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利源码头家族史

㈠ 湖商的代表人物

南浔“四象八牛”和“七十二金狗”，合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清季刘大钧：《吴兴 农村 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1939年 )。他们是民间所称诵、仕族所仰仗的豪绅大户、富商家族。
清光绪年间，在浙江湖州南浔民间，出现“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其具体代表人物，综合编订如下：
(一)光绪“四象”。19世纪30年代，南浔流传着“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民谣，深晦地道出了四象的商事特色和家族文化。
1、刘镛。此人为“四象”之首，据传其财富友雄厚得流油，银子多达二千多万两。
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缺少文化，有财无禄，不上门第，故极力教子读书，使应试科举。
刘镛的四个儿子均及第入仕，刘镛也因此领封通奉大夫，终于达到他所企图的荣宗耀祖的目的。
历来官商相吸，至今偕然。刘镛也不例外，一品大学士徐甫和大官僚蒋锡绅均是其姻亲，之所以有清学部总务司郎蒋汝藻这样的得势女婿，主要出于光耀门庭、蕃延家族的考虑，这手算盘使刘家在南浔成了当然有钱有势的大户。
2、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其父张维岳在南浔开一小酱盐店为生。张维岳有两个儿子，张颂贤为老二。
张颂贤善经营，遂从事丝业后，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开设了“张恒和丝行”，营丝发家后，又着眼于盐务，为盐业界巨头，据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贩充斥，引滞课绌，盐法太坏。巡抚召商集议，颂贤连约诸商，收余姚岱山之私，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家亦日益丰大。”张颂贤还经营了南浔镇周围方圆五十里的酱园，如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春、张启泰、张义隆等规模都是比较大的酱园。
张颂贤还购置庄田、开典当、钱庄、办通运公司等。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占四象之第二位。
张颂贤有二个儿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次子张宝善，字定甫。
张钧衡，字石铭，系张宝庆的独生子，张颂贤的长孙。由于其父早卒，由母操办当时南恒和的一切事务，故把宅第立堂名为“懿德堂”，张钧衡是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承袭祖业后，经商有方，产业盛丰。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丽的园林“适园”内，为母建佛堂，供玉佛，让母焚香拜佛，还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权书《金刚经》。该园在抗战期间已遭完全破坏。现张石铭的宅第已成为南浔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号称“江南第一巨宅”。该宅第占地4792平方米，有中西式楼房150间，尤为宅内的木雕、砖雕和石雕，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张家最名的就是清末民国革命党人张人杰。
张静江，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另号卧禅，系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排行第二，故镇里人都称他为二先生。
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任过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当选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出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由于张颂贤的两个孙子在学术和政界有名望，故被誉为四象中“张家的才子”之美称。
3、庞云鏳（1833一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为绍兴师爷，庞云曾为丝业行学徒出身，竟至通晓蚕丝经营之道，因此发家，设有“庞怡泰丝行”。当太平天国兵下江浙的时候，正是他结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光墉，合伙做蚕丝生意的时候。这两个人凑在一起筹划着，竟在乱世中找到做军火生意的机会，为当时江浙督抚大员运输和提供各种战时所需物资和器械，他们为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新兴地主向洋商购买军火，并从中牟求巨额利润。
庞云鏳因此不在官场却通官场，其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旨恩赏举人，其本人也受到特赏，邀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美衔，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
庞云曾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
庞云曾有儿子三人，长子庞景麟，早夭。次子庞元济，三子庞元澄。
庞元济，字莱臣，别号虚斋，光绪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职。庞元济承父业，除经营庞滋德药店和庆怡泰酱园外，还创办丝厂和纱厂，并兼营房地产，在南浔东栅营建了规模最大、造林胜于其他园林的花园“宜园”。（在抗战期间遭破坏，现已无存。） 除经营实业外，庞元济尤善于绘画和古画鉴赏，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国古代书画只要盖有庞虚斋的鉴定印章，就可认定是真品，连外国收藏家，也愿以重价购买。
庞元澄，原字清臣，后改青城，-号渊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于教育和创办医院，并提倡西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且公学(1917年改复且大学)，青城列名复且公学募捐公启。
