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黨費》、《閃閃的紅星》的原文是什麼
1、黨費
作者： 王願堅
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每逢我看著黨的小組長接過錢，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我就不由得心裡一熱，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斗爭最艱苦的開始。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抗日先遣隊」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准備長征，4月天就走了。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斗爭的一支小部隊，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圍剿」。為了保存力量，堅持斗爭，我們被逼迫得上了山。
隊伍雖然上了山，可還是當地地下斗爭的領導中心，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傑同志就是這個中心縣委的書記。當時，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一面通過一條條看不見的交通線，和各地地下黨組織保持著聯系，領導著斗爭。這種活動進行了沒多久，敵人看看整不了我們，竟使出了一個叫做「移民並村」的絕招：把山腳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敵人這一招來的可真絕，切斷了我們和群眾的聯系，各地的黨組織也被搞亂了，要堅持斗爭就得重新組織。
上山以前，我是干偵察員的。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里逛盪，走到哪裡，吃、住都有群眾照顧著，瞅准了機會；一下子給敵人個「連鍋端」，殲滅個把小隊的保安團，真幹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別是敵人來了這一手，日子不那麼愜意了：生活艱苦倒不在話下，只是過去一切生活、斗爭都和群眾在一起，現在驀地離開了群眾，可真受不了；渾身有勁沒處使，覺得憋得慌。 正憋得難受呢，魏傑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當「交通」，下山和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系。
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可是打心眼裡高興。當然，這件工作跟過去當偵察員有些不一樣，任務是秘密地把「並村」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溝通各村黨支部和中心縣委——游擊隊的聯系，以便進行有組織的斗爭。去的落腳站八角坳，是個離山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個村的群眾新近被迫移到那裡去。要接頭的人名叫黃新，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媳婦，1931年入黨的。1932年「擴紅」的時候，她帶頭把自由結婚的丈夫送去參加了紅軍。以後，她丈夫跟著毛主席長征了，眼下家裡就剩下她跟一個才5歲的小妞兒。敵人實行「並村」的時候，把她們那村子一把火燒光了，她就隨著大夥兒來到了八角坳。聽說她在「並村」以後還積極地組織黨的活動，是個忠實、可靠的同志，所以這次就去找她接頭，傳達縣委的指示，慢慢展開活動。 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況。其實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勢，就這樣，我收拾了一下，換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離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彎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趕到。這莊子以前我來過，那時候在根據地里像這樣大的莊子，每到夜間，田裡的活兒幹完了，老百姓開會啦，上夜校啦，鑼鼓喧天，山歌不斷，鬧得可熱火。可是，現在呢，鴉雀無聲，連個火亮兒也沒有，黑沉沉的，活像個亂葬崗子。只有個把白鬼有氣沒力地喊兩聲，大概他們以為根據地的老百姓都被他們的「並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這看來陰森森的村莊里還埋著星星點點的火種，等這些火種越著越旺，連串起來，就會燒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進了莊子，按著政委告訴的記號，從東頭數到第十七座窩棚，躡手躡腳地走到窩棚門口。也奇怪，天這么晚了，裡面還點著燈，看樣子是使什麼遮著亮兒，不近前是看不出來的。屋裡有人輕輕地哼著小調兒，聽聲音是個女人，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個調兒那麼熟，一聽就聽出是過去「擴紅」時候最流行的《送郎當紅軍》：
……
五送我郎當紅軍，
沖鋒陷陣要爭先，
若為革命犧牲了，
偉大事業儂擔承。
……
十送我郎當紅軍，
臨別的話兒記在心，
郎當紅軍我心樂，
我做工作在農村。
……
好久沒有聽這樣的歌子了，在這樣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歌子，心裡真覺得熨帖。我想的一點也不錯，群眾的心還紅著哩，看，這么艱難的日月，群眾還想念著紅軍，想念著扯起紅旗鬧革命的紅火日子。興許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黃新同志？要不，怎麼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樣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長征路上的愛人哩。我在外面聽著，真不願打斷這位紅軍戰士的妻子對紅軍、對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連忙貼在門邊上，按規定的暗號，輕輕地敲了敲門。 歌聲停了，屋裡頓時靜下來。我又敲了一遍，才聽見腳步聲走近來，一個老媽媽開了門。
