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智编译馆的英文

1. 孙俍工的个人简介

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孙家垅村人。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曾做过毛泽东的书法教师,与毛泽东有过长期而亲密的交往。1916年在家乡读完中学，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与同学组织文艺社团，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到长沙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1922年赴上海任教于中国公学。1924年赴日本入上智大学研究德国文学，1928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年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与夫人王梅痕再次东渡，因九一八事变旋即回国，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译，两年后辞职。抗战爆发后到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华西大学教授。不久迁居重庆，被聘为监察院参事，1944年被解职。解放后的几年，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校等校中文系任教，还被聘为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研究员。
最初引起重视的短篇小说《海底渴慕者》192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写一个青年因家庭、社会、爱情种种束缚和不幸遭遇而悲观激狂，终至跳海自杀。此后续有多种小说、诗、戏剧作品出版，常接触社会的不平。文字优美生动。“五四”以后，提倡平民教育，桃李遍及天下。他毕生从事着述，且擅长书法。纵观他的着作，内容广泛，包括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艺理论及文艺史、国文教科书和文学翻译等几大方面。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出版的主要着作，已达五百多万字，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着作丰盈的学者了。

2. 田耕莘的传教经历

1929年5月8日，田耕莘进入圣言会，受训二年，在此他发圣愿，终生为圣言会士。1931年到嘉祥、郓城等地宣教。1934年2月23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山东省阳谷监牧，阳谷教区当时有司铎12人，信徒13700人。1937年初，田耕莘赴菲律宾马尼拉参加国际圣体大会。1939年7月11日，升任阳谷代牧区主教、领衔Ruspae城主教。随即前往梵蒂冈，1939年11月29日，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祝圣。1940年12月，田主教在阳谷教区朝城县创立了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修女会成立后，田耕莘虽为教区各项建设日夜忙碌，但仍不忘定期来此教学，他身教胜于言教，以纯朴、勤诚之行，以及主命唯从的精神教育了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们。1942年1月10日，田耕莘奉调山东省青岛代牧区主教。
1945年12月23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田耕莘为远东首位枢机主教。旋即前往罗马。途经美国，会见美国纽约总主教区总主教史培尔曼，旋与之一同赴欧。1946年2月14日，田耕莘抵达罗马，受到了教廷各界的热烈欢迎。2月16日，于教廷拉特朗大殿觐见了教宗庇护十二世。1946年2月18日，于圣彼得大教堂行加冠礼，领衔S. Maria in Via堂区司铎。田耕莘向教宗进言，建议早日成立中国圣统制。不久，就得到教宗采纳。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建立中国圣统”通谕，正式建立中国圣统。同日，田耕莘被教宗任命为北平总主教区总主教。田耕莘回国后，创立上智编译馆， 出版教会新书。又在辅仁大学设立圣多玛斯哲学院。1947年，又设立耕莘中学。1948年6月，田枢机因患眼疾到上海、广东等地治疗，不久赴香港。1949年因政治原因前往美国芝加哥。1950年赴罗马。
1958年8月，田枢机在联邦德国因车祸受伤。同年10月，田耕莘强忍骨折之痛，赴梵蒂冈选举教宗，他成为中国第一个选举继任教宗者，在病床上投下神圣一票，选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后，田耕莘再赴美国。
1959年12月4日，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田耕莘署理台北教区总主教。田枢机于1960年3月1日抵台赴任。在台湾，他成立若瑟修院、多玛斯神哲院及耕莘医院。并协助辅仁大学复校，任学校董事长。1962年10月11日，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幕，田耕莘率领中国主教团参加大会。次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田枢机再度参与选举教宗，选出教宗保禄六世。

3. 徐光启新集内有哪些内容

从上智编译馆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间)所刊拟议出版的徐光启新集目录中发现，内有《兵法选练百字诀》、《火攻要略》、《制药》、《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六篇(均为《兵机要诀》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献也随之散佚。

