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因為考研需要，急需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2002年版的電子版，有知道的請告知，謝謝！
最佳答案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簡編本目錄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簡編本目錄
[目錄中出現的書名（如《詩經》）、作家（如李白），都要掌握其簡介。簡編本的內容都來自全本，只是作了一些技術上的改動。一些學校指定簡編本為考研參考書，大家只需按此目錄在全本中劃出來就行了，不需要再購此書。]
上冊
先秦部分
一、 詩歌
《詩經》（四首）
氓[衛風]
七月[豳風]
採薇[小雅]
何草不黃[小雅]
二、文
一歷史散文
尚書（一篇）
無逸
左傳（三篇）
宮之奇諫假道
秦晉餚之戰
鄭子產相國
國語（一篇）
邵公諫弭謗
戰國策（三篇）
蘇秦始將連橫
馮諼客孟嘗君
魯仲連義不帝秦
二諸子散文
論語（兩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孟子（二章）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魚我所欲也章
荀子（一篇）
勸學篇
莊子（一篇）
養生主[節錄]
韓非子（二篇）
內儲說上[節錄]
難一[節錄]
三、辭賦
楚辭（三篇）
湘君
湘夫人
哀郢
秦漢部分
一、辭賦
賈誼賦（一篇）
鵩鳥賦
二、詩歌
樂府民歌（五首）
戰城南
有所思
陌上桑
十五從軍征
焦仲卿妻[並序]
古詩十九首（錄三首）
行行重行行
涉江采芙蓉
明月何皎皎
三、文
司馬遷文（二篇）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節錄]
班固文（一篇）
蘇武傳
三國兩晉南北朝部分
一、辭賦
王粲賦（一篇）
登樓賦
陶淵明辭（一篇）
歸去來兮辭[並序]
鮑照賦（一篇）
蕪城賦
二、詩歌
曹操詩（三首）
短歌行
步出夏門行[東臨碣石]
[神龜雖壽]
蔡琰詩（一首）
悲憤詩
曹植詩（三首）
送應氏[步登北邙阪]
贈白馬王彪
野田黃雀行
阮籍詩（三首）
詠懷詩[夜中不能寐]
[嘉樹下成蹊]
[洪生資制度]
左思詩（二首）
詠史[鬱郁澗底松]
[皓天舒白日]
陶淵明詩（五首）
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
飲酒[結廬在人境]
[清晨聞叩門]
雜詩[白日淪西阿]
讀山海經
[精衛銜微木]
謝靈運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鮑照詩（三首）
梅花落
擬行路難[寫水置平地]
[對案不能食]
謝脁詩（二首）
玉階怨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庾信詩（二首）
寄王琳
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
樂府民歌（七首）
子夜歌[始欲識郎時]
[今夕已歡別]
讀曲歌[打殺長鳴雞]
西洲曲
企喻歌辭[放馬大澤中]
琅琊王歌辭[新買五尺刀]
[敕勒歌]
三、文
諸葛亮文（一篇）
出師表
孔稚珪文（一篇）
北山移文
酈道元文（一篇）
江水[三峽]
四小說
干寶《搜神記》（一則）
李寄
劉義慶《世說新語》（四則）
過江諸人
周處
王子猷居山陰
石崇要客燕集
唐五代部分
一、詩歌
王維詩（二首）
渭川田家
山居秋暝
高適詩（一首）
燕歌行
岑參詩（一首）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李白詩（四首）
蜀道難
峨眉山月歌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夢游天姥吟留別
杜甫詩（四首）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春望
新安吏
登高
韓愈詩（一首）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
柳宗元（一首）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劉禹錫詩（一首）
西塞山懷古
白居易詩（二首）
上陽白發人
琵琶行
李賀詩（一首）
雁門太守行
杜牧詩（二首）
過華清宮
泊秦淮
李商隱詩（一首）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杜荀鶴詩（一首）
山中寡婦
二、文
王勃文（一篇）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韓愈文（四篇）
師說
進學解
張中丞傳後敘
柳子厚墓誌銘
柳宗元文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駝傳
三戒[並序]
鈷鉧潭西小丘記
陸龜蒙文（一篇）
野廟碑[並詩]
三、傳奇
李朝威傳奇（一篇）
柳毅傳
四、詞
李白詞（一首）
菩薩蠻[平林漠漠]
溫庭筠詞（一首）
菩薩蠻[小山重疊]
馮延巳詞（一首）
謁金門[風乍起]
李煜詞（二首）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虞美人[春花秋月]
下冊
宋金部分
一、詞
范仲淹詞（一首）
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
晏殊詞（一首）
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歐陽修詞（一首）
踏莎行[候館梅殘]
柳永詞（二首）
雨霖鈴[寒蟬凄切]
望海潮[東南形勝]
王安石詞（一首）
桂枝香[登臨送目]
蘇軾詞（四首）
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念奴嬌[大江東去]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秦觀詞（二首）
鵲橋仙[纖雲弄巧]
踏莎行[霧失樓台]
周邦彥詞（二首）
六丑[正單衣試酒]
蘇幕遮[燎沉香]
李清照詞（二首）
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聲聲慢[尋尋覓覓]
張元干詞（一首）
賀新郎[夢繞神州路]
陸游詞（一首）
清商怨[江頭日暮痛飲]
辛棄疾詞（四首）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