我一步邁進門去，不由得一怔：小窩棚里擠擠巴巴坐著三個人，有兩個女的，一個老頭，圍著一大籃青菜，頭也不抬地在摘菜葉子。他們的態度都那麼從容，像沒有什麼人進來一樣。這一來我可犯難了：到底哪一個是黃新?萬一認錯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會帶累了整個組織。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說：「咦，該不是走錯了門了吧？」
這一著很有效，幾個人一齊抬起頭來望我了。我眼珠一轉，一眼就看見在地鋪上坐著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顆黑痣了。我一步搶上去說：「黃家阿嫂，不認得我了吧？盧大哥托我帶信來了！」末了這句話也是約好的，原來這塊兒「白」了以後，她一直說她丈夫盧進勇在外地一家香店裡給人家幹活兒。
別看人家是婦道人家，可著實機靈，她滿臉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給我個木凳子讓我坐，一面對另外幾個人說：「這么的吧：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鹽，等以後搞到了再分！」 那幾個人眉開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動靜去了吧，這功夫，按我們干偵察員的習慣，我仔細地打量了這個紅軍戰士的妻子、地下黨員的家：這是一間用竹籬子糊了泥搭成的窩棚，靠北牆，一堆稻草搭了個地鋪，地鋪上一堆爛棉套子底下躺著一個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兒。牆角里三塊石頭支著一個黑糊糊的砂罐子，這就是她煮飯的鍋，再往上看，靠房頂用幾根木棒搭了個小閣樓，上面堆著一些破爛傢具和幾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著，她回來了，又關上了門，把小油燈遮嚴了，在我對面坐了下來，說：「剛才那幾個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聯繫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剛進門時的那副情景，又指著牆角上的一個破洞說：「以後再來，先從那裡瞅瞅，別出了什麼岔子。」——看，她還很老練哪。
她看上去已經不止政委說的那年紀，倒像個三十開外的中年婦人了。頭發往上攏著，挽了個髻子，只是頭發嫌短了點；當年「剪了頭發當紅軍」的痕跡還多少可以看得出來。臉不怎麼豐滿，可是兩隻眼睛卻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麼和善、安詳又機警。眼裡潮潤潤的，也許是因為太激動了，不多一會兒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說話了：「同志，你不知道，跟黨斷了聯系，就跟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真不是味兒啊！眼看著咱們老百姓遭了難處，咱們紅軍遭了難處，也知道該斗爭，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干，現在總算好了，和縣委聯繫上了，有我們在，有你們在，咱們想法把紅旗再打起來！」
本來，下山時政委交代要我鼓勵鼓勵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話要對她說，可是一看剛才這情況，聽了她的話，她是那麼硬實，口口聲聲談的是怎麼堅持斗爭，根本沒把困難放在心上，我還有啥好說的？乾脆就直截了當地談任務了。
我剛要開始傳達縣委的指示，她驀地像想起什麼似的，說：「你看，見了你我喜歡得什麼都忘了，該弄點東西給你吃。」她揭開砂罐，拿出兩個紅薯絲子拌和菜葉做的窩窩，又拉出一個破壇子，在裡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塊咸蘿卜，遞到我臉前說：「自從並了村，離山遠了，白鬼看得又嚴，什麼東西也送不上去，你們可受了苦了；好的沒有，湊合著吃點吧！」
走了一夜，也實在有些餓了，再加上好久沒見鹽味兒了，看到了鹹菜，也真想吃；我沒怎麼推辭就吃起來。鹹菜雖說因為缺鹽，腌得帶點酸味，吃起來可真香。一吃到鹹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們那些黃瘦的臉色——山上缺鹽缺得凶哪。
一面吃著，我就把魏政委對地下黨活動的指示，傳達了一番。縣委指示的問題很多，譬如了解敵人活動情況，組織反收租奪田等等，還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難和辦法。她一邊聽一邊點頭，還斷不了問幾個問題，末了，她說：「魏政委說的一點也不假，是有困難哪，可咱是什麼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上剛開頭乾的時候，幾次反『圍剿』的時候，咱都堅持了，現在的任務也能完成！」 她說得那麼堅決又有信心，她把困難的任務都包下來了。 我們交換了一些情況，雞就叫了。因為這次是初次接頭，我一時還落不住腳，要趁著早晨霧大趕回去。
在出門的時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開，掏出了一個紙包。紙包裡面是一張黨證，已經磨損得很舊了，可那上面印的鐮刀斧頭和縣委的印章都還鮮紅鮮紅的。打開黨證，裡面夾著兩塊銀洋。她把銀洋拿在手裡掂了掂，遞給我說：「程同志，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給我留下的，我自從『並村』以後好幾個月也沒繳黨費了，你帶給政委，積少成多，對黨還有點用處。」 這怎麼行呢，一來上級對這問題沒有指示，二來眼看一個女人拖著個孩子，少家沒業的，還要在這樣的環境里堅持工作，也得准備著點用場。我就說：「關於黨費的事，上級沒有指示，我不能帶，你先留著吧!」 她見我不帶，想了想又說：「也對，目下這個情況，還是實用的東西好些！」 繳黨費，不繳錢，繳實用的東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誰知道事情就出在這句話上頭呢！
過了半個多月，聽說白匪對「並村」以後的群眾斗爭開始注意了，並且利用個別動搖分子破壞我們，有一兩個村裡黨的組織受了些損失。於是我又帶著新的指示來到了八角坳。 一到黃新同志的門口，我按她說的，順著牆縫朝里瞅了瞅。燈影里，她正忙著呢。屋裡地上擺著好幾堆腌好的鹹菜，也擺著上次拿鹹菜給我吃的那個破壇子，有腌白菜、腌蘿卜、腌蠶豆……有黃的，有綠的。她把這各種各樣的菜理好了，放進一個籮筐里。一邊整著，一邊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這是媽要拿去賣的，等媽賣了菜。賺了錢，給你買個大燒餅……什麼都買!咱不要，咱不要!」
