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鲸源码

❶ 36鲸都有哪些服务，36鲸车是什么

36鲸是一家科技公司，36鲸车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业务板块，好像加油洗车之类的业务。

❷ 电脑有什么主流的图形化系统

1、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是在微软给IBM机器设计的MS-DOS的基础上设计的图形操作系统。现在的Windows系统，如Windows 2000、Windows XP皆是建立于现代的Windows NT内核。NT内核是由OS/2和OpenVMS等系统上借用来的。Windows 可以在32位和64位的Intel和AMD的处理器上运行，但是早期的版本也可以在DEC Alpha、MIPS与PowerPC架构上运行。 虽然由于人们对于开放源代码作业系统兴趣的提升，Windows的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但是到2004年为止，Windows操作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桌面操作系统90%的市场。Windows系统也被用在低阶和中阶服务器上，并且支持网页服务的数据库服务等一些功能。最近微软花费了很大研究与开发的经费用于使Windows拥有能运行企业的大型程序的能力。
2、Unix类操作系统
如SOLARIS,BSD系列（FREEBSD，openbsd，netbsd，pcbsd）；Unix系统可在非常多的处理器架构下执行，在服务器系统上有很高的使用率，例如大专院校或工程应用的工作站。自由软件Unix变种，例如linux与BSD近来越来越受欢迎，它们也在个人桌面电脑市场上大有斩获，例如Ubuntu系统，但大部分都是电脑高手在使用。某些Unix变种，例如HP的HP-UX以及IBM的AIX仅设计用于自家的硬件产品上，而SUN的Solaris可安装于自家的硬件或x86电脑上。苹果电脑的Mac OS X是一个从NeXTSTEP、Mach以及FreeBSD共同派生出来的微内核BSD系统，此OS取代了苹果电脑早期非Unix家族的Mac OS。经历数年的披荆斩棘，自由开源的Unix系统逐渐蚕食鲸吞以往专利软件的专业领域，例如以往电脑动画运算巨擘——SGI的IRIX系统已被Linux家族及Plan 9[3]丛集所取代。
3、Linux类操作系统
如UBUNTU，suse linux，fedora，等 ,Linux的是一套免费的32位多人多工的操作系统，运行方式同UNIX系统很像，但Linux系统的稳定性、多工能力与网络功能已是许多商业操作系统无法比拟的，Linux还有一项最大的特色在于源代码完全公开，在符合GNU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的原则下，任何人皆可自由取得、散布、甚至修改源代码。
4、Mac操作系统
由苹果公司生产（Darwin），一般安装于MAC电脑。苹果Mac OS系列操作系统是苹果公司 (原称苹果电脑)给苹果个人电脑系列设计的OS。

❸ 一头鲸重36千克对吗

一头鲸重36千克不对；
重量单位有问题。

❹ 加密鲸鱼是什么意思

加密鲸鱼是指拥有大量加密货币的用户。

加密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 加密货币是数字货币（或称虚拟货币）的一种 。

比特币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这之后加密货币一词多指此类设计。 自此之后数种类似的加密货币被创造，它们通常被称作altcoins。

加密货币基于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 ，与依赖中心化监管体系的银行金融系统相对。

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以外的密码货币，又称为山寨币、竞争币，部分是参考比特币思想、原理、源代码产生的，与比特币相似的虚拟货币，目前有800种以上的密码货币在流通。

2017年2月到4月期间，山寨币总和占密码货币市场总值比例，由15%提高到接近40%。

由于比特币本身并没有权威的发行机构和国家政权来维持其权威性、唯一性，比特币与其模仿者之间只能平等地相处，虽然其是最早的虚拟货币，也是最知名、人们最熟悉的。

也具有最大的用户网络社区，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大部分时间也是市值最高的密码货币，但是并不具有绝对排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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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软件产业当前的形势、机遇和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软件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文），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作出了全面的规划，有力地指导了软件产业的发展。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有必要进一步认清我国软件产业面临的严峻形势，把握国际软件共享运动带给我国的机遇，充分调动我国拥有的各种资源，提出兼具可行性和理想性的软件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能占领知识经济制高点的软件产业发展道路。