庞元澄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4、顾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号春池，是南浔的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遂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
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亡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
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有名的爱国教育家顾乾翰先生就是顾福昌的曾孙。
邢庚星，南浔八牛之首，开设邢正茂丝经行，后易名为恒顺丝经行。并开设典当，为南浔开设当铺最多的一家。另外，在海宁、太仓、上海、海盐、平湖等地都开设有邢家当铺。还经营房地产等。
周昌大，一名味诗，字乐耆。祖籍浙汇余姚，干隆中迁浔，开设申泰丝号和申昌丝号，镇人都以周申泰称呼他家，南浔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开设启昌丝经行。南浔八牛之一。
陈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丝事通，外设裕昌纪经行。现南浔旅游景点“颖园”就是陈家宅内的小花园，南浔八个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弃学就商于上海，成为丝事通，营丝发家。他的大儿子金寿亦，字沁元，继承父业，经营蚕丝，设金嘉记丝经行，还开当铺，
经营房地产等，号称“小金山”，南浔八牛之一。
张佩绅，开设源泰丝行，曾在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任营业部主任。南浔八牛之一。
梅鸿吉，字月槎。开设恒裕丝经行，其子梅展中，开设南浔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丝厂，南浔八牛之一。
邵易森，开设森大丝经行，在上海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品青狮牌丝经。镇人称他为邵森大，南浔八牛之一。
南浔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都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的。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由于“四象八牛”之说，属当时巷议街谈，系得诸风闻，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的记载，故七十二墩狗也只能略举而也。
“四象八牛”之说，反映南浔自南宋淳年(1252)建镇，由浔溪、南林之称，到设镇官，立镇名为南浔后，以耕桑之富，且为行商坐贾荟萃之所，逐发展成为富商云集的江南雄镇，并为后人留下了如藏书楼、小莲庄、张宅董楼等一大批园林建筑，造就了“绿波三叠跨晴虹”，“十里桑阴水市阴”的江南特有的风姿。
二、“湖商”的缘起及其兴衰发展
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傍太湖，毗邻杭、徽、苏、嘉，邻近沪、宁、甬、温，京杭大运河过境，连通东西两苕与河港水网，古代交通就非常便捷。境内文明深厚，远古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积淀丰富，又是迄今为止蚕桑丝绸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从远古而下，“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3〕至唐，“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缁之富不若”〔4〕。唐宋时，湖州更是东南奥区，国之仓廪，“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5〕，同时又成为蚕丝重要产区。历元至明，“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不下中州郡、县之饶”〔6〕，凡湖州区区一个市镇，可敌中原地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罹兵火之故。历史地看，湖州在诸如汉末、唐末、两宋之交、南宋末、元末等乱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乐土，不仅本地安而升平，滋发商业，天下士、商大族也都有来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为“四方贩夫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7〕，县城与诸市镇也都是“行商座贾之所萃”〔8〕。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江南多故，独吴兴未尝被兵，避乱者多家焉，谚曰：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9〕则可见一斑。地方经济引发商业，商业的繁荣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在古代的湖州表现十分显着。所以，明嘉靖时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就记载：“吴兴介在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郡。”所记并不为过。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10〕则道出了真谛。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这是缘于湖州地域经济本身的特点，即田、蚕并举。湖州的蚕桑生产在宋代已开始走向专业化，比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递年以蚕桑为业”〔11〕；“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12〕，等等。又据陈旉《农书》，民间“惟籍蚕办生事……每箔（蚕）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相侔也。”