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编译判刑

Ⅰ 参加一场富豪寿宴就被开除，已经45岁的房海燕现在在做什么

房海燕被开除后，有很多选择，到哪都能找到体面的工作。

《新老娘舅》栏目是一档全国首创的调解类谈话节目，可以说是房海燕的代表作了，虽然不是上海本地人，但是在上海待了那么多年，又是“四川辣妹子”，所以犀利而简约的主持风格，还是收获了一批观众的爱戴的，有人称海燕还是非常棒的主持人，稳重大气。

受到处理的这几个人都不缺钱，哪个人手上不趁个几千万，每一个都比大多数普通百姓强太多太多了！啥也不用做三代人都不用愁，主持人工作只是他们的一个副业而已。而且，房海燕虽然离开了，但至少她可以规划以后的生活，凭她在电视台这么多年的人气，到哪都能找到体面的工作。

Ⅱ 胡大刚的工作经历

1922年2月发动学生反对军阀齐燮元，参与行刺未遂，被通缉，逃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世界网络全书。同年夏参加卢永祥练兵总部，任总参议。卢兵败后，任泗安红十字会会长、商会会长。不久任军阀王普全权代表，被委为吴兴代理知事。1925年春在杭州创办私立中学，因设立三民主义课程，被通缉，学校被查封。1926年经沈同干说情，委以五省联军司令部顾问和苏皖淮河浚垦筹备处农业技师。同年秋在上海为北伐军购运枪支弹药，被联总司法处逮捕判处死刑，经范源濂、杨之凯等讲情，于临刑前夜改判15年徒刑。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获释，以首席代表出席南京“欢迎出狱同志，追悼死难同志大会”。后被推举为旅京“安徽同乡会”会长。3月中旬，受蒋介石召见，以后又获汪精卫支持，办《三民导报》，任社长兼主笔。曾被选为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主席。因反蒋4次遭软禁，报社多次被查封。1937年底携眷回乡，任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县战地服务团长。1938年任第三战区江南第二挺进纵队安抚专员、后方交通警卫司令(少将衔)。1939年7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8月所部在吴兴遭蒋军包围缴械，长子中流被击毙，大刚于脱逃中为日军俘拘达10个月，后到南京任汪伪政府“全国经委会”委员、安徽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安徽日报社社长。1945年9月任新六军物资侦查处长。1946年4月，以任汪伪职罪判刑10年。1948年底释放。1949年春返里，曾去宁国、绩溪、歙县血吸虫病区调查疫情，报告华东卫生部门。1950年在南京以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1956年举家迁沪，1958年全家下放甘肃山丹，1961年病故。胡大刚曾在南京开设两家饭店，招县人就业，出资在家乡办“成章初级小学”，儿童免费入学。着有《中国农业国计民生观》等作品。

Ⅲ 直系亲属有盗窃记录可以报考长春事业编制吗

摘要 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及三代以内旁系亲属有下面3种情况，在政审这一环节将不会通过。 1、参与过民族宗教、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犯罪活动，且被判刑或劳动教养情况的。 2、被判处死刑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情况的。 3、有犯罪嫌疑正在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或者是其他非法组织成员情况的。