一、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形势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必争的焦点和战略制高点。为抢得发展先机，树立在全球软件产业链中的有利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定了立足本国国情的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例如，美国走的是“全面主导”的发展道路，占据全球软件产业链的最上游位置，以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规范和引导位于中下游的软件产业门类，瞄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赢得了巨额的产业利润。日本和韩国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走的是“国内优先”的发展道路，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出口在国内整个软件产业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少。以色列重点强调软件产业开发，充分发挥俄罗斯移民的智力资源，将全球领先的军用软件技术知识转化为民用，在数据、信息安全和无线通讯领域等软件细分市场取得了领先地位。爱尔兰利用其很低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在爱尔兰本土建立生产基地，逐渐成为软件跨国公司在欧洲的运营中心和软件集散地。印度规避了国内市场狭窄、信息化基础薄弱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和离岸开发业务，大型软件企业为跨国公司承包价值链高端产品和服务，中小型软件企业提供诸如解码、编程和测试等价值链低端服务，创造了比较庞大的软件出口额。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在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还没有真正到位，发展环境还没有实现优化，再加上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国产软件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还不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支撑，使得我国在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处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夹缝”之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未见缩小，反而有日益扩大之势。长此以往，如果不从根本上加快软件产业的发展，我国将痛失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大好时机，形势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可想而知。

（一）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地位低微，与周边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2000年，全球软件及服务业市场总收入为5960亿美元，其中，我国软件产业销售额为71.7亿美元，占全球软件产业总额的1.2%，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8，也低于爱尔兰的1.5%，印度的1.48%，韩国的1.39%（见表1）。
表1 中国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中国 美国 日本 爱尔兰 印度 韩国 全球
1999年 53.2 2200 540 84 67.5 59 5274
所占份额 1.0% 42.0% 10.2% 1.6% 1.3% 1.1% 100%
2000年 71.7 2400 572 89 88.5 83.2 5960
所占份额 1.2% 40.2% 9.6% 1.5% 1.48% 1.39% 100%

资料来源：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编：《2000年度中国软件产业研究报告》，2001年4月。
从总量以及所占比例来看，2000年，我国软件产业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虽然与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所占的份额相差不多，比爱尔兰略低0.3个百分点，似乎差别不大，但是考虑到软件产品质量、软件开发的规范程度、软件出口或满足国内市场的程度等方面，我国与这些周边国家以及爱尔兰相比则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单从出口来看，2000年我国软件出口约4亿美元，仅是印度的1/15。我国软件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差距，与我国作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很不相称。

（二）软件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发展速度不能适应国家信息化的要求
2001年，我国软件产业总额占GDP的比重为0.78%，远低于发达国家6%的平均水平，也低于韩国的1.96%，印度的16.7%，与国家信息化对软件产业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1996～2001年，我国软件产业国内市场增长速度分别为46.8%、31%、26.4%、27%、33%、34%，年均增长率约为30%，虽然高于世界软件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比印度软件产业起飞时期低20个百分点，比爱尔兰低50个百分点，难以满足国家信息化建设对软件产业的要求。

（三）软件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但国产软件的市场份额十分有限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建设，这无疑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软件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形成对国产软件有效的需求，反而有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如微软公司的在华业务，两年内增长了2.5倍，是微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快的部分，而国产软件的市场占有率仅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软件产业几乎全面处于全球软件产业链的中下游地位，在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的发展方面受制于人，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采购从尽量节约财政资金方面考虑得多，而在通过启动政府采购为国产软件创造市场空间方面考虑不够，未能给国产软件以有力的实质性扶持。

（四）缺乏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核心竞争力薄弱
为了保障安全，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在军事部门中完全使用自己独立研制的操作系统。但是，在我国，国外软件产品占据了2/3的国内市场，其中在系统软件方面几乎没有我国自主版权软件的立足之地，国产支撑软件只是凤毛麟角，应用软件同样面临剧烈竞争。缺乏基础和核心技术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弱，不仅使得大量利润流入外国企业，严重影响我国软件产业的积累和再循环能力，而且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信息安全。一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在别国提供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长此以往，对于国家利益、国防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

