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部命令圖

① 國家軍隊的命令如何下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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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總司令發出了什麼命令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③ 黃橋戰役的戰役背景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接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任命韓德勤為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8年初韓德勤任國民革命軍第24集團軍副總司令（實際代理總司令）兼89軍軍長，並於當年5月兼任江蘇省代理省主席，參加徐州會戰的南線阻擊戰。5月上旬，日軍佐藤支隊從鹽城北犯，韓德勤率部（89軍、57軍及保安旅）迎戰。但因韓部多為保安團改編戰力較低，而且韓部兵力分散（因防守東海和增援台兒庄，其所轄之57軍僅一個旅參戰），正面阻敵失利。蔣介石一度通電斥責韓德勤。日軍攻佔阜寧後，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較少，國軍韓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隊對天生港、南通、如皋、東台等地的留守日軍進行反攻，並挖毀公路、破壞橋梁，致使日軍通向後方的200公里運輸線斷絕，日軍被迫組織武裝船隊轉而走水路運輸。由於後方交通線遭到破壞、各據點被連連攻擊，日軍華中派遣軍被迫命令阜寧日軍停止前進，以一部向海州（連雲港）挺進。日軍101師團之101旅團在駐守阜寧期間「掃盪附近之敵」，遭韓德勤第24集團軍之111師、117師有力反擊，產生很大傷亡。 白崇禧在回憶錄中曾稱：「五戰區於徐州會戰時，韓德勤為江蘇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保有蘇北、皖東以至運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擊，減輕我第五戰區之特別威脅，於台兒庄之勝利有間接之貢獻。」 此後韓德勤領導下的蘇北國軍積極對日作戰，鞏固和擴大了以淮陰為中心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隴海津浦交通線，牽制了日軍的行動，配合了正面戰場的軍事活動，也給日軍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
1939年1月，國府軍委會劃定「長江以北，津浦鐵路以東，老黃河以南為魯蘇戰區，以於學忠為戰區總司令」，轄第51、57、89軍等正規部隊和大量地方部隊、游擊部隊。4月軍委會特於蘇北興化成立戰區副總司令部，韓德勤任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所轄包括蘇北33個縣市（占江蘇省的二分之一），主力有第89軍和第57軍之第112師（時第111師劃歸於學忠指揮），還指揮蘇北的江蘇省10個保安旅、6個區保安司令部、1個稅警總隊，共約10萬人。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的設立，是江蘇省國民黨敵後戰場形成的標志。
當時蘇北國軍抗日武裝主要由正規軍、准正規軍，地方團隊和民間武力組成。蘇北正規軍，主要是第89軍（下轄33師和117師兩個師，後又增設獨立第6旅），這是韓德勤的嫡系部隊；東北軍的第57軍，後來主要由於學忠指揮，在魯蘇邊境活動。蘇北准正規軍，主要包括第8軍游擊隊（稅警總隊）和李明揚指揮的游擊部隊（二李部隊）。第8軍游擊隊為原財政部稅警部隊所改編，一度掛靠在第8軍名下受其指揮，但實際上和第8軍並無淵源。第8軍游擊隊游擊司令初為曾錫珪，後因與韓德勤矛盾重重、差點內訌而被撤職，以黃埔一期生陳泰運接任司令。李明揚為國民黨元老，參加過辛亥革命、護法戰爭、二次革命和北伐戰爭，抗戰前曾一度做過江蘇省政府委員、省保安處長。抗戰爆發後李明揚先後任徐州行政督察專員、第五戰區游擊總指揮、蘇魯皖游擊總指揮、蘇北第四游擊區總指揮等職。徐州會戰後，李明揚轉移到泰縣發展，自成體系。李明揚手下有李長江，為其親信兼副手，因此當時多合稱其二人為「二李」。魯蘇戰區成立後，李明揚所部改編為魯蘇戰區第二游擊區總指揮部，下轄7個支隊及蘇北保安團一部，後來擴充為8個縱隊、2個獨立支隊和1個獨立團 。二李的轄區分為泰縣和沛縣兩個中心，以泰縣為主。 新四軍的建立