妞兒不如大人經折磨，比她媽瘦得還厲害，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有氣無力地倚在她媽的身上，大概也是輕易不大見油鹽，兩個大眼軲轆軲轆地瞪著那一堆堆的鹹菜，饞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聽媽媽的哄勸，還是一個勁地扭著她媽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個空空的破壇子口上，把乾瘦的小手伸進壇子里去，用指頭蘸點鹽水，填到口裡吮著，最後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裡填。她媽一扭頭看見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籮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過來。孩子哇的一聲哭了。 看了這情景，我直覺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門進去。一進門我就說：「阿嫂，你這就不對了，要賣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別屈了孩子！」
她看我來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長抽了一口氣說：「老程啊，你尋思我當真是要賣？這年頭鹽比金子還貴，哪裡有鹹菜賣啊!這是我們幾個黨員湊合著腌了這點鹹菜，想交給黨算作黨費，興許能給山上的同志們解決點困難。這剛剛湊齊，等著你來哪!」
我想起來了，第一次接頭時碰到她們在摘青菜，就是這鹹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對我說，又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只要有咱的黨，有咱的紅軍，說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還圍著個空壇子轉。我隨手抓起一把豆角遞到孩子手裡，說：「千難萬難也不差這一點點，我寧願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讓孩子受苦！……」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門外一陣慌亂的腳步聲，一個人跑到門口，輕輕地敲著門，急乎乎地說：「阿嫂，快，快開門！」
拉開門一看，原來就是第一次來時見到的摘菜的一個婦女。她氣喘吁吁地說：「有人走漏了消息！說山上來了人，現在，白鬼來搜人了，快想辦法吧!我再通知別人去。」說罷，悄悄地走了。
我一聽有情況，忙說：「我走！」
黃新一把拉住我說：「人家來搜人，還不圍個風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隱蔽起來！」
這情況我也估計到了，可是為了怕連累了她，我還想甩開她往外走。她一霎間變得嚴肅起來，板著臉，說話也完全不像剛才那麼柔聲和氣了，變得又剛強，又果斷。她斬釘截鐵地說：「按地下工作的紀律，在這里你得聽我管!為了黨，你得活著！」她指了指閣樓說：「快上去躲起來，不管出了什麼事也不要動，一切有我應付！」
這時，街上亂成了一團，吆喝聲、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我上了閣樓，從樓板縫里往下看，看見她把菜筐子用草蓋了蓋，很快地抱起孩子親了親，把孩子放在地鋪上，又霍地轉過身來，朝著我說：「程同志，既然敵人已經發覺了，看樣子是逃不脫這一關了，萬一我有個什麼好歹，八角坳的黨組織還在，反『奪田』已經布置好了，我們能搞起來!以後再聯絡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女同志。你記著，她住西頭從北數第四個窩棚，門前有一棵小榕樹……」她指了指那筐鹹菜，又說：「你可要想著把這些菜帶上山去，這是我們繳的黨費！」
停了一會兒，她側耳聽了聽外面的動靜，又說話了，只是聲音又變得那麼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帶，也托你帶上山去，或者帶到外地去養著，將來咱們的紅軍打回來，把她交給盧進勇同志。」話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緒激動得很厲害，「還有，上次托你繳的錢，和我的黨證，也一起帶去，有一塊錢買鹽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萬記著帶走！」
話剛完，白鬼子已經趕到門口了。她連忙轉過身來，摟著孩子坐下，慢條斯理地理著孩子的頭發。我從板縫里看她，她還像第一次見面時那麼和善，那麼安詳。
白匪敲門了。她慢慢地走過去，開了門。四五個白鬼闖進來，劈胸揪住了她問：「山上來的人在哪？」
她搖搖頭：「不知道！」
白鬼們在屋裡到處翻了一陣，眼看著泄氣了，忽然一個傢伙兒發現了那一籮筐鹹菜，一腳把籮筐踢翻，鹹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撥著鹹菜，似乎看出了什麼，問：「這鹹菜是哪來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嗎有這么多的顏色!這不是湊了來往山上送的？」那傢伙兒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說：「給我翻！」
就這么間房子，要翻還不翻到閣樓上來？這時，只聽得她大聲地說：「知道了還問什麼！」她猛地一掙跑到了門口，直著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兩個白匪跑出去，一陣腳步聲往西去了，剩下的兩個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來想事情可以平安過去的，現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著讓別人替我去犧牲？我得去!憑我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個夠本!我剛打算往下跳，只見她扭回頭來，兩眼直盯著被驚呆了的孩子，拉長了聲音說：「孩子，好好地聽媽媽的話啊!」
這是我聽到她最後的一句話。
這句話使我想到剛才發生情況時她說的話，我用力抑制住了沖動。但是這句話也只有我明白，「聽媽媽的話」，媽媽，就是黨啊！
