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金融和經濟學入門書籍
我也一樣，最初看《牛奶經濟學》，很多生動的實例，但只在解釋層面上，沒有深入的理論知識。所以後來買了曼昆的《經濟學原理》（第五版），作者就是以一個入門者身份來寫這本書的，很好很有趣！
越是基礎性教材越需深入淺出，將復雜抽象的道理聯繫到生活實際上，才講的透徹，又能調起初學者之興趣。國外教材，形成一競爭市場，多極高明之著作，教材之撰寫也充分考慮學生學習之便利，如曼昆之教材，以完全不帶數學式而著稱，又或更新換版本極快，以及時吸收新知識，如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之增加不對稱信息部分。低手所寫教材自然被市場淘汰。故市面之基礎教材，多為大高手所寫就。
而國內對於西方經濟學教材，建國以來，除商務系列叢書初期之100年前古典學派部分，政府同意翻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批判之反面教材得以出版外，20世紀80年代以前，近50年間國外經濟學研究學問之成就，國人皆不得見。80年代末期，鄒至庄先生力倡西方經濟學，鄧大人首肯之後，國內始漸有《西方經濟學》之類教材出現。此類教材，多為新出道之老師，為進階升職，湊出版物之數而編抄西人著作而成，機制所限，不敢添加「反動」之知識，又無競爭機制，購買者多為其聽課學生。故質量甚差，若非特殊目的如考研指定者，慎勿購買。
一、入門教材：
1、曼昆《經濟學原理》（上下冊）
曼昆是哈佛大學高才生，天才橫溢，屬新古典凱恩斯主義學派，研究范圍偏重宏觀經濟分析。該書為大學一年級學生而寫，主要特點是行文簡單、說理淺顯、語言有趣。界面相當友好，引用大量的案例和報刊文摘，與生活極其貼近，諸如美聯儲為何存在，如何運作，Greenspan 如何降息以應付經濟低迷等措施背後的經濟學道理。該書幾乎沒有用到數學，而且自創歸納出「經濟學10大原理」，為初學者解說，極其便利完全沒有接觸過經濟學的人閱讀。學此書，可了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常用的基本原理，用於看待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可知經濟學之功用及有趣，遠超一般想像之外。推薦入門首選閱讀。目前國內已經有某些教授依據此書編著《西方經濟學》教材，在書中出現「經濟學10大原理」一詞，一眼便可看出是抄襲而來。
2、薩繆爾森《經濟學》(Economics)
薩繆爾森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成為第一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研究范圍橫跨經濟學、統計學和數學多個領域，對政治經濟學、部門經濟學和技術經濟學有獨到的見解。目前經濟學各種教科書，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及分析方法，多採用由他1947年的《微觀經濟分析》發展糅合凱恩斯主義和傳統微觀經濟學而成的「新古典綜合學派」理論框架。他一直熱衷於把數學工具運用於靜態均衡和動態過程的分析，以物理學和數學論證推理方式研究經濟。目前經濟學理論數學化大行其道，此翁實始作俑者。
《經濟學》由美國麥格勞——希爾圖公司1948年初版。現已出第16版，通行全世界。國內50年代由高鴻業教授根據英文第10版翻譯，商務印書館於1981年出版。市面之16版，是和諾德豪斯合寫，由蕭深教授翻譯，並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個單行本出版。
全書結構宏偉，篇幅巨大。可謂博大精深。滲透老薩數十年經濟學見解。字里行間，三言兩語，每有深意。其中諸如「熱情的心，冷靜的頭腦」、「相關未必因果」等言語，可謂經濟學之《老子》。讀完該書，可了解經濟學所探討問題在經濟學體系中之位置及分析框架，對經濟學有一個完備之認識框架。知識龐雜，有一體系框架，則適宜以後更進一步學習。學之愈深，愈知此框架之重要。盡管該框架在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方面仍有斷層，但不失為一個好框架。此書國內有機工版發行之英文版。建議直接閱讀英文版。
3、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及系列輔助教材
斯蒂格利姿在信息經濟學成就甚高，此書可作為前二者的補充，前二者所涉及經濟學內容主要是以價格理論及邊際分析為基礎，不包括不對稱信息經濟學、不確定性分析部分。斯蒂格利茨之《經濟學》可填充前二者之空白。盡管三位作者政策傾向不同，但教材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特徵稍多一點，總體上講，教材相當客觀和公允。很適宜做入門教材。
4、《經濟學、原理、問題與政策》及《經濟學原理與問題》、《經濟學案例》、《經濟學小品》、《經濟學悖論》、《社會問題經濟學》
此類書之特點是先提問題，再論原理，主要是針對社會習見問題，逐步解釋原理，水平、內容大多較好，唯缺乏體系與框架，適宜略懂經濟學者補充學習。
5、《西方經濟學》教材
