到最能體現成就的事情上去——事業。與此相反,投資於與配偶和子女關繫上的時間和精力,通常並不能立即展現同樣的成就感——孩子可能每天做錯事,恐怕要等到20年後你才能自豪地說:「我培養了一個好兒子或好女兒。」他們也可以忽視夫妻之間的感情,好像一天天的也看不出在變糟。這些人往往不自覺地就把個人的資源過度投資於他們的事業上,而忽略家庭。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與家人的親密和睦的關系,才是他們快樂的最強有力的也是最持久的源泉。
營造一種文化
有一個重要的模型被稱為合作工具,其基本意思就是:做一個有遠見卓識的管理者,並不總像是某些人吹出來的那樣;「敏銳地洞察迷霧重重的未來,並勾勒出企業所需的航向調整」是一碼事,而「說服那些沒有看到未來變化的員工,讓他們齊心協力把企業帶向那個新的方向」卻完全是另一碼事。知道使用什麼工具能帶來所需的合作,是一種關鍵的管理技巧。
這個理論,把這些工具排列在兩個維度上——組織成員對從他們加入企業想要得到的東西的認同程度,以及他們對採取什麼行動才能實現預期結果的認同程度。如果在兩個坐標軸上都是低認同,你需要使用「權力工具」——強迫、威脅、懲罰等等——來確保合作。很多企業都是從這個象限開始的,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創始的經理團隊,在規定什麼必須做以及怎樣做的時候,都要扮演這樣一種獨斷專行的角色。
如果員工在一起工作完成這些任務的方式反復這樣持續,共識就開始形成了。麻省理工學院的Edgar Schein認為,這種過程就是一種建立文化的機制。最終,人們甚至不去考慮他們做事情的方式是否會帶來成功。他們通過本能與責任去接受優先順序,遵循工作程序——這意味著他們已經營造了一種文化。文化,以一種不可言傳但卻不可抗拒的方式,決定著那些已經證實的、被接受的行為方式,而組織成員正是通過這些方式來應對經常出現的問題。文化也對不同類型的問題規定了優先順序。它是一種強有力的管理工具。
父母們能夠使用的、最簡單的「能帶來孩子們的合作」的工具就是權力工具。但是也存在一個時點,在十幾歲的時候,權力工具就不再起作用了。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擁有很強的自尊與信心,以使他們能解決困難的問題,那麼這些素質是不可能在高中時期突然實現的。你必須把這些東西設計進你的家庭文化之中——你也必須從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事情。就像員工一樣,孩子們是通過做困難的事情並學習怎樣做才有效這樣一個過程來建立自尊的。
避免「邊際成本」的誤區
在金融學和經濟學中,當我們評估每一項投資的選擇時,我們必須忽略「沉沒成本」和「固定成本」,而以不同選項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為基礎來做決策。但這個金融經濟對投資的評估理論,往往可能誤導企業。如果將來會完全與過去一樣,這個理論就沒有錯。但如果未來和過去是很不同的(並且一般情況下都如此),那麼就不應該用這個理論了。
這個理論,解答的是我和學生們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怎樣過一種正直的生活(不坐牢)。
人們往往無意識地把「邊際成本」的理論用於我們個人生活的對錯決定中。我們腦子里常有一個聲音會說「雖然我知道按照一般的原則,大多數人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但是在這個特別的、情有可原的情況下,僅此一次,沒問題。」人們往往認為這「僅此一次」的邊際成本非常低,這種想法像吸盤一樣把人吸進去,而根本不曾看到這條路最終通向何方,以及這個選擇最終包含的全部成本。在所有形式的不忠實與不誠信裡面,它們辯解的理由都是邊際成本經濟學,「就這一次」。
在人的一生中,總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小決定。其實,100%地去堅守你的原則,要比98%地去堅持來得容易。從理論上講,你肯定可以只在某一次越過界線,然後以後再也不那樣做了。但是,你若抵抗住了「在這個特殊的情有可原的情況下,就這一次,沒有問題」的誘惑,你將受益無窮。因為,生命是一條充滿未知的河流。假如你越過這道防線一次,在今後的生活中,你可能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越過這道防線。就如我過去的一些同學所做過的那樣,你一定會後悔你最終得到的結果的。
你必須給你自己的原則做個定義,然後以你的原則為基準,給自己劃一個安全的防線。
記住謙遜的重要性
所有謙遜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有著很高程度的自尊自信。他們知道自己是誰,並對自己感覺很好。「謙遜」不等同於自我貶低或自我嘲弄,而是一種你對他人的尊重。從這種形式的謙虛中,總能自然地產生好的行為。
把「謙遜」帶入社會是那麼的重要。當你剛剛進入一個頂級研究生院的時候,幾乎所有你所學的都來自於那些比你更聰明且更有經驗的人:父母、老師、老闆。而當你離開了哈佛商學院或任何其他頂尖學府後,你會發現你每一天打交道的人們,那些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沒有你聰明。這時,如果你認為只有從比你聰明的人那兒才能學到東西,那麼你就把自己學習成長的機會大大縮小了。總而言之,只有你真正自信時,你才可能謙卑。當我們看到一些人以一種攻擊性的、傲慢的、損人的方式對待他人時,他們的行為其實是自卑的體現。他們需要貶低其他人,以此來使自己感覺良好。