當天晚上，村裡平靜了以後，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鹹菜，從砂罐里菜窩窩底下找到了黃新同志的黨證和那一塊銀洋，然後，把孩子也放到一個籮筐里，一頭是菜一頭是孩子，挑著上山了。
見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攬到懷里，聽我匯報。他詳細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況以後，按照往常做的那樣，在登記黨費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寫上：
黃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繳到黨費……
他寫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筆。在他臉上我看到了一種不常見的嚴肅的神情。他久久地撫摸著孩子的頭，看著面前的黨證和鹹菜。然後掏出手巾，蘸著草葉上的露水，輕輕地，輕輕地把孩子臉上的淚痕擦去。
在黃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沒有寫出黨費的數目。
是的，一筐鹹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麼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麼能夠計算呢？
2、閃閃的紅星
作者： 王願堅
故事發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國革命的紅色搖籃江西，有一個叫柳溪的山村裡，居住著幾十戶貧苦人家。受盡了惡霸胡漢三的盤剝和欺壓，飢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年僅八歲的潘冬子就是窮苦人家一個普通的孩子，他和小夥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著當了紅軍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漢三，為被胡漢三殘害的奶奶和媽媽報仇。胡漢三聞知紅軍就要打過南山，驚慌失措，准備倉惶逃命。臨走前惡狠狠揚言:就是走，也要殺了冬子母子，斬草除根！
村口大榕樹下，冬子和媽媽被五花大綁吊在樹下。胡漢三惡聲叫喊著：「誰家男人要是再敢當紅匪，潘家娘倆就是下場！開槍！」千鈞一發之時，率先沖進村子的一隊紅軍包圍了大榕樹。走投無路的胡漢三和幾個民團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義奔上前，砍斷捆綁冬子母子倆的繩索。
紅軍浩浩盪盪開進了柳溪村，椿伢子奔來跑去在紅軍的隊伍里卻沒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親宋大光。潘行義告訴宋爺爺，椿伢子的父親在最近的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宋爺爺強忍悲痛叮囑潘行義，不要讓伢子知道。
紅軍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漢三奴役和壓榨的柳溪百姓喜氣洋洋。鞭炮聲中，一副寫著柳溪蘇維埃政府的木牌掛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衛隊，冬子媽被推舉為婦救會長。
冬子和椿伢子細妹背起書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幾孩子入了列寧小學，年輕的紅軍女戰士柳琴充任了他們的老師。孩子們也手拿紅纓槍成立了兒童團，冬子在夥伴們的掌聲中，戴上了兒童團長的紅袖標。
胡漢三被關進了自家的地牢，赤衛隊隊員派人輪流看守，只等公判大會一開，柳溪蘇維埃政府就將作惡多端的胡漢三當眾槍決。由於冬子的小夥伴胖仔的父親羅麻子做了「內奸」，胡漢三逃離了柳溪。正帶著孩子們做游戲的冬子發現胡漢三逃跑，勇敢地與胡漢三搏鬥。……
轉眼幾個月過去，已到了深秋。潘行義備好了行囊，隨部隊一起開始了第五次慘烈的反圍剿戰斗。為了配合紅軍前線作戰，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動員起來，胡家大院的蘇維埃政府里，人們騰屋挪房，建起了臨時紅軍醫院，吳修竹帶著擔架隊進進出出，運送從前線撤送下來的受傷的戰士。冬子媽領著姐妹們做起了護理員，給傷員們喂湯喂葯。
冬子和小夥伴們聚在了一起，商量著要給北山裡和白狗子打仗的紅軍叔叔們送食物。當孩子們爬溝翻梁順著槍聲傳來的方向走進深山時，突然看見迎面腳下的山谷里，有一隊白狗子踩著泥濘跋涉而來。機智勇敢的冬子帶領小夥伴們給敵人設下了「斗笠陣」，讓敵人大驚失色，如臨大敵，破壞了敵人企圖偷襲紅軍後路的計劃，使紅軍叔叔聞聲趕來圍殲了敵人，打了一場大勝仗。
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就在潘行義養好了腿傷，准備請戰再上前線時，接到上級命令，要撤出剛剛創立的柳溪根據地，和中央紅軍一道向北戰略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柳琴也和孩子們告別了。
為給紅軍補充兵力，黨組織決定將柳溪赤衛隊一分為二，一部分收編為紅六營的一個班，另一部分跟紅六營的一個連組成游擊支隊，駐守當地開展游擊戰。歡送紅軍離別的場面既熱烈又悲壯！臨別前，潘行義送給冬子和椿伢子兩顆紅五星。
紅軍秘密撤離柳溪的消息很快通過中央軍的暗探偵察傳到了胡漢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漢三,成立了「還鄉團」,殺回柳溪，開始了瘋狂而又血腥的殘酷報復。一進村的胡漢三就派爪牙們兵分幾路逮抓冬子媽母子和宋爺爺爺倆，以及其他幾個紅軍和赤衛隊員家屬。一場血洗柳溪的慘案發生了……
天亮後，躲過追殺的紅軍家屬們分開疏散，冬子媽和宋爺爺決定帶著紅軍傷員領著冬子椿伢子細妹上山，尋找游擊隊，並且留在了游擊隊的營地里。
冬子媽入黨的申請得到了黨組織的批准，就在入黨的第二天，冬子媽便在深夜潛入柳溪暗中組織群眾給山上偷送軍糧，由於羅麻子叛變革命，投靠了胡漢三，在敵人就要包圍的生死關頭，冬子媽為了掩護群眾脫離險境，英勇犧牲！
2. 戰爭中的一些人嚴刑拷打招供之後真能保命嗎
面對被俘士兵應該沒什麼嚴刑拷打，畢竟士兵知道的有限。對地下工作者也許會收到這樣的待遇，看了許多電影里的鏡頭，一直在想，我如果生在那樣的年代是否能扛的住？有一天夜裡做夢，真的穿越了，那個糾結啊，不過到底夢里機智，敵人問父母在哪兒就是沒說，問戰友的時候掂量了一下把幾個關系不好的供了出來，但僅僅是名字，其他一概不知。把一個吵過架的不但名字說出來了，還把地址，手機號都告訴了敵人。回到牢房戰友告訴我那一天是1949年9月30號，慶倖幸虧保住了性命憧憬從此過上好日子了第二天牢門打開了...