西方經濟學有入門、中級、高級之分。高級乃指其運用之數學工具及闡述觀點之紛爭，更多而言，並非此學問高人一等。一如高等數學未必是高、初等數學一等之意。越是高級，則分歧越多，也越追求數理邏輯之嚴謹，反不如低級來的實用。初級的入門教材一般是針對初學者，所以大多舉案例和現象，加以文字解釋，偶爾插加二維圖案，高級教材注重數理邏輯，而二維圖案及文字已難以表達、解決所說明之問題，故多用數學證明或代數方程，夾雜現代數學工具。中級教材則介乎其中，界定甚為模糊。教材難度不同，跨度也相差很大。
目前國內各大學自己編寫的直接冠以《西方經濟學》或《經濟學原理》均屬入門教材。如高鴻業、歷以寧、宋承先、梁小民、朱錫慶、尹伯成、司春林等等。然皆遠遜外國教材。其中宋承先之《西方經濟學》教材，竟用黑體加插一段馬克思論地租之說法，以說明所傳授學問之錯誤，實為極可笑者。
中級教材一般以微觀、宏觀兩科為主，兼修其他應用科目。傳統經濟學本無宏觀、微觀之分，自凱恩斯針對名義變數進行宏觀經濟分析之後，始有宏觀一科。故歷來次序是先修微觀，再修宏觀，後及其他。微觀經濟學為各科之基礎，基於馬歇爾的一般均衡分析及邊際效用學派之邊際分析，而後由薩謬而森發展數學方法及框架而成，涵蓋范圍甚廣，大致包括：
基礎部分：傳統廠商理論（技術、利潤、成本）、傳統消費者理論（效用、偏好、選擇、需求）、局部均衡理論（完全競爭市場之穩定性）、一般均衡理論（福利經濟學二大定理、交換方框圖)。
分支部分：寡佔市場理論（寡頭、定價、市場細分）、博奕論（純策略均衡、混合博奕、廣延型結構、廠商博奕、顫抖的手）、公共物品理論（公共物品、稅收制度設計、投票、外部效應）、不確定性經濟學（風險、博採、保險、投資）、信息經濟學（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信號）、激勵理論（委託-代理理論、契約理論）、法和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企業性質分析、法律）、拍賣理論（拍賣機制設計）、匹配理論等。
微觀的特點是精深，宏觀則是駁雜。因為宏觀流派很多，觀點各不相同。學習者可根據上述內容，與教材所列提綱比較，則可知教材側重點之所在。下面推薦一些《西方經濟學》教材。
（1）平狄克《微觀經濟學》，人大版
此書乃標准中級微觀經濟學教材。在美國多個大學供MBA採用，國內英文版有清華版，中文版有人大版。此書內容適中，主題廣泛，均是各部分理論之要點，不旁及其他分歧內容，其中定價部分較為詳細。圖形清晰，語言流暢。所採用數學工具甚淺，有函數但不涉及微分，只用差值。曲線只用標准嚴格凹性曲線，不及擬凹部分、線性仿射內容，成本函數也均為線性。建議此書應通讀，可作進階之用。
（2）曼斯非爾特《微觀經濟學》，人大版
其內容、難度、書價與平狄克相仿，唯編排次序不同。體系稍顯龐雜，不如平狄克之明晰，然也為一國外通行教材。若修習平狄克有不明之處，則可先參照此教材或先修學其他國內出版之書籍。如北大系列教材之周惠中《微觀經濟學》，北大版朱善利之《微觀經濟學》等。此書不屬必讀。
（3）《國外經濟學教材庫》系列之《應用微觀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
此書有大量案例及微觀經濟原理之運用，所用數學甚少，讀此書，可補充平狄克教材之案例，加深對經濟學之了解。
（4）《微觀經濟學: 現代觀點》(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美] 范里安 (Varian, Hal R.)著，費方域翻譯
據美國W.W.諾頓圖書公司 1990年版翻譯。此書是極規范之經濟學專業的中級微觀教材。美國MIT、哈佛、伯克利經濟學本科指定教材。32開，800多頁。易懂而深刻。本書為第二版，內容除論述了市場、消費者偏好、需求、技術、利潤、生產等問題，還增加兩章分別論述了要素供給和信息經濟等。內容上相當關注技術細節問題，比平狄克要更深一些。范里安對微觀經濟學與數學造詣極深。然此書乃其為學生所寫之中級教材，刻意避免數學之應用，大部分數學推導放於附錄，微分運用相當少，適宜學完平狄克後重點閱讀。可作平狄克中各部分理論內容之拓展。
（5）《宏觀經濟學》，曼昆著，人大版
此書屬於中級宏觀教材，秉承曼昆《經濟學原理》之優點，以簡單，淺顯為特點。雖只有很少量的數學，但對原理及內容均提煉得甚為簡潔。前半部分寫得相當清晰。可讀完薩謬爾森《經濟學》並略懂一點微觀後直接學習。適宜一個循環學習，即以書入手，修完《全球視角》後，再回頭重修此書，有提綱挈領之用。缺點是作者似乎限於門戶之見，對真實周期學派、奧地利學派等其他學派提得很少。
（6）《宏觀經濟學》，多恩布希著，人大版
此書是標準的中級宏觀教材，屬正統教材。體系清楚，描述准確，通行於美國各大學多年。採用凱恩斯IS-LM體系為框架，對各個流派評價及描述相當公平。推薦必讀。
（7）《宏觀經濟學》，羅伯特霍爾著，人大版
本本書顯得有點凌亂，適宜讀過其他中級宏觀再做印證之用，內容比上述兩本教材略深。不屬必讀范圍。
（8）《宏觀經濟學》，巴羅著
巴羅宏觀經濟學造詣很深，主要研究領域在經濟增長理論。但寫的書卻銷路很差。學這本書可作為對上述教材所屬凱恩斯學派的一個補充。不屬必讀范圍。
（9）《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傑佛里•薩克斯
薩克斯號稱處理高通貨膨脹問題的高手，但書一樣寫的相當好，整本書注意細節而有條理。很適宜讀完多恩布希《宏觀經濟學》後進一步閱讀。以拓展知識。