正如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所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这一局面正好说明，湖丝、湖绸除了上供外，其余都投入了买卖。宋人洪迈《夷坚志》中所记诸商贩中，就有“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峪”的记载。同书还记述：“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临安）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13〕。陈小八“商贩缣帛”与吴兴士子“买纱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丝绸市上所购，可见丝绸买卖的盛行。就是如“南林（南浔）一境，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冲要之地”〔14〕，其“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行商座贾之所萃”〔15〕；双林故镇东林“织漩漾……本墟市，纺织之家环聚其中故名”，宋元时“东林响铃、普光两桥前后皆市”，“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东”；〔16〕长兴，“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17〕；郡城湖州的丝绸市场则更是“商贾辐辏”，“舟艎鳞集，昼夜不绝”了〔18〕。
后来，湖商的丝绸出口因为技术落后而被日本取代。
1948年前后，上海物价飞涨，当时的政府规定房租不能涨，湖商的后人每月收到1个承租人的房租只能买1斤酱油。
二、“湖商”的商业活动及其地域特征
三、“湖商”的经商理念及其士商现象

㈡ 求南浔的历史

南浔区的历史可追溯其前身即东迁县，始建于西晋（282年），距今已有1730多年的历史。县境东至平望官河（今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老运河），北至太湖诸溇港，南至新市、乌镇、双林、琏市（今练市）、含山，西至湖州府城东二十八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中心城区南浔镇自南宋淳祜季年（1252）建镇至今已有757年历史。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南浔东57里的地区划归平江（苏州）镇区成为湖州境东之门户，聚居居民日增，村落规模初具，因滨溪遂称浔溪。浔溪之名一直沿用至南宋宁宗（1195～1224）朝。南宋理宗时（1225～1264）文献记载“南林一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由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遂称南林。至淳祜季年（1252）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称南浔，并设镇官，元末张士诚据南浔，于至正十六年（1356）筑城（南浔太尉古城距今已有653年历史）。明洪武二年（1369）拆城修建苏州城。 明末潘尔夔《浔溪文献》云：“阛阂鳞次，烟火万家；苕水碧流，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部，实江浙之雄镇。关于“烟火万家”之说，明万历至清康熙、干隆、道光时，史志都有此记述。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南浔经济繁荣时期。南浔之成为江浙雄镇，是因蚕桑业和手工业缫丝的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1958年10月南浔与东迁、马腰、横街、北里、三长五个乡合并建为南浔人民公社，南浔镇属公社的18个大队之一。1983年由省辖湖州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1986年撤北里乡，归并入镇。1988年，湖州市撤郊区人民政府，南浔直接由市领导。1992年7月，经湖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镇区为市级经济开发区。1993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南浔水陆交通方便，鲍诊在《南浔小泊》中说：“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称之为水市。经过近十多年的建设，已构成了水陆并举的交通网络，被誉为“小莱茵河”的长湖申航道（含运河段）和318国道与周围都市、镇乡相通，东至震泽、平望、上海、嘉兴，西至湖州、长兴、安吉、梅溪，南至桐乡、德清、杭州，北至太湖东、西洞庭山、苏州均有水、陆路相通。镇辖的16个村也已通了公路。邮电通讯已形成传真通信、电子传真、程控直拨、移动电话等现代化通讯网络。便捷的交通、邮电既有利于商品的交换，又有利于投资开发，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南浔处于苏、杭、湖、嘉、沪诸大都市的中心，成为这些城市与周边镇村经济商贸的枢纽，以及湖州市临浦东开发区的前沿地位。 南浔建镇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以经济、政治为主线来剖析，基本上可分为六个历史阶段。 一、从村落到建镇阶段。南宋初，本地仅一村落，称浔溪村，后称南林，耕桑之富已有浙右，且为行商坐贾荟萃之所，淳祜末立南浔镇，这表明镇的形成，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此后直至明万历中，蚕桑种植经济和家庭手工缫丝日益发展。 二、明万历至清中叶雄镇阶段。南浔七里（辑里）村民在洪武十六年（1383）前后曾多次改进缫丝方法，明万历（1573---1620）间对育蚕、植桑、缫丝等又进行技术革新，如培育了名闻中外的莲心种，制成了3绪丝车等，因而七里湖丝声名鹊起，杭、嘉、湖、苏所产生丝均冠以七里之名。清乾、嘉年间，七里丝行销范围除江南外，经明州（今宁波）、广州大量外销日本及欧美。史家称：人明，“蚕桑之利，其盛于湖”。“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时，镇境“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浔溪溪畔尽桑麻”。