得出結論:許多所謂的叛徒其實心裡還是有秘密的。但交代了命還是能保得住的，因為得給其他人做榜樣，況且殺一個投降的對對方已經毫無意義了！
答題之前先吐個槽，國產神劇里，經常會出現審訊犯人的場景（如本題題圖）。我要吐槽的點就在這里，大家看題圖，那白衣女子，衣衫整潔，導演甩了幾把番茄醬在上面，就說是挨打了。如此她肯定是不招的，連衣服都沒打破，更沒傷及冰雪肌膚，這要是都招了，骨頭豈不是太軟？
（女犯人受刑時，不單要褫去衣服，還得剪去頭發，像神劇里這樣的黑發如瀑的，就是亂「搞」！/皇帝不稱朕）
刑訊逼供，屬於肉刑，就是令肉體痛苦、肢體傷殘之刑。先秦時期，肉刑就是常見的刑罰（如砍腿、去髕骨、閹割等），只到漢文帝時才正式下詔廢除。但肉刑在歷代還是存在下來，在司法實踐中運用得非常普遍，好比百姓上了公堂，先打三百「殺威棒」，有罪沒罪，先讓你吃點苦頭，變「老實」了再審；審不了兩句，堂上老爺認為你「還不老實」，馬上從簽筒里抽出一根紅簽，往下一扔，喝道：「若是本老爺不動刑，諒你也不肯招。來呀，給我重打三十！」兩旁差役便將犯人按倒在地，脫去褲子，舉起巨大的水火棍，照那「墩子」上拍去，只一下便皮開肉綻，血肉模糊……
肉刑的慘烈，在古書中多有記述，比如「掌嘴」，不是拿巴掌扇，而是用一塊橫頭短木，照著臉頰打下去，一「掌」就能把人半邊臉的牙齒打落，甚至造成臉骨骨折。還有夾木，給人夾上（分夾手指和夾小腿），兩邊使力一拉，頓時指骨、腿骨斷裂，厲害的會造成終身殘疾。
當代 社會 已經廢除肉刑，刑訊逼供屬於違法行為。但 新加坡保留了鞭刑，聽說新加坡的鞭刑，一鞭子下去，著力處，屁股肉就像豆腐變成豆腐花。一些人耐受力差，一次只能挨一鞭，要等傷好後再挨第二下……
看看，這還是公堂上「行法」，殘酷即如此，一個人若是落入特務機關，人家必要撬開你的嘴，什麼手段使不上？用鞭子打、用烙鐵燙、坐老虎凳、拔指甲，還僅僅是熱熱身。你要相信，人類之間互殘時，想像力是沒有邊界的。說出一樣來，都能嚇死人。
用刑時可有一樣，便是「去衣施刑」。
犯人若穿著厚厚的衣服，一是打不疼（還要起到羞辱的效果），二是沒幾下子，囚服破成了布條，還能讓犯人自己買去？到底得獄方給他（她）置辦。獄方不心疼人，絕對心疼衣服。可抗日神劇里，犯人受刑，全是穿著衣服，上下干凈不說，連個破洞都沒有，這挨的是「按摩打」呀！這都是神劇之「神」而不真實處。
另外一個值得吐槽的地方，是經常有女特務（包括日軍、國軍和偽軍）審訊犯人（題圖正是如此）。
女特務往往年輕貌美，她們出來，是為了色誘犯人？
色誘這一招一般不會輕易使用，一旦用出來，總是為了對付那些地位高、不便輕於動刑，以後還有重大利用價值的人員。對這類人，宜攻心為上，用美色炮彈轟開他的心門。
而一般角色「進去」了，他自然知道要在鬼門關里走一遭，能不能扛住，已有激烈的心理活動。等提人過堂時，把審訊室的傢伙一亮，他是馬上招，還是熬一熬再招，還是決心不招，立馬就見分曉。
我記得曾去重慶渣滓洞參觀，見到復原的刑訊室，看到那幾樣刑具，雖然「置身室外」，已覺腳後跟發涼。我想，看到那些冰涼的濺著血污的刑具，還能堅決不招的，不管他能熬多久，都是膩害角色。而多數人，可能「聰明點」，知道終是扛不住，立刻 就招了，或要面子，決心熬一熬，結果上了刑具，不到半分鍾，就徹底放棄了。
但總有一些人，一身鐵骨，或者有其他不可招的理由（比如害怕招了，做了叛徒，家人會遭到己方的追殺），硬是能咬碎了牙死扛。這種人雖然少，但往往價值大。
我們知道，刑訊很容易致人死亡，對這些硬漢（或女鐵人），在硬攻之外，有必要採取一些輔助性的軟化措施，比如告訴他，你招了我給你保密，不止保密，還給你出路，你願意做官，有官做，不願做官，給你金條，如果既不願做官又不願要錢，我們保證把你和家人送到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從此「蒸發」，開始新生活（就好比美國的「證人保護計劃」）。這都屬於攻心之術。人是理性動物，你啟發他用理性思維，他想的越多，心思越活泛，就越容易動搖。而如果一味上刑，可能反而把他逼到死胡同，甚至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刑訊逼供是「公刑」，承諾一方代表很權威的組織，他既然答應了，往往能夠守信。守信對他來說，代價較小，卻有利於迅速取得口供（有時候一些重要的情報，稍微晚一兩個鍾頭，都可能失去價值，必須爭分奪秒），而且守信還能起到「優待俘虜」一樣的示範作用，以利於將來對俘獲的情報人員的軟化和爭取。
可以說，一個戰士若不幸落入敵人之手，真是比戰死還要不幸。戰場上，一顆子彈就成英雄，而面對數十種可怕的刑具，英雄卻難當啊！（皇帝不稱朕答題）
大家好，我是錟錟，本文1006個字，閱讀時間大約3分鍾
去當大家在電影和電視劇里看到敵人捉住囚犯進行嚴刑拷打的時候， 往往都會威逼利誘，步步逼近，在折磨玩一頓犯人之後，就說上一句「要是你把事情說出來就饒你一命。」 那麼根據劇情的需要，有的堅持死活不說，有的則是被逼無奈說出了真相。那麼真實的戰爭當中招供了是不是就能保命了呢？錟錟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聊一聊。
首先，從國際公約的限制當中，戰爭裡面是不允許虐待和殺害已俘虜的敵方士兵的。但是大家都懂得， 一旦打起仗來誰還管這些沒用的公約啊。該殺殺，該虐虐。 所以我們首先要排除沒有威逼利誘，虐待等這種逼供行為出現的可能。 特別是像日本這種毫無廉恥的國家，在二戰的時候就用了非常殘忍的方式拷問戰俘。
