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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 pdf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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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魯迅的詳細資料包括他寫的名言，詩句，文章

魯迅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原名周樹人，字樟壽，號豫才；「魯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運動後使用的一個筆名，因為影響日甚，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魯迅。

魯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於紹興都昌坊口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7歲啟蒙，12歲就讀於三味書屋，勤學好問，博聞強記，課余喜讀野史筆記及民間文學書籍，對繪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自此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他不囿於四書五經，多方尋求課外讀物，努力掌握歷史文化知識。

紹興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特別是眾多越中先賢的道德文章，給魯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響。魯迅少年時代，祖父因科場案下獄，父親病故，家道從此中落。魯迅由一個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長房長孫，變成了一個破落戶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變故，使少年魯迅飽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認識到封建社會的腐朽和沒落。魯迅母親魯瑞，農民的女兒，品格高尚，對魯迅影響很大。

1898年春，魯迅離開故鄉，滿懷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翌年，因不滿學堂的「烏煙瘴氣」，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他廣泛接觸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閱《時務報》，看《天演論》，深受維新思潮和進化論學說的影響，初步形成「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的社會發展觀。

1902年，魯迅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官派赴日留學。他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因深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浪潮的影響，積極投身於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課余「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1906年，魯迅在事實面前，有感於國內同胞的愚弱，認識到改變國民性的重要，便毅然棄醫從文，邁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選擇了文學藝術，以筆作為自己救國救民的戰鬥武器。他參與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早期重要論文。魯迅認為，中國的嚴重問題在於人，不在於物；在於精神，不在於物質；在於個性，不在於「眾人」；要「立國」，必先「立人」，而「立人」的關鍵，在於個性的覺醒與精神的振奮。

辛亥革命前夜，魯迅回到祖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執教，擔任化學、生理學教員，後又回到故鄉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教員、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校長）。他一方面教書育人，培養青年， 一方面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 他領導故鄉文學團體「越社」， 支持創辦《越鐸日報》。 1912年初， 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教育部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同時先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擔任校外兼職講師。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魯迅深受鼓舞，與李大釗、陳獨秀等當時許多先進知識分子一起，寫文章，辦雜志，揭開了中國五四運動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擊幾千年來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1918年，他發表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小說通過象徵的藝術手法，無情地揭露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強烈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惡。此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創作了《孔乙己》、《葯》、《阿Q正傳》等許多小說和大量雜文、隨筆、評論，從而成為五四五四運動的先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1926年夏，魯迅離開北洋軍閥盤踞的北京，南下廈門，擔任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國學院教授。1927年初，魯迅又轉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擔任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時兼任教務主任，一邊從事教育和文學創作，一邊投入新的戰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變發生，魯迅經受了腥風血雨的考驗，因營救學生無果，憤而辭職。在血的教訓面前，魯迅早年形成的社會發展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嚴厲解剖自己的思想，糾正了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從此，他的思想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

20年代中期，參與創辦《莽原》周刊、《語絲》周刊和文學社團末名社。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1927年10月，魯迅到了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1928年與郁達夫創辦《奔流》雜志。193O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後主編《萌芽》、《前哨》、《十宇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他參加和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許多革命社團。他主編《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許多刊物，團結和領導廣大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堅持韌性戰斗，撰寫了數百篇雜文。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反文化「圍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與共產黨人交往密切，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以「竊火者」自喻，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他關心青年，培養青年，為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寓所與世長辭，終年55歲。