選擇正確的標尺
去年,我被診斷出得了癌症,我必須面對我的生命將可能比我預期的要結束得早一些。感謝上帝,現在看來我可能倖免了。但這段經歷讓我對生命有了不同的見地。
我很清楚,我的見解已經為那些應用了我的研究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收益;我知道我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當我面對這場疾病時,有趣的是,看看那些影響對現在的我而言是多麼的不重要。我總結出,上帝衡量我的人生的尺子並不是美元,而是那些我曾經影響過他們人生的人們。
我認為,這是一種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用的方式。別去操心那些你將取得的個人聲望,去操心那些通過你的幫助能變得更好的人吧。這是我對你們最後的一個建議:
認真思考,什麼才是衡量你人生的正確標尺。
❸ 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麼,它是如何進化的 PDF電子
技術無處不在。技術改變生活。技術推動經濟增長。技術劃分歷史時代。關於技術,我們知道很多。關於技術,我們知之甚少。我們關於技術的認識水平,大致相當於進化論出現之前的生物學。十八世紀法國博物學家居維葉曾經自豪地說:「今天,比較解剖學到達了完美的頂點。單看一根骨頭,就有可能確定其在生物分類中的『綱』,有時甚至能確定它的『屬』。」居維葉沒有誇張,當時的生物學家確實對動物家族之間的關系了如指掌,但他們不了解進化論,他們不知道,所有這些動物,都是從哪裡起源的。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能如數家珍一般詳細討論某一種具體的技術對人類社會各個方面帶來的深遠影響,但他們說不清楚技術的來源和進化。對技術最為熟悉的工程師們則對這一問題毫不感興趣。有一次,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問著名的技術專家沃爾特.文森蒂(Walter Vincenti),為什麼那麼多絕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人嘗試過建立一個關於技術的基礎理論。文森蒂毫不遲疑地回答:「工程師們只喜歡那些他們能解決的問題。」
布萊恩.阿瑟(Brain Arthur)決定自己動手,探索一個關於技術的基礎理論。阿瑟的研究以叛經離道著稱。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說規模收益遞減,他非要寫了一篇論述規模收益遞增的論文,結果,他被斯坦福大學放逐,流落到研究復雜科學的聖塔菲研究所。
在《技術的本質》一書中,阿瑟聲稱,技術像生物一樣,也是有基因、能突變,不斷進化的。所有的技術,都脫胎於之前的技術,就像所有現存的生物,都能追根溯源地找到原始的祖先一樣。
阿瑟試圖找到各種千差萬別的技術內在的一致性。依舊用生物學打比方,從外表來看,脊椎動物差異極大,斑馬和蝙蝠之間看起來毫無相似之處,但它們但骨骼結構卻是高度相似的,它們都有心臟、肝臟、腎臟和神經系統,都是左右對稱,都建立在細胞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解剖」技術,就會發現所有的技術都是一種組合。無論多麼復雜的技術,都可以拆成若干模塊,模塊中又有零部件,這樣不斷地深挖下去,就會發現,復雜精妙的技術最終都是平凡的零部件的組合。
為什麼技術要採取模塊化的方式呢?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曾經講過一個關於製表匠的寓言。假設每隻手錶都有1000個零件,第一個製表匠一個零件一個零件的安裝,若干他出了一個小錯,或是工作被打斷,就得從頭再來;第二個製表匠則把手錶分為10個模塊,每個模塊中又有10個小模塊,每個小模塊中有10個零部件,那麼,即使他裝錯了,或是工作被打斷,損失的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模塊化的技術更適合進一步的創新:我們可以嘗試把一個模塊更新,或是對不同的模塊進行新的組合。
那麼,所有的這些技術,都是從哪裡來的?阿瑟提出,技術乃是對「現象」的捕捉。這聽起來頗為異端,技術不是受科學的指導,是科學的應用版嗎?其實,科學和技術盡管聯系緊密,但二者並非一體。直到20世紀初期以前,大部分技術發明都不需要科學的幫助。原始人看到剝落的燧石中,有尖銳的石片,可以方便地切割動物的肉和皮毛,就發明了石刀、石斧。熱衷於煉金術和煉丹術的人們反復嘗試,居然誤打誤撞地發現了很多化學技術。直到近期,技術發明才不得不大量從科學那裡「借貸」,比如屬於量子效應的核磁共振、隧道效應或受激效應,都是從科學理論中搬過來的。
即使是這些更加精密的技術,其本質也是對某種「現象」的捕捉和編碼。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不同,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應用。看到物體的擺動,他們意識到可以利用這一「現象」做出時鍾;了解到多普勒效應,他們會聯繫到可以利用這一「現象」測汽車超速。隨著大量的「現象」被捕捉和編碼,工程師們的工具箱里就更加玲琅滿目。工程師們的工具箱里裝滿了他們已經學會的各種技術,這些技術構成了工程師們的「域」,也就是他們的活動范圍。