對於戰俘來講，在被俘虜期間被嚴刑逼供的話，會出現這些情況 （1）招供了被殺害。（2）招供了，活到了戰爭結束。（3）不招供被殺害。（4）不招供活到了最後。 這四種情況只有最後一種情況是最好的，為什麼這么講，聽錟錟一一分析。首先，我們來講最慘的一種，就是招供了被殺害，為什麼它是最慘的呢？ 原因就在於只要戰俘招供就是在叛國，只要是被嚴刑拷打都是有記錄的，一旦戰爭結束，來清理這些資料的時候發現你有招供的情況，那就是在叛國，即使活下來了，但如果給國家帶來巨大損失的話，回國之後依舊會被以叛國罪論處。 而如果即招供了，又被殺害的話，那簡直就是全敗之舉。而如果運氣好，在拷問期間，堅持住了，沒有招工，但最後卻活下來戰俘，應該是最幸運的，畢竟活著才是王道。
在戰場上時間就是生命線， 所以一般拷問的戰俘都不是無名小卒，或者說普通士兵。一定都是擁有特殊身份或者擁有重要情報的士兵。而往往這部分人都是接受過專業的反審訊訓練。想從他們嘴裡撬出點兒有價值的情報可以說是難上加能，當然也不排除承受能力差一點的。 而對於那些身體承受能力強的人來講，敵人一般都會採取一些心理戰術來攻克他的心理防線。從而套出有價值的情報。
作者：錟錟
圖片：網路
相信大家已經看過無數個這種片段，某人被敵人捉住之後酷刑拷問，敵人不停的使用各種酷刑逼供犯人，同時還會告訴犯人，如果交代一切，那就能給你一條命，一般影視劇中被拷打的人會選擇繼續堅持或者是說出秘密，那麼在真實的 歷史 中，假如說遇到這種情況，被敵人捉住嚴刑拷打，招供真的能夠保命嗎？
別以為這是電視劇裡面演的，現實中這樣的事情可不少，一般來說招供之後最多也就是短時間內不用受刑，等到時候到了，這個人也會被殺的。因為他們也需要一段時間來驗證這個招供之人說的是真是假，萬一是假的，直接殺了豈不是有點浪費，肯定要驗證完畢，確定這個人說的都是真實有用的在處理。
正常情況下，招供之後只有死路一條，因為既然有人逼供，那麼則說明這個人是有價值的，而他的價值也就在於他所知道的消息，如果他將這個消息說出來了，那他就沒有任何的價值了，既然沒有價值，那肯定是殺了省事，否則留著干什麼？難道還自己花錢養活這個人嗎？所以說招供之後的人基本都是死路一條。
當然如果這個人招供之後還有價值，比如可以為自己所用，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種人招供之後便不會被殺，反而會被好吃好喝伺候著，留著有用。但是這樣的人，其實敵人也是不信任的，因為他既然能出賣之前的人，那肯定也會出賣自己，所以他們不信任這種人，如果不是必須得留下來的話，還是要除掉。
總而言之一句話，招供之後是不能保命的，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將其殺掉，只不過是時間的長短不同罷了，能夠保命的人，不是還有價值就是身份特殊，普通人如果在戰場上被俘虜，不招供可能還有機會，但是說了死的幾率會大大增加。當然在真正的戰場上，敵人也不會閑著沒事去審問無名小卒的。
這個問題，縱橫年輕的時候也思考過，從我們老百姓的角度來說，到底招還是不招是個問題，不招的話，有沒有意義？招了的話，會不會也保不住命？長大後，才發現我想多了，在嚴刑拷打下，幾乎不可能有人不招，無論是多麼堅毅的人，在嚴刑拷打下，都會招供，換句話說，大家都怕死，即使不怕死，還是會害怕折磨，這是本能。
現在的影視劇，為了表達一些愛國主旋律，或者突出人物的光輝形象，被俘後依然能夠堅持住酷刑拷問，實際是脫離現實的藝術創作，脫離現實生活的創作，逐漸形成一種文化欺騙。
縱橫前一陣子寫了很多抗戰時期的影視劇，只要角色經受住了嚴刑拷打，沒有背叛組織的，基本都是類似手撕鬼子傳奇抗戰劇，而沒有經受住嚴刑拷打的，就招供的，則會有一部分精品抗日劇。
以《亮劍》來說，李雲龍大婚那天之所以會被山本特工隊偷襲，就是因為獨立團保衛科幹事朱子明的出賣，朱子明為什麼會叛變，在原著小說中和影視劇中是不一樣的，在原著小說中，朱子明被俘後，並未受到嚴刑拷打就招供了，而電視劇中，為了塑造更鮮明的劇情，在山本一木對朱子明的審訊中，以凌遲的相威脅，最終使得朱子明的心理防線崩潰，選擇了叛變。
後者的劇情，現在已經淪為各種影視作品審訊時的家常便飯，不把凌遲那套傢伙事拿出來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會審訊。
《亮劍》這部作品的優秀性是不言而喻的，朱子明的叛變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沒有人叛變，抗戰期間幾百萬偽軍、漢奸是哪裡來的？
一向以敢於反映真實 歷史 的電視劇《風箏》中，因為強調信仰，所以，沒有信仰的人抓到後就會招，而有信仰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會招的，縱橫沒有經歷過那樣信仰的時代，所以總會感覺有些不真實。劇中的小boss江萬朝其實是一個比較適合探討的人物，江萬朝本身就是老人，並且擁有著堅定的信仰，這樣的人，應該說無論如何也不會背叛組織。
可是，最後他還是叛變了，江萬朝坦白的時候說，他受不了敵人對他的妻子實施酷刑，其實他撒了謊，受不了酷刑的人是他。
在這里縱橫要說一句，江萬朝絕對是一個擁有堅定信仰的戰士，之所以最後背叛組織，就是因為在軍統的審判室中，他無法不招供。
再來說說，他們招供或者背叛組織後，會不會保住性命！
幾乎大部分的影視劇，只要是弘揚正能量的，基本都會告訴我們，叛徒最後下場都沒有好下場，反倒是沒有招供的，最後會得到人們的銘記和尊重。事實上，我們現在記得的被抓之後沒有背叛的英雄有幾個？當然，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在侵華戰爭期間，中國出現的漢奸至少在三百萬人以上，比侵華日軍的數量還要多，這些人在背叛國家之後，侵略者要了他們的命了嗎？