永遇樂[千古江山]
姜夔詞（一首）
揚州慢[淮左名都]
張炎詞
解連環[楚江空晚]
二、詩歌
梅堯臣詩（二首）
田家語
汝墳貧女
王安石詩（二首）
河北民
泊船瓜洲
蘇軾詩（三首）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黑雲翻墨未遮山]
吳中田婦嘆
題西林壁
黃庭堅詩（二首）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投荒萬死鬢毛斑]
[滿川風雨獨憑欄]
范成大詩（二首）
後催租行
四時田園雜興[新築場泥鏡面平]
楊萬里詩（二首）
插秧歌
初入淮河[船離洪澤岸頭沙]
陸游詩（四首）
劍門道中遇微雨
書憤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
有感[三萬里河東入海]
示兒
文天祥詩（一首）
正氣歌
元好問詩（一首）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慘淡龍蛇日斗爭]
三、文
范仲淹文（一篇）
岳陽樓記
歐陽修文（三篇）
五代史伶官傳序
醉翁亭記
秋聲賦
王安石文（一篇）
答司馬諫議書
蘇軾文（三篇）
留侯論
喜雨亭記
前赤壁賦
四、話本
碾玉觀音
元代部分
一、詩歌
劉因詩（一首）
白溝
趙孟頫（一首）
岳鄂王墓
薩都剌詩（一首）
早發黃河即事
楊維楨詩（一首）
題蘇武牧羊圖
二、文
吳澄文（一篇）
送何太虛北游序
李孝光文（一篇）
雁山十記[大龍湫記]
三、戲曲
關漢卿雜劇（一種）
感天動地竇娥冤[第三折]
馬致遠雜劇（一種）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第三折]
王實甫雜劇（一種
崔鶯鶯待月廂記[第四本第三折]
高明戲文（一種）
琵琶記（糟糠自厭）
四、散曲
馬致遠散曲（一首）
天凈沙[秋思]
張養浩散曲（一首）
山坡羊[潼關懷古]
睢景臣散曲（一首）
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
明代部份
一、詩歌
高啟詩（一首）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李夢陽詩（一詩）
秋望
何景明詩（一首）
鰣魚
王世貞詩（一首）
登太白樓
陳子龍詩（一首）
易水歌
夏完淳詩（一首）
別雲間
二、文
宋濂文（一篇）
送東陽馬生序
劉基文（一篇）
賣柑者言
歸有光文（一篇）
項脊軒志
宗臣文（一篇）
報劉一丈書
袁宏道文（一篇）
徐文長傳
徐弘祖文（一篇）
游黃山後記
張岱文（一篇）
柳敬亭說書
張溥文（一篇）
五人墓碑記
三、小說
馮夢龍小說（一篇）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四、戲曲
湯顯祖傳奇（一種）
牡丹亭[驚夢]
李玉傳奇（一種）
清忠譜
五、散曲
王磐散曲（一首）
朝天子[詠喇叭]
陳鐸散曲（一首）
水仙子[瓦匠]
馮惟敏散曲（一首）
玉芙蓉[喜雨]
薛論道散曲（一首）
黃鶯兒[塞上重陽]
清代部份
一、詩歌
吳偉業詩（一首）
捉船行
顧炎武詩（一首）
流轉
吳嘉紀詩（三首）
海潮嘆
船中曲[儂是船中生]
[斷梗不怨風]
王士禛詩（三首）
秦淮雜詩[年來腸斷秣陵舟]
真州絕句[曉上江樓是上層]
[江干多是釣人居]
鄭燮詩（一首）
漁家
袁枚詩（二首）
馬嵬[莫唱當年長恨歌]
渡江大風
蔣士銓詩（一首）
歲暮到家
汪中詩（一首）
白門感舊
黃景仁詩（一詩）
圈虎行
阮元詩（一首）
蘇堤春曉
二、詞
陳維崧詞（二首）
點絳唇[晴髻離離]
醉落魄[寒山幾堵]
朱彝尊詞（二首）
桂殿秋[思往事]
解佩令[十年磨劍]
顧貞觀詞（二首）
金縷曲[季子平安否]
[我亦飄零久]
納蘭性德詞（二首）
長相思[山一程]
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
張惠言詞（二首）
木蘭花慢[盡飄零盡了]
水調歌頭[今日非昨日]
三、文
黃宗羲文（一篇）
原君
顧炎武文（一篇）
廉恥
方苞文（一篇）
獄中雜記[節錄]
袁枚文（一篇）
書魯亮儕
姚鼐文（一篇）
登泰山記
汪中文（一篇）
哀鹽船文[附序]
四、小說
蒲松齡小說（三篇）
青鳳
竇氏
黃英
五、戲曲
洪升傳奇（一種）
長生殿[驚變]
孔尚任傳奇（一種）
桃花扇[餘韻]
近代部份
一、詩歌
張維屏詩（一首）
三元里
龔自珍詩（三首）
詠史
己亥雜詩[只籌一纜十夫多]
[九州生氣恃風雷]
魏源詩（二首）
寰海十章[誰奏中宵秘密章]
[城上旌旗城下盟]
朱琦詩（一首）
關將軍輓歌
黃遵憲詩（一首）
下水船歌
秋瑾詩（一首）
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二、詞
蔣春霖詞（一首）
卜運算元[燕子不曾來]
況周頤詞（一首）
蘇武慢[愁入雲遙]
梁啟超詞（一首）
金縷曲[瀚海飄流燕]
秋瑾詞（一首）
滿江紅[骯臟塵寰]
三、文
龔自珍文（二篇）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病梅館記
薛福成文（一篇）
觀巴黎油畫記
譚嗣同文（一篇）
仁學[節錄]
章炳麟文（一篇）
徐錫麟傳
梁啟超文（一篇）
少年中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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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想讀24史中的史書。請給建議
《欽定二十四史》。（乾隆間欽定。此二十四部皆為正史，共三千二百四十
三卷，目列後。正史撰人不錄。）
《史記》一百三十卷。（晉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汲古
本、掃葉本無索隱、正義。）《漢書》一百二十卷。（唐顏師古注。即宋慶元附
三劉刊誤、宋祁校語本。明監本、汲古本、掃葉本無校語。）《後漢書》一百二
十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內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三國
志》六十五卷。（宋裴松之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附唐何超《音義》三
卷。）《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
十六卷。《魏書》一百一十四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隋書》