Ⅳ 南方周末 主编被判刑

1980年代
在创刊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闻界也在不断尝试着突破旧有媒体的模式.《南方周末》的出现让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读报选择.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多份以经济、文化等内容为主的周刊报纸,其中也包括一些模仿《南方周末》的.这让中国大陆的新闻界出现了传统政治报纸之外的新的媒体.
[编辑]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
199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大陆的媒体舆论监督的逐渐活跃,很多媒体都开设了舆论监督类的栏目.《南方周末》较早地开设了专门版面用于舆论监督.此后《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成为报纸主打内容之一.人们一般认为快速、客观、关注社会底层是《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内容的主要特色.
由于中国大陆的新闻监管较为严格,媒体舆论监督的稿件有时会被主管部门勒令停止刊发.《南方周末》的一些舆论监督类稿件也曾被勒令停止刊发或刊发后遭到批评,有时当事人（记者、责任编辑）也会遭到批评,有的较为严重的会被辞退.所以人们认为《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力度可能存在着弱化的趋势.而这又造成它逐渐丧失了一部分读者.
[编辑] 2005年《南方周末》集体辞职事件
据称《南方周末》一些编辑和记者对于薪酬和新任主编的作风等问题产生不满,与报社发生冲突,最后导致集体辞职.涉及的编辑记者中有一部分为《南方周末》的资深成员.据称,此前也有过几次报社成员的辞职事件,但都规模较小.此事件最早于（2002年）通过西祠胡同“记者的家”发布,许多具体细节外部无法得知.在随后几年中,此事被多次重新在各个网上论坛转载.由于原文中并无标注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因此被转载时,大多被当作当时发生的新闻.
2005年9月1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法律事务部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被人有目的地在互联网上广为散布”的虚假消息,对事情辟谣.声明中称这一消息最早出现在三年前,并披露了消息中提到人员的去向.并称将保留对侵权行为的一切法律权利.声明中对于其他一些消息作出澄清.
[编辑] 《2007年度盛典》事件
2008年1月19日下午,报社在北京八一剧场举办“致敬二〇〇七——南方周末年度盛典”晚会,《炎黄春秋》杂志原获多个媒体共同评得之“中国媒体最高致敬奖”第一名,报社还特意邀请该刊总编辑杜导正代表刊物上台领奖,但于当天颁奖前,报社高层收到自称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某局某人（没报名字）致电称他们不同意该刊获此奖项,并称所安排之程序与相关录象镜头必需删掉.而报社亦问准杜导正的意见后,按此指示.
[编辑] 2009年奥巴马访华专访
奥巴马写给南周及其读者的信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华期间,于11月18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接受了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记者张哲的独家专访[1].原本奥巴马不准备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并婉拒了央视的采访,这次专访是奥巴马在抵京后临时决定的[2].见报的稿件过于平淡,回避了人权、言论自由等敏感问题,被认为是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打压[3][4],南方周末用两个半版新闻界里“开天窗”式广告作无声抗议[1][3][5].报纸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禁令,要求各媒体不得转载此次专访内容[6][7][8].事后总编向熹被降职[9].奥巴马在访问后致函周刊和读者,写到：
“ To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its readers
致南方周末及其读者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
and congratulate you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analysis and flow of vit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
An e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政府高成效施政的关键
and a free press contributes to that well-informed citizenry.
而自由传媒,就对公民见识,贡献良多
”
—奥巴马
[编辑] 有影响的报道
随着《南方周末》面向全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在一些城市建立记者站,报道范围扩大到广东省以外,并且在一些城市同步印刷,《南方周末》逐渐有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报道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其中封面报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
牟其中其人其骗 1999年1月29日
克拉玛依——浴火重生的面孔 2000年1月7日
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未来（旱灾特刊） 2000年5月26日
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 2001年2月22日
张君案检讨 2001年4月19日
苏共亡党十年祭 2001年8月16日
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 2001年11月29日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2005年8月
奥巴马独家专访 2009年11月19日

Ⅳ 伪装者明家是是历史原型吗

据悉，剧中明楼的历史原型就是袁殊，袁殊的原名叫袁学易、学艺，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笔名碧泉。着有《袁殊文集》。袁殊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着有《袁殊文集》。

(5)反编译判刑扩展阅读：

1911年4月，袁殊（袁学易）诞生在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秀才出身的父亲袁晓岚精于算学，热衷排满运动，年轻时即为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活动几乎倾尽家资。母亲贾仁慧出身于前清盐官巨贾之家，夫家没落之后，她曾带着学易、学礼兄弟两人依靠娘家资助及典当家什生活。贾氏父母去世之后，贾氏带着兄弟两人前往上海投奔夫君，时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贾氏母子三人遂在上海浦东以教棚户区工人认字为生，兄弟俩曾当街卖过大饼油条，擦鞋擦老虎灶。袁学易的童年生活甚为贫苦艰辛。

