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善上而向是什麼意思
善上而向
從詞語的意思可以這樣理解：
善，表示贊同和應諾，尊重擁護命令。
尊敬和愛戴前輩和上級，執行上級的命令和指示的方向。
2. 康德主義中唯一的善是指
1、康德的「善」觀念
善與惡是基督教信仰體系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基督教以信仰的方式藉助《聖經》權威直接獨斷地宣判了人性「惡」的本源性。
在《聖經》中人類始祖在伊甸園中本來處於無憂無慮、天真無邪的狀態，但卻在經受「蛇（惡魔）」的誘惑之後，犯下罪行，墮落成罪人。因此原初的人類（亞當）也就「從天真無邪的狀態逾越到了惡」。在這一過程中，亞當和夏娃是因為自己的慾望而違背了上帝的誡命，因此被宣告為有罪，從而與自身的創造者有了雲泥之別。
康德雖因其所生處的時代與環境而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但在面對「善與惡」這一問題時，卻沒有拘束於教會權威，轉而延續了斐洛寓意釋經法的傳統，對《聖經》進行了「道德宗教」化的解構。
與傳統基督教信仰不同，康德認為在人的本性中始終有著向善的原初稟賦，他區分了人的「動物性」、「人性」以及「人格性」的三種不同層次的稟賦。同時藉由否定的言說方式將「嫁接」在人的「動物性稟賦」以及「人性稟賦」之上的惡習與人的稟賦本身分離開來。
對前兩種稟賦而言，康德認為這些稟賦本身是善的，並且都能夠促使人類趨向於對道德法則的遵從，但它們本身卻僅僅只是一種始源的人類本性的可能性。人作為實踐主體，對自身稟賦的、違背其自然目的的濫用，導致了「牲畜般的惡習」以及「魔鬼般的惡習」的人為地「嫁接」。
而對最後一種人格性的稟賦，康德認為它則明顯的表現出了這種「向善」的特質而與前二者截然不同。它「是一種易於接受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把道德法則當做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動機的素質」，是完全無法被嫁接上任何惡習的稟賦。如果說前二者還是或者與理性毫不相關，或者與理性若即若離，那麼這種人格性稟賦本身就飽含了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感，並且「以自身就是實踐的，即無條件的立法的理性為根源」。
正是這三種「向善的原初稟賦」一起，才將人從基督教原罪的泥淖中拉出，確保了人類向善的可能性。
但「向善的原初稟賦」本身畢竟並非已然實現的「善」。在康德看來，人們「在自身中應該造就的善與我們作為出發點的惡的距離是無限的」，「也是在任何時候都無法達到的」。[康德. 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第53頁.]
同時，即便一個人致力於培養自身的向善的原初稟賦以便抑制自身向惡的墮落，人類本身畢竟是由惡發端的，因此即便「在選擇了向善的道路之後，也設想為在他的整個生活方式面對上帝的公正審判時，仍然是應受譴責的」。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彷彿人們陷入了無法到達善以及無法彌補惡的困境。於是這種建立於人的三種向善的原初稟賦之上的對人類重新向善的可能性的保證就顯得岌岌可危了。
而康德在這里就藉由對善的原則的重新闡釋將基督教神學理論加以改造，以道德宗教的視域再次確立了這種「向善的原初稟賦」得以茁壯發展的可能性。
康德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第二篇的開始就將耶穌基督詮釋為了完美的道德理想，將上帝的獨生子、並非被造的人看做了「善的原則擬人化了的理念」。耶穌基督在康德看來是「唯一能使世界成為上帝意旨對象和創世目的的東西」，「是出於道德上的徹底完善狀態的人性」。
而作為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我們擁有「把我們自己提高到這種道德上的完善性的的理想，即提高到具有其全部純潔性的道德意念的原型，乃是普遍的人類義務」。這不僅是應當的，並且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正來自於這一義務本身。
耶穌基督這一原型「接納了人性」，與人類結合，因此「在對上帝之子實踐上的信仰中」，人們就可以實現自身的向善，從而得救。
而對於一個「知人心者（上帝）」的設定也就將對人的道德審判變為了「從被告的普遍意念作出的」；被告在心中已有了一個對惡具有優勢的善的意念在主導著自己，成為了自由任性所接納為自身准則的那個法則。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主體已經成為了一個「新人」，也就無須在為過去的那個自己（舊的人）承擔罪責（與「屬神的法庭」不同，在「屬人的法庭上」我們仍需要對自己進行審判），而通過耶穌基督代為領受的方式，完成了釋罪。盡管這種釋罪仍然並非完全是我們的功勞，而是蒙受神恩的結果：人類經由一種意念的革命，在知人心者那裡獲得了原本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的報償。
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盡管康德採取了種種方式來確立向善的必須性與可能性，但事實上在康德看來，這種向善的可能性本身卻是無法違背的，「無論以什麼樣的准則，人都不會以彷彿叛逆的方式來放棄道德法則。」並且，「道德法則是藉助於人的道德稟賦，不可抗拒地強加給人的。」這樣一來的話，彷彿「惡」本身對於人來說就是不可能的了；但人類的惡行畢竟卻已經被犯下，並且這種惡依舊在無數的人身上被表現出來，而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正是康德對於人性惡的認識中頗為重要的一點。
