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编译局杨金海

⑴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依俊卿小n实录》有高人给发一个吗[email protected]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
序
1.人物关系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2.几点说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一、并不愉快的相识
与衣老师（这里，我还是叫他衣老师吧）相识始于2011年3月底。此前，虽闻其大名，但因为研究领域并不十分契合，对他的学术倒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对他的为人处世的认知了。如果时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与他都是快乐的，至少在“我们”的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费精力。
清晰地记得，面试那天，我穿着亮面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衬衫，高跟鞋，戴着镶了些水钻的细细的发卡。从西西友谊宾馆出来前，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嗯，不错，漂亮并知性、干练，外形没有问题。穿过辟才胡同的红绿灯路口，一阵风刮来，有些微凉，毕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这么单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到了编译局，跟门卫说是来面试的，就顺利地进来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董莹给几十位前来参加面试的人员说了些注意事项，我们大家便在一个会议室里候着。由于报考的是脱产博士后，所以面试的次序比较靠前。我记得一进会议室的门，我对着各位面试评委很友好而谦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师的笑容。面试环节，我一贯不卑不亢，陈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积累及未来的研究设想。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一下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衣老师的博士生，当时还未毕业）以拉近和衣的关系。虽说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说的是事实。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在毕业半年后即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桂林会议2上送给了很多学界的前辈与老师。在桂林漓江的游轮上，我与姜海波很煞风景，面对着如诗如画的漓江风光，我俩竟然聊着学术。他建议我下一

⑵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⑶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主要角色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
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⑷ 杨金海的介绍

杨金海，1955年10月生，祖籍河南林县（今林州市），曾为郑州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生，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85级硕士生，北京大学哲学系91级博士生，师从黄楠森教授。并相应荣获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⑸ 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的简介

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由中国国际新闻文化传媒出版集团主管，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主办。
邵华泽：原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先生为中国国际新闻杂志题写刊名，并任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名誉顾问；
战略合作单位：中国专家学者协会，名誉顾问：周铁农（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艺术顾问：魏中（中南海紫光阁名人书画院常务副院长） 陈红军（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副院长）；
法制顾问：王新民（中纪委、监察部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部主任） 姚晓刚（中纪委、监察部中国纪检监察报周刊部主任）；
学术顾问：安卫华（中国专家学者协会会长） 申 斌（原安阳工学院院长）张冬生（河南省政协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名誉社长：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
总 编 辑：肖继业（原安阳市副市长、原河南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名誉总编：郝江华（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任）
社 长：照 华
常务副社长：张子祥（原河南省法院副院长）
常务副总编：李东泽
副 社 长：李顺新（原济南军区郑州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徐晶龙（国务院国资委商业饮食业服务中心主任）
任智才（国务院国资委商业饮食业服务中心顾问） 李银栓（原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付庆军、史国政、张建军、任广林、潘 丽
主 编：李漯民
副 总 编：周文军 睢晓康 宋志平 杜建立 戈梅荣 陈丽娟 奎凤英 张宏涛 崔 君 孔祥道
社 长 助 理：邓军强 刘文庆 曹俊峰 师 雨 石玉卿
总编辑助理：王文献 孙明亮 杨 阳 李福祥
办公室主任：郝军政 副主任：常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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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院院长：申 斌 常务副院长：刘化庆 副院长：付庆军 宋志平
书画研究院院长：李克俭（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副院长：梁宝宪（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王红方（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崔 君（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副总编）
执 行 秘 书 长： 李云峰
影视研究院执行总监：潘 丽
音乐研究院执行总监：李玲玲
国新电视执行总监：梅志勇 副总监：刘耀青《中华艺术家》编辑部主任：徐振海 执行主编：张 勇
中原部主任：张六一