侵略者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惡心，他們不但不會殺了那些招供，或者背叛的人，反而會以禮相待，因為背叛國家的人已經沒有了後路，能夠走的就是和他們一條道走到黑，是最忠於他們的漢奸走狗。
從另一方面來說，宣傳漢奸走狗的賣國行為得到了日本的贊賞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會有更多的人當漢奸。
這些人被策反背叛後，又會被派回來當卧底，比如朱子明和江萬朝，都是這一類的代表。
很多 歷史 都是黑色的，被俘虜之後，就是任人宰割，我沒有辦法去告訴大家，假如有一天我們被俘虜後，該怎麼去做，我只能告訴大家， 歷史 的真相就擺在那裡，謹記 歷史 的方式就是不讓 歷史 的悲劇重演。
其實根據題主所問的問題來看，被敵人俘虜的方式應該分為兩種，應該是按照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來區別的。
第一，正面戰場被俘
在戰場上，雙方成千上萬人混戰在一起，獲勝的一方在打掃戰場的時候，往往能夠俘獲一些對方受傷但是還沒來得及撤退的士兵以及軍隊主官，一般俘獲的士兵因為所知的情況有限，所以一般情況下只會被關入戰俘營，當然按照國際公約法來看，這部分士兵理應受到合理合法的優待，一般在戰爭結束以後還會被放走。
而如果是軍官的話，那麼就要重要的多，因為他往往掌握著對方高等級的軍事機密，比如戰役局部布置，甚至於部隊自上而下的將官等等，對於未來戰爭局勢有著預判的。
不管如何這些人其實按照國際公約法，都應該受到合理合法的優待，但是戰爭中，所出現的意外太多，如果被俘人員不肯說出情報，自然也是會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二戰時期，雙方關於戰俘人員的待遇可以說是天差地別，在這一點上尤其要說道抗戰時期，日軍在對待我軍被俘士兵時候，一般都會集中處決，而少部分人員則是會被強迫修築日軍工事，如在南洋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
即便是現代戰爭，如早些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還時常傳出虐囚的丑聞，這時候對於俘虜的嚴刑拷打，就不僅僅只是涉及請報上，純粹就是為了本身變態的獸欲，再這樣的情況下，不但很難保證人格上的待遇，甚至被凌辱致死，也可能會默默無聞，因此也不存在像題主所說的那樣，只要能夠說出什麼信息，就能夠保全性命。
美國近些年來也出台了各種法案，如證人保護法案，為得就是在恰當獲得情報以後，能夠充分保障人權，但究竟是不是具體執行了，暫時仍不清楚。
第二、敵後戰場被俘
在各種影視劇當中，經常會見到我方將士在敵後戰場搜集情報，為正面戰場提供便利條件的特工人員，在被敵人抓獲以後，受盡嚴刑拷打和屈辱，卻始終不說出情報，被敵人所殺害，這樣的人往往能夠得到我們的尊敬，如著名的抗日誌士趙一曼，渣滓洞、白公館的江姐等等，但也並不是沒有叛徒的存在。
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敵後上海建立了統一的黨組織，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由於嚴謹的作風，敵人始終摸不著頭腦，但是一個人的叛變，卻使得黨組織不得不轉移陣地，此人就是顧順章。
顧順章是中共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可以說有著重要的地位，事實上顧順章由於個人生活作風腐化，加上對黨組織處理意見不滿，早就心生叛變，此人在被捕以後，還不等嚴刑拷問，隨後就供出大量的機密情報，致使上海黨中央地下黨組織損失慘重，就連周恩來也險些被敵人抓獲。
但顧順章此後並未得到很好的下場，隨著他的作用逐漸的消失，國民黨反動派也對他心生厭惡，偏巧他也不識趣最後被關進監獄中凄慘死去。
塗孝文，中共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由於被冉益智的出賣，此人被捕，在熬不住酷刑的前提下，將所知的機密情報供出，由於它是所在地區的領導，以至於使得當時重慶地區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刨根式的破壞，包括江姐在內的一大批地下黨成員被捕，但事實上重慶地區除了少部分高層叛變以外，其他黨員也都堅守本心，雖然受到敵人無數酷刑，但卻並未屈服，最終英勇就義。
塗孝文本身作為一個叛變革命者，事實上並未走出監牢，只是被格外的優待，但在看到自己曾經的同志堅貞不屈以後，他也感到懊悔，隨即拒絕供述，因此被敵人打入監牢，後來一起被處決，而出賣他們冉益智曾被國民黨視為有功之臣，授予中校軍銜，但在重慶即將解放的時候，冉益智隨即也被作為是棄子，解放以後被捕，1951年槍決由此可見叛徒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
事實上很多人招供並非是想保命，而是為了能夠痛快的死。這一點從李秀成身上就可以看出來。李秀成被浮後，曾國荃痛恨李秀成死守天京，久攻不下。他「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又「叱勇割其臂股」，而李秀成「殊不動」，惱羞成怒的曾國荃親自動手，「短衣握錐，獨身走出」「遍刺以錐，血流如注」。李秀成寫出了個人生平自述。換來的結果並不是活命，只是痛快的死而已。而其他被俘的太平天國將領就沒這么幸運了，包括石達開、陳玉成、洪天貴福等，不但受盡酷刑，而且最終都被凌遲處死，所以很多人招供僅僅是為了痛快的死。
