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銖錢和告民算命令

⑴ 五銖錢這一措施在當時起什麼作用

積極：鑒於幣制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巧攜，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五銖錢是秦漢貨幣史上的一大轉折，實現消寬皮了中央對貨幣鑄造權的集中統一。
消極：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糊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企圖賺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拿差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⑵ 「五銖錢」指什麼有什麼來歷

五銖錢是中國古銅幣的名稱，錢幣上有"五銖"二篆字，因此而得名。

漢武帝在他的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漢武帝最早實行的是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復銅鑄幣名義與重量相同的一個措施，但是由於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私鑄盛行非常混亂，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鑄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的規定。

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又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這次改革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羨大廳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規定，錢幣"五銖"從此開始正式仿高啟用，五銖錢重量適中，所以在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都鑄造過，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久的長壽錢。

⑶ 五銖錢始於哪個朝代

五銖錢開始於漢代，漢代五銖錢繼承了秦半兩錢的形制，並將其發展為輕重大小適度的銅質錢幣。五銖敏山錢的通行時限自漢武帝元狩五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止，共739年。它的標准重量為四克，錢徑為2.5厘米，厚0.12厘米，圓形乎拿清方孔，內外皆有周郭。五銖錢是中國貨幣史上一個獨立的貨幣體系，對中國古代錢幣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五銖錢的優點

一是大小輕重適度。五銖錢輕於秦半兩錢而重於漢半兩莢錢，這種適中的重量便於攜帶和計數。

二是形制鑄造先進。五銖錢繼承了半兩錢圓形方孔的基本形態，並且內外有郭，這樣既可以保護幣面文字不受磨損，又增加錢幣的牢度。

三是鑄幣權集中於中央朝歲前廷。漢武帝元鼎四年命令上林三官鑄造標准五銖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自西漢以後歷代封建王朝的鑄幣權都集中於中央。由於五銖錢的製作是由朝廷的專門機構負責的，所以，錢幣的質量有保證。

⑷ 西漢的經濟

參見：漢朝經濟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製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系。 牛耕普遍，鐵農具推廣 西漢時牛耕更加普遍，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鐵制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制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著的改進。特別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咸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壠作畝的作用。 治理黃河和興修水利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公元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征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徐伯的領導下，征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修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余頃地受益。
與此同時，又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里土質疏鬆，渠岸易於崩毀，不能採用一般的施工方法。於是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公元前95年，從仲山口 引涇河至櫟陽 ，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與「區種法」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斗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
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制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證明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種新式農具。
到漢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 「區種法」。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碰雀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六千餘萬，比秦朝增加兩倍以上。 冶鐵業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庄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遺好吵做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准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制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制友衡，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 絲織業 西漢時期絲織業發達，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裡，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稅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
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產比較貴重的錦、綉、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綺、錦、起毛棉、刺綉、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絲織物，用織、綉、繪、印等技術製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別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生產的生動情景。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 工藝水平 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在手工工藝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製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於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墓中還有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製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製作工藝非常精美。
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產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只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者是「編戶齊民」。
【漢代青銅器圖冊來源 】 西漢部分青銅器和玉器 漆器業 西漢的漆器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蜀郡（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奩、屏風等。大多色彩鮮艷，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瀟灑生動，奔放有力，線條干凈流利。 「交通王侯」 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 。
西漢時商業經營的范圍很廣，據《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幾十種商品。 收回鑄幣權 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這造成幣制混亂，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另一方面，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幣之權，富比天子，威脅中央。吳楚七國之亂時 ，鑄幣便為其提供了重要財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 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對鹽鐵經營採取放任政策，國家僅設官收稅。漢武帝採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咸陽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
漢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於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征發從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調劑物價，並獲取收益。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算緡和告緡 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力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於公元前119年，頒布了算緡和告緡的命令。
算緡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凡四千錢，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的車，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隻船抽稅一算。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緡」。凡揭發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爭相告緡。在楊可主管告緡事務時，告緡之風，遍及全國。
上述各項措施的實行，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暫時解決了由於戰爭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經濟力量。但卻對商品經濟產生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 當時西漢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並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佔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著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內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內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佔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秦代末年由於長期戰亂人口銳減，西漢建立時人口約為1300萬 ，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達3600萬，漢武帝後期因大規模對外戰爭人口銳減至3200萬，至於史書中的」戶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稅導致人口登記不實。
漢武帝晚年頒布罪己詔重啟漢初息兵養民的國策，繼任者霍光、劉詢沿襲，至漢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達5000萬。 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 學者考慮到未納入統計的隱戶及遷居漢地的外族，因此認為西漢末人口應有63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