1937年10月，經中共中央的努力，國共兩黨代表團多次談判，終於達成協議。12月國民黨政府軍政委員會宣布南方八省13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游擊隊)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軍部命令江南各游擊隊到皖南歙縣岩寺集結整編，江北各游擊隊分別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七里坪和河南確山竹溝鎮集結改編。全軍編為四個支隊共1萬餘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各支隊自1938年2月開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間，第一、二、三支隊分別到達皖南岩寺。第四支隊於皖西霍山縣流波墥會合後，進到皖中舒城地區。4月4日，軍部由南昌進至岩寺。隨後，各支隊進行整編訓練，隨時准備開赴華中敵後抗日。這時，蘇浙皖大部地區己成敵後。國民黨在蘇南、蘇北淪陷區內，部署了相當數量的正規軍作為骨幹，同時指揮大批地方保安團隊，還組建和收編了眾多的游擊隊，開辟了多塊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堅持了較大規模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全國抗戰爆發前後，青浦、嘉定、無錫、江陰、丹陽等地，我黨堅持秘密斗爭的黨員、被釋出獄的黨員、進步青年及愛國人士，紛紛組織武裝進行抗日保家的斗爭，群眾性的抗日運動蓬勃興起。中共江蘇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黨員到一些游擊隊進行工作，並掌握了部分武裝。這些表明當時主客觀條件相當好，它為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展華中敵後抗戰創造了極好條件。
但國共兩黨雖然因為日本侵華而實現了妥協，雙方卻都對對方高度戒備和防範。
如1937年八路軍129師政委張浩在延安演說時說：「提出與反革命合作，真是難過萬分，尤其是對於反革命頭子蔣介石，更是誓不兩立的」，但「共產黨是國際的黨，他的戰略與策略及一舉一動，是不能脫離國際的……（合作後）以無孔不入的手段來組織群眾影響群眾及爭取群眾，以擴大強壯有產階級革命的軍隊和後備軍，以待必要時，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實現。……見到革命到了高漲的時候，我們的策略馬上就要改變。」 1938年初，國民黨獲得張浩講話的小冊子，經蔣指示大為印發，分送給國民黨臨全大會代表，意在為國民黨人敲警鍾。
新四軍成立後，南方紅軍及其游擊隊集中為新四軍四個支隊和一個特務營陸續調離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區後，其所設立的以照顧官兵眷屬為目的留守處，就成了國民黨地方當局防範的重點。因為這些留守處事實上又多負有中共在當地的組織聯絡宣傳之責，從事著「秘密吸收黨員發展黨組織，介紹青年參加新四軍或投奔延安」之類的工作，最易引起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敵視與嫌惡。
國民黨的擔心並非沒有根據。八路軍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編，隨即先後出發至華北抗日前線。3個師出發時的確實人數約為34000人，九十月間因行軍作戰等原因且出現減員。10月以後開始著重於擴兵發展，經過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到12月底已擴軍到92000餘人，還發展了游擊隊25000人。1938年底，八路軍進一步擴展到16萬人左右。 在此期間，八路軍先由陝北一隅之地，按照蔣令加入閻錫山第二戰區，在山西地區參加對日作戰。後山西大部淪陷，八路軍遂留在敵後農村建立根據地，立穩腳跟後即開始分兵跨出戰區，以游擊方式進至河北、綏遠，隨後更進入山東敵後農村，創建根據地，這時已開始准備著手向華中敵後地區發展。由於它完全針對敵後空虛的情況自由行動，不受戰區約束，不受進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轄，自行組建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晉察冀邊區政府等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府，實際上獨立自主的地方政權，發動民眾，建立民眾武裝，其在華北敵後迅速取代了國民黨的地位，成為除了日本佔領軍以外最具影響的力量。
中共軍事力量據有割據之區一年增加數倍，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高度緊張。為阻止八路軍進一步擴張，蔣曾下令不許部隊跨越戰區，並特別選派在河北有相當人望的鹿鍾麟擔任省主席，設法逼八路軍退出河北歸還第二戰區。