魯迅寫過一首《自嘲》詩，其中有兩句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魯迅一生寫下了800多萬字的著譯，他的《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許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譯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語等多種文字，飲譽全球。《魯迅全集》是他留給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魯迅著作
《吶喊》(短篇小說集)1923，新潮社
《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熱風》(雜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說集)1926，北新
《華蓋集》(雜文集)1926，北新
《華蓋集續編》(雜文集)1927，北新
《墳》(論文、雜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詩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雜文集)1928，北新
《三閑集》(雜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雜文集)1932，合眾書店
《魯迅自選集》1933，天馬
《兩地書》(書信集)與景宋合著，1933，青光書局
《偽自由書》(雜文集)1933，青光書局
《魯迅雜感選集》瞿秋白編選，1933，青光書局
《南腔北調集》(雜文集)1934，同文書局
《拾零集》1934，合眾書店
《准風月談》(雜文集)1934，興中書局
《集外集》楊霽雲編，魯迅校訂，1935，群眾圖書公司
《門外文談》(論文)1935，天馬
《故事新編》(小說集)1936，文生
《花邊文學》(雜文集)1936，聯華書局
《且介亭雜文》(雜文集)1936，三閑書屋
《夜記》(雜文集，後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1937，文生
《且介亭雜文二集》(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且介亭雜文末編》(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魯迅書簡》(影印本)許廣平編定，1937，三閑書屋
《魯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譯文和輯錄的古籍)1938，魯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遺》(綜合集)1938，魯迅全集出版社
《漢文學史綱要》(文學史)1941，魯迅全集出版社
《魯迅全集補遺》唐韜編，1946，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書簡》許廣平編，1946，魯迅全集出版社
《魯迅日記》(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鉛印本，1959，人文
《魯迅選集》1952，開明
《魯迅小說集》1952，人文
《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唐韜編，1952，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書簡補遺》吳元坎輯，1952、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魯迅選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文學史)1958，三聯
《魯迅選集》(上下冊)1959，人文
《魯迅書簡》(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報社
《魯迅詩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魯迅書信集》(上下卷，收《兩地書》以外書信1381封)1976，人文
《魯迅佚文集》1976，解放軍報社
《魯迅書簡》(致曹靖華)1976，上海人民
《魯迅手稿全集》(書信8冊，日記6冊)1978一1980，文物
《魯迅致許廣平書簡》1980，河北人民
《魯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魯迅全集卷一（墳 熱風 吶喊）
魯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編）
魯迅全集卷三（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魯迅全集卷四（三閑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魯迅全集卷五（偽自由書 准風月談 花邊文學)
魯迅全集卷六（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末編）
魯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魯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遺補編）

魯迅年譜

一八八一年 一歲
八月初三（公歷9月25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樹人，字豫才，小名樟壽，

一八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鑒略》。
其五六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為妹妹啦。」
是歲一日，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與焉。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人得贏？」先生立即對曰：「願大家均贏。」

一八九二年 十二歲
正月，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懷鑒讀。
在塾中，喜乘閑描畫，並搜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先生外家為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甚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庄、小皋步等處。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
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鋪及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後，家境益艱。

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課余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路礦學堂畢業。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課余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歲
是年為《浙江潮》雜志撰文。秋，譯《月界旅行》畢。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志，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為《河南》雜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歲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為「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歲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一九一零年 三十歲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歲
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
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餘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搜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誌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勛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創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為筆名，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掊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為文學革命思想之急先鋒。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錄《熱風》。
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
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師。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歲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師。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師。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並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講演，
八月返京。
十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論文《苦悶的象徵》。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是年冬為《語絲》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十二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為《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范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卻職責。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慘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頤同譯《小約翰》。
八月底，離北京向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為《讀書雜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十二月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同月為《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潮論》，及《語絲》編輯。《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簡稱朝花社。
五月《壁下譯叢》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師范學院，第一師范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五日回抵滬上。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同月為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
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連盟成立會」。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通輯「反動文人魯迅」。「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撥去，易以義齒。四月回寓。與神州光社訂約編譯《現代文藝叢書》。
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
九月為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同月譯《葯用植物》訖。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離寓避難。
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
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
七月為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畢。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自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為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本。同月《毀滅》制本成。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六日，由內山書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閑集》。編一九三○年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錄譯著書目。
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兩地書》。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范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為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同月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稅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村九號。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為「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
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又短評集《偽自由書》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三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齦不合。同月短評集《准風月談》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班台萊夫童話《表》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里《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二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脅均大痛。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然氣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為之選定《蘇聯版畫》。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雲胃疾，自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V•《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為《中流》創刊號作小文。
十月，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約二磅。契訶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亘及內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魯迅用過的筆名
干凡 飛迅 直庚 樹俟 獨洛 敖隼 旁斡預 L.S. 丁璫 丁萌 士繇 E.L. 及鋒 之達 子明 豐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頭 中拉 長庚 公汗 風聲 巴人 龍剛 且介 且文 史賚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飛 飛斐 冬華 樂文 樂賁 樂雯 品音 記者 動軒 仲度 華圉 自樹 許遐 許霞 迅行 葦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銘 譯者 張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羅憮 佩韋 周樹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繼 茹蒓 樹人 候堂 獨立 姜珂 洛丈 神飛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曉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爾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於 黃棘 夢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靈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僑 越容 楮冠 魯迅 尊古 游光 遐觀 編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沖 孺牛 小孩子 豐之餘 韋士繇 鄧當世 白在宣 華約瑟 齊物論 杜德機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魯迅 張承祿 張祿如 周玉才 周動軒 周樹人 周樟壽 周豫才 宓子章 趙令儀 某生者 倪朔爾 欒廷石 唐豐瑜 唐元期 黃凱音 戛劍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編輯者 編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滬記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國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譯文社同人 鐵木藝術社 旅滬一記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閑書屋