（五）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无力与跨国公司抗衡
据CCID（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统计，至2000年底，我国从事软件开发、研制、销售、维护和服务的软件企业有3,000家左右，加上兼营软件的企业，总数大约有5,000家。
我国软件产业规模结构的特点是以中、小企业为主，50人以下的企业占55%左右，50～200人的企业占42%左右，1,000人以上的仅有中软总公司、东大软件、用友软件、北大方正等十几家公司。2000年，我国软件产业人均产值平均不到15万元人民币，而微软每年人均产值高达62万美元，这表明我国软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竞争力不强。
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软件技术人员约有19万人左右，此外，还有30万人在从事计算机应用、科研与教育工作。但是，我国软件技术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从事程序开发、技术支持和服务的人员，软件产业发展所急需的系统分析师、架构设计师、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和技术工人的数量非常匮乏，无法满足软件产业发展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在典型的知识型产业中缺乏急需的专业知识型人才，再加上“一低两高”（劳动生产率低，人力成本高，开发成本高）的现状，发展速度之慢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国家软件产业政策在落实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在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该文件规定的政策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在落实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
例如，在投融资方面，该文件规定的由国家扶持的软件产业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至今尚未组建。由于软件企业固定资产少、无形资产比重大，缺少可供抵押或质押的资产，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在软件企业上市方面，国家各部门制订的政策法规相互矛盾，现行的政策法规阻碍了软件企业的上市融资之路。同时，由于软件企业的规模较小，前期研发投入过大，而且研发费用很难转化为固定资产，与传统制造业的盈利模式有所不同，同时发行股票的规模也无法放大，因而，在目前实行股票发行核准制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在推荐软件企业发行股票方面积极性不高，软件企业上市存在实际的困难。另外，国务院18号文件中关于软件企业在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以及软件企业境外上市融资等规定缺少实施细则。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现有的软件产业政策是从软件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和自产软件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方面来界定软件企业，而将软件服务业、软件产业孵化器、软件企业的分支机构以及国产软件的代理和分销商排除在外，实际上使软件产业链条上各环节、各要素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导致有些环节发展滞后，成为整个软件产业发展的“掣肘”。
关于软件采购方面，目前政府采购主要是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设计，对通过政府采购为国产软件发展创造市场空间的政策目标考虑不够，缺乏指导政府采购的标准规范和产品、服务目录。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目前版权法的执行仍未取得预期效果。据美国SIIA（软件与工业信息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盗版率最高的两个国家，1994年两国的盗版率分别为100%和97%。随着政府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近几年两国的盗版率已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98%和91%左右。据统计，1999年，中国软件业因盗版而损失的金额高达6亿多美元。盗版率居高不下，不仅严重制约了国内软件企业的发展，损害国家形象，也严重影响了跨国公司和风险投资进入中国的积极性。

二、我国软件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我国软件产业处于软件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夹缝”之中，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软件产业这个国际竞争的前沿领域将无所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在相对贫瘠的国内经济基础上实现了软件产业的腾飞，在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印度在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尚且实现了软件产业的跳跃式发展，而我国呢？拥有印度无法比拟的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信息产业规模、国内市场潜力以及综合经济实力，这无疑增强了我国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的决心和信心。