袁晓岚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们的成长。他托友人将学易介绍进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读。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学易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18师政治部连指导员，受到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飙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的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同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中共身份暴露。在审讯中，袁殊旋即叛变自首，使着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但他除了称自己参加“中统”的内情外其余一概不说。由于从两人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再加上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国民党便通过法院判了袁殊两年零六个月。袁殊先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后又被转入湖北反省院。后通过其父袁晓岚的关系，在各方营救下于翌年春提前出狱（坐牢仅八个月）。出狱后，冯雪峰代表组织决定派他去日本，并告诉他如果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就立即回国。袁殊于是在妻子马景星陪同下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留学一年，做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时也向避难在那里的郭沫若学甲骨文，同时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Ⅵ 卖挂获利300元咋判刑

卖挂，销售外挂会触犯非法经营罪

行为方式不同，目的不同，涉嫌犯罪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其行为进行准确的定性，司法实践中多数判决将制作、销售外挂及利用外挂代练都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当然也有些将使用外挂代练或者刷币的运营者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

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等五部委曾经发布过《关于开展对私服外挂专项治理的通知》，该通知中针对外挂的解释为：“私服”、“外挂”违法行为是指未经许可或授权，破坏合法出版、他人享有着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修改作品数据、私自架设服务器、制作游戏充值卡(点卡)，运营或挂接运营合法出版、他人享有着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从而谋取利益、侵害他人利益。“私服”、“外挂”违法行为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应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外挂的制作可能涉及网络游戏的客户端的解码、反编译，也有可能涉及对于原程序的部分内容的复制。有的情况下复制内容很多，比如脱机外挂，也有以着作权定罪的案例。

外挂的销售则可能有很多种情况，有的是网站的出版传播，有的只是简单的外挂程序销售。

外挂的使用有玩家的使用，有代练者的使用，有的使用后只是为了增加乐趣，有的可能通过使用外挂获取更多的虚拟装备、更快的升级或者战斗力更强。有的则可能涉及的牟利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新型犯罪形态不断出现，有的人只知道销售游戏外挂软件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并不知道是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行为，从而犯下大错。

Ⅶ 伽利略是怎么死的

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病逝。

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病逝，葬仪草率简陋，直到下一世纪，遗骨才迁到家乡的大教堂。为了纪念伽利略发明折射式望远镜400周年，联合国将2009年定为国际天文年。

(7)反编译判刑扩展阅读：

伽利略认为实验是知识的唯一源泉，深信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只有能归结为数量特征的形状、大小和速度才是物体的客观性质。伽利略对17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为了证实和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献出了毕生精力。由此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他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

伽利略的科学发现，不仅在物理学史上而且在整个科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仅纠正了统治欧洲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更创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伽利略在总结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时说过，“这是第一次为新的方法打开了大门，这种将带来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在未来的年代里，会博得许多人的重视。”后来，惠更斯继续了伽利略的研究工作，他导出了单摆的周期公式和向心加速度的数学表达式。

牛顿在系统地总结了伽利略、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后，得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伽利略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的开端！”

伽利略主要着作有《星际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和《试验者》。

Ⅷ 关注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常艳 还安好着吗 是否被迫害

常艳老师：看了你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说不出的内心酸楚，为你不平，为衣俊卿不值。但是更多的是为你担心，你在中国这样一个过渡中，今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你将来遇到的困境，很可能比你预想的还要艰难。
从网络上的很多消息得知你的丈夫尚未和你离婚，很敬佩一个男人不为世俗的勇敢！
在当今这可恶的社会，不止娱乐圈、文艺界、国企、私企、政府机关，在大多地方都是如此，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人性的丑陋在这里被你掀起一角。
在中国，你很难再有平静的生活了，建议你去国外，换个环境，平复伤口，过一段时间（几年之后），想家了，再回来。
常艳老师，祝你一切安好！

Ⅸ CCR5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真的就意味着人类要消灭HIV了吗

人民网的新闻称，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这一宣称还没有得到其他方的独立证实，是研究者本人向外界透露的。但如果是真事，那么这就是大新闻了。