“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可见蚕桑种植经济的盛貌，而七里丝之畅销，又与蚕桑业、手工缫丝业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镇村经济的繁荣，“江浙之雄镇”为民间之共识，史家之定论。 三、江南名镇阶段。近代，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湖丝贸易以南浔为重要集散中心，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光初及同治末年，南浔人先后摇成丝经，这二次革新，改变了出口“有丝无经”状态，以致对外贸易激增，并促进了缫丝业的大发展。全镇至少有十分之六以上的农民以纺经为业，丝经行最盛时达56家之多。清末民初，丝栈达42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7096为南浔人所开设。从出口贸易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数为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3.396。“同治九年（1870）中国蚕丝出口达到五万担。到光绪十八年（1892）出口超过了十万担。在短短二十年，蚕丝出口量又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还是湖州辑里丝”。（《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求良儒）。在此期间，七里丝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居主要地位。 七里丝以质优量多，而畅销海内外，南浔经济由此空前繁荣，它以江南蚕丝名镇载誉国际。到清同光年间，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十家，所积累的财富少则数十万两白银，多则达千余万两白银之巨，在江南各镇中首屈一指。除致力发展蚕丝外贸外，还投资盐业、铁路、房地产、典当业、银钱业和现代企业，其范围包括江、浙、皖等地。特别是雄厚的商业资本在近代上海商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上海称之为“南浔帮”的商人，其中多数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家族中的成员。如此发家致富后，在故里建宏大宅第，置田地房产，筑庭园书斋，以及捐资筑路造桥，兴办教育等社会公益。这些民族资本家，是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他们不仅为本地，乃至中国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历史阶段，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的时期。南浔蚕桑、手工制丝业发达，外贸兴旺，百业昌盛，市场繁荣，从性质上说，已是名噪江南的典型商业性市镇，它以生丝销售为主兼有蚕茧原料加工手工业的丝市专业为特色。清末，史家称“整个湖州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将因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南浔与传统古老的行政中心的湖州，作了鲜明对比，也概括地表明南浔镇在湖州府的经济地位。 四、民国中期进入式微阶段。这期间，七里丝面临资本主义国家机械丝的严重挑战，虽然从民国元年至23年（1912～1934）这二十三年中，七里丝出口平均数占上海出口生丝总数仍然高居38%，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八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七里丝每年出口数量不减，但好景不长，民国18年开始，出口数直线滑落，23年出口数惨跌到300包。抗日战争期间，蚕丝生产又备受摧残，直至解放前，呈一蹶不振的衰落局面。作为南浔经济命脉的丝生产的萎缩，造成市场萧条，农村破产，缺粮严重，民生凋蔽状态。解放后的44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南浔经济建设历经了两个阶段，至今已建成了现代中小型工业为主体，商贸、农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的市镇。 五、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80万元，比解放初增加了11倍多。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3805．26万元，比1957年增长6.6倍。1950年，镇区仅有5家私营小厂，151家个体手工业户， 南浔文园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革新，许多现代企业脱颖而出，工业内部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制丝、皮革、皮件、化工、印刷、食品等企业纷纷建立，工业从过去单一的丝织业跨人多门类的渠道。农业从解放前的单季稻发展到春花连作稻三熟制。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仅为5618.5吨，亩产193.5公斤。到197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9119.9吨，亩产704.5公斤，分别增长3.4倍和3.64倍。蚕茧，1949年年产54.2吨，到1977年达到239.2吨，猛增44倍。但由于受到“大跃进”的折腾，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计划经济的制约，经济建设的速度是缓慢的。 六、1978年开始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南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创了新的前景。工业总产值，逐年呈滚动式递增，1988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3.22亿元，比1978年增长8.4倍，其中镇村工业总产值从406.78万元，提高到1亿元，增长了24.7倍。商品零售总额从3334.23万元，提高到1.98亿元，增加了4.9倍。农业总产值从1022万元，提高到1313万元，增长了29%。其中蚕茧从215.2吨，提高到436.29吨，增加了1倍，粮食、油菜生产也连续增长。工业内部结构则起了根本性变化，1988年全镇已拥有工业企业183家，职2211749人，并形成机电、制革、皮革、制丝、化工为主体的多门类产业体系。