八十五卷。《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舊唐書》二百卷。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明南監本附宋董沖《釋音》二十五卷。）《舊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新五代史記》七十四卷，《目錄》一卷
（宋徐無黨注。）。《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遼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
一百三十五卷。《元史》二百一十卷。《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武英殿附《考
證》本，江寧、蘇州、揚州、杭州、武昌五書局合刻本，新會陳氏覆刻殿本。明
南、北監本《廿一史》，斷自元止，無《舊唐》、《舊五代》。北監合刻，南監
乃新舊版輳集而成，或別刻，或覆刻。毛氏汲古閣本《十七史》，至《新五代》
止，亦無《舊唐》、《舊五代》。席氏掃葉山房本，與毛本同，增《舊唐》、
《舊五代》。北監本、掃葉本、陳本、坊翻毛本有脫誤。）
以上正史合刻本
重刻明震澤王氏本《史記》一百三十卷。（武昌局本，間有依明柯校汪刻本
者，王延喆、柯維熊、汪諒，有《索隱》、《正義》。）
古香齋袖珍《史氏》一百三十卷。（內府本。）
重刻殿本附《考證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新五代
史》。（成都局本。卷數與殿本同。）
重刻聞人本《舊唐書》二百卷。（明聞人詮原刻。揚州岑建功重校刻本，附
《逸文》十二卷、《校勘記》六十六卷。）
重刻殿本《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汲古閣本《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武
昌局本。）
重刻《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江寧藩庫本。）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漢書評林》一百二十卷。（明凌稚隆刻本，較
勝他坊本，有《索隱》、《正義》。）
以上正史分刻本（此外若明刻之秦藩本《史記》，劉氏翻刻元中統本《史記
索隱》，汪文盛本兩漢書，馮夢禎刻《三國志》，皆善本。其餘明刻、近人坊刻
《史》《漢》甚多，不具錄。）
單行本《史記索隱》三十卷。（汲古閣本，掃葉山房本。）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梁玉繩。原刻本。）
《史記三書釋疑》三卷。（錢塘。錢坫補《史記注》一百三十卷，未刊。）
《史記三書正訛》三卷。（王元啟。只平居士集本。《律書》一卷，《歷書》
一卷，《天官書》一卷。孫星衍《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未見傳本。）
《讀史記十表》十卷。（汪越。）
《古今人表考》九卷。（梁玉繩。《清白士集》本。《人表考校補》一卷，
《續考校補》一卷。蔡雲。自刻本。）
《漢書律歷志正訛》上下卷。（王元啟。只平居士集。杭世駿《漢書疏證》、
《北齊書疏證》，未見傳本。）
《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汪邁孫。杭州刻本。）
《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全祖望。朱文翰刻本，粵雅堂本。）
《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錢坫。原刻本，同治甲戌會稽章氏重刻本附徐
松《集釋》。又《漢書十表注》十卷，未刊。）
《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吳卓信。安徽包氏刻本。）
《漢書地理志圖今釋》七卷，《漢志水道考》一卷。（今人。廣州刻本。）
《漢志水道疏證》五卷。（洪頤煊。問經堂本。）
《補漢兵志》五卷。（宋錢文子。知不足齋本。）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王應麟。《玉海》附刻本。）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徐松。原刻本，張琦刻本，《指海》本。）
《漢西域圖考》七卷。（李光廷。同治庚午刻本。）
《班馬字類》五卷，附《補遺》。（宋婁機。別下齋刻涉聞梓舊本，小玲瓏
館仿宋大字本，又仿宋中字本。）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宋倪思。劉辰翁評。嘉慶丁酉福建刻本。倪書
為考史、漢文辭異同，劉評無謂，今倪書無單行本。）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姚之駰。刻本。孫志祖補輯謝承《後漢書》五
卷，未見傳本。）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宋熊方。盧校鮑刻本。）
《後漢書補表》八卷。（錢大昭。汗筠齋本，粵雅堂本。）
《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侯康。伍氏《嶺南遺書》本。錢大昭《補續漢書藝
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錢塘《續漢書律歷志補注》二卷，未刊。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惠棟。寶山李氏刻本，粵雅堂本，馮集梧刻本。）
《後漢書補注》一卷。（侯康。《嶺南遺書》本。）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吳仁傑。聚珍本，福本，知不足齋本。陳景雲
《兩漢舉正》五卷、錢大昭《兩漢書釋疑》四十四卷、沈欽韓《兩漢書疏證》七
十四卷，未刊。）
《三國職官表》三卷。（洪飴孫。道光元年李兆洛《合梁疆域志》刻本。）
《三國疆域志》二卷。（洪亮吉。卷施閣集本。）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侯康。《嶺南遺書》本。）
《三國志補注》六卷，附《諸史然疑》一卷。（杭世駿。刻本。）
《三國志補注續》一卷。（侯康。《嶺南遺書》本，《學海堂二集》本。）