我想不管招不招供，其最終下場一般都是死！
戰爭時期，特務人員拷打俘虜那是很常見的事情，其目的就是為了從敵方俘虜的口中獲得有價值的情報，而且該俘虜在對方陣營里的職位越高，影響力越大所受的刑罰會越重，越殘忍！
但是一旦招供了，那麼該俘虜的最終下場基本就是死，俗話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這句話用在這里也很合適，你把有價值的情報都招了出來，那你就沒有價值了，留著你這種沒氣節的人還有什麼用？當然也有特例。
比如李士群 ，抗日戰爭時期民國十大漢奸之一，他早年是共產黨，後來投靠了國民黨，上海淪陷後，他因不堪日本人的拷打就當了漢奸，並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汪偽政府76號特務組織，該特務組織從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時間內製造了三千多起血案。可以說李士群算是被敵人嚴刑拷打招供甚至投降後混的還很不錯的，最後還是被軍統利用他跟某些日本人的矛盾才暗殺掉了。
但是像李士群這種遭受嚴刑逼供後才投降的敗類是少數的，戰爭年代更多的是以下這兩種人，一種是不管遭受多殘忍的酷刑依舊不肯就範的英雄。 像趙一曼，江姐。趙一曼在獄中被日本人先後動用了鞭打，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等十幾種酷刑，依然不投降，不吐露一句情報，最後日本人對她無可奈何，只能將其處死。而江姐也是如此，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刑拷打，拒不交出情報，最終被殺害於渣滓洞。
而另一種人就是像顧順章，向忠發，汪精衛這樣的敗類，這三人又是三種不同命運的代表。顧順章是屬於被抓後還沒遭受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就立馬招供投降並且因為有利用價值而尚能一段時間內保住性命的。 顧順章本來是共產黨秘密特務組織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所以他掌握著大量共產黨的機密，他的叛變使得中共地下黨遭受了很大損失，像惲代英，蔡和森都是因他而死，然而在顧順章被利用完後，蔣介石就把他殺了，畢竟這種人誰都不喜歡，讓他活著只是為了利用他而已。 向忠發則是那種被抓後立馬投降，但提供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消息就被處決了的。 這事兒說來也真是巧，向忠發是因為顧順章的變節而被捕，在他之前顧順章早就把有用的情報交代完了，向忠發自然就沒了利用價值，於是被捕後蔣介石不顧向忠發的苦苦求饒而將他槍殺。 而汪精衛則是那種還沒被抓就自己主動送上門，甘願為敵人馬首是瞻的叛徒。 這種人更沒有什麼好談的了，不管是死是活最後終要接受人民的審判和唾罵！
所以最後我想總結一句，戰爭年代遭受酷刑後招供的人大多還是會被處死，這就是戰爭年代的殘忍與現實。
首先我們要確認這樣一個事實：人性是靠不住的。在專業的刑訊拷問下，幾乎沒有人能撐得住。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一般來說，情報系統會採取兩種方式作為保險：
第一，盡量縮小情報信息掌握范圍，讓本方人員即使受到嚴刑拷打，敵方也問不出東西，或者招供的東西，幾乎沒有參考價值，因為他確實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也是錯誤信息；
第二，讓被拷打者盡量撐多一點時間，即掌握一定的反刑訊技能，讓有價值的情報隨著時間推移，失去效用。這裡面的假設，其實也是基於被拷打者最終還是會招供。
至於招供後是不是能保命，這有很大的隨機性，能夠確認的只有一點，情報信息被榨乾以後，被拷打者就失去了所有價值。殺了，可能更容易一點吧。
歷史 上有很多先例告訴我們：在嚴刑拷打之後，就算是招了供，那也是未必能活命的。
大家都應該知道，尤其是戰爭時期，用各種酷刑來使人招供這種事情是常見的，挑腳筋、老虎凳、辣椒水……想想都覺得血淋淋的。而往往經過了這些酷刑之後，其實不管到底有沒有招供，那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就拿革命小烈士張晶麟來說，19歲的她被日軍抓到之後，他們用竹簽扎她手指，雙手血肉模糊，直到昏死過去。把燒紅的烙鐵按在了她的臀部，用各種辦法把她折磨了三天三夜，幾乎不得休息。三天這樣的酷刑之後，這個女孩還是只有一個回答：不知道！最後，敵人就將她押到了山坡上處死了。但是，就算最後她選擇了招供，身上的重傷還是會將她推向死亡。
即使被嚴刑拷打之後活下來，，也只是極少數人，那種欲死又不能死的痛苦是我們常人無法想像的。而且，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戰爭中只要是被抓走做俘虜，那麼活命的機會就基本很小了，更別說要經歷這么痛苦的酷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