考察软件产业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爱尔兰等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软件产业具有与一般制造业不同的规律。很多以资金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业，如机电、汽车等，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转移基本上呈现“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规律。但是，软件产业完全有可能同时在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推动软件产业和传统制造业成功的关键资源不一样，传统制造业的关键成功资源是资金，而软件产业的关键成功资源是知识型的人力资源。所以，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再加上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与发达国家在这个领域一争高下。
同时，以Linux为代表的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兴起以及网络计算机(NC)的推广，为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Linux是一种将源代码完全开放的UNIX类操作系统，由于它的开放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并宣布遵循自由软件联盟(CNU)的GPL协议，赢得了一批富有市场经验的软件开发厂商的支持，从而使Linux能快速传播和发展，开始对微软造成直接威胁。目前Linux在全球已有约1,000万用户，在因特网服务器上所用的操作系统(OS)上已居首位，占有率达28%。IDC（国际数据公司）预计，五年后Linux将跃居全球操作系统市场的第二位。
以Linux为代表的源程序公开软件，给现有的软件产业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其必将影响世界软件产业的发展。例如：开放源码可能成为软件发展的重要模式；以网络为核心的开放式的崭新开发模式逐渐形成；改变软件产业的“游戏规则”。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NC（网络计算机）已成为计算机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具备大力推广的条件。目前NC已从单一的瘦客户机扩展到便携、移动、无线的网络访问终端，其用户群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推广NC的条件已逐渐成熟。NC对CPU的性能要求不高，我们可以大力推动基于Linux的CPU芯片的开发，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CPU设计产业。
另外，软件已成为各行各业企业管理、产品设计、生产过程控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商业竞争的有力工具。软件行业也不再仅局限于计算机行业之内，而已渗透和分布在其他行业之中，软件的产品形态呈多样化。嵌入式软件市场正在升温，一种是面向消费者的市场，如移动电话、手持设备和信息家电；另一种是面向工业应用的市场，如工业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化仪器。这是一个相当分散的市场，由于嵌入式软件往往在专用微处理芯片上运行，因而不易形成统一的独占性市场。
因此，我国要改变在全球软件产业链中的地位，尤其是改变在系统软件市场中的被动局面，存在很多难得的机遇。重要的是我国要抓紧时间，不能再沉湎于于事无补的过多的争论。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尽快确定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充分调动发挥我国拥有的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唯其如此，我国软件产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跨越式发展，达到国务院18号文件中规定的目标，跻身于世界软件大国之林。

三、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道路
前面我们考察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和爱尔兰等国的软件产业发展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国软件产业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我国绝对不可能照搬别国的模式。我们自有我们的国情，自有我们独特的优势资源，因而，在发展软件产业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我们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互动
这里的“国家行为”并不仅仅是指国家要制定合理的软件产业扶持政策，主要是指要通过国家投入、组织和引导来推动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国的信息产业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国提供的核心技术的平台上，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使之产业化，并为之提供市场空间，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发展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的希望寄托在软件企业的身上。这是因为，第一，发展具有自主版权的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不像软件服务业那样，单靠优秀的人才资源就可以做得很好。操作系统和支撑软件等系统软件产品，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资金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行业门类，只有国家才能集中大量的资金资源和人才资源，以国家为主导，统一组织和协调，才能有可能取得成功，指望单个的企业或企业之间的联盟就可以解决软件的核心问题是不现实的。第二，目前我国软件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不雄厚，根本无力解决发展系统软件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和面对巨大风险，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不可能要求软件企业主动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为国家“排忧解难”。第三，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形势逼人，只有动用国家的力量，集中国家的资源，像我国当年研制“两弹一星”那样，采取非常规的运作方式，迅速缩短我国软件产业在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方面与软件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才能摆脱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软件产业链中的被动地位和尴尬局面。
当然，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要体现国家行为，并不意味着国家直接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而是以国家为主导，采取市场运作和商业化的形式，比较可行的操作办法是：国家投入巨资，以国家为主导，同时吸收社会各界包括软件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投资机构，甚至跨国公司的资金，直接组建实体，从事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在该实体内容形成从研发到产业化的“一条龙”，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研发和产业化脱节的“痼疾”。