魯迅(1881—1936) 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思想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年至1907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展開大規模的論戰時，魯迅站在革命派一邊，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重要論文。1909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封建制度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

1918年至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吶喊》、《墳》、《熱風》、《旁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表現出愛國主義和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在這一時期，魯迅開始接觸馬列主義，閱讀過《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著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反動當局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來到當時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憤而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其間，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徹底放棄了進化論思想。1927年10月到達上海，認真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D.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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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原載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E. 如何看懂分時圖江南小隱 pdf

所謂分時圖，指的是行情軟體上大盤和個股的動態實時走勢圖，它是觀察指數或股價即時運行情況、並指導投資者決策交易的最直接參照物，能即時呈現出多空雙方力量變化的各種數據。對於我們的眼睛，分時圖上從來不缺乏買賣操作方面的各種重要提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即時發現並加以准確解讀。
個股分時圖是反映個股即時價格的走勢圖。

白色曲線叫分時價位線，表示該種股票每分鍾成交的實時價格，即每分鍾的收盤價。
黃色曲線叫分時均價線，表示該種股票每分鍾成交的平均價格，即每分鍾的成交總額除以成交總股數。它是根據當日開盤到現在每分鍾的交易價格畫成的線。
橫粗線表示上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格。

委買欄，即買盤等候顯示欄，該欄中顯示的買1、買2、買3、買4和買5，表示有交易者依次在等候買入。排列規則與等候賣出相反的是誰買入的報價高，誰就排在前面；當買入價格相同時，先報價者就排在前面。因此，買1價格最高，買5價格最低。

外盤和內盤如圖所示。外盤表示成交價為賣出價，一次累積的成交量就是外盤。內盤表示成交價為買入價，一次積累的成交量就是內盤。在成交明細中S代表外盤，反映買方的意願和多方的實力；B代表內盤，反映買房的意願和空方的實力。
成交明細通常在盤面的右下方，是顯示每筆成交價格和手數的即時動態信息，即已經成交的最新幾筆買賣的價格和手數，紅色B表示買入的手數，綠色S表示賣出的手數。由於分時圖記錄的是每分鍾收盤時的價格，不能完全反應出每一分鍾內所有的成交信息，因此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成交明細則可以作為輔助信息更好地來彌補分時圖的這個缺陷。

1.今開：即當日的開盤價格。
2.最高：即從開盤到現在買賣雙方成交的最高價格。
3.最低：即從開盤到現在買賣雙方成交的最低價格。
4.量比：它是衡量相對成交量的指標，是指當天開始後每分鍾的成交量與近期5個交易日內的每分鍾成交量的比值，具體公式為：量比=現在總手數/[(5日平均總手數/240)*開盤多少分鍾]。其中5日平均總手數/240表示5日中每分鍾成交手數。量比數值的大小表示近期此成交量的增減，大於1表示此刻成交總手數已經放大，小於1表示此刻成交總手數萎縮。
5.現價：即當前價格，股票的現價是由當天的集合競價（一般在開盤前半個小時進行集合競價，類似於拍賣會場的競價）來決定開盤價，再由買賣雙方的實際操作決定出現在的價格。
6.漲跌：即當日該股上漲和下跌的絕對值，以元為單位。一般紅色表示上漲，綠色表示下跌。
7.漲幅：即當日成交到現在的漲跌幅度。
8.總量：也稱總手，它是當日開盤到目前為止總的成交手數。其計算公式為總手=內盤+外盤。
9.換手率：也稱周轉率，它是指一定時間內在股市中股票轉手買賣的頻率，它是反映股票流通性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計算公式為：換手率=成交股數/流通股股數*100%。例如某上市公司發行股票即股本是1000萬股，其中流通股是800萬股，一天成交了200萬股，那麼這一天該股的換手率=200/800*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