國民黨對共的敵視心態在國民黨將領與蔣介石往來的電文中體現得很明顯。在他們眼中中共的行動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將來能取國民黨而代之。鹿鍾麟的電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八路軍「自去歲春間派遣東進縱隊入冀以來，假抗日驅偽之名，實行搜槍擴軍之舉」 ，八路軍「無所不用其極，對友軍則威脅分化，希圖隸屬改編，以抗日為名，而行植黨擴軍之實」。中共在洛川會議提出的「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的全民動員，國民黨認為中共的這一政策「近為培植勢力」，其目的是「企圖創造將來改變革命之核心」 。由敵視自然要產生防範，特別是對中共軍隊的嚴格控制。1938年12月29日，彭德懷提出「在八路軍任主力的地區，友軍及地方武力，應受八路軍指揮」，同時為便於抗戰，「華北行政區應照軍事關系重新劃分」，「各行政區主任，以各該區最高軍事指揮官兼任之」 。這種使中共勢力擴大的事情，國民黨是不能接受的，故國民黨軍令部研究認為，「八路軍不可在既定戰區內活動，寧可另劃一戰區歸八路軍負責」 ，並以「因八路軍長於游擊」為理由，將八路軍分散在各交通沿線。為防中共勢力擴大，又給八路軍劃定區域，「不得在劃定區域以外活動及派遣游擊隊」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堅持了繼續持久抗戰的立場；在強調重整黨務、恢復黨譽的同時，在國共兩黨的關繫上，確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 。11月11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為主、軍事限共為輔的政策，轉變為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反動政策。
新四軍的規定游擊區域和其實際發展情況
國民政府最初劃給新四軍的游擊區域為：第1、2支隊在長江以南，蕪湖以東，高淳、溧水、金壇之線以北，丹（陽）金（壇）公路以西；第3支隊東起蕪湖、宣城，西至銅陵，南至青陽，北臨長江；第4支隊在皖中淮南鐵路沿線一帶。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發給項英一份有關新四軍敵後游擊戰爭的指示(即第一個「五四指示」)，該指示重點指出，新四軍應該利用日軍進攻正面、後方空虛的時機，首先遵從國民黨的命令，開到他們指定的區域中去；然後，就要沖破國民黨當局「畫地為牢」的限定，向蘇中蘇北發展。「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准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注，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一帶屬於國民黨第三戰區的游擊區域，江北屬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的游擊區域）。14日，中共中央再電，強調指出:「根據華北經驗，在日前形勢下在敵人的廣大後方，即使是平原地區，極便利於我們的游擊活動與游擊根據地的創造。」「因此，新四軍，應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時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敵人後方去，以自己靈活堅決的行動，模範的紀律與群眾工作，大大的去發動與組織群眾」，「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游擊根據地，以建立新四軍的威信，擴大新四軍的影響。」
為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周恩來於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軍軍部提出新四軍發展華中的二條原則，即:「(一)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到那個地方發展；(二)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三)哪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那裡發展。 」依據這些原則與新四軍領導人商定了「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向南鞏固」的方針。
江南新四軍的東進和北上：新四軍第1、2支隊在國民黨規定區域內建立茅山根據地後，隨即突破限定，於1939年5月進入丹（陽）金（壇）公路以東的無錫、蘇州、上海一帶區域，與中共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工委所屬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會合，建立數個根據地。茅山根據地建立後，陳毅也積極謀劃向蘇北發展。1939年4月9日，新四軍一部自鎮江姚家橋、新橋一帶北渡夾江進入揚中，擊敗江蘇省保安第九旅所屬賈長富團，占據揚中。隨後，新四軍挺進縱隊第四支隊在梅嘉生率領下進入蘇北吳家橋地區。1939年11月，新四軍第2支隊第4團一部北渡長江，向揚州、儀征、天長一帶地區發展，稱蘇皖支隊。12月，新四軍挺進縱隊北渡長江進入揚州、泰州一帶進行游擊。1940年2月，新四軍挺進縱隊梅嘉生與蘇皖支隊合並，仍稱蘇皖支隊，並與挺進皖東的新四軍第5支隊取得聯系（第5支隊見後）。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隊領導機關合並組成江南指揮部，由陳毅，粟裕擔任正副指揮，統一領導在蘇南和向蘇北發展的部隊。