同时，村办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到117家。出口创汇1847.98万美元。全镇储蓄总额增加到4931.29万元，比1978年增加了18倍，十年的发展变化，表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经济才能发展，才能使工、商、贸、农生产保持高速度，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0年至今的三年来，镇党委和镇政府，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紧紧依靠全镇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镇情出发，大胆改革创新，实现经济建设快速、高效发展。 1992年，工业已形成制丝服装、制革皮件、通讯电缆、建材、家电、轻工业机械六大系列，工业总产值达到7亿元，实现利税4885万元，比1989年分别增长10096和6496。其中镇村工业产值达到3亿元，利税1820万元，分别增长了两倍。商品零售额达4.6亿元；村办工业的发展，有力保证了农业稳定丰收，粮食总产量23000吨，蚕茧总产量665吨，为历史上最高年份（1930年）总产量250吨的2.65倍。全镇三年累计上缴国家财政9392万元，比前三年增长13%。城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新区泰安路、嘉业路、适园路等初步竣工；以皮货、农贸、建材、水果为中心的新商业区日益兴旺，城镇建成区由1989年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2.5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人民生活相应提高，村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按：全国为784元）；镇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达3000元（按：全国为1826元）；年末城乡储蓄达1.7亿元，比1989年增加一倍。1992年7月，市级南浔经济开发区建立，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仅半年时间，引进项目68个，新办中外合资企业14家，总投资2567万美元。 南浔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文化昌盛，教育发达，名人辈出，其中许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卓有建树，影响及于乡里以至海内外。 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41人，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专家、学者80多人。当代，浔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者240余人，现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3人。 历史上，南浔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之美誉，许多名人着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如朱闺祯着有《涌幢小品》、《明史概》、《皇明纪传》等；董斯张着有《吴兴备志》、《广博物志》、《七国考》等；陈忱着有《后水浒》；董说着有《易发》、《西游补》以及大量诗集。清代有着述问世的南浔人达280余人之多，其中许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着，如“南浔三先生’’的施国祁撰有《金史详校》、《金源札记》等；邢典撰有《书城杂着》等；扬凤苞撰有《十八家晋史纂》、《补正湖州诗录》；沈轰撰有《新疆私议》等；董蠡舟撰有《三国志杂校》、《补五代史汇误》、《十六国史摭逸》等；董恂撰有《古今医籍备考》、《两宋宫闺词》、《南浔蚕桑乐府》等；沈鹞撰有《地道记》、《台湾郑氏始末注》等；纪南星撰有《痘科集腋》等。明末至民 国，撰写镇志蔚然成风，达十余部之多。总之，南浔名人着述不胜枚举，其学术研究及着述领域包括经史、天文、史地、志书、水利、农艺、蚕桑、医学、乐律、音韶、六书、金石、书画、诗词等等。有史家说，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诚不为过。 历代许多浔籍官员吏治廉明，为民称道者颇不乏人。如明万历东阁大学士朱国祯，在朝时反对魏忠贤专权弄国。辛酉（1601）他创均田均役，贫民得苏。戊申（1608）、甲子（1624）等年，江浙大水，他力主减赋税以解民困。万历刑部主事张斗，以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而着名于当代。明末任徽州推官的温璜，召集义勇在绩溪、黄山等地抗击清兵而殉难。清雍正时，任湖南华容知县的董炎，在抗洪时身先士卒，同时对苗民赈粮，苗民颂其德，说：“非董公，吾族无遗种也。”他死后，民众立祠以祭祀他。干隆时，任风山知县的张升吉在台湾大田奋击日本侵略者。道光、咸丰年间历任清廷驻韩、法、葡、日、比等国参赞、领事等职共12年的吴尔昌，能维护民族尊严，不稍屈挠而进行外交活动。 南浔人民具有光荣的反抗侵略的革命传统。如清康熙年间复社领袖之一的董思；辛亥革命期间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同作革命经费的张静江、庞青城、庞莱臣，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周柏年，以及在经济等各方面全力支持秋瑾从事革命的徐自华姐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许多浔籍儿女，投身疆场，张新华（女）等烈士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前夕，党的地下组织在浔成立，同时党的外围组织和南浔中学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开展工作，共同为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1992年党员1807名，他们在镇党委领导下，按党章要求，团结同志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现代，南浔还涌现许多杰出的专家，诸如体育教育家徐一冰，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徐舜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陆志韦、屠守锷，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桂世镛，教育家、实业家顾乾麟博士，作家徐迟等等。