（10）《高級微觀經濟學》
高級微觀經濟學當然是高級經濟學者所讀之書，對經濟學專業研究生來說是必讀的，此類書有：
張定勝的《高級微觀經濟學》，武大出版。此書屬於中高級內容，因涉及主題較少，故比平新喬之《18講》顯得清晰。適宜找不到其他中高級教材，而高級教材又甚困難，可以此書做過渡。
《Nicholson Microeconomic Theory》，國內中文翻譯出版。此書微積分運用、數學運算簡潔明晰，全書難度、體系一致，排版清楚、內容重點突出，主題有深度，實為一極佳之中高級教材。書後之參考書目適宜進一步學習參考，為中級教材之中，最適宜和高級教材接軌者，唯書價稍貴，習題難度不深，習題量稍顯不足。此書似乎出版發行量不多，除北大、復旦等處書店有少量可見外，其他大學及城市似甚少見。推薦閱讀。
蔣殿春的《高級微觀經濟學》，經濟管理出版社。此書主題基礎部分已達高級水平，難度甚大。至博奕論以後部分，則難度甚淺。或與日本經濟學之教授方法有關。對傳統的價格理論的數學描述相當清楚。數學證明部分清楚。推薦閱讀。
張維迎的《高級微觀經濟學》，在張五常的論著中，多處注釋引自此教材。張教授微觀造詣甚深，想來此書必也不錯。估列於此處。
范里安的《高級微觀經濟學》，經濟管理出版社。這是范里安在《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的基礎上的標准高級教材。每一章均相當簡短但精要。閱讀時需要對中級教材有比較深入的學習。但翻譯質量不佳。建議直接讀英文版。接近研究生一年級水平。推薦閱讀。
武康平的《高級微觀經濟學》，清華版。進一步學習數理經濟學之用。不屬於必讀范圍。
此外，高級宏觀經濟學還有戴維•羅默的《高級宏觀經濟學》、布蘭查德的《高級宏觀經濟學》、薩金特的《動態宏觀經濟理論》、龔六堂的《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推薦經濟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閱讀。
6、《管理經濟學》
《管理經濟學》有版本數種，特點各不相同。此類教材多為MBA系列教材。其目的是針對生產過程決策而設，故與經濟學之中級微觀教材相較而言，減少少量分支部分理論，增加回歸分析及計量統計部分。目前數種版本中，以人大版《工商管理經典譯從》難度最低。機工版哈耶所寫之《管理經濟學---戰略與決策》與標准中級教材難度大致相當，內容也接近。唯其中也已採用函數表達式。機工版莫瑞斯（有英文版及中文版，中文為陳章武所譯）《管理經濟學》難度最高，其側重內容與中級教材大不相同，除回歸分析已採用大量數據，要求建立模型，內容接近計量預測外，內容涉及對偶理論、不同代替效應之圖解，附錄採用微分法，難度較高。此類書籍，側重經濟學中與管理交叉管理。
7、《國際經濟學》，保羅克魯格曼
今日之宏觀經濟學，已很難討論封閉的宏觀經濟，此書可謂進一步拓展的宏觀經濟學，包括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兩個部分，滲透了克魯格曼的經濟思想，所採用框架為AS-AD框架，可作IS-LM框架的補充。推薦閱讀。
8、《現代宏觀經濟學發展與反思》及《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各思想流派分析》及《與經濟學大師對話》
此書乃對各不同流派經濟學大師的采訪和評論，對各個流派的異同可以有清楚的了解，而且是直面經濟學大師，可以看到各個大師之間彼此的觀點不同，甚至成見立場，互相抨擊之處，實在有趣。推薦閱讀。
9、數理經濟學
數學乃經濟學運用較多的工具。若有意玩弄經濟學之數學智力游戲，則要有較高數學水平，除要學習數學三（高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必修之基礎課外，其他之數學工具則包括拓撲學初步（凸集、凹集、微分方程穩定性）、線性規劃（代數理論、幾何理論、對偶理論）、非線性規劃（不等式約束規劃）、變分法（歐拉方程、泛函函數、收斂問題、可變端點、橫截條件、勒讓得必要條件、相圖分析）、最優控制理論（最大值原理、漢密爾頓函數）、連續時間優化規劃、離散時間優化規劃（不動點性質、值函數）、時間序列分析、非線性混沌系統、隨機變數等等。
數理經濟學教材主要有：《經濟學中的數學》（入門水平）、蔣中一的《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基礎水平）、《動態優化基礎》（進階水平）、高山成（takayama）《經濟學中的優化方法》（推薦閱讀）、龔六堂《經濟學中的優化方法》（推薦閱讀）、《經濟學中的動態遞歸方法》（推薦閱讀）、《數理經濟學手冊》經濟科學出版社（重點閱讀）。此外還有《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數量經濟學》。
10、其他教材
經濟學專業同學要學習的內容和課程還有很多，如《經濟思想史》、《財政學》、《公共部門經濟學》、《人事經濟學》、《金融學》（博迪）、《投資學》、《貨幣銀行學》（米十金）等等實務應用之科目。還要適當補充閱讀《公共選擇理論》、奧地利學派、哈耶克、劍橋之爭、非瓦爾拉斯均衡分析、等等內容。