（二）软件产品和软件服务并重
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应侧重发展软件产品，提高我国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地位，而让软件服务业保持自然增长状态。又有人认为，目前我国软件产品与软件强国相比落后一大截，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与其在系统软件领域内从事没有多少成功几率的拼搏，还不如侧重发展服务业，这既可以锻炼人才，又可以创造就业，还可以为将来侧重发展软件产品奠定基础，同时还顺应了目前出现的软件服务业领先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没有全面地考察问题的实质。笔者之所以提出“软件产品和软件服务并重”的观点，是与“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互动”的看法一脉相承的。国家与企业在发展软件产业的道路上既有分工，又是互动的。国家可以运用国家的意志，集中投入，采取实体经营的形式，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优势资源整合在一起，集中攻克软件产业中的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建立自己独立的产品体系。同时，国家在信息化建设中，给软件企业创造市场机会，推动软件服务业的成熟壮大。而企业呢？主要集中于软件服务领域，大力发展信息系统集成、ASP、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数据中心与资源外包、数据加工与处理、软件测试、信息系统咨询与评估、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软件与信息系统管理人才工程化培训等业务，为软件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积累专门知识和软件人才。国家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有条件的软件企业大力发展软件服务业，以此来提升企业素质。同时，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软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定制软件和服务市场，学习和掌握国家软件市场运行规则和业务流程，积极参加CMM认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促使软件企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化素质。

（三）重在开发国内市场
毫无疑问，我国软件产业的国内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国应当以电子政务、电子金融、企业信息化、社会保障为重点，大力开发和推广应用我国自主版权的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行业应用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产品，通过巨大的内需来拉动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
电子政务涉及到信息技术的各种产品和技术，推动行业企业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所采用的技术和产品对社会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引导性。由于我国电子政务具有的安全性、个性要求、本地化等特点，国产软件企业将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制订统一的电子政务标准规范，提出推荐政府采购的产品或服务目录，避免各级和各地政府部门在电子政务的实施方面“一哄而上”，各自为战，削弱电子政务对国产软件的拉动作用。
我国金融电子化发展迅速，截至2000年底，银行系统已拥有大中型计算机700多台套，小型机6,000多台套，PC及服务器50多万台，自动柜员机(ATM)近3万台，销售终端(POS)22万台，电子化营业网点覆盖率达到95%以上，金融电子化的硬件建设将带动金融领域应用软件的大发展。数字化电子货币、网上支付、安全认证等电子金融的功能将直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拥有15,000家大中型企业和1,100多万家小企业，这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的需求急迫，同时，对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的需求将日益旺盛，企业信息化潜在市场规模日益庞大，同时，加入WTO也将要求我国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开展商务活动，这必将加大对企业管理软件的需求。现在管理软件开发出来的有效用户只有中小企业总数的5%左右。企业信息化将直接带动ERP（企业资源计划）、CRM（客户关系管理）、SCM（供应链管理）等软件的发展。

（四）建立产业自主体系
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建立产业自主体系，需要从国家层面上来加以组织、协调和引导。目前，Linux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逐步打破WINTEL体系，建立基于Linux的系统软件产业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国软件产业自己的标准体系，占据全球软件产业链的最上端，最终发展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软件强国。

【参考文献】
[1]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编.2000年度中国软件产业研究报告[R].2001,(4).
[2] 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全面推进我国信息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吴基传部长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R].2002-01-28.
[3] 王文京谈软件产业和软件企业经营[DB/OL].新浪网站，2001-12-09.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软件业“十五”专项规划思路[DB/OL].www.ccidnet.com,2001-09-30.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❻ 破解源代码，顺应天之道——《生命的法则》

小时候，我的家乡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可趁年少，肆无忌惮地裸泳。逐渐，随着延伸到内地的第一波粗暴工业化进程，河水俞黑，臭气腾溢。最后，则是铺天盖地的腥膻水草，像条肿胀腐烂的绿色巨蟒，掩盖着身下连绵不绝的暗无天日。那时，我有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有这么多水草，为什么政府组织人清理河道、收割水草总是无功而返……

后来，我知道是工厂污水这个“外部因素”强行进入，打破了家乡河的生态平衡。大概流程是，污水让抵抗力最差的小型浮游生物大面积死亡，浮游生物死亡导致水生植物失去天敌开始疯狂繁殖，浮游生物数量减少导致鱼类没有食物而饿死，死亡的鱼类为水生植物生长进一步提供营养，水生植物不断扩张导致水中含氧量越来越少水生动物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当然，今天不怀旧，也不是谈环保，而是聊聊一本新书——《生命的法则》。该书作者肖恩·B·卡罗尔是着名的科普作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可看成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道”，对于中国人来说毫不陌生，那就是儒家的“中庸”，也是道家的“损有余补不足”。只不过，与古人直觉式的模糊认知不同，书中从微观的分子层面到宏观的塞伦盖蒂草原，给出了充分的实证。