《三國志辨誤》一卷。（宋人闕名。聚珍本，福本，守山閣本，金壺本。陳
景雲《三國志舉正》四卷、錢大昭《三國志辨疑》三卷，未刊。）
《三國志考證》八卷。（潘眉。嘉慶間刻本。沈欽韓《三國志補訓詁》八卷、
《釋地理》八卷，未見傳本。）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畢沅。經訓堂本。）
《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洪亮吉。卷施閣集本。）
《補晉兵志》一卷。（錢儀吉。《�開石齋記事初稿》本。）
《補宋書刑法志》一卷，《食貨志》一卷。（郝懿行。《郝氏遺書》本。）
《晉宋書故》一卷。（同上。洪亮吉《宋書音義》四卷，未刊。）
《補梁疆域志》八卷。（洪齮孫。李兆洛刻本。）
《南北史表》六卷。（周嘉猷。原刻本。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未刊。）
《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羅士琳、陳立、劉文淇、劉毓崧同校。）
《舊唐書逸文》十二卷。（岑建功輯。揚州岑氏附《舊唐書》刻本。互見。）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宋吳縝。聚珍本，福本，知不足齋本。陳黃中
《新唐書誤》三卷，未刊。）
《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沈炳震。海寧查氏刻本。丁小鶴新《舊唐書
合鈔補正》，有刻本，未見。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趙紹祖。原刻本。）
《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汲古閣本，掃葉山房本。）
《五代史記纂誤》三卷。（宋吳縝。聚珍本，福本，知不足齋本。）
《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吳蘭庭。知不足齋本，《珠塵》本，單刻本。）
《新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彭元瑞、劉鳳誥同撰。原刻通行本，中分子
卷。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錢大昕。錢侗續成。文選樓本，粵雅堂本。）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殿本。《宋》、
《遼》、《金》、《元》史原書譯語不合者，殿本四史奉敕改正。）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倪璠。抱經堂《群書拾補》之一。）
《遼金元三史拾遺》五卷。（錢大昕。《潛研堂全書》本。）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補》五卷。（厲鶚。汪刻本。杭世駿《補金史》
一百卷，未刊。）
《元史氏族表》三卷。（錢大昕。潛研堂本。別有《元史稿》一百卷，未刊。）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同上。）
《元史備忘錄》一卷。（明王光魯。借月山房本。）
《元史本證》五十卷。（汪輝祖。家刻本。）
《諸史拾遺》五卷。（錢大昕。潛研堂本。）
《歷代史表》五十九卷。（萬斯同。原刻足本，初印本少末六卷。錢大昕
《唐學士年表》一卷、《五代學士年表》一卷、《宋中興學士年表》一卷，德清
徐氏刻本。）
《史表》卷。（洪飴孫。李兆洛刻本。乃合編歷代史目錄。）
《歷代帝王年表》三卷。（齊召南。文選樓本，仁和葉氏重刻本。此書最簡
括。）
《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一卷。（陸費墀。阮福刻本，仁和葉氏重刻本。）
《歷代統紀表》十三卷，《疆域表》三卷，《沿革表》三卷。（段承基。自
刻本。）
《廿一史世譜》五十四卷。（沈炳震。海寧查氏刻本。）
《歷代建元考》十卷。（鍾淵映。守山閣本，金壺本。）
《紀元要略》二卷。（陳景雲。）《補注》一卷。（子黃中。《文道十書》
本，《學津》本，《珠塵》本。）
《元號略》四卷，《補遺》一卷。（梁玉繩。《清白士集》本。）
《紀元通考》十二卷。（葉維庚。自刻本。此書最詳。）
《歷代紀元編》三卷。（李兆洛。江寧官本，粵雅堂本。此書最便。）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同上。江寧官本。此書最便。）
《歷代沿革圖》一卷。（六嚴。江寧官本。以上三書與《皇朝輿地韻編》、
《輿地圖》合刻，通稱《李申耆五種》。）
《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陳芳績。道光間刻本。）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王鳴盛。原刻本。）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錢大昕。潛研堂本。李貽德《十七史考異》，未
刊。）
《廿二史札記》三十六卷。（趙翼。原刻本。）
《南史識小錄》八卷，《北史識小錄》八卷。（沈名蓀、朱昆田同編。刻本。
錢大昕《南北史雋》一卷，未刊。）
《宋瑣語》一卷。（郝懿行。《郝氏遺書》本。此二書為史鈔類，附此。）
以上正史注補、表譜、考證之屬（此類各書，為讀正史之資糧。）
——右正史類
Ⅲ 古代詩人的人格理想和處事態度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後，大都歸隱山林，吟景詠物的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描山繪景的過程中，詩人的心靈得以凈化，人格得以升華。 詩人在經歷了追逐功名，沉溺狂放的喜與懼之後，以「委運大化」的自然觀為人格理想，以耕耘南山為生存方式，鑄成了真切、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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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的詩性空間—— 人格精神（上）
作者：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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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裂 與 重 鑄——漢魏之交的人格精神與文學理論
