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神書國禁解壓密碼

Ⅰ 《三國演義》中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孫策之死

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耳語，紛紛下樓。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於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策起身憑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於，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策愈怒，喝令：「速速擒來！違者斬！」

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於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於吉曰：「貧道乃琅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采葯，得神書於陽曲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於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君殺之，何異屠豬狗！」眾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眾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吾聞汝將於神仙下於縲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於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於吉，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於吉械繫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於神仙。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於吉，正思禁邪覺迷也。」

呂范曰：「某素知於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於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百姓觀者，填街塞巷。於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眾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於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於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於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見黑煙一道，沖上空中，一聲響喨，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於吉仰卧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於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亂！」掣寶劍令左右速斬於吉。眾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於吉造反耶！」眾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於吉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

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於吉屍首。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卻是於吉。策大怒，正欲拔劍斫之，忽然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卧內，半晌方蘇。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仙，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是夜二更，策卧於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於吉立於床前。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床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謂策曰：「聖人雲：『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雲：『禱爾於上下神袛。』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殺於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

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煙起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面端坐著於吉。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於吉立於殿門首，怒目視策。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雲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於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前日動手殺於吉之小卒，被劍斫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於吉走入觀門來。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卻見於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策大怒，傳令逐出本觀道士，放火燒毀殿宇。火起處，又見於吉立於火光之中。策怒歸府，又見於吉立於府門前。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眾將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眾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於吉披發而來。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兒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於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夫人令扶入卧內。須臾蘇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

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卧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逆，不得入祖墳安葬。」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後人有詩贊曰：「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靖，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專意屬周郎。」

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裡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哄動街市。操令眾將，將豬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

卻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

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游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於殿中，隱幾而寐。忽見一人披發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卻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大驚，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眾官皆憂。

Ⅱ 把佛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叫什麼

佛教傳進中國內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對傳進的具體時間，說法很多，學術界一般認為，漢哀帝元壽無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當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此說源於《三國志》裴松注所引魚豢的《魏略·西戎傳》：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回復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

大月氏於公元前130年左右遷入大夏地區，其時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響，接受了佛教信仰，從而輾轉傳進中國內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則普遍把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作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此說最早見於《四十二章經序》和《牟子理惑論》。《理惑論》說：

「昔漢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日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茲。《四十二章經序》所記與此大同小異，但都未說明感夢求法的確切年代。袁宏《後漢紀》及范曄《後漢書》等正史，亦未記其年月。後來則有水平七年（《老子化胡經》）、十年（《歷代三寶記》、《佛祖統紀》）、三年（《漢法本內傳》）、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譜》）等多種說法。至梁《高僧傳》，更稱漢明帝於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並請得攝摩騰、竺法蘭來洛陽，譯《四十二章經》，建白馬寺。於是佛、法、僧完備，標志著佛教在漢地真正的開端。

但是，這類記載不僅神話成分居多，內容也相互矛盾。事實上，《後漢書·楚王英傳》記，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貴族層己有相當的知名度，不必由漢明帝始感夢求法。

此外，還有漢武帝時傳入說。《魏書·釋老志》記，漢武帝元狩年間，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余，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此說原出南朝宋王儉託名班固撰之《漢武帝故事》，國內學者一般持否定態度，但海外有些學者認為可信。

總之，根據信史胸記載，佛教傳入漢地，當在兩漢之際，即公元前後。它是通過內地與西域長期交通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結果。

從兩漢之際到東漢末年，約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時期。它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變態過程，終於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來。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激化，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沒有緩和階級對立，反而激起了全國范圍的農民起義，西漢王朝最終為劉秀的東漢王朝所取代。在意識形態上，董仲舒草創的讖緯神學，由於國家實行五經取士，處處需用圖讖論證皇權的合理性，以致經學與妖言，儒士與方士攪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圖讖，劉秀取國也用圖讖，圖讖成了兩漢的官方神學，既是文人做官的門徑，也是鞏固政權或奪取政權的輿論工具。史載第一個接受《浮屠經》的是漢哀帝時攻讀《五經》的「博士弟子」，同當時的這種風氣是相適應的。