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这个技术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过，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现在HIV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人群中CCR5Δ32增加应该还是好事情，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特别是刚出生的婴儿，就不好说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身处艾滋病高危中，一个人完全可能过上一种西尼罗河病毒比HIV更危险的生活。

更何况，使用CRISPR进行编辑，这个操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技术上讲，基因编辑胚胎不是新鲜事，大家等待的突破不是编辑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脱靶。还看不出这个新实验是否有所突破。

日常现实中，这不会带来什么巨大变化。HIV抗性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特征，这个基因也已经存在于人群中了。我们真正关心的“设计婴儿”的那些特征，比如外貌或者智商，都太过复杂，短期内设计不出来（除非你愿意全盘照搬爱因斯坦或者霍金的基因）。

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这个案例暴露出来的监管不足。干细胞疗法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疗新技术，但因为国内监管不足，很多黑心诊所都在打着它的名义进行昂贵而无用（甚至有害）的所谓治疗。

Ⅹ 关于东京审判的一些问题

【东京审判】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英、美、苏、法、澳、荷、加、新（西兰）、印（度）、菲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 W. F. 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J.基南任检察长。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拆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执行。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电影版】
中文名称：东京审判
英文名称：The Tokyo Trial
发行时间：2006年

电影导演：高群书 Qunshu Gao
电影演员：曾志伟 Eric Tsang
曾江 Kenneth Tsang
林熙蕾 Kelly Lin
谢君豪 Kwan-Ho Tse
刘松仁 Damian Lau
朱孝天 Ken Zhu
英达 Da Ying
小池幸次
星野晃
小池荣
名取幸政
大岛宇三郎
地区：大陆
语言：普通话
◇ 剧情简介：

1946年3月20日,受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作为远东国际大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飞抵东京。东京的中国同仁及朋友为梅汝璈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席间,顾毓秀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梅汝璈。《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的激动和欢欣，但他却预感到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

大审判终于开庭了，中国的审判团遭受了种种挑战和挫折，面对各国法官们的偏见与刁难，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与他们斗智斗勇，克服了对美国法律不了解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庭审辩论中取得了上风。日本右翼势力派刺客行刺梅汝璈，肖南得知后，立即赶往告知，最终挫败了刺杀计划。最后的审判到来了。远东国际大法庭做出判决，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东京审判》表现的是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尊严的故事。

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个国家的11名法官组成，整个法庭不赞成死刑的人居然占多数。以梅汝璈(刘松仁饰)为首的中国法官，最终是怎么样将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送上绞刑架的呢？影片创作者经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因为该片故事全部发生在1946年的东京，片中扮演梅汝璈的刘松仁，扮演向哲浚的曾江，扮演倪征燠的英达均一口流利的英语；扮演中国记者肖南和日本恋人和田芳子的林熙蕾操一口流利的日语汉语；而凭《南海十三郎》成为金马影帝的谢君豪和曾志伟的对白是日语；再加上由日本演员扮演的律师广濑一郎、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由美国百老汇着名演员扮演的盟国检察官季南、法庭庭长卫勃，无论叙述风格还是制作气势均强烈透出导演高群书深受好莱坞主流商业片的影响，是国产片中少有的具有好莱坞气象的大片。
该片获得第12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与2007年第16届金鸡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与最佳导演奖提名。

票房收入：2030万

【中国一代法学大家梅汝璈简介】：

梅汝璈(1904～1973)

中国法学家。字亚轩 。江西南昌人 。

20年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1924 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
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
1929年春，他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审判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到任，并于一年后辗转到达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
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此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1973年逝世，享年69岁。

梅先生着有《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告日本人民书》、《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等着作，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后人梅小璈先生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据山西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校友、徐特立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尉迟华回忆，梅汝璈回国后因山西大学与清华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通”这一办学宗旨相近的特点，欣然应聘法律系。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

抗日战争之始，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他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着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梅汝璈与东京审判】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着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兇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兇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他不无担忧。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毕竟，梅汝璈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