至于浔籍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界人士，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并在多方面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有赖于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摇篮则是各级各类学校。据此，南浔历届镇党委、镇人民政府承前启后，重视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近年来，全镇实施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普及率和巩固率小学平均达到97%，中学达9296；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已形成配套发展网络；还设置了叔苹、刘湖涵、振奋和倪萍荪等四个奖学金基金会，全镇尊师重教蔚为风气，教育效果显着，多次受到市、省、国家教委的表彰。 综观建镇以来近七个半世纪的历程，南浔在风雨中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镇民在生产发展和文化建设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解放前，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围绕着单一的蚕丝产销而兴衰，缺乏回旋余地，更由于受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与先进生产技术的挑战，导致经济日渐衰落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镇民走上了宽广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44年来，南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的成绩，先后多次受到市、省、国家的褒奖。其中卫生、教育、群众体育、村镇建设、农村科普、医院管理等11个方面获得全国先进。文化管理、法庭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绿化等10个方面获得省级先进。199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评定南浔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是根据他们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经济浪漫主义》）。纵向比较，解放44年来，南浔在社会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所作出的功绩，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贸、城建、交通、邮电、文教、体育、卫生、社会治安，以及全镇综合经济实力，全镇人民生活水平，都硕果累累。其中以经济支柱的工业而论，1992年总产值为7亿元，1993年跃升到12.8亿元，为解放初的231.7倍。特别自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全镇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每年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且呈跳跃式趋势。镇规划1994年工业总产值目标为18亿元，1995年达到26亿元，预测都可望实现，这表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史无前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南浔的成就，是符合列宁的论断的。诚如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说，南浔是上海周边地区、太湖南岸的江南经济重镇。1992年和1993年，南浔先后被湖州市、浙江省批准为市级、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深化改革的新的起点，它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起到促进和改革作用，也为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前程如锦，形势喜人。
编辑本段四象八牛
（富商） 清末民初整个南浔区丝商云集，菱湖，南浔，双林都是中国的四大丝市之一，商贾云集，尤以南浔镇之四象八牛为典型。 南浔浔湖(江蒋漾)新城
南浔镇四象八牛，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根本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制指。“四象八牛”之说，反映南浔自南宋淳年(1252)建镇，浔溪、南林、设镇官、南浔，耕桑以富，行商坐贾荟萃，为江南雄镇。 南浔“四象八牛”，都以湖丝发家---《元和郡县志》记载：“湖州外开贡丝布”。早在唐开元年间，湖丝已成为贡品，形成产业---《宋史·食货志》中称：“茧箔山立，续车之声连屋相闻。”。南宋湖丝已出口国外，《嘉泰吴兴志》载：“湖丝遍天下”之说了。辑里湖丝更驰名于国内外，因为辑里湖丝质地洁白细匀，富有拉力，优于其他湖丝，如《南林报国寺记》中所载：“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南浔古称南林)。当时的湖丝生产和质地就数南浔了，清道光年间的诗人董蠡舟在《蚕桑乐府》中赞道：“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天时地利以营丝而富，光绪间成豪绅大户“四象八牛”。 刘镛为“四象”之首，据传刘镛的财富达二干多万两银子之多，被誉为四象中“刘家的银子”之美称。30年代南浔民谣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 当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都缺少文化，虽有财，但无禄，不上门第，故亟力教子读书，应试科举，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的目的。