4. 为什么在英文里中国翻译为china

china
China， C大写， 这是中国的意思。
china， c小写， 则是瓷器的意思。任何地方生产的瓷器都可以叫 china，并不一定代表中国瓷器。

china与中国的关系
与瓷器的关系
进入十七世纪，西欧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朝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黑森家族的传家宝。葡萄牙开辟新航路之后，瓷器也成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瓦斯伽·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纽埃尔一世的欢心。现存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 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1469－1521）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外销瓷。正德、嘉靖年间，这类订货大多经葡萄牙贩往欧洲。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 Caterina），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购买，于是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欧洲不胫而走。
发端于十七世纪末，延续至十八世纪末叶的欧洲洛可可式(Rococo)艺术风格，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其倡导的艺术作风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U>[font color=#0000cc]洛可可</U>风格盛行于法国，法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为偏爱。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而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以陈列各式瓷器。于是英国社会以华瓷装饰和日用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瓷器渐成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
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
另据《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王同亿 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
至于这种变化最终在何时最后确定下来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China一词还有一个由来。明末清初时，江西景德镇有座“昌南”窑出产的瓷器质量特佳，闻名遐迩。后来传到国外，当时英国人就用“昌南”指代中国，但念不准汉字，而读成china了。
[编辑本段]china与古梵文的关系
二十世纪之初，China一词起源问题，学界曾经讨论，众说纷纭，未定一是。文僧苏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来指我华夏。他研读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发现支那一词最早见于这两部着作，其原义为“智巧”。他认为，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罗多王朝时彼邦人士对黄河流域商朝所治国度的美称。“智巧”与慧苑所说之“思维”内涵略有不同，想系词义因时代而演变所致。
外邦对我华夏称呼，最早曰支那Cina，其后曰拓跋Tabac，最后曰契丹Kitai。今之China即支那，先是国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贩瓷器到欧洲，称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汉译应该是“支那瓦”。陶瓷产品，古称瓦器。此处ware应是瓦之译音。支那瓦者，中国瓷也。China放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国名，初无瓷器一义。后来省掉ware，简称为China，才小写其字头，获得瓷器之义。这已经是晚近的事了。
[编辑本段]china与丝绸的关系
从西方语言演变历史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CHINA”一词来源于丝绸。
按照欧洲语言的演变历史，对丝绸与“CHINA”一词之间的关联作了解释。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欧洲，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随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文中，“丝”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
英文在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翻译中，中国被译成“SINO”，这与拉丁文中的“丝”比较接近，而在印度语中，“丝”被称为“CINA”，后来口译成“支那”。
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中国”的翻译“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了。
[编辑本段]china与玛雅的关系
在有一座小村子叫china。据当地人解释china不是西班牙语，而是玛雅语，发音为 ['t∫i∶nə]，不同于china的“中国和瓷器”解释发音 [t∫ainə]。
当地人说，此村名为china，是由于以前一个姓chi的人和一个姓na的人在这里住下后，两人将自己的姓合在一起命名此地。后这里人不断变多，建立了村子，就将小村叫做china。

我们所说的表示瓷器或陶器的词china 是 chinaware 或者可能是 china dishes 的缩写形式。 虽然china 这个词拼写上与中国的国名是一样的， 但16和17世纪时也有chiney，cheny 和 cheney 等拼法， 表明英语借用了波斯语中表示这种瓷器的词，chini 。 这个波斯词，还有梵语中cinah 一词（“中国人”，英语中中国的名称即从这个词而来）， 都来自汉语里的Qin 字， 这是从公元前 221至206年统治中国的王朝的名称。