全文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一个概念，第二部分是基本的生命法则，第三部分是基本法则的现实运用，第四部分是一些个人想法。

一个世纪前，哈佛大学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发现，人的身体有着精准的调节能力——人体多数器官受到来自不同神经系统甚至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信号调节，通过一系列生理过程，调节和维持身体机能，使其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他把这个过程，命名为“内稳态”。

比如，胰岛素对血糖的控制。我们都知道，吃完饭后血糖会升高，此时，迷走神经会刺激胰岛腺体分泌胰岛素，使得血液里多余的糖原被储存起来；而当血糖降低，自主神经系统里的其他成员则发动肾上腺从肝脏里分解并释放糖原。坎农认为：“生命体的组织器官正是基于这种方式，将血糖波动的幅度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可见，我们的身体自带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身体本身就在行使着医生的职能。当我们需要医生进行外部干预，是由于内稳态遭到了破坏。而医生的职责就是强化或重建体内的平衡环境。就像家乡河的那个例子，首先要切断外部污染源，再引入大量的浮游生物。

以占领人类肠道的大肠杆菌为例，它们的重量只有一万亿分之一克。即一万亿个细菌约重一克，以20分钟的细菌分裂时间计算，一个细菌单体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增殖成为一个约等于地球重量的种群。

达尔文在他的非凡的《物种起源》里写到：

这显得有些可笑，显然，我们并不生活在大象星球或大肠杆菌星球上。

在达尔文之前，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杰作《人口论》中提出：

可见，无论微观还是宏观，我们冥冥中都受到同样的法则调控。借用亚当斯密说市场看不见的手，自然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这只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只手的如何运作其实很简单，就4条原理，即可涵盖存在于所有物种中的不同生理过程。

这个非常简单，指两种生物变化方向相同。比如某种植物越多，以此为食的某种动物越多。

这个同样简单，指两种生物变化方向相反。比如某种动物越多，它们的食物会越少。

即当A负向调节B，B负向调节C，负负得正，A和C的发展方向趋于一致。比如：海獭、海胆以及海藻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示为：海獭的存在抑制海胆的数量，海胆又能够消耗海藻。关于它们相互调节的内涵，其图示如下：
在此，双重负向调节逻辑，海獭对海藻生长的“诱导”作用是通过对海胆种群的抑制作用实现的。

再看一个微观层面的例子：乳糖如何被人吸收？
当乳糖不存在时，分解乳糖的β–半乳糖苷酶也不需要存在，因此你的体内此时只有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当乳糖存在时，它对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的抑制作用使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过程恢复，β–半乳糖苷酶参与到乳糖的水解过程当中，释放葡萄糖为细胞提供能量，而当所有的乳糖被消耗掉，其对β–半乳糖苷酶阻遏物的抑制作用也将消失，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再次被停止，一切又恢复到了乳糖没有出现时的情景。

大致而言，细胞内的蛋白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蛋白，代表细胞内负责催动化学反应的蛋白质，以及表达病毒组成部分的蛋白质。另外一类是调节蛋白，它们根据不同情况控制结构蛋白是否能够被表达。 就像一辆车，既有油门，又有刹车。

也就是负反馈。指某种物质可以影响自身的合成过程，从而使该物质的量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像前面的例子大象没有占领地球，因为当大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食物匮乏，越是匮乏，哄抢食物导致食物生长合成越慢，大象会因食物不足死亡。