（1）張五常的《賣橘者言》、《佃農理論》、《經濟解釋》。張五常是近些年國內焦點所在，還寫了幾本《隨筆》，發表不少演講。大體而言，《隨筆》不堪一讀，其中論書法、攝影部分，不關主旨，且水平甚低，多屬偏頗之見，今不論之。唯上述專著中之《佃農理論》，見解獨到，尤有過人之處。建議修完中級微觀後仔細閱讀。《經濟解釋》則為論文集，然其中也有不少過激之言論及偏見，不可以教材視之。其中「合約理論」部分，可以一讀。論「共產主義」部分，則未必有理。
（2）楊小凱《經濟學原理》、《新興超邊際古典經濟學》，楊先生氣魄甚大，欲以一己之力重寫傳統經濟學體系，與汪丁丁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經濟學之異端，讀之可開闊視野。推薦閱讀。
（3）《波斯納文集》，蘇力翻譯。老先生以法學專才，寫《法之經濟學分析》，實一極高明之人士，於此不可不提。推薦閱讀。
（4）商務叢書《漢譯世界名著》系列。此叢書系列，自20世紀初商務王雲五先生主持，與是事者不計其數，除文革中斷十餘年外，每年陸續出版，涵蓋哲學（紅皮）、歷史（黃皮）、政治（綠皮）、經濟（藍皮）、語言學、人類學（未成），所翻譯者，非經典不收，皆大師之精華，所主持翻譯之人，多博學鴻儒或一代大師。單經濟一門，翻譯之著作，至今已近百種。百年間，傳播知識無數，可謂功德無量。讀完藍皮經濟類之全部，則可通曉經濟學之來龍去脈。
（5）其他教科書
《公共經濟學》(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 [美]著）、《政治與市場: 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 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貨幣、銀行與經濟》(〔美國〕托馬斯•梅耶)、《法和經濟學》等等。可對經濟學之應用領域獲得一個深刻視角，推薦全部閱讀。
《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泰勒爾）則屬於研究生初級教材。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哈佛劍橋經濟學著作譯叢》：《經濟理論的進展》（上下）、《公共選擇理論》、《治理機制》、《不確定性與信息分析》、《經濟學中的制度》；社會科學出版社《國外經濟學名著叢書系列》：《企業經濟學》、《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速水右次郎）、《同意的計算》（布坎南）、《貨幣數量論研究》（佛里德曼），推薦全部閱讀。
經濟科學出版社《國外經濟學教材庫》系列：此系列水平介於本科與研究生之間，若學完上述其他教材，此系列可不必閱讀。聊記於此。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經濟學教科書譯叢》系列：目前國內所見最好教材系列，本科生學完這個系列，建議報考研究生進一步學習。
介紹至此，對於喜好經濟學者，已足夠了。然上述書籍，常人閱讀，少者耗時約需1、2年以上，多者3、5年。且其中論著多高明之作，或有一讀再讀之需要，而讀完這些著作，也或有「屠龍之技」之感也未之定。雖然書目較多，感覺壓力大（包括時間和金錢的），但目標還是要有的，努力吧！
❷ 論文的文獻綜述怎麼寫格式是什麼
應該如何撰寫文獻綜述
一,什麼是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的概念
文獻綜述是對某一學科,專業或專題的大量文獻進行整理篩選,分析研究和綜合提煉而成的一種學術論文, 是高度濃縮的文獻產品.根據其涉及的內容範圍不同,綜述可分為綜合性綜述和專題性綜述兩種類型.所謂綜合性綜述是以一個學科或專業為對象,而專題性綜述則是以一個論題為對象的.
文獻綜述反映當前某一領域中某分支學科或重要專題的歷史現狀,最新進展,學術見解和建議,它往往能反映出有關問題的新動態,新趨勢,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術等等.文獻綜述是針對某一研究領域分析和描述前人已經做了哪些工作,進展到何程度,要求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動態,前沿性問題做出較詳細的綜述,並提供參考文獻.作者一般不在其中發表個人見解和建議,也不做任何評論,只是客觀概括地反映事實.
文獻綜述的作用
文獻綜述在於高度濃縮了幾十篇甚至上百篇散亂無序的同類文獻之成果與存在問題或爭論焦點,對其進行了歸納整理,使之達到了條理化和系統化的程度.它不僅為科研工作者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期勞動節省了用於查閱分折文獻的大量寶貴時間,而且還非常有助於科研人員借鑒他人成果,把握主攻方向以及領導者進行科學決策.
要求同學們學寫綜述的意義
通過搜集文獻資料過程,可進一步熟悉文獻的查找方法和資料的積累方法,在查找的過程中同時也擴大了知識面;
查找文獻資料,寫文獻綜述是科研選題的第一步,因此學習文獻綜述的撰寫也是為今後科研活動打基礎的過程;
通過綜述的寫作過程,能提高歸納,分析,綜合能力,有利於獨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二,文獻綜述的選題與文獻資料的搜集
選題原則
1.結合所學知識選自己專長的或有基礎的題目,否則難以寫出水平較高的綜述.
2.根據所佔有文獻資料的質和量選題.