公元2至3世紀的漢魏之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轉折。此「轉折」乃全方位的：政治、軍事、哲學、宗教、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而所有的這些轉折，體現於整體的與個體的「人」身上，便是人格的斷裂與重鑄。
人格，指整體性地呈現於生活中的真實的自我，包括外在的氣質、風度、容止、行為和內在的哲學——美學理想、精神境界、倫理觀念以及人生各階段與人格各層面的心理趨向及沖突。對文學家而言，人格同時呈現於日常生活與文學作品。審美創造的過程，也就是主體人格的生成過程。漢魏之交文學家的人格，有著理想與現實、文本式存在與日常生活式存在的相悖，她以一種沖突的方式承擔著悲慨而厚重的審美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本文採用中國傳統文論「知人論世」、「覘文見心」等方法，並借鑒西方人格心理學的方法與觀念，重新解讀漢魏之際的文學與人格，在民族心靈史與古代文學史的雙重背景下，追尋漢魏之交鄴下人格的詩性建構和建安文學的人格魅力。
黨 人 玉 碎
——黨錮之禍導致漢儒人格的斷裂
漢代獨尊儒術，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其規范與準的，是儒學關於「人」的一系列的理論，漢儒人格愈來愈成為一種楷模。然而，在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中，孔儒人格模式遭受嚴重挫折。黨人們絕非要反叛或丟棄漢儒人格模式，相反，他們是在執著而頑強地實踐這種人格模式時，遭遇了滅頂之災。漢儒人格玉碎了。
東漢黨人的捨身取義和曹孟德的唯才是舉，從不同的側面，共同釀成漢儒人格的斷裂；而曹操人才思想的重才輕德，劉劭《人物誌》的人格類型和何王玄學「聖人」人格精神的自然無為，為新的人格範型的誕生提供了思想營養。
孔儒人格的構成是非常復雜的，並非一兩句話能夠囊括。究其大要，似可概括為「忠君」和「憂道」。《論語·八佾》的「臣事君以忠」，確立了孔儒人格的「忠君」內涵，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人格准則。而這一人格准則，實際上包含了孔子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這也就是孔子念茲在茲的「道」。
在孔子的那個時代，士大夫中並無多少「忠君」「憂道」者；人們見得較多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同上），是「邦無道」（《論語·衛靈公》）。所以孔子要悲嘆：「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道」而勞苦奔波，他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故石門司門人稱孔子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
然而，孔子的「忠君」與「憂道」並非是絕對的或至高無上的，而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在孔子看來，所事之君如果無道，便可以不去「忠」他，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孔子四處傳道而四處碰壁，但他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更沒有去「殺生以成仁」，而是退而作《春秋》。顏淵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真正的君子，是既能兼濟也能獨善的。所以，孔子的人格構成以「忠君」「憂道」為內核，既有執著、剛烈的一面，也有中和、柔順的另一面，後者便是「中庸之道」。
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孔子「忠君」「憂道」的人格要義被片面強調以至衍為極端。董仲舒是儒學的權威闡釋者，他認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所以有絕對之權威。在這里，不僅「忠君」被絕對化，而且「憂道」也成為「忠君」的一個組成部分。
孔儒人格的「忠君」與「憂道」，體現在漢代士大夫的社會行為中，便是維護朝綱，忠於皇權，為大一統政權而苦心劬勞。東漢後期，宦官、外戚專權，「主荒政繆，國運委於閹寺」（《後漢書·黨錮列傳》），君臣失序，國運惟危，這種社會政治環境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與顯現，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台，在士大夫與外戚、宦官的殊死抗爭中，我們看到孔儒人格的高揚以及高揚之後的斷裂。
《後漢書·黨錮列傳》所列舉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依次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導人追宗者」、「以財救人者」。他們是一群有著孔儒人格自覺的士大夫，在人格形象上堪為時人之楷模。他們的「德行」尤其受人稱道，《世說新語·德行篇》，開篇便敘陳仲舉。陳仲舉為黨人「三君」之一，他「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用近十則的篇幅，描述幾位東漢黨人的「德行」，除了陳蕃，還有李膺（「八俊」之一）、郭林宗（「八顧」之一）、陳仲弓等。
黨人之反對外戚、宦官，其根本動機，是要維護皇權，要恢復君臣秩序，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一統政權。在「忠君」「憂道」這一點上，黨人充分顯現出他們人格構成中的孔學內涵。孔子是「吾道一以貫之」，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東漢黨人更是自覺地憂道乃至於殉道。李膺坐黨事免官在家，鄉人勸其逃避，膺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巴肅（「八顧」之一）在遭拘捕時，不僅不逃，而是「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同上）生死關頭為道義而獻身——黨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時人的高度贊賞，「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同上）。