《後漢書》關於楚王英奉佛的記載，有助於了解佛教在這 種大背景下的具體情況。

楚王英是漢明帝的異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國。《後漢書》本傳記：「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相國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明帝將此詔書傳示各封國中傅，明顯含有表彰和推廣的意思。後來劉英廣泛交結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遂以「招聚姦猾，造作圖書」，企圖謀逆罪被廢，次年，在丹陽自殺。

結交賓朋（多是方士），造作圖讖，起碼在光武諸王中是很流行的。像濟南王康、阜陵王延、廣陵王荊等都是。但他們製造的圖讖，已不再作為「儒術」，而是當作黃老的道術；早先側重附會《五經》，也轉向了「祠祭祝詛」。楚王英對「浮屠」的「齋戒祭祀」，是這種活動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見，佛教在中國內地是作為讖緯方術的一種發端的。

漢明帝對於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嚴，株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諸侯王作讖緯方術，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狀。自此以後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關佛教在中土傳播的記載，顯然，也是這次株連的結果。

自和帝（89—105）開始，東漢王朝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統治集團的長期斗爭，至桓、靈之世（147—189）達到頂點，最終導致了黃巾起義（184），東漢皇權陷於全面崩潰。佛教在這種形勢下，有了新的抬頭。

但作為東漢官學內容之一的天人感應，包括圖書讖緯、星宿神靈、災異瑞祥，始終沒有中斷過，皇室對方術的依賴也有增無已。漢章帝（76—88）繼明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神仙術已為皇家獨享，所以也當作最高的獎賞。到了漢桓帝，更有了明顯的發展。他繼續楚王英的故伎，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飾華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雲」而成仙。佛教進一步被王室視作崇拜的對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這個時候已有了義理上的內容。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又說，「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這是早期佛教禁慾主義的標准教義，在傳說為明帝時譯出的《四十二章經》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經》是譯經還是經抄或漢地所撰，以及它成於什麼年代，近代學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見。但它的部分內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現，則沒有疑問。此經從「辭親出家為道」始，始終貫徹禁慾和仁慈兩條主線，與襄楷的主張全合。其中言「樹下一宿，慎不再矣」，與襄楷所說「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頭陀行者（苦行遊方者）的主張；又言天神獻玉女於佛，佛以為「革囊眾穢」，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說法。因此，漢桓帝時重新出現的佛教，已經具有了出家遊方和禁慾仁慈的重要教義。但在形式上，與道教的結合比同五經讖緯的結合更加緊密。襄楷本人是奉行於吉「神書」

的，此「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即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的原本《太平清領書》。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義，主要在於論證「興國廣嗣」的正確之道。他特別提到當時的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把產生於古印度的佛教說成是中國老子教化夷狄的產物。這意味著佛教處於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靈之世，經過兩次黨錮（166—176）和震撼全國的黃巾起義，接踵而來的就是董卓之亂，軍閥混戰。連年戰火，災疫橫生，人民處在死亡線上，痛苦、無望的陰影，籠罩社會各個階層。這在社會思潮上，引起了重大變化。首先，兩漢神學化了的綱常名教，即獨尊的儒術，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漢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就是對儒術失去信心的表現；黃巾起義奉《太平清領書》為經典，張魯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廣大的農民唾棄了官頒的《五經》；在官僚和士大夫層，名教禮法或者成了腐朽虛偽的粉飾品，或者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所輕蔑。兩漢正統的文化思想已經喪失了權威地位，社會醞釀和流行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與佛教產生共鳴。所謂「名不常存，人生易滅」。以「形」為勞，以「生」為苦之類的悲觀厭世情緒，以及由避禍為主而引生的不問是非的政治冷淡主義和出世主義等，更是便於佛教滋長的溫床。

此外，與圖讖方術同時興盛的精靈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濫，為佛教信仰在下層民眾中的流傳提供了條件，加上統治階級運用政治和經濟手段的誘脅，在漢末的某些地區，使佛教有了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三國志》和《後漢書》均載，丹陽（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廣陵（江蘇揚州）、下邳（江蘇宿遷西北）、彭城運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糧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又以信佛免役作號召，招致人戶五千餘，「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

從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從上層走向下層，由少數人進入多數人，其在全國的流布，以洛陽、彭城、廣陵為中心，旁及穎川、南陽、臨淮（即下邳）、豫章、會稽，直到廣州、交州，呈自北向南發展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