后两种，即双重负向调节和负反馈，时维持内稳态的最重要的方式。

塞伦盖蒂草原位于坦桑尼亚西北部至肯尼亚西南部地区，面积30,000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的动物，包括70多种哺乳动物、500多种鸟类，甚至连蜣螂都有上百种。这些动物当中，有数量最稀少的非洲野狗、速度最快的猎豹、体型最大的非洲象以及数量最多的角马。这里是非洲唯一仍有众多陆地动物迁移的地区，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塞伦盖蒂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性，是研究宏观生态的不二之选。作者认为，“影响大肠杆菌的规则同样影响着大象”， 所有生物都遵循“塞伦盖蒂法则”。这些法则能帮助我们明白蜘蛛、狼、鲨鱼和狮子都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让我们开始了解生物系统中的基本逻辑。在此，你可以把“塞伦盖蒂法则”理解为前面四种基本法则的生动运用。

众生并不平等，有的物种影响更大，这些关键物种对其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程度常常与它们的生物数量并不匹配。 关键物种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的影响程度，而不是它们在食物链中所处的层级。

比如，20世纪70年代阿拉斯加州南部半岛的城堡角地区，至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海域中，海獭因虎鲸的捕食数量大幅下降，这种新的捕食行为将原本3个食物层级变成了4个，而底层物种的数量又发生了逆转——沿海岸的栖息地里铺满了海胆，海藻绝迹，生态恶化。

关键物种通过“多米诺效应”对食物链中低营养层级的物种产生重大间接影响。食物网上的一些物种可以自上而下地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影响程度常常与它们的绝对数量并不匹配，这种影响会波及整个生物群落，并间接影响低营养层级的物种。

比如癌症，在人类的约2万个基因当中，仅有140个基因的突变型频繁发生在各种癌细胞里，其中约一半为原癌基因，剩下的一半为抑癌基因。原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发现解释了不同基因在细胞数量调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肿瘤专家们只需要将目光投注在几个关键基因上，这种策略极大地简化了研究工作的复杂程度。与之类似的是，生态学家则只需集中精力在关键物种对生态系统结构与调节过程的理解。 可谓，世间大道，殊途同归。

对共同资源的竞争，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种群数量减少。在对空间、食物以及栖息地等共同资源的竞争中，有优势的物种会导致其他物种的种群数量减少。比如，在塞伦盖蒂草原，角马的数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草场、山火、树木、捕食者、长颈鹿、草本植物、昆虫以及其他食草动物，显示了它们是塞伦盖蒂的关键物种，对整个群落的结构和调节过程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比如蚱蜢，它们与角马分享食物来源。角马数量暴增带来的是蚱蜢数量锐减， 种类从40多种降到只有10多种。汤氏瞪羚和角马的食物来源类似，显然角马也成为瞪羚种群变小的原因。研究发现，在角马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瞪羚的数量从1973年的60万只减少到了1977年的30万只。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些地区移除水牛的实验证明，它们并没有对其他物种有如此强烈的影响。

排除流行性传染病的干扰，动物种群数量的调节方式可以被总结为两种：首先是吃什么（自下而上），以及被什么吃掉（自上而下），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对任何一个种群来讲，最简单的问题是，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更重要？ 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成年动物的体积与其被捕食的概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性。

150千克体重是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体重小于150千克的物种其数量基本被捕食行为控制，而150千克以上的大型动物则不受影响。例如，大多数小型羚羊，像18千克的侏羚、50千克的黑斑羚及120千克的转角牛羚大多死于捕食者的捕食行为。通常越小的生物，其捕食者种类越多。

但是对于大型哺乳动物，拿水牛来说，它们的捕食者只有狮子，因此就很少死于捕食行为；而对于成年的长颈鹿、犀牛、河马和大象来说，它们被捕食的概率基本为0。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很显然因其体积巨大而不受捕食者的威胁，因而它们的数量十分稳定，很难被肉食性的捕食者撼动，哪怕是狮子。由于大象等大体积哺乳动物不受捕食者自上而下的调节，它们就必须接受自下而上的调节，即食物的可获得性。

可见，个头大小会影响调节模式。动物的个头大小，决定了它们的种群数量在食物网中被调节的机制。小型动物受捕食者调节（自上而下），而大型动物受食物供应的调节（自下而上）。