尚道尚義，殉道殉義，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已釀為風氣。黨錮之禍中，黨人若遣返鄉里，則會如凱旋的英雄一般受到歡迎；若幽囚獄中，則會有成百上千的人為之上書為之請願；若慘遭殺戮，則會有更多的士人為之祭奠為之哭泣……早在黨錮之前，李固因反對梁冀而暴屍通衢，且不許收葬。李固的弟子郭亮撫屍慟哭，守吏欲加罪於亮，亮慨然以對：「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懼?」（《後漢書·李固傳》）黨人范滂與母親訣別，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後漢書·黨錮列傳》）為了「道」與「義」而死去，是值得驕傲的壯行義舉。
黨人的言行舉止，典型地表現出漢儒人格中的忠孝、仁義、從善、嫉惡。以范滂為例，《黨錮列傳》記他被太尉黃瓊征為屬員，朝庭令三府掾屬會集殿上，議論天下州郡官員的政績：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污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他的疾惡如仇，他的檢舉污吏，是為了「王道」為了國家社稷，表現出「臣」對「君」的忠誠。
范滂對朝庭的一片忠誠，並不為朝庭所理解，反遭黨錮之禍。范滂被抓進監獄後，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審問他，指責他「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庭，虛構無端」。范滂對曰：
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
儒家善善惡惡、仁義孝悌，是東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人格准則，《黨錮列傳》說范滂委任政事之時，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跡斥逐，不與共朝」。身陷囹圄之後，范滂更表現出儒者的仁慈和臨危不懼、殺身成仁的英雄氣概。在獄中，「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
范滂終於被殺。《黨錮列傳》將他的死寫得十分的悲壯。為他送行的，是他的老母和幼子。對母親，他不能再盡孝心，反使「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對兒子，他不能再履訓導之責，只能留下遺訓：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范滂的這兩句遺訓，已成為千古名言，它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孔孟之後，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憂道為要旨，以孝悌仁義為綱紀，以中庸之道為調劑的人格模式。時至東漢末年，黨錮禍起，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以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他們對君國對朝庭一片忠心，得到的回報卻是羈幽牢受酷刑；他們處處為善，時時行仁，卻處處碰壁，時時受挫，他們待人以誠，處事以善，卻被流言、誹謗所包圍，厄運纏身，命途多舛。
黨人在與外戚、宦官作殊死抗爭時，他們對已成為精神支撐和人生理想的孔儒人格要義，還並無多少懷疑。在孔儒人格的導引下，他們勇敢地前行；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拘捕、禁錮、掠拷、殺戮。一旦走到生命盡頭，回首短暫人生，他們便不能不對自己所篤信一生的孔儒人格進行反思。范滂的臨終遺言，便是這種反思的最真實也是最生動的記錄。
惡是不能為的，惡有惡報；那麼為善呢?范滂為善一生，落得什麼結果?以生命為代價來實踐儒家理想人格的范滂，卻在臨終時顯露出「善惡不為」的道家人格傾向。《淮南子·說山訓》：「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xxx]《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誘《〈淮南子〉敘目》[xxxi]，其「善惡弗為」之論，是將老子的「無為」與莊子的「齊物」人格化，是《莊子》理想人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具體表現。由此可見，當漢儒人格模式玉碎於黨錮之禍時，新的人格範型的道家內涵已經孕育其中了。
范曄撰《後漢書》，記范滂與老母幼子訣別而悲嘆「則我不為惡」，不禁感慨系之：
論曰：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應該說，范曄的這番話，頗為准確地把握住了東漢黨人豐富而痛苦的內心世界。由重道、憂道乃至殉道，最終走向「道之將廢」，黨人人格走完了她悲壯而凄涼的歷程。
曹 公 唯 才
——曹操人才觀與魏晉人格重鑄
東漢黨錮之禍，「三君」、「八俊」們以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高揚儒家人格精神，舍中庸而尚剛烈，峻激之至，幾近斷裂。漢儒人格模式在東漢末年的「玉碎」，既是一曲無可奈何的「輓歌」，又是一曲回腸盪氣的「凱歌」，它在悲嘆儒家理想主義破滅於現實世界的同時，又謳歌孔儒人格在精神領域的勝利。「玉碎」並不等於中止或結束，黨人們「捨身」了，但他們所殉之「義」或「道」並未與身俱殞。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斷孔儒人格的，是曹操。
孔門四科，「德行」為首；孔儒人格要義，實際上是一整套倫理道理規范。東漢黨人，大多沒有「文學」才能，即便是「政事」之才亦無卓越之處，使其人格得以展示的外顯性行為，主要是「清議」，所謂「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後漢書·黨錮列傳》）正是在這種「橫議」與「題拂」中，表現出他們的忠孝、仁義之德性，從而使他們的「名聲」大震!