刘镛还把女儿嫁给一品大学士徐甫的儿子为妻，另-个女儿嫁给蒋锡绅之子清学部总务司郎蒋汝藻为妻，使刘氏更加光耀了门第，在南浔成了一户有钱有势的大户。 张颂贤（1817-1892），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占四象之第二位。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其父张维岳在南浔开一小酱盐店为生。张维岳有两个儿子，张颂贤为老二。张颂贤善经营，遂从事丝业后，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开设了“张恒和丝行”，营丝发家后，又着眼于盐务，为盐业界巨头，据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贩充斥，引滞课绌，盐法太坏。巡抚召商集议，颂贤连约诸商，收余姚岱山之私，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家亦日益丰大。”张颂贤有二个儿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次子张宝善，字定甫。 张钧衡，字石铭，系张宝庆的独生子，张颂贤的长孙。张钧衡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承袭祖业后，经商有方，产业盛丰。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丽的园林“适园”内，为母建佛堂，供玉佛，让母焚香拜佛，还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权书《金刚经》。张静江，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另号卧禅，系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颂贤的两孙被誉为四象中“张家的才子”。 四象中还有庞云曾（金字傍，1833---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绍兴，父为师爷，庞云曾也为丝业行学徒出身，故通晓蚕丝经营之道，发家后，开设了“庞怡泰行”，在经营中，结识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在合伙做蚕丝生意的同时，还与胡雪岩同做军火生意，为左宗堂向洋商购买军火。庞云曾有官场朋友的帮忙，后又通过李鸿章，使儿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举人，特赏庞云曾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称，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庞云曾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庞云曾有三个儿子，长于庞景麟，早夭。次子庞元济，三子庞元澄。庞元济，字莱臣，别号虚斋，光绪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职。元济，镇人都称他庞莱臣，他善于绘画和古画鉴赏，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国古代书画只要盖有庞虚斋的鉴定印章，就可认定是真品，连外国收藏家，也愿以重价购买。庞元澄，原字清臣，后改青城，-号渊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于教育和创办医院，并提倡西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复旦大学)，青城列名复且公学募捐公启。元澄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顾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号春池，是南浔的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 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遂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 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 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有名的爱国教育家顾乾翰先生就是顾福昌的曾孙。 邢庚星，是南浔八牛之首，开设邢正茂丝经行，后易名为恒顺丝经行。并开设典当，为南浔开设当铺最多的一家。 周昌大，一名味诗，字乐耆。祖籍浙汇余姚，干隆中迁浔，开设申泰丝号和申昌丝号，镇人都以周申泰称呼他家，南浔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开设启昌丝经行。南浔八牛之一。 陈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丝事通，外设裕昌纪经行，南浔八个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弃学就商于上海，成为丝事通，营丝发家。他的大儿子金寿亦，号称“小金山”，南浔八牛之一。 张佩绅，开设源泰丝行，曾在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任营业部主任。南浔八牛之一。 梅鸿吉，字月槎。开设恒裕丝经行，其子梅展中，开设南浔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丝厂，南浔八牛之一。 邵易森，开设森大丝经行，在上海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品青狮牌丝经。镇人称他为邵森大，南浔八牛之一。 南浔镇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都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的。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编辑本段沈万三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沈庄漾迁徙至周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