⑹ 省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问答题 创新思路举措，创造过硬成果应该怎么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意义重大。全会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高度，确立了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丰富内涵、实践路径等。五中全会为什么把创新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五中全会把“文化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相提并论又有怎样的深意？怎样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新？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杨金海。
由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
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把创新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请问如何理解创新的核心地位？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创新的引领和支撑，经济增长就可能出现徘徊不前的情况。因此，要让我国经济发展越过这个坎，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有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创新，就成为关键之举。也只有大力创新，我们才能从世界经济大潮的追随者逐步变为引领者。
创新是第一推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放眼中国，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创新理念落后、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水平不高，是造成我国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重要原因。不日新者必日退，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实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是发展新引擎。“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创新是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靠创新塑造增长的新动力、打造发展的新引擎，才能推动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提高质量效益，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
思想的创新是关键。理论的创新是先导，创新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往往始于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引发“范式”转化，发现新的问题域；新问题域的解决和开发，又会开拓出全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所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须把解放思想、创新理念作为创新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千百万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挥人们的无限想象力、创造力，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创新要有世界眼光
记者：五中全会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在此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创新能力，而搞好文化创新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意识？
杨金海：要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就必须提升创新能力。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国际社会，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日益凸显，搞好文化创新，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我认为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一是要有世界眼光。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中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所有思想文化工作者的要求。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文化创新不仅要考虑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还要考虑世界人民的需要，要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比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除了要讲好中国的历史故事外，更多的要讲中国当今的故事，还要用中国的和谐精神、和平理念等，讲好世界的故事、人类未来的故事，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国文化只有融入世界文化大潮，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才能与世界人民一道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要有战略思维。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又反过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从战略高度思考文化发展问题。从横向看，要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从纵向看，要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论，既要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也要反对东方文化中心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最鲜明和最突出的特色。但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要努力把中国现代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同时，要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载体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事业。
三是要有争取话语权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但在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我国的话语权还很小。我们的一些学科甚至沦为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迫切需要构建起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能够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经过30多年的创新发展，我国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系列新话语、新理论，其中有很多是可以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但我们总结不够、宣传不够。我们应当下功夫把这些思想、概念提炼出来，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并主动设置国际议题，不断发出中国声音，让中国理论和话语体系逐步进入世界学术舞台，包括进入世界各国的教材体系、教学体系、研究领域、大众文化领域等。这样，才能够逐步打造出科学、开放、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并逐步为国内外的人们所认同。
创新要表现中国精神
我们注意到，五中全会把“文化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相提并论，显示出文化在经济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请问搞好文化创新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要全面，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要全面。这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我认为做好文化创新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打造好文化载体。文化是通过有形或无形的载体得以呈现的。载体是“形”，文化是“魂”。只有形魂兼具，文化才能灵动鲜活，才能可感可知。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因此，打造文化载体应当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方式。例如，当前各种寺庙道观比比皆是，不少人为烧香拜佛不惜一掷千金，但是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宣传载体还非常缺乏。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道德讲堂、文化广场、农村书屋等，但只靠这些还远远不能让马克思主义走进百姓生活。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文化载体建设的经验，多修建一些场馆等，让更多的人有追求信仰的地方，到那里去瞻仰、感知先进文化，以解决信仰问题、人生问题、社会心理问题等。另外，礼仪制度也是文化的无形载体，应当把它与场馆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制度的约束、仪式的洗礼，让更多人达到精神上的升华。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要在落细落小上下功夫。这样，先进思想文化才能够通过具体载体、仪式、活动等逐步渗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从而永久发挥作用。
二是要做到软硬实力并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硬件水平提升很快，但文化软实力建设远远不够。硬的物质设施与软的文化精神互相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到处可见。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建设严重缺乏物质载体；另一方面，我们的物质生产建设严重缺乏文化内涵。这种现象亟待纠正和扭转。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物质产品应当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比如我们的高速铁路、大飞机、无人机技术等，都应当体现中国理念。五中全会提出，要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求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应当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硬的物质载体呈现出来。一句话，我们要逐步学会“把软实力做硬，把硬实力做软”，在硬实力中展现软文化，在软文化中依托硬实力，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水平。
三是要重视文化队伍建设。人才是创新的根本。近年来，我国对文化队伍建设非常重视，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翻译人才为例，目前复合型、“双料型”人才还非常缺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瓶颈。有了解才会有理解。中国理论在世界上为什么缺乏影响力？我们为什么不能很好地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交流人才的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应当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不但要把国外客人请进来，更要让我们的优秀人才走出去，特别要在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外语的双向人才上下功夫。有了高水平的文化队伍，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才能有保证。

⑺ 杨金海的人物履历

曾任中央编译局秘书长。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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