皖中新四軍的東進：新四軍第4支隊於武漢會戰時在皖中游擊。1938年9月，第4支隊第8團進入皖東的肥東、全椒一帶活動，隨後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帶領軍部特務營和部分幹部從皖南北渡長江進入皖東，第4支隊其餘部隊陸續到達皖東。1939年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徐海東分任正副指揮，統一領導第4支隊和7月以第4支隊第8團為基礎擴編的第5支隊、江北游擊縱隊（以張所帶軍部特務營改編）。第4支隊開辟了以安徽省定遠縣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第5支隊開辟了以安徽省來安縣半塔為中心的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注，津浦路東屬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游擊區域）；江北游擊縱隊在安徽省長江北岸巢縣、無為一帶開展游擊戰爭，保持和皖南的聯系。
新四軍游擊支隊的東進：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確山縣竹溝鎮組建的游擊支隊（由彭雪楓指揮）東征，11月11日抵達西華縣杜崗鎮，與原中共豫西特委書記吳芝圃領導的豫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一部及肖望東率領的先遣大隊會師，整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隨後繼續東進，初創了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開辟了皖東北和江蘇邳縣、睢寧、銅山等地的工作。該部1940年2月正式改稱為新四軍第6支隊，轄3個團和4個總隊。
八路軍新四軍的會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軍總部指令，1940年5月冀魯豫根據地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黃克誠率第344旅、新編第2旅及教導營幹部共約1.2萬人南下，分兩個梯隊先後來到安徽渦陽地區。活躍於魯西南地區的八路軍115師蘇魯豫支隊，也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靈璧以北地區，展開游擊戰。而後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游擊支隊之一部南下邳縣、睢寧、銅山一帶。
1940年8月，新四軍第6支隊（欠第4總隊）與八路軍第二縱隊第344旅（欠第687團）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隨後新四軍第6支隊中的第4總隊與南下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第二縱隊新2旅及687團，合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決定，由八路軍第四縱隊擔任向西防禦任務，由第五縱隊擔任向東發展任務，准備東進蘇北，配合陳毅、管文蔚、葉飛的蘇北工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項英指出，整個江北新四軍的任務是「從安慶、合肥、懷遠、永城、夏邑之線起，廣泛猛烈地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上去，不到海邊絕不應停止」。
1939年冬，新四軍基本完成了戰略展開的任務，但在華中仍有廣大地區尚待開辟，抗日根據地有待鞏固。因此，盡速發展華中敵後抗戰是關繫到抗戰全局的一項戰略任務。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原局，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和華中敵、友、我各方的情況，深入地研究了發展華中的突擊方向問題。認為，在華中敵後，新四軍有大發展希望的地區有三個，一是鄂豫邊區；二是豫東地區；三是江蘇北部。而江蘇北部「是有最大發展希望的地區。因此，這是我們突擊方向，應集中最大力量向這方面發展。」認為向西發展受國民黨第一、第五戰區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間勢力的疑懼，政治上對我不利。而向東發展，開辟蘇北，政治上有理，軍事上有利。因為這時蘇北地區己成為敵後，大多數縣城無敵據點，只在交通沿線和部分城鎮駐有日偽軍，國民黨軍僅有韓德勤部，他們魚肉百姓，為人民所痛恨，且內部矛盾重重。這里南臨京滬，北控徐蚌，依江瀕海，迴旋餘地大，有利於新四軍建立抗日根據地。向南可與蘇南抗日根據地呼應，扼制長江下游，直接威脅日本侵略軍總部。向北可與山東抗日根據地聯成一片，背靠115師。向西接冀魯豫，與129師相呼應，相互依託，利於發展，便於溝通華中與華北的聯系，有利於新四軍同八路軍隴同作戰。