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干校彝文编译中心

‘壹’ 西南民族大学2016到2018年的彝文本科分数线是多少。

西南民族大学2016到2018年的彝文本科分数线是537分。

西南民族大学创建于1950年7月，于1951年6月1日正式成立，2003年4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3月，国家民委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西南民族大学。

截至2020年3月，学校武侯、航空港、太平园三个校区占地近3000亩，下设23个二级学院、有博士后流动站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4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3个。

有教职员工近3千人，其中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近500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52人，56个民族在校全日制学生3万余人。

学校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王维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怀下，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民族院校之一。

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由“西南民族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增列为民族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2005年9月，在校生首次实现“五十六个民族大团圆”。

2008年6月，新校区北区行政大楼投入使用，学校主体正式转移到新校区。

2009年10月，学校获批设立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10年9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科技研发基地总部竣工。

‘贰’ 西南民族大学彝文系就业方向

可以从事彝文教学，彝族文化研究。就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彝学学院的毕业生多数选择了基层服务作为就业方向。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彝语言文学人才，其中有一大批人才已经成为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诗人、作家和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有的校友远渡重洋在国外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已经成为知名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叁’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叫什么名字

苏嘎尔布

苏嘎尔布，男，彝族，1964年6月生，四川越西人，研究生学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工作后，历任：布拖县交际河区公所文书、区委秘书；布拖县西溪河区公所副区长；布拖县监察局副局长；布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布拖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中共布拖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中共布拖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县长，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制度处副处长（挂职）；中共布拖县委书记；中共凉山州委常委、统战部长，国家民委文宣司副司长（挂职）；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州长、代理州长，州民干校（省彝文校）校长。