3.選題一定要能反映出新的學科矛盾的焦點,新成果,新動向.
4.題目不宜過大,范圍不宜過寬.這樣查閱文獻的數量相對較小,撰寫時易於歸納整理,否則,題目選得過大,查閱文獻花費的時間太多,影響實習,而且歸納整理困難,最後寫出的綜述大題小作或是文不對題.
(二)文獻資料的搜集
1,文獻資料的搜集途徑
(1)利用有關的檢索工具(包括目錄,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獻資料.
(2)利用國際聯機檢索系統搜集文獻資料.
(3)利用原始文獻(包括專業期刊,科技報告,專利文獻,學位論文,會議文獻,專著和標准等)搜集文獻資料.
(4)利用三次文獻(包括綜述,述評,網路全書,年鑒和手冊等)搜集文獻資料.
(5)通過Interent網和光碟資料庫搜集文獻資料.
2,文獻資料的搜集方法
將文獻資料儲存在大腦中或其他載體上形成不時取用的"資料庫"的過程稱作文獻資料搜集法.它包括閱讀法,剪報法,筆記法和現代化技術存貯法(如復印,電腦存貯,光碟存貯等).
三,格式與寫法
文獻綜述的格式與一般研究性論文的格式有所不同.這是因為研究性的論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結果,而文獻綜述要求向讀者介紹與主題有關的詳細資料,動態,進展,展望以及對以上方面的評述.因此文獻綜述的格式相對多樣,但總的來說,一般都包含以下部分具體格式:①綜述題目;②作者單位;③摘要;④關鍵詞;⑤前言;⑥主題;⑦總結;⑧參考文獻.下面著重介紹前言,主題部分,總結部分及參考文獻.撰寫文獻綜述時可按這四部分擬寫提綱,再根據提綱進行撰寫工.
(一) 前言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是說明寫作的目的,介紹有關的概念及定義以及綜述的范圍,扼要說明有關主題的現狀或爭論焦點,使讀者對全文要敘述的問題有一個初步的輪廓.前言部分要寫清:
(1)首先要說明寫作的目的.
(2)有關概念的定義.
(3)規定綜述的范圍,包括:"專題涉及的學科範圍",綜述范圍切忌過寬,過雜,"時間范圍",必須聲明引用文獻起止的年份.
(4)扼要說明有關問題的現況或爭論焦點,引出所寫綜述的核心主題,這是廣大讀者最關心而又感興趣的,也是寫作綜述的主線.
(二)主題部分
主題部分,是綜述的主體,其寫法多樣,沒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順序綜述,也可按不同的問題進行綜述,還可按不同的觀點進行比較綜述,不管用那一種格式綜述,都要將所搜集到的文獻資料歸納,整理及分析比較,闡明有關主題的歷史背景,現狀和發展方向,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評述,主題部分應特別注意代表性強,具有科學性和創造性的文獻引用和評述.
(三) 總結部分
總結部分,與研究性論文的小結有些類似,將全文主題進行扼要總結,對所綜述的主題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見解.
(四)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雖然放在文末,但卻是文獻綜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不僅表示對被引用文獻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獻的依據,而且為讀者深入探討有關問題提供了文獻查找線索.因此,應認真對待.參考文獻的編排應條目清楚,查找方便,內容准確無誤.
四,注意事項
由於文獻綜述的特點,致使它的寫作既不同於"讀書筆記""讀書報告",也不同於一般的科研論文.因此,在撰寫文獻綜述時應注意以下問題:
搜集文獻應盡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獻資料是寫好綜述的前提,否則,隨便搜集一點資料就動手撰寫是不可能寫出好多綜述的,甚至寫出的文章根本不成為綜述.
注意引用文獻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學性.在搜集到的文獻中可能出現觀點雷同,有的文獻在可靠性及科學性方面存在著差異,因此在引用文獻時應注意選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學性較好的文獻.
要圍繞主題對文獻的各種觀點作比較分析,不要教科書式地將有關的理論和學派觀點簡要地匯總陳述一遍.
文獻綜述在邏輯上要合理,即做到由遠而近先引用關系較遠的文獻,最後才是關聯最密切的文獻.
評述(特別是批評前人不足時)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對原作者論點的誤解),不要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不能從二手材料來判定原作者的"錯誤".
文獻綜述結果要說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襯托出作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論價值.
採用了文獻中的觀點和內容應註明來源,模型,圖表,數據應註明出處,不要含糊不清.
文獻綜述最後要有簡要總結,表明前人為該領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礎.
所有提到的參考文獻都應和所研究問題直接相關.
文獻綜述所用的文獻,應主要選自學術期刊或學術會議
所引用的文獻應是親自讀過的原著全文,不可只根據摘要即加以引用,更不能引用由文獻引用的內容而並末見到被引用的原文,因為這往往是造成誤解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有時可給綜述的科學價值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總之,一篇好的文獻綜述,應有較完整的文獻資料,有評論分析,並能准確地反映主題內容.