因此，確定把蘇北作為新四軍當前的戰略突擊方向。同時，建議中央指派江南新四軍一部北上，華北八路軍一部南下，合力開辟蘇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復電同意劉少奇合力發展蘇北的部署和建議。 1940年4月5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八路軍新四軍指出：「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再次就新四軍發展和敵後游擊戰爭做出指示，史稱第二個《五四指示》。指示內容有：「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
同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劉少奇：望令葉飛部開返蘇北，在蘇北放手發展，1940年內至少擴大至2萬人槍；立即動手在高郵、泰縣、泰興等地建立民主政權，放手發動群眾，發展黨的組織。
1940年5月5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項英、陳毅發出指示：速令葉飛在（長江）北岸擴大部隊，建立政權，不要顧慮顧祝同、韓德勤、李明揚之反對。
1940年5月8日，劉少奇致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各部隊，提出江北反頑行動部署意見：繼續打擊李品仙，孤立桂系；葉飛部應在江蘇高郵、興化、泰縣一帶積極活動，打擊敵人，發展群眾，建立政權；如韓德勤來攻，堅決消滅之。
同日，陳毅向中共中央報告：解決蘇北問題，應首先向省韓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陳毅接到第二個五四指示後，召開團、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討論，決心放手打開局面，猛烈發展。

④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麻煩詳細一點的啊！）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命令以華中總指揮部為基礎，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

根據中央命令，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委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聖；八路軍教導第五旅改編為獨立旅。

⑤ 軍部的介紹

這一制度開始有意識的運用是在1907年（明治40年）制定《帝國國防方針》的時候，它規定國防方針由參謀本部和軍令部提出，天皇命令內閣加以研究。而其附件《國防所需兵力》和《帝國軍隊用兵綱要》也只由軍事當局決定。以後即以參謀本部、軍令部、陸軍省和海軍省的部、課長（皆為現役將校）為中心，負責推進旨在加強軍力的政治工作和在國外的陰謀活動。而批評他們的人譴責他們為「軍閥」，「軍人閥」，「武人派」

⑥ 雍正皇帝為啥要設軍機處呢

雍正帝設立軍部的原因很簡單。無非是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鞏固軍權，鞏固皇權，清政府設立了相應的機構，這在康熙皇帝統治時期已經開始顯現跡象

雍正帝

軍部建立後，雍正帝召見軍部大臣，直接宣布如何處理各種軍事事務，偶爾徵求軍部大臣的意見，做出快速判斷，立即命令軍部大臣起草詔書並簽發。僅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雍正帝是最高決策者，執政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皇帝進一步實現了中央集權，而沒有經過王的部長會議或內閣。

雍正帝時期，軍事大臣的數量是不確定的。在乾隆，皇帝時期，軍事大臣的數量從最初的六個增加到更多，他們的權力也增加了。從協助皇帝處理軍事的組織，演變成類似皇帝的秘書團隊。直到咸豐，時期，軍事部門的權力才逐漸削弱。

⑦ 軍部的基本含義

井上清對「軍部」所下的定義是，「軍部」包括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以及關東軍和其他軍事機
關。或者甚至可以說，「軍部」是由「少壯派軍官」、「中堅軍官」等組成的一個集團。它依靠陸海軍或其總體的軍事力量，恣意操縱全部國政。《日本軍國主義》（三）第5頁。這個定義指明了構成「軍部」的人及其組織的結構范圍；明確了「軍部」的功能和作用。在這個定義基礎上，我們認為，其一，「軍部」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時期的一種歷史現象，它是近代天皇制的產物，與近代天皇制和軍國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其二，「軍部」又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作為近代天皇制國家統治機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具有一般軍事上國防上職能的軍事力量，而且是對內政、外交等國家政治具有重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政治力量。其三，「軍部」既是一種統治機關（如陸軍省、參謀本部等），又是一種軍事的政治的勢力集團。「軍部」勢力不僅包括軍事機關和軍隊等軍事力量，還包括准軍事力量（如在鄉軍人會等）。它是一個以軍事機關為核心的政治力量集合體。