2、康德論「惡」
康德提出，「人天生是惡的」，但這種對「人是惡的」的認識與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種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人性惡有著根本的區別。這種「人天生是惡的」的斷言無非是在說：人一方面已經意識到了道德法則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又將對這一法則的背離當做了自身自由任性的准則。
在這里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這種「認識到」以及對其「背離」，在這種對道德法則的違背之中其實已經隱藏了作為康德道德評價的根本前提：自由。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三組二律背反中，已經有了對「先驗自由」在理論理性中存在必要性的論證。按照自然因果律，世界的發生可以無限上溯，因而永遠無法完成對世界的解釋，因此「必須假定有一種因果性，某物通過它發生，而無需對它的原因再通過別的先行的原因按照必然律來加以規定，也就是要假定原因的一種絕對自發性，它使那個按照自然律進行的現象序列由自身開始」。這種純然自發、由自身開始的因果性就被成為先驗的自由。
但這種自由畢竟是脫離經驗的空洞概念，因而康德提出「我目前只是在實踐的理解中使用自由這個概念」，它是「任意性對於由感性沖動而來的強迫的獨立性」，任性「就其（通過感性的動因而）被病理學地刺激起來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夠成為病理學上被迫的，它就叫作動物性的（arbitriumbrutum），而人的任意雖然是一種感性的任意（rbitriumsensitivum），但不是動物性的（brutum），而是自由的（liberum），因為感性並不使它的行動成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具有一種獨立於感性沖動的強迫而自行規定自己的能力」。
人的任性正是一種「自由的任性」，「不依賴於感性沖動，也就是能通過僅由理性所提出的動因來規定任意」。也唯有這種「自由的任性」，才能在自由地將准則接納為自身動機，從而使得行為具有善惡的道德價值；而一切出於外在原因產生的動機都可以藉由無限上溯的方式將這種道德責任完全的拋棄。
康德在最初將人性中的惡視作是趨向於惡的傾向，它是由人自身招致的，從而由人負責。這種傾向共有三種，與向善的原初稟賦相似，康德也採用了分層遞進的敘述，分別為「人的本性的脆弱」，「人的心靈不純正」以及「人心的惡劣」。
在「人的本性的脆弱」這里，人盡管將善的法則接納入了自由人性的准則之中，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卻沒能完全地遵循。
而「心靈的不純正」則是在自身動機之中摻雜了並非道德的部分，「合乎義務的行動，並不是純粹從義務出發而作出的」。
而程度最糟糕的則是「人心的惡劣」，它本身可以被稱作是「人心的顛倒」，也就是「任性對各種准則的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出自道德法則的蹤跡置於其他（非道德的）動機之後」。盡管這種顛倒本身還不是全然摒棄了道德法則，但在實踐上卻已經完全無視了道德法則的存在，因此盡管行動本身可能是合法的，但這一主體本身卻已經可以被稱作是惡的了。
前兩種傾向在康德看來是無意的罪，但第三個層次卻被判定為蓄意的罪，它表現出了人心的奸詐，「由於自己特有的或善或惡的意念而欺騙自己，並且只要行動的後果不是按照其標准本來很可能造成的惡，就不會因為自己的意念而感到不安，反而認為自己在法則面前是清白的」。
在康德看來。這種狡詐最終在道德實踐會層面會導致一個十分嚴重的後果，即認為自己只要在行為上符合法律，就也因此是符合道德法則的了，最終就將會徹底地混淆掉道德法則的邊界。
而由於這三種傾向或說能力是基於自由任性並且與生俱來的，又由於其畢竟是先於行動的未然狀態，因而不可能根除；自由的運用就必然伴隨這些傾向，因此一旦感知到這些傾向，對其運用就已經是純然自發的了，從而是能夠指向行為並且歸咎於人，也就可以被稱作是「生而具有的罪」了。
3. 為什麼康德認為假言命令是善的
因為他認為絕對理性能導致善。
4. 行善是為何事
在普通人看來行善是為自己積德（只為自己）
在善良人看來行善是為幫助別人（只為別人）
在菩薩看來行善是為普度眾生（為天下做榜樣,造福於天下）
在佛看來行善只是生命的本來，是一種本能，不是為了什麼。（清靜自然，順道而行）
5. 為什麼康德認為假言命令是善的
而定言命令則是指做善事的原因就是覺得這是對的事情康德用以表達普遍道德規律和最高行為原則的術語，這是假言命令。又譯為定言命令。比如做善事是因為在做善事之後會得到嘉獎及名譽。「命令」即支配行為的理性觀念﹐其表述形式有假言和定言兩種。定言命令則把善行本身看作目的和應該做的﹐它出自先驗的純粹理性﹐只體現為善良意志﹐與任何利益打算無關﹐因而它是無條件的﹑絕對的。假言命令是有條件的﹐認為善行是達到偏好和利益的手段，這是人性的准則
6. 善德命令怎麼用
審判使你獲得善德命令效果,持續5 sec,使你的聖殿騎士的裁決、十字軍打擊、公正之劍和自動攻擊額外造成8.0%的神聖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