文獻綜述範文之一
制度與經濟發展和增長理論綜述
摘要:
關鍵詞:(略)
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與制度的起源,制度變遷與創新,國家制度供給一起被稱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義上,制度的起源,變遷與創新,供給與需求都與經濟發展和增長相關.從結論上說,有效率的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無效率的制度會抑制甚至阻礙經濟增長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回瞻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於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後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數,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准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麼增長率不同:戰後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麼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後,仍然存在"剩餘"或"余值",即所謂"剩餘溢出",那麼,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並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於新思想形成並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後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後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於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迴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於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並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於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於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麼,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准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並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於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供產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並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徵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於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於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於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徵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於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製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並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麼,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7]李悅:《產業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8]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M],商務印書館,1985
文獻綜述範文之二
經濟全球化理論流派回顧與評價
摘要:我國已加入WTO,對於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市場里處於弱勢的我國絕大多數企業,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本文綜合了18世紀以來各主要流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並簡要評價,提出我們的看法,以便為政府宏觀引導企業微觀決策以及理論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世界市場/國際貿易/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目前經濟全球化正向縱深層次發展.我國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蜂擁而至:我國正在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國企業走出國門:我國已漸漸融入世界經濟這個大家庭中.但我國絕大多數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政府一時也難以認清復雜的國際市場,因此,研究經濟全球化理論已是十分迫切與必要.
一,經濟全球化理論流派回顧
經濟全球化理論在西方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在過去200多年的歲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對經濟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根據不同時期,不同性質,不同內容將其歸納為以下幾種流派: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理論
1.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全球化思想.我們可從馬恩(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簡稱,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歷史"的定義與特徵里看出馬克思對經濟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說:"……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之所以是絕對必要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使貧困,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會重新開始爭取生活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替代."(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個國家的事變的影響."(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見,最初,馬克思把經濟全球化寓於"世界歷史"之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各國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緊密聯系是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恩格斯則認為,資本主義大工業是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根本誘因,經濟全球化的最根本內容和基礎是以世界市場為紐帶的世界性的物質生產和消費.1848年,馬恩在其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又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與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馬恩看來,只有在各地區,各民族廣泛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世界市場,才意味著從根本上消滅了各地區,各民族相對孤立的發展狀態,從而最終形成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統一的世界市場;同時,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隨之發展起來.由此可見,馬恩在這里認識到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問題,國際分工的關系,並意識到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非經濟影響.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資本論》里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以及它們的影響.他說:"現在,一切國外投資都已採取股份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國際卡特爾,例如英國和德國在鐵的生產方面成立的卡特爾,使得英,德兩國的鐵產量飛速增長……"(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見,馬克思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主體:跨國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爾的性質與作用.後來他又指出,"資本輸出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支付手段或購買手段的輸出,另外一種是作為投資為目的的輸出."(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資本輸往國外……是因為他在國外能夠按較高的利潤率來使用."(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產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使用來自世界各國原料的工業……生產的'國界'因此被模糊."(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從以上論述看出,馬恩不僅找到了經濟全球化執行主體——跨國公司,分析了經濟全球化的具體運行方式:生產全球化和資本運作全球化(商品資本,借貸資本,產業資本的全球化),而且還指出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對利潤的追求以及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工業的影響.
2.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思想.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發展的新特點與經濟全球化發展相聯系的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巴蘭在其《增長的政治分析》中認為,不發達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是外來資本主義的滲透(即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產剩餘,為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
❸ 馬克思的著作都有哪些
著 作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pdf）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HM）
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1835年8月）
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 (1842年2月)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
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與恩格斯合著）（1845-1846年）
反克利蓋的通告（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6年5月11日）
罷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上半年）
「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1847年9月5日）
論波蘭——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的國際大會上的演說（馬克思和恩格斯）
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
工人聯合會（1847年12月底）
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
六月革命（1848年6月28日）
共產黨宣言(1848年)
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版陳望道譯本) 【繁體版《共產黨宣言》】
附錄：《共產黨宣言》傳入年表
《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民鳴譯，中國最早中譯本）