「軍部」一詞，在戰前日本曾經十分流行。軍部本來指國家機關的一個部門--軍事部門而言。但在日本近代史上特指軍隊中的上層人物。他們掌握軍事部門，形成獨特的政治勢力而發揮作用。憲法規定海陸軍統帥權及軍隊的編制、兵力的決定權屬於天皇。以此為法律根據，十九世紀末期出現一種動向，即掌管軍令事項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脫離內閣和議會而推行獨立的政治路線。日俄戰爭後，為了統治台灣和朝鮮、維持和擴張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以及執行對中國和蒙古的政策，需要加強軍事力量為後盾，因此這種傾向更加發展。終於從制度上確立軍隊上層作為一個政治勢力進行活動。即元帥府，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無需同內閣及政府各機關協商，只需要取得天皇的同意就能決定兵力和用兵方法。由於明確規定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因此軍隊上層能夠左右內閣的軍事及對外政策。而且規定軍令為赦令事項，不受內閣、議會的干涉。這一制度開始開始有意識的運用是在1907年（明治40年）制定《帝國國防方針》的時候，它規定國防方針由參謀本部和軍令部提出，天皇命令內閣加以研究。而其附件《國防所需兵力》和《帝國軍隊用兵綱要》也只由軍事當局決定。以後即以參謀本部、軍令部、陸軍省和海軍省的部、課長（皆為現役將校）為中心，負責推進旨在加強軍力的政治工作和在國外的陰謀活動。而批評他們的人譴責他們為「軍閥」，「軍人閥」，「武人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軍部內部路線問題對立表面化，軍人們互相誹謗，相互斥之為軍閥，進行長期的派閥斗爭，其中統治派和皇道派就是典型 。
據日本學者井上清研究表明參見《日本軍國主義》（三）第5～14頁。,「軍部」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最初出現在1913年2月田中義一少將（時任第2旅團長）致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的信件中。不久陸軍省軍事課長宇垣一成在其撰寫的《關於陸海軍大臣問題》一文中，多次使用了「軍部」一詞。當時軍國主義分子使用這一詞彙，主要是指軍令和軍政等國家軍事機關而言，其含義是要表明，將國家行政部門（政府）與軍事部門對立起來，即表明統帥權獨立。另外，針對社會上將陸海軍政治勢力稱為「軍閥」這種帶有貶義的稱呼，而儼然自稱為「軍部」，以表示「國家之正統」。這樣「軍部」就成了「軍閥」的代名詞。後來「軍部」一詞逐漸成了一般社會上的普通用語。但是其含義已超出特指軍事機關的歷史概念，系指以軍事機關為核心的軍事實體，不僅壟斷國家軍事（不許議會、政府等介入），而且在政治上與政府分庭抗禮的「某種特殊的政治勢力」。

⑧ 新四軍序列的新四軍新軍部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根據中共中央軍的命令，以總指揮部為基礎成立了新四軍新軍部。
八路軍第4縱隊(1940年6月27日由八路軍第2縱隊第344旅、新編第2旅共5個團及教導營與新四軍第6支隊(欠第4總隊)合編)
司令員彭雪楓 政治委員黃克誠(40.7離任) 彭雪楓(40.7兼任)
參謀長張震 政治部主任蕭望東
衛生部部長張化一 供給部副部長郭金林
秘書長羅若遐
1940年7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部署，黃克誠率原八路軍第2縱隊機關及新編第2旅、第344旅第687團和教導營，越過津浦路進入皖東北，執行向東發展任務
轄第4、第5、第6旅和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部，共約1．7萬餘人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第4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4師.
八路軍第4縱隊第4旅(1940年6月27日由八路軍第2縱隊第344旅改編)
旅長劉震備 政治委員康志強(後劉震兼)
參謀長沈啟賢 政治部主任高農斧
第ll團(由第344旅第688團改編)
團長盛土坤 政治委員朱世金
政治處主任韓長萬
第12團(由第344旅第689團改編)
團長王德榮 政治委員王德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改編為新四軍第4師第10旅。
八路軍第4縱隊第5旅(1940年6月27日由新四軍第6支隊第1、第2團合編)