5. 英语专业的研究生都有哪些方向

6. 杨宪益的人物经历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着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着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着，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 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唯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唯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着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7. 中国的伟大科学家有哪些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技术难关。1956年梁守槃（40岁），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守槃成为首批科技工作者，为“两弹一星”工程正式奠基。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C801超音速固体反舰导弹，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c101，东风一号，东风2号导弹，鹰击8号等一糸列导弹。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初始会员，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获国家科委一等功、部一等功等荣誉。获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中国一糸列导弹从梁守槃开始。他不是两弹一星成员，但他是两弹一星的奠基者。破除万难为航天事业初创奠定基础，一生共获两次一等功勋，纯金功勋，闪闪发光，可见他在导弹和航天居功厥伟。
沈元（1916.4.28-2004.5.30）福建福州人，空气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学家，中国航空航天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院士。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中国将8个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沈元参加组建工作并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在培养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卓越建树。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办学方针确定、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订、师资及实验条件建设、科研教学组织领导以及计算机在航空航天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参与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预见到宇航事业和火箭、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紧迫性，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创建了火箭、导弹等方面的一整套新专业，这些专业的许多毕业生如今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栋梁之才。他率领全校师生在北航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中型超声速风洞，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轻型旅客机、探空火箭、无人驾驶飞机等型号的研制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沈元早年在福州英华中学任教，其间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着名数学家的陈景润，他是陈景润开始对“哥德巴赫猜想”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老师。60年来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他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实际及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获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荣誉奖，获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荣誉奖，获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着”荣誉证书，获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北航高等理工学院也叫“沈元荣誉学院。北航最高荣誉奖叫“沈元奖章” 。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他一生共获20多项荣誉。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在中国极度需要科普的时候，为中国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对祖国近代天文尤其是科普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为了记念他的功绩，把国际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高鲁星。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高鲁集中西观象学术之大成，对当时中国的科普以及他的天文知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可见他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地位之崇高。中国天文学的最高奖—张钰哲奖，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科学研究涉及小行星、彗星、日食、恒星天文、航天和中国天文学史等方面，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在医学院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增设病理、物证、人证、化验等研究室，添设所用的仪器设备，为培养法医人才、接受检案和法医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编审法医学教材，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医检验人才。他为医本科学生或者将从事司、检、法工作的学生上法医课时，编着出版了不同要求的法医学教材。如《医师用简明法医学》、《法官用法医学讲义》、《犯罪侦察学》、《犯罪心理学》等。他主要论文有“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最近法医学界鉴定法之进步”、“疑案鉴定实例”、“法医学史”等40多篇，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北平医刊》、《法医月刊》等杂志上。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同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旋即转习物理。1927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应聘为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1935年9月，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荣誉奖。用英文撰写成专着，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着。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着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1937年3月放弃高薪厚禄，回国报效中国。他以非凡学识、才智，高尚修养为中国教育贡献巨大。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中国物理学开拓者，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双奠基人。
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着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着，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生物化学界一代巨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天文界步入国际合作的创举。并且是我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1908年震旦大学毕业后赴比利时留学，并获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最早派出学农的留学生之一。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后，应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

