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编译马列着作专门机构

‘壹’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哪些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人民日报社、全国人大培训中心、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中国人大杂志、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2、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

3、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

4、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ChineseAcademyofSciences）成立于1949年11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5、中国工程院

中国工程院（ChineseAcademyofEngineering）于1994年6月3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贰’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叁’ 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
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肆’ 全民族抗日正面战争取得的成就

1. 在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大力发展。

2. 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着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这些着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

3. 进行广泛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4](P473)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4.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5.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一定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着,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伍’ 马克思主义着作原文是否与翻译相同

有不同之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者对经典着作中重要术语的翻译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的马列学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马列经典着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有计划、较系统的翻译和研究阶段，《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着作翻译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理论工作者、翻译工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接续奋斗，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文集》，等等，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提供了系统准确的权威译本，有力促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通考》版本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对象，采取版本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中发现规律，有助于我们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译着的理解和把握。《通考》的每一个中文译本考，都努力回答三方面问题。

其一、对每一部经典着作原版的写作出版背景、各版本情况、内容作出具体介绍，对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对每一个中文译本的译介背景、译者、编译过程及出版情况作出具体梳理，为更全面理解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具体情况与问题提供生动的资料支撑。

其三、对每一个中文译本涉及的重要概念术语、观点等译文作出具体解析，对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重要学术概念、术语及观点的翻译过程，进而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等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