旅長滕海清 政治委員孔石泉
副旅長張大生 參謀長鍾友松
第13團
團長張太生兼 政治委員張太生兼
第14團
團長姚運良備 政治委員黎同新
政治處主任周啟邦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改編為新四軍第4師第11旅。
八路軍第4縱隊第6旅(1940年6月27日由新四軍第6支隊第3團及第l、第2總隊各縮編的1個團合編)
旅長譚友林 饒子健代 政治委員賴毅
副旅長吳信容(40.12叛變) 參謀長羅保廉 黃思沛
政治部主任劉作李
第16團
團長張永遠 政治委員李廷傑
第17團
團長劉子仁(40.12叛變) 政治委員蔡永
政治處主任糜雲輝(40.12犧牲) 副團長周大燦(40.9任,40.12犧牲)
第18團
團長吳信容(兼) (40.12叛變) 政治委員方中鋒
政治處主任程坤源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改編為新四軍第4師第12旅
蘇皖邊軍區(1940年6月1日成立)
防區為淮河以北、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地區。先後屬新四軍第6支隊、八路軍第4縱隊領導。
司令員張愛萍 政治委員黃春圃 江華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先後改編為淮北蘇皖邊保安司令部、淮北蘇皖邊軍區
八路軍第5縱隊(1940年8月16日將進入皖東北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及部分地方武裝統一合編成)
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黃克誠 參謀長韓振紀
政治部主任黃克誠 吳法憲 政治部副主任鄧逸凡
轄第l、第2、第3支隊共9個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第5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3師。
第1支隊(由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1旅(原蘇魯豫支隊主力)編成)
司令員彭明治 政治委員朱滌新
副司令員田維揚
轄第1、第2、第3團。
第2支隊(由八路軍新編第2旅和第687團編成)
司令員田守堯 政治委員吳信泉
副司令員常玉清 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第687團
團長張天雲 政治委員張池明。
第5團
團長賈健 政治委員賀大增。
第6團
團長胡繼成 政治委員鮑啟樣。
194l年1月皖南事變後，改編為新四軍第3師第8旅。
第3支隊(由新四軍第6支隊第4總隊與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合編)
司令員張愛萍 政治委員韋國清
轄第7、第8、第9團
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1938年12月由蘇北邱(縣)睢(寧)銅(山)地區中共地方組織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合編組成)
司令員鍾輝 政治委員鍾輝兼(39.11免兼) 韋國清(39.11任)
副司令員梁海波 政治部主任李浩然(39.11任)
1939年12月南下參加創建皖東北抗日根據地，改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及蘇皖邊區軍政委員會領導。
1940年8月，在皖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與新四軍第6支隊第4總隊合編為八路軍第5縱隊第3支隊。
八路軍蘇魯豫支隊(1938年12月由進入山東微山湖以西地區的八路軍第115師第343旅第685團與當地的抗日武裝合編)
支隊長彭明治承 政治委員吳法憲 朱滌新
轄4個大隊
1940年初，支隊機關與第1大隊、第3大隊、湖西大隊改編為人路軍第115師教導第l旅
蘇魯豫支隊的第4大隊於1940年11月擴編為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5旅，1941年1月改稱新四軍獨立旅。
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l旅(1940年1月由八路軍蘇魯豫支隊機關和第l大隊、第3大隊、湖西大隊改編)
旅長彭明治 政治委員朱滌新
參謀長田維揚 政治部主任吳法憲
1940年8月，在皖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改稱八路軍第5縱隊第1支隊。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直屬部隊編制
軍長：葉挺（談判被扣押，後獲釋） 副軍長：項英（被叛徒殺害）、
副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 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陣亡）、