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陈俊武为中国石油化工事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陈俊武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攻坚克难，急国家之所急；矢志创新，与国家共奋进，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使命担当。陈俊武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敢为人先、勇于登攀，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陈俊武的典型事迹树立了不忘初心、科技报国的典范。新时代奋斗者都应像陈俊武那样，以关爱之心对人，以无私之心对事，以平和之心对名，以淡泊之心对位，以知足之心对利，用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奋斗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之力。为中国开创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世界第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时代楷模”荣誉奖。最美奋斗者奖。
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把石油科学带到中国，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页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以页岩油为原料，制取优质油(包括机油）的途径。开展硅酸铝裂化催化剂的研究，为石油和催化科学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一个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巨人，他才是那个真正改变国家之一的人物，填补了中国石油方方面面科学的空白。
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籍贯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为争取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组织领导了远洋测量船队的组建和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张震寰还主编了《中华气功大典》。他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体科学会理事长。由他全面负责组织和指挥的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巨型机的国家之一。他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为加强国防科技事业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在二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尔后中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一道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 。中国为了记念他，于1993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绶琯颁布小行星命名书：谨以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
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学领域统一译名的巨人，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必不可缺的倚靠。赋予新中文无可估量的价值，让身怀中文的学者能站在世界竞争之颠。
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史学家、中西数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1912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科学习，与茅以升是同窗契友。他以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作了大量研究，着作甚丰，是该项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通过国内外的函授教育自修完了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大专课程；同时开始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本图书馆的资料，在1915—1917年间，即当李俨刚刚开始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不久，他曾与着名的数学史家D.E.史密斯（Smith）多次通信，草拟提纲，书名为《中国数学史》，再由当时正在美留学的茅以升译成英文转交史密斯。但这一编写计划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此后，1917年发表了《中国数学史余录》，1919年又发表了《中国数学源流考略。一生前后共发表了论文百余篇，专着十余种。可以说，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俨编写《中算史论丛》1—4集（商务印书馆，1933、1935、1947）。到《中算史论丛》最后编定，前后历经30余年，可称为是他毕生的得力之作。其中包括分数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勾股定理）研究、平方零约术、大衍求一术、纵横图、帕斯卡（Pascal）三角形（贾宪三角形）研究、方程论、级数论各篇。中算史新资料的发现，以及明代算书志、清代中算着述集录等。明清时期传入的西算以及中算家关于对数、三角术、割圆术、圆锥曲线等方面的研究。编写《微积分学初步》（1936年）《中国数学大纲》上、下册（1958年，《中国古代数学史料》，《近世几何学初编》。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田昭武，1927年6月28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物理化学家，中国电化学学科带头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 。田昭武主要从事电化学研究，重视与数理及其他化学学科的结合，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化学、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技术、三维微加工技术、芯片生化实验研究、谱学电化学和量子电化学等 。1949年，开始独立主讲《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两门主干课。他还承担国家部委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性电化学培训班、研讨班担任主讲 。田昭武提出多孔电极极化的“特征电流”概念和“不平整液膜”模型，创立电极绝对等效电路的新解法和测量电极瞬间阻抗的选相调辉技术。设计和推广多种电化学技术和仪器，如新一代的离子色谱抑制器、微区腐蚀测量系统和中国国内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等。在化学电源、金属腐蚀和电化学分析方面，都有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成果] 。截至2014年11月，田昭武先后获得国际发明专利和国家发明专利共35项，其中作为第一发明人的专利为16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以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共七项。
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950年和1951年，他首先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他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1956年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他在甲状腺激素（TH）的系统研究中，解开了TH作用机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异军突起的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实验核医学领域内以稳定核素作为示踪原子进行生物医学及药学研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工作者。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任标记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产了总计多达100多种的标记化合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许多基础与临床学科科研工作的开展。他筹建了正电子发射X线体层摄影（PET PECT）中心。在我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核医学就是运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PET、SPECT、甲功仪、肾图仪、放射性活度计以及用于放射性治疗的伽玛刀、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就不难明白核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所开创的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

8. 宿州风光人物介绍

1、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

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又喜爱老庄学说。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郎中，调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司隶校尉钟会，遭其构陷，而被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1-2]，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3、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祖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

4、刘墉（1720年—1805年1月24日），字崇如，号石庵，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

干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着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文清。

5、薛综（？―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今安徽濉溪）人，三国时期吴国名臣。少时避乱至交州，师从刘熙。士燮归附孙权，召其为五官中郎将，出任合浦、交阯太守。后从征至九真，回朝任谒者仆射。232年，升任尚书仆射。240年，改任选曹尚书。

242年，担任太子少傅，兼任选部职任。243年，薛综去世。薛综是当时名儒，着有诗赋难论数万言，集为《私载》，并着有《五宗图述》、《二京解》。

9. 有谁能告诉我几个爱国人士的资料

人民的好总理
1910年春天，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罗庚毅然回国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 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李小龙
李小龙，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