一些物种依靠它们自身的密度进行调节。一些动物种群的数量是通过密度制约因素进行调节的，这些因素有稳定种群规模的倾向。

19世纪的象牙交易导致大象数量急剧减少，到20世纪初期，大象已经成为十分稀有的物种。1958年，格兹麦克父子在塞伦盖蒂南部仅仅找到60头大象，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这个种群的数量扩张至数千头，并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

通过研究每个物种数量增长率与其种群大小之间的关系，发现惊人的一致性。这些曲线通通显示，当种群数量低时，其增长率高；反之，当种群数量高时，则增长率低，并最终导致负增长率（即种群数量减少）。也就是说，种群数量的变化率是由种群密度决定的。

这种现象被称为“密度制约”。这是一种负反馈调节模式。正如酶反应的产物累积可以反馈阻断该酶反应，动物数量的增加也能够减慢生育速度，甚至导致负的生育率。

6万头水牛，超过100万头角马，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角马数量要远远超过水牛。在捕食者眼里，体重超过450千克的水牛的价值要远远低于体重只有170千克的角马。除了体积之外，这两个种群间还存在什么巨大的差异呢？

真相是，一个相对静止，另一个迁徙不止。迁徙导致动物数量增加。迁徙行为通过增加食物的可获得性（减少自下而上的调节），以及减少被捕食的概率（减少自上而下的调节）等方式，来增加物种数量。

所谓“天道”，就是自然法则。我们国人喜欢讲顺势而为，也喜欢讲奉天承运，也就是，绝不能违天道，只能顺天道。

违背自然法则，终将遭受自然的报复。这方面的故事我们听得多了，自然的威力不仅是报复，还在于强大的复原能力。上世纪 50 年代，整个塞伦盖蒂草原只有 40 万只动物。只过了 15 年，动物的数量就增加到 150 万。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型哺乳动物的数量从 2000 年的 1 千增加到如今的 7.1 万。

我们敬畏的不仅仅是大自然，还要有对天道的敬畏，对“内稳态”的敬畏。

前些年，我们很担心人口增速，认为地球很快就承受不了人口大爆炸。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公民生小孩的意愿正在降低，好多已经开始负增长。 是的，有一只看不见得手在幕后。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一种透彻的寒冷和由衷的敬畏。

不管是儒家的中庸，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还是道家的“损有余补不足”，实质都是为了保持系统平衡。最近在读《论语》，反复看到孔子强调“礼”，为什么强调“礼”呢？“礼”就是各归其位各谋其政，一切都按规矩办，不就平衡了吗？

但我们知道，孔子失败了，他自己都感慨礼崩乐坏。问题在哪里？我的看法是动态问题被孔子作了静态处理。保持中庸，不像是在屋子里搭积木，而像在外面骑自行车，“礼”就是搭积木——每一个积木在哪个位置发挥什么作用，骑自行车是一种远离平衡的平衡态，你只有不断蹬车才能保持平衡。平衡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天道而为。估计有人反对，说道家讲“无为”，但此处的“无为”恐怕是指特别放松地去做，做得自然而然。

阅读这本书就像是上一次系统思维课。因为系统无处不在，绝大多数时候，节约脑资源的直线思维都只是解决了当下的问题，而无益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让我们以系统思维再次重温6条塞伦盖蒂法则，关键物种法则、影响力法则、竞争法则都告诉我们系统内部权重不一，系统问题是有杠杆解的，可以四两拨千斤；同时，竞争法则指系统内部充满了互动和博弈；体量法则指出了系统中的两种调节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就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不是相互否定，而应相互协作；密度法则的启示是追求绝对完美很可能前功尽弃，而系统崩溃一定是因为负反馈回路出了问题。

注意，单独看每个系统，因为内稳态，都该自平衡。但系统是环环嵌套的，你不能孤立看某一个系统，当系统外的作用力足够大，系统就会崩溃。如果你能引入外部的能量，用于增加系统内的有序性，那自然好，这不就是迁徙法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