秘書長：李一氓
軍司令部：
參謀處處長：張元壽
作戰科科長：李志高 副科長：葉超
偵察科科長：陳鐵軍、 副科長：殷 揚
通訊科科長：胡立教、 副科長：曹丹輝
文書科科長：孫秉泰（被俘）
軍需處副處長：張元培 羅湘濤 忻元錫 張智赫（被俘，後逃脫）
副官處三科科長：葉欽和（談判被扣，後逃脫）
軍醫處副處長：王聿先（談判被扣，後保釋）
秘書處文書科科長：楊志華（陣亡）、秘書主任：鍾昌基（陣亡）
軍政治部：
秘書長：黃誠（談判被扣，後遇害）
組織部部長：李子芳（被俘，後遇害）
幹部科科長廖正文（被俘，後遇害）、副科長：陳烙痕
組織科科長：陳慰慈（被俘，後逃脫） 青年科科長：陳惠（拒俘自戕）
宣教部部長：朱鏡我（拒俘跳崖自戕）
宣傳科科長：汪海粟（被俘，後逃脫） 宣教部XX科科長：唐文粹（失蹤）
《抗敵報》主編：劉思明（被俘，後逃脫）
印刷所副所長：黃源
隨軍書店經理：方鈞（被俘，後遇害）、副經理：朱曉光（被俘，後逃脫）
敵工部代部長：林植夫（談判被扣，後獲釋）
敵工部XX科科長：段洛夫
民運部副部長兼統戰部部長：夏征農
民運部XX科科長：余再勵
三科科長：陳茂輝（被俘，後逃脫）
行政管理處總務科科長：龔傑行政管理處XX科科長：任光（陣亡）、錢俊瑞
戰地服務團：張祖堯（失蹤）
軍直屬隊政治處主任：楊漢林
新四軍駐重慶代表處主任：肖正綱（被俘，後遇害）

新四軍駐上饒代表處主任：胡金魁
二團：張仰（被俘，後遇害）
一縱隊：
司令員兼政委：傅秋濤 副司令員：趙凌波（投敵）
參謀長：趙希仲 副參謀長：吳詠湘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特派員：雷耿（陣亡）
偵察科科長：劉衛清（被俘？） 供給部部長：孔峭凡
副官處主任：陳龍標（被俘，後遇害） 民運科科長：馬俊峰
統戰科科長：劉志平（被俘，後逃脫）敵工科科長：吳越（被俘，後逃脫）
XX科科長：曹德輝、
老一團：
團長：熊應堂 政委：肖輝錫
參謀長：王懷生（被俘，後遇害） 副參謀長：劉世相
政治處主任：汪克明 政治處副主任：黃吉民
特派員：張志榮
第一營營長
鄒耀堂
副營長
張安國
第二營營長
江其祥
副營長
韓石生
第三營營長
趙連飛
新一團：
團長：張銍秀 政委：丁鱗章
參謀長：徐贊輝（陣亡） 政治處主任：李彬山
政治處副主任：徐志民 特派員：溫華桂
第一營營長
李 元
副營長
李 洪
第二營營長
鄧國欽
第三營營長
鄭貴卿
副營長
張子輝
特務營營長
饒惠潭
副營長
陳 忠
二縱隊：
司令員：周桂生（陣亡） 副司令員：馮達飛（被俘，後遇害）
政委：黃火星 參謀長：謝忠良
政治部主任：鍾德勝 作戰科科長：王培臣（被俘？）
供給部部長：潘友宏 副官處主任：李森
組織科科長：王明光 宣教科科長：陳夢如
工作隊隊長：鄒兆華（陣亡） 敵工科科長：陳子谷（被俘，後逃脫）
老三團特派員：徐一非（被俘，後遇害）
老三團團長
周桂生（兼）
政 委
黃火星（兼）
參謀長
謝忠良（兼）
政治處主任
鍾得勝（兼）
第二營營長
張振友
副營長
羅愛民
第三營營長
吳金輝
副營長
彭嘉珠
新三團：
團長：熊夢輝 參謀長：張日清
政治處主任：闕中一 政治處副主任：洪季凱（被俘，後逃脫）
作戰參謀：杜劍秋（此前為軍參謀處三科副科長， 陣亡）
3營副營長：林高峰（此前為二縱隊青年科科長， 陣亡）
第一營營長
胡承德
副營長
張玉輝
第二營營長
巫希權
副營長
黃步忠
第三營營長
錢勝仁
副營長
林高峰
三縱隊：
司令員：張正坤（被俘，後遇害） 政委：胡榮（拒俘自戕）
參謀長：黃序周 政治部主任：吳奚如
特派員：林谷 軍法處主任：張雍耿
軍醫處主任：陳延明（被俘，後逃脫） 組織科科長：沈滔（被俘，後遇害）
組織科副科長：項永章（被俘，後遇害） 宣教科科長：王傳馥（被俘，後遇害）
總務科科長？：楊逸麟
五團：
團長：徐錦樹（被俘，後遇害） 政委：林開鳳（被俘，後遇害）
參謀長：梁金華（被俘，後逃脫） 政治處副主任：何志遠
特派員：邱子華
第一營營長
祝喜良
副營長
鄧 （名不詳）
第二營營長
陳仁洪
副營長
馬長炎
第三營營長
李鍚鋒
副營長
葉露霄
特務團：
團長：劉別生 政委：張闖初
代參謀長：楊采蘅 政治處主任：汪大漠
特派員：馮北達
第一營營長
徐紹榮
副營長
程業棠
第二營營長
曾照虛
第三營營長
黃清宣
副營長
雷管須
教導總隊：
政治處主任：余立金 特派員：丁公量（被俘，後逃脫）
訓練處政治文化教育科科長：陶白 俱樂部主任：毛中玉
政治處宣傳科副科長：蔣航之（被俘，後？）
不詳：曲再之（被俘，後叛變）
隨部隊北移的地方幹部：
中共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
中共皖南特委代理書記：李步新
中共皖南特委秘書長兼軍事部部長：張世傑（被俘，後越獄）
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李桂英
中共皖南特委組織部副部長：林芳（被俘，後遇害）
中共皖南特委民運部長：林凡（ ？）
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長：朱光（被俘，？）
中共涇、太縣委書記：方向明（被俘，後逃脫）
中共涇、太縣委副書記兼軍事部長：尹德光
中共太平縣委書記：項克清（被俘，後逃脫）
中共南陵縣委書記：陳洪 中共銅陵縣委書記：張東（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