曹操出身於宦官之家，他與漢季清議之士、門閥士族，在心理上可以說有某種先天性的隔膜。《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盪，不治行業」，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曾敘及曹操年少時如何同自己的叔父和父親玩弄「權數」。曹操自稱「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魏志·武帝紀》）。曹操所言之「道」，當然與孔儒之道無涉，而是「權數」，是御人之術。
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武帝故事》），輕儒學而重刑名，在用人觀上，則是重才能而輕德性。曹操對儒家人格的挑戰，對魏晉人格的重鑄，首先從「輕德性」開始。《魏志·武帝紀》記曹操因惜才而不殺魏種曰：
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唯其才」，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建安十二年，曹操滅袁紹，下令封賞功臣：「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翌年，曹操遭赤壁之敗，統一天下的雄心嚴重受挫，更覺事業之艱難，人才之寶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賢令》，提出著名的「唯才是舉」的口號：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紀》）
此《求賢令》還舉了「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的例子。《論語·憲問》說「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桓公聞歌識寧戚，則是上古君王重用賢才的著名例子。曹操在他的樂府詩《秋胡行》其一中，引用了這個典故：
正而不譎，辭賦依因。[xxxii]
繼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之後，曹操又兩次下令求賢，這便是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舉賢勿拘品行令》。三道求賢令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拋棄正統儒家的「德行」標准，確立重才能、輕德性的用人原則及思想傾向。曹操直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魏志·武帝紀》）他公開下令舉薦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曹操「唯才是舉」，其直接動機，當然是為了他的軍國大計；但究其深遠，似不僅限於此。陳寅恪先生指出：
孟德求賢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xxxiii]
此處「安身立命」之說，殊可注意。漢代獨尊儒術，儒家學術及周孔道德，乃漢代士大夫言行舉止之依據，安身立命之根基。東漢黨人敢於同外戚宦官抗爭，雖萬死而不辭，靠的是精神支撐，是人格力量，是漢代士大夫視為「金科玉律」的忠孝仁義。而孟德求賢，公開宣稱「勿拘品行」，「勿廢偏短」，公開招慕「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這對於維系漢代士大夫人格長達數百年之久的孔儒道德倫理，無異於釜底抽薪。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曹操的人才思想，既是沿襲了數百年的漢儒人格的中斷，又是一種新的人格模式的重鑄。
與孔儒人格針鋒相對，曹操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須有「才」。孔儒人格也並非不要才，只是「才」須在「德」的統馭之下，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有德者也必定有才，德與才是體與用之關系。孟德之「重才」，則是要將「才」從「德」之中解放出來，賦予完全獨立的地位。有才無才，成了孟德衡量人才的主要標准；而有德無德，則是無關緊要的。
曹操所言之「才」，首先是「治國用兵之術」，是實干之才，但其中也包括了廣義上的「文才」。阮瑀是曹操使人焚山才得到的人才，為曲既捷，為文且速，深得曹操賞識。「太祖（曹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志·王粲傳》裴注引《典略》）曹操不殺陳琳，也是因為他有文才，所謂「愛其才不咎」（《魏志·王粲傳》）。
僅就文學創作而言，曹操本人也是堪稱「大才」的。《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還愛好音樂，裴注又注引《曹瞞傳》，說「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這也就是後來劉勰所說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詩章」（《文心雕龍·時序篇》）。
曹操所看重的「才」，似應包括才能、才藻、才情。才能施之於實干，才藻用之於篇章，而才情，則是與文學創作有關的獨特的個性或性情。
劉師培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首次標舉「清峻」與「通脫」：
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脫；脫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xxxiv]
「清峻」肇於「刑名」，與儒家「經術」相對；「通脫」則與孔儒之「禮」相悖，既「侈陳哀樂」，又「漸藻玄思」。後來魯迅論曹操，亦標舉「通脫」：「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又說：「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xxxv]魯迅之論「通脫」，是對劉師培之意的引申與發揮。劉師培還談到「縱橫」，魯迅則稱之為「壯大」。
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既可狀曹操文章之風格，又可寫曹操人格之特性。曹操以「唯才是舉」的人才思想中斷了孔儒人格；又以重才能、才藻和才情的人格理論，以治國用兵和賦詩作文的實踐，重建著一種新的人格範型，而這種人格範型的要義便可表述為清峻、通脫、縱橫、壯大。曹操之後，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但曹操所奠定的人格基調總是如影相隨，比如嵇康、阮籍的清峻，左思、劉琨的壯大，以及東晉玄言詩人和陶淵明的通脫。
漢魏之際對魏晉人格重鑄產生重大影響的，還有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中心的人格類型說和何王玄學的「聖人」人格精神。
劉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團中人，其人格理論的思想傾向與曹操大體一致。《人物誌》論人格，並不提「忠孝仁義」的孔儒人格要義，而著重討論人格類型與人格識鑒，討論各種人格類型在才能與性情方面的特徵以及考察、辨析人格的各種方法。《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從「才」與「性」兩個方面立論：論人格之「性」，以「元氣」為根柢，以「陰陽剛柔」為體別，以秉氣之「偏兼多寡」為依據，細致周詳地辨析各種人格類型的性情、氣質之特徵；論人格之「才」，則將實用與審美融為一體，其「十二流業」中專門討論了三種審美創造之才：文章、儒學與口辯。