大部分技術工作都是「日常標准工程」,即按照已經有的技術模版,不斷「復制」出解決各種問題的新版本。技術人員應用科學思想就像政客們使用已故的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一樣,他們日復一日地使用這些思想,但對其起源的細節卻知之甚少。無非是照章辦事、比葫蘆畫瓢而已,最多是在應用於不同問題的時候,會有些小小的改動。但是,不要小看這些微小的變革,積少成多,這些不起眼的創新最後能導致巨大的變化。正如牛頓爵士所說的,頓悟來自於「連續不斷的思考」。
當然,這不是否認重大的技術突破,但是,如果你仔細去觀察,重大的技術突破並非來自天才觀點的橫空出世。大部分技術的重大突破來自於對已有技術的重新組合,或是從其它的「域」里尋找新的工具。技術創新中應用的原理大多來自於已有的其它設備、方法,其它領域的理論,發明的核心就是「挪用」(appropriation),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借鑒。正如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就是新的組合。創新就是「混搭」,是把看起來沒有聯系的事物聯系起來,以一種出其不意的組合重新展示給人們。所有的素材其實都在你的手邊,而創新就是大膽地跨界、大膽地模仿:從來就沒有什麼新技術,也不靠專家院士。
當一個絕妙的點子突然出現之後,技術創新並非能馬上實現。從想出一個好的主意,到真正把主意變成現實,還有一段迢迢長路。首先,你可能想到了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案,但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你的主部件變動了,那麼其它配套的部件也要調整,這又會帶來一系列派生的小問題,你必須不斷地循環往復、調試修改,直至完成整個系統的重組;其次,技術轉化工作可能需要另一個不同的團隊。
比如,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但將青黴素現象轉化成可治療的方案,需要對青黴素中的活性成分進行隔離和純化,需要弄清楚它的化學結構,需要經過臨床試驗檢驗其療效,還需要進行生產方式的開發。這已經遠遠超過了弗萊明的能力范圍。完成這些工作的是牛津鄧恩病理學院的霍華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 和恩斯特.柴恩 (Ernst Chain)領導的生化學家團隊。13年後,弗萊明的發現才轉化成盤尼西林。
技術的演進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好的技術被廣泛應用,往往要拖延很長時間。經濟史學家保羅·大衛(Paul David)的研究指出,美國的工廠花了40年的時間才實現了電氣化。並非是因為技術不成熟,而是因為配套的技術沒有跟上。過去的廠房是按照蒸汽機的要求建造的。電氣工程師不懂建築,建築師不了解電氣化,等到整個經濟體系都慢慢適應過來,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不成熟的技術卻有可能長存。保羅·大衛的另一項研究指出,現有的「QWERTY」通用鍵盤,其實並非是最優的布局,應為佔英語單詞70%的字母是「DHIATENSOR」。但在一次打字比賽中,使用「QWERTY」鍵盤打字機的打字員勝出,這個偶然性的事件確立了鍵盤的標准。阿瑟也講了核反應堆的故事。
核反應堆需要不斷冷卻,同時需要用慢化劑控制中子的能量水平。有三種選擇方案,分別是同時用重水做冷卻和慢化,同時用輕水做冷卻和慢化,或是用氣體(通常是氦氣或二氧化碳)進行冷卻,用石墨處理慢化。加拿大最初使用的是重水方案,英國一直嘗試氣體—石墨方案,但並不成功,到1949年蘇聯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美國急於確立自己的核優勢,因此匆忙下令將原本用於航空母艦的反應堆重新設計成供陸地使用。海上反應堆採用的是輕水模式,於是陸地上的反應堆也採用了這種被很多專家認為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較弱的設計方案。
技術可能會突然爆發,洶涌而來。技術創新的步伐並非是勻速的,有時候跑得快,有時候跑得慢。當技術大潮到來的時候,不是經濟適應技術,而是經濟「遭遇」了技術。新一輪技術浪潮會讓原有的生產模式土崩瓦解,社會組織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蒸汽機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紡織業,農戶不再在家織作,而是到工廠里做工,成了工人。互聯網時代又可能會再次顛覆工業化革命以來的企業組織、用工制度,甚至教育體制。
技術永遠都不完美,永遠都在重構。技術是雜交的,不是純種的;技術是峰迴路轉,不是金光大道;技術是隨和遷就的,不是特立獨行的;技術是有趣的,也是無聊的;技術既是殘缺不全的,又是雷同冗雜的;技術吵吵鬧鬧,熙熙攘攘,凌亂無章,無視一切。技術是一個復雜體系,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技術不是古板、冰冷的機械,而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你側耳傾聽,才能聽到它的婉轉輕啼。
來源何帆研究札記、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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