‘肆’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彝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彝语文是彝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一种主要语言文字。使用彝语文是自治州的一项重要的自治权。第三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坚持语言平等原则，保障各少数民族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活动中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各个领域里加强彝语文的使用。第四条 自治州内通用彝语文和汉语文。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提倡彝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学习、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鼓励汉族干部学习、使用彝语文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第五条 自治州内一切单位和个人，使用彝文应当遵守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第六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开展彝语文工作，要为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促进自治州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服务。第二章 彝语文在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中的使用第七条 自治州内各级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种。
自治州和州内各县（市）国家机关公布法规和重要文告，应当同时使用彝文和汉文，下发文件和宣传学习材料，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文和汉文。第八条 自治州内召开各种会议，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
自治州和州内各县（市）以及彝族聚居乡（镇），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应当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
自治州内以彝族群众为主的各种会议，应当主要使用彝语文，同时做好汉语文翻译工作。第九条 自治州和州内彝族聚居的县、乡（镇）制定或公布的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代表当选证书等，应当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第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需要，同时或分别使用彝、汉两种语文检察和审理案件、发布法律文书，并为不通晓彝、汉语文的其他少数民族公民提供翻译。第十一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在受理和接待彝族公民的来信来访时，应当使用来信来访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第十二条 自治州内的各级档案部门，要做好彝文文书的立卷存档和彝文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工作。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人事、劳动、教育等部门，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将彝语文列入招干、招工、招生考试内容的具体办法。第三章 彝语文在社会各项事业中的使用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重视开展彝语文教学。以招收彝族学生为主的中、小学校和班级，应普遍实行彝、汉双语教学，逐步完善双语教学体制；州属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开设彝语文课或者彝语会话课。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重视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彝语文教育。州内各级国家机关和单位，要对彝族职工进行彝语文教育；在彝族农民中，首先用彝文扫除文盲，逐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彝族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使用彝语文执行职务的能力。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重视发展彝语文文化事业，加强彝文报刊、教材、图书的编译出版工作，发展彝语广播、电视、电影，鼓励和提倡用彝语文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有计划地收集、整理、编译、出版彝文典籍和彝族民间口传作品。第十八条 自治州内的新华书店和邮电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彝文图书、报刊的征订发行工作，逐步增设州内彝语文电报、电话、书信和邮件的传送业务。交通运输部门应当逐步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为旅客服务。第十九条 自治州内一切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公共活动场所的牌匾，有重要意义的碑文、标语，城乡的街名地名牌，汽车的门徽，应当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自治州内生产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商标和商品说明书，根据实际需要，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伍’ 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语言文字条例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保障彝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促进其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峨边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结合峨边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彝族语言文字（以下简称彝语文）是彝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彝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是自治县的一种主要语言文字。使用彝语文是自治县的一项重要的自治权。第三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坚持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中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提倡彝族公民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学习、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鼓励其他民族公民学习、使用彝语文。第四条 自治县内通用彝语文和汉语文。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新闻等各个领域里应加强彝语文的推广和使用。第五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使用彝语文时应当遵守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第六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彝语文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的方针，使彝语文为促进自治县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促进自治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第二章 彝语文在自治县国家机关执行职务中的使用第七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种。第八条 自治县内召开各种会议，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种。第九条 自治县及自治县内彝族聚居乡、镇制定或公布选举文件、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代表当选证书等，应当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公布法规和重要文告，应当同时使用彝文和汉文。印发文件和资料时，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分别使用彝文和汉文。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执行公务、发布法律文书、进行诉讼时，应当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并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翻译。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在受理和接待彝族公民来信来访时，应当为不通晓汉语文者提供彝语文的翻译。第十二条 自治县档案部门，应做好彝文文书的立卷存档和彝文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第十三条 自治县内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干、招工、招生考试时，应当提供彝、汉语文两种试题，允许应考者选择其中一种语文应试。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考核、职称评定工作中，可视其具体情况，选择彝、汉两种文字中的一种进行考核和评定。第三章 彝语文在社会事业中的使用第十五条 自治县重视开展学校彝语文教学。以彝族学生为主的中、小学校和班级，应当实行彝、汉双语教学，逐步完善双语教学体制。第十六条 自治县重视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彝语文教学，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职工教育时，应对彝族职工开设彝语文课；农村中，对彝族村民可以首先用彝语文扫除文盲，彝族领导干部应带头学习彝语文，提高自己使用彝语文执行职务的能力。第十七条 自治县重视彝语文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保障和鼓励用彝语文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自治县彝语文工作部门和文化部门，有计划地收集、整理、编译、出版彝文古籍和彝族民间文艺作品。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广播、电视、报刊、交通运输、新华书店、邮电等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的工作和社会需求努力做到同时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为社会服务。第十九条 自治县内各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公共场所的铭牌，有重要意义的碑文、标语，汽车门徽等应当同时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自治县内生产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商标和产品说明书，根据实际需要，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汉两种文字。第二十条 自治县内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的彝文翻译和书写，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彝语文主管部门审定。
自治县内的彝语地名，一律使用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名称。第四章 彝语文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政府主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政策，督促检查本条例的贯彻实施；
（二）负责推行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
（三）负责彝语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四）指导和检查自治县内彝语文的使用和翻译工作；
（五）协调彝语文工作的业务关系，组织业务协作，开展彝语文学术交流活动。

‘陆’ 《三星堆之迷——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着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着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着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着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着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柒’ 四川彝文什么意思

四川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人所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
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彝文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其中持万年说的学者主要依据是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一批刻划符号也可以用古彝文释读。最早提出古彝文万年历史说的学者是刘志一教授，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并称古彝文是“世界文字的始祖”。彝族学者朱琚元亦主张此说，认为。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目前使用的彝文分为传统彝文和规范彝文两种。

‘捌’ 彝语我爱你怎么写

ꉢꆏꉂ

汉语音译：安力古。

彝语分布：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国的彝语，分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 6个方言，其中包括5个次方言，即东部方言又分滇黔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北部方言又分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还分25个土语。

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东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和广西，其余3个方言都分布在云南。使用人口约400万。

彝族原有一种音节文字（也有人认为是表意文字），1956年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1975年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制订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字，1980年国务院批准在四川彝区推行使用（见彝文）。彝语在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越南。

(8)民干校彝文编译中心扩展阅读：

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彝文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今天的古彝文正处于从象形文、表意文到表音文的过度阶段。

据汉文史料记载，汉、唐时期彝文大约有1800字，而到本世纪70年代，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编译组编辑的《彝文字集》收字5000左右，四川凉山编辑的《凉山彝文字集》收字近万字。彝文常用字约有2000多个。

彝文自创制以来，在彝族地区延续使用至今，留下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古籍写本居多，有少量的木刻和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