論波蘭問題——1848年2月2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義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馬克思和恩格斯）
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8年3月）
巴黎「改革報」論法國狀況（1848年11月2日）
反革命在維也納的勝利（1848年11月6日）
資產階級和反革命（1848年12月）
資產階級的文件（1849年1月4日）
經濟狀況（1849年3月6日）
三個新法案（1849年3月12日）
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著，1849年發表）
僱傭勞動與資本 （1849年著，1891年發表的版本）
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 （1850年3月）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年1月-11月）【CHM電子書下載】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CHM電子書下載】
憲章派（1852年8月2日）
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1853年5月31日）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6月10日）
倫敦交易所的恐慌——罷工（1853年9月27日）
給工人議會的信（1854年3月9日於倫敦）
工廠工人狀況（1857年4月7日）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8月）
鴉片貿易史（1858年8月3日和9月3日）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
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9月28日）
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
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斗爭及其結果（1865年5月底—6月27日）
工會（工聯）它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1866年8月底）
資本論第一卷(1867)
總委員會關於洛桑代表大會的呼籲書（1867年7月中旬）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
法蘭西內戰（1871年4月）
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摘錄）（1874年）
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5月）
資本論第二卷（1885）
資本論第三卷 （1894）
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
書 信
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
馬克思致魏德邁（1852年3月5日）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
馬克思致庫格曼（1866年10月9日）
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
馬克思致庫格曼（1871年4月12日）
馬克思致庫格曼（1871年4月17日）
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1881年2月）
❹ 周恩來的生活資料
周恩來自述
我從事於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後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里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里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里還有農民的成份。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後，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只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台高築，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裡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貽�病重，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叔父死後，就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後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樑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傳》。我們都是"逼上樑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於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於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願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只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東北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裡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後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介紹我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志。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後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後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我當過會長。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後，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後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後，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我出身於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原理》，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國的原因，當時正值大戰之後，在法國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讀。但我到法國後，並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給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
後來一度去德國。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時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當時參加的有王若飛、羅邁等同志，我是青年團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組織發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國的留學生。朱德在德國，聶榮臻在比利時，陳毅才自法返國，以後其中入黨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國內國共已將合作，我得孫中山之命，與另一國民黨員王京岐在歐洲組織國民黨。當時在法國的有張厲生、張道藩。當時我們的斗爭對象是青年黨，這個黨當時在法國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們主張國家主義，堅決反對國民黨。但在斗爭中我們有時也講統一戰線，因此與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國，當時馬克便宜，在德國買了許多書，結果沒有來得及讀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國。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百年來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經濟落後，工業不發達。因此，許多民族主義者開始摸索民族獨立的道路。當時，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達到了維新，中國也想尋找這一條路。可是，中國封建勢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專制統治，但並未打倒封建主義，袁世凱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權，中國對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輕工業曾一度有機會發展，國內的工人階級已發展到一定數量。大戰結束後，德、奧、俄帝國倒台。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歐洲其他國家也發生革命運動，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民主主張。但中國國內封建勢力的頭目袁世凱竟對日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而那時的孫中山活動還僅僅浮在上層，他的主張中沒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動不深入群眾，沒有群眾做基礎。因此，當時的急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就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從世界大戰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毛病，並認識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未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就趨向社會主義。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潮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也因為我們這批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了歐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要社會主義來擔當這個責任。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是農民運動。中國農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實質上是農民解放。太平天國、義和團，都是農民起義，這些革命運動常帶有農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敗原因即在於沒有找出農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領導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常常忘記了農民的要求，運動又無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後來就出賣了農民的利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統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後來的袁世凱，都依靠外力鎮壓農民運動，因此農民革命運動常告失敗。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太平天國的精神，加以發揚，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學得了美國改革土地的辦法--即收土地稅。但他的活動始終未深入農村去了解和組織農民，革命運動並未與農民結合起來，在城市也未與小市民結合，奔走數十年，都是在狹小的圈子裡。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對孫中山沒有深刻印象。當時的三民主義僅有幾個簡單口號，沒有政綱和政治理論。後來，國共合作，三民主義的內容才充實起來，成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義。這以後經過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廣泛發動群眾，三民主義才深入群眾，在群眾中生根。所以，今天我們所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主張做標準的。