「才性」之說始於孟子。儒家的人格品鑒雖說是「才性」並舉，但看重的是德性而不是才能，所謂「人格形象」，實質上是「道德形象」。漢儒之褒貶屈原，「依經立義」，從「才性」角度塑造屈原的人格（道德）形象。漢魏之際，在黨人將孔儒人格之「性」高揚到佼而欲折的程度之後，曹操舉起「唯其才」的大旗，向儒家仁孝道德挑戰。隨後，則是劉劭《人物誌》以「才性」為綱要，建構起系統而精緻的人格理論。《人物誌》的人格類型說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賦予「才性論」以新義：一是重才情而輕德性，二是其思想內涵發生從倫理向心理的轉型，三是超越實用功利而走向藝術與審美，四是以「氣質性格」之「性」和「文章詩賦」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
魏晉人格重鑄對孔儒人格模式的突破，有一個更為悠久也更為根本的思想來源，這就是道家理想人格。漢魏之交，老莊學說之復興，道家理想人格之重受青睞，其典型的理論形態，便是何王玄學中的「聖人」人格理想。何晏與曹魏宗室休戚相關，王弼又為何晏所激賞，二人不尊儒術而祖述老莊，其直接動機，是在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之下，引進「以無為本」的道家思想，以解決漢代經學所不能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精神危機。何王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晉書·王戎傳》），又認為聖人體無，與道融合，「至美無偏」，「無形無名」（王弼《論語釋疑·泰伯》）。這與《莊子》人格理想中「不從事於務」（《齊物論》）、「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意》）的「聖人」是大體相同的。
聖人之體無、至道，其人格特徵便是從世俗道德規范和功利事務中超脫出來，返歸自然無為的至上之境。何晏說：「自然者，道也。」（《列子·仲尼》張湛注引《無名論》）無為、無名、無偏、無形，便是法自然、任自然。王弼亦主張聖人「順自然」的處世態度：「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儒道兩家皆以「聖人」為理想人格之名號，而儒家之「聖人」重名教（社會倫理道德規范），道家之「聖人」重自然（達天地之性的人之本然情性）。何王玄學之人格理想的「自然」，成為魏晉人格的根本特徵，並在人格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如竹林人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蘭亭人格的消散於自然和南山人格的歸盡於自然。從漢魏之交到魏晉之交，再到晉宋之交，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幾經變遷，這種源於《莊子》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卻是一脈相承的。
鄴 下 悲 慨
——曹操詩之悲慨與鄴下人格基調
漢獻帝建安年間的鄴城，一城而兼數任：鄴縣縣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佔鄴城，除了征戰在外，始終未離開此地。正如漢建安實際上已是魏建安，漢鄴城實際上亦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鄴城，數下求賢令，廣招人才，戰亂中的文人士大夫陸陸續續投奔到了曹氏麾下。大約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間（209—211），建安文壇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諸子、女詩人蔡琰等），已在鄴下會齊。
曹操是鄴城之主，也是建安文學之主。曹操的人才思想，成為漢魏之際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斷與新的人格範型之孕育的主要原因；曹操對個體生命的詩性關注，曹操詩文中的憂生、憂人與貴生、貴人，曹操詩風的悲慨、蒼涼、縱橫、壯闊、清峻、通脫，鑄成鄴下人格的基本色調與美學魅力。在中國文學史上，曹操既開一代詩風，亦創鄴下人格，並為這種新的人格範型奠定了美學的、心理學的基調。鄴下文人集團，無論是曹丕將乃父之悲慨淡化為哀婉，還是曹植將亡父之蒼涼凝結為憂郁，或者建安諸子的或孤傲（如劉楨）、或沉鬱（如王粲）、或舒緩（如徐幹）……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鄴城之主的詩風與人格的雙重投影。
讀曹氏兄弟以及劉楨、王粲、應瑒等人的公宴、贈答詩，對當時鄴下文人在西苑的宴聚、游覽與吟詠景況，即可知其大略。曹植《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西遊，乃西苑之游；清池，乃西苑中之玄武池。劉淵林《魏都賦》註：「玄武池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台，竹園，蒲桃諸果。」鄴下文人的西苑之會，或侍操宴，或侍丕宴；公宴詩中，曹植、應瑒同有「公子敬愛客」之句，應瑒、王粲同有「不醉且不歸」之詠。主客相敬，酒釀詩情。
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千載之下，讀這段文字，仍不難想見建安文人雲集鄴下，建安文學繁榮於鄴城的空前盛況!知名的與不知名的建安文人，盡管他們的門第、遭遇、文才、文風因人而異，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識別標記——鄴下。這個已在中國地圖上消失了的地名，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標識著一個卓越的文人集團，一種獨具魅力的人格範型。
在「鄴下人格」形成之前，從後漢「黨人群體」的人格建構中，還能明顯地感覺到正統孔儒的聖人崇拜，憂患於國事的大群體自覺，以及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行為准則。鄴下人格的心理構成中，同樣有著「憂患」與「崇拜」。然而，憂患或崇拜的內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統的皇室社稷以及為此捨身的壯行義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鄴下文人為血泊中的大地和飢民而哭泣。對現實喪亂與民生疾苦的憂患，在他們的生活與藝術行為中，升騰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對亂世豪傑的詠歌：「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詩》）
鄴下文人本來就是曹氏集團中人，他們有著一種小集團的自覺，一種建功立業的自覺。在自己的政治軍事行為與藝術創造行為中，他們坦露著這種「自覺」。曹植乃建安之傑，文學上力蓋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即便是那位從未去過鄴城的孔融，也在詩中「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孔融《六言詩三首》其二）。
鄴下人格的深層建構中，與「慨當以慷」之高亢相伴隨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徊。鄴下人格的英雄主義，早已沒有黨人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執著，沒有那種政治色彩濃郁的生命行為。他們有更重的文人氣質，他們從古詩十九首中承續了生命意識的自覺與悲愁。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悲歌，還只是缺少個體標記的集體性詠唱；而鄴下文人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