從歷史上看，國民黨可分五個時期。這是根據它每一時期所包括的階級成份與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劃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興中會，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這個時期，它代表華僑資本家和勞動者(洪門)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國內依靠知識分子中不滿意清朝統治和外國侵略的人，還有社會上的青幫紅幫，不滿社會現狀的人，失業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後，到一九一三年改稱國民黨，一九一四年又改稱中華革命黨，它的成份日漸狹小。當時，華僑中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護國民黨，一派反對它。在國內，是依靠一部分紳士、買辦官僚、知識分子，而以依靠軍人為主，它的基礎很小。知識分子與軍人合不起來。結果，代表軍人的陳炯明，於一九二二年趕走了代表知識分子的孫中山，於是孫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組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基礎大為擴大。因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員就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層人士，總之，成份包括各階層，成為一個民族的政黨。也正因此，黨內分成左右兩派。革命發展到了一定時期，兩派破裂，發生了"四·一二"的清黨運動。
四、"四·一二"之後，國民黨本身就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
五、從抗戰開始直到現在。抗戰開始後，基礎又有所擴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上層軍人階級的利益。國民黨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與它的綱領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綱領中任何規定都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階級的反對；改善軍人待遇遭受上層軍官的反對；發展民族工業，遭受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的反對。不僅政策與黨的統治集團相矛盾，而且黨內上下層互相矛盾，下層的意見、利益，都不能實現，一切大權操於CC、黃埔與財政集團之手中。這些集團所以能操縱全黨，首先是依靠軍權，並且得到其他國家權力的幫忙。
國民黨現在是靠軍隊、政權、特務、銀行控制全國，各派都有他們自己的銀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國(孔祥熙)、農民(CC)、交通(一半CC)，但黨的開支靠金庫。參議會曾向國民黨提出過批評，其後他們往金庫撥了一筆款子做基金。國民黨不肯放棄一黨專政，就是因為它握有軍、政、金融等權。
一九二四年我返國時，國民黨已改組。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一九二五年參加兩次東征，曾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當時國民黨內部即有兩派，一派主張國共合作，一派反對合作，兩派斗爭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借口海軍要叛變，逮捕了許多進步分子。經此事後，我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只擔任教員。北伐時，共產黨是仍然與蔣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運動(在廣東、在法國也都做過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為響應北伐軍三次舉行暴動，我參加了其中的兩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動時我尚未到滬)。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組織三十六萬工人總罷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舉行第二次起義，但因革命軍未到，起義未能與革命軍配合而失敗。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兩天內擊潰張宗昌的軍隊三個團，共一萬多人，工人繳獲了步槍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槍、機槍等。當時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八十萬，直接作戰的一萬多人。開始時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槍，起義一開始，就從警察那裡繳來大批武器，在南市、閘北、虹口、吳淞……的戰斗都得到了勝利。這時蔣介石已經到了江西，與武漢政府已經開始沖突，而白崇禧領導進攻上海的北伐軍聽說工人罷工，就不前進，希望工人失敗，他再進來。
北伐軍到達南京、上海之後，蔣即親自到上海來鎮壓工人。他同外國勢力勾結，並且收買流氓，一起進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偽裝工人在工人糾察隊里引起沖突，接著借口調處，把軍隊開入糾察隊司令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把工人糾察隊繳了械。十二日即開始了大屠殺，當天即殺死幾十人，傷二百多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好多工人被屠殺。
"四·一二"之後，中共馬上變成了地下黨，我仍留在上海辦理善後事宜，把許多人送到武漢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國商船去武漢，這時武漢政府內左派與右派的對立已逐漸明顯，農民運動在湘、鄂、贛、粵蓬勃展開，農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對農民運動。到了"七·一五"汪精衛便正式"分共"，實行寧漢合作。接著我們就去南昌發動起義。
南昌起義的部隊是賀龍第二十軍、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等，共約兩萬餘人。當時參謀團中有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李立三、張國燾等，我也是其中成員之一。宋慶齡、鄧演達都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起義軍後來失敗了，是因為犯了一個錯誤，即沒有與當地農民結合起來而要向廣東去建立根據地。結果在潮汕與錢大鈞等部激戰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分到海陸豐與當地農民結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領退到福建、江西邊境，以後轉到湖南，後來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是由武漢國民革命軍警衛團和農民自衛隊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主要在軍隊中工作。後來參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時，我曾繞道歐洲到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執委會議。辦出國護照時，我照了一張相，叫陳賡認，並且告訴他這個人是黃埔軍校的，他想了半天認不出來。我於是就大膽地用這張相片向國民政府外交部申請，領了出國留學的護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認識鄧穎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結婚。
鄧穎超同志的母親是一個中醫，當她近六十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勸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鄧老太太回答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當時正在蘇聯--法官無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談判開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頭四次完全失敗了。第四次是陳誠指揮的，失敗得最慘。於是蔣介石決心加強訓練，這便是廬山訓練的開始。
紅軍長徵到陝北以後，東北軍即開始圍攻。徐海東部首先把東北軍打垮了一個師、一個旅，後來又打垮一個師。於是東北軍的官兵不願內戰，要求抗日。中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向東北軍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雙方取得默契，互不攻擊。這時蔣介石也派人來秘密接洽，要我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接受和平，同時蔣介石仍加緊壓迫東北軍向紅軍進攻，以便削弱紅軍，使中共易於接受他的條件。張學良及其部下不願意進攻紅軍，蔣介石乃親至西安，逼張打共產黨，並且說，他如果不打，就派蔣鼎文來代替他，並要把他調到福建去。於是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決心發動事變，扣留蔣介石。事變發生後，我們在陝北保安接到張學良的電報，他要我們派代表去西安與蔣談判。在西安參加談判的共五人：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宋子文、蔣夫人、蔣、還有我。談判結果，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准備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夫人堅持要在這一天送蔣回京。張學良自己答應了親自送蔣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張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後會從此被囚。張學良被囚以後，東北軍將領、士兵大為憤怒，以致殺死張學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況嚴重，鬧了兩個月才告平靜。從那時起，東北軍被蔣介石分散到各處，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開始了國共談判。我曾一次去杭州，兩次上牯嶺。當時顧祝同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談判的結果國民黨答應中共為合法政黨，承認陝甘寧邊區，改編紅軍為八路軍。但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始終未正式承認陝甘寧邊區。
抗戰開始後，我與朱德、葉劍英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劃定作戰地區。朱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我也去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間，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臨汾，然後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漢，一直住到武漢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們是武漢失守前最後離武漢的一批人。從武漢撤退，路過長沙時遇長沙大火。後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慶。
抗戰中的國共軍事磨擦，開始於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以南的關中地區。十月，河北的國民黨軍隊進攻八路軍。十二月，山西閻錫山的舊軍打新軍。一九四○年國民黨朱懷冰部進攻冀豫邊區。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發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近一萬人，除有二千人突圍以外，都被殺、被俘，目前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慶去桂林，到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五月返重慶。六月返延安。因騎馬傷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醫治。政府的飛機送我到蘭州，然後乘蘇機赴蘇，入克里姆林宮醫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體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慶，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談判決裂，開始在報紙上斗爭。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蔣介石談判也無結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與林彪等離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將軍決定派美軍觀察組和記者團去延安，我在延安歡迎他們。十一月赫爾利去延，達成五條協議，大概內容是為了打敗日本建立新中國，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包括各黨派人士，統一軍隊，改革政治，給人民自由。這是毛主席與赫爾利雙方簽字的，但具體內容從未公布。
史迪威與赫爾利政策的差別，就是史迪威主張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軍隊，他是執行羅斯福政策的。赫爾利的主張卻是要經過蔣介石來援助。他也贊成聯合政府，但對共軍的援助必須經過聯合政府。赫爾利的主張雖如此，但蔣介石仍然不同意，結果赫爾利放棄了自己的聯合政府主張，公然站到蔣介石方面反共，於是赫爾利的帝國主義面目暴露了。
❺ 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 pdf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