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编译馆教科书

❶ 李戡戡乱记的部分摘要

李戡自序
我今年刚从师大附中毕业，4月考取了台湾大学，使我免受准备指考之苦，7月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种种喜讯接连而至，可谓苦尽甘来。为何谓之“苦尽甘来”？因为在此之前，我不幸的成了民进党操控教育的受害者，亲身领教了其政策方针“九五课纲”，幸好我并未被洗脑成功，保持头脑清醒，直到考完联考，终有机会一吐怨气，与这批祸害教育的无耻之徒算清旧帐。毫无疑问的，台湾多数家长、师生，都对现今的教育感到不满，不满的原因有许多种，如“九年一贯，教育大乱”、繁杂的升学制度、到底要不要花钱“买”学区，甚至是音乐班与美术班的学生，为了应付学科成绩，而影响术科表现。若要列出所有的教育乱象，恐怕永远也写不完，真可谓罄竹难书。
综观各种乱象，如让考生头疼的联考制度，咬紧牙关熬过去就算了，但教科书的内容可完全不同，因为它会影响学生日后的判断、处事能力，是一辈子的事。因此，教科书内容的扭曲，是祸害最深的。
教科书的内容，历史科无疑的成为最大的争议，改来改去，受害的还是学生。因此，我以历史科作为本书开头，耗费的时间精力也不少。首先，我只有学校发的一种课本。但为了透彻研究各家教科书的内容，我去了数趟国立编译馆，在教科书档案室中，研究历年的教科书。其目的有二：了解“台湾史”在历年教科书的比重，与各历史议题在各时期教科书中的解释。其中的一大特色是，将一些议题在各时期的解释整理出来，让不同年级的读者了解，历史在教科书的变化有多大。 在“台湾史”的比重部分，显而易见的，近年来急速窜升。在议题方面，差别最大的莫过于“二二八事件”，从1990年首次出现于课本，只占了两行课文，接着持续增加，到了现今的教科书，最少两页以上。关于其它多数议题，比重几乎不变，可以看出民进党炒作“二二八”的用心。
同样引起不少争议的还有国文科，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比重的争辩。但我认为，这些比重问题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炒作台湾文学对学生的祸害。此外，多数人未曾注意，公民与社会的问题也不少，借由对台湾的自我吹嘘，加上扭曲抹黑中国大陆，有变相的去中国化之效。
除了这三门学科外，联考题目也有许多问题，例如文革、大跃进的题目层出不穷，台湾近代议题却少得可怜。民进党不遗余力推动去中国化的同时，对近代中国的题目却不减反增，并且都是负面的历史。更荒唐的是，一道题目在十年前后的答案，竟可完全不同。这些题目，都完整收录在本书中。
本书最后一章，谈到作者在求学中的种种见闻，反映了学校内部不为人知的情况，包括老师意识型态的干预、强迫学生读劣等教材、出低级考题恶整学生，这些故事有见微知着之效。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那天，我在喜来登饭店大厅，接受各家新闻媒体采访，也是我头一回面对这么多记者。记者问我，民进党与过去国民党教科书最大的差别在那？我说：“过去国民党教出部分头脑不清的中国人，现在民进党培养出一群仇视中国的外国人。”看完这本书，可以发现所言不虚。

❷ 民国小学教材相比于晚清有哪些进步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的改革，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提出设立国文科，在国文教材内容上也废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说教，提出对学生实施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分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初等小学校修业期限为四年，高等小学校修业期为三年。随着教育变革，新的教科书应运而生，体现了新时期的教育思想。

民国是教材编制、出版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教科书出版书局众多、教材种类繁多，教科书从内容上加进了一些资产阶级道德教育思想和实用科学知识，教材选文内容更加丰富，修身、历史、理科、地理、实业、国民知识、世界知识等方面内容均有所涉及，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教读四书五经的局限。民国时期教材实行审定制，允许各出版机构自由编制课本，允许民间书局经营教科书业务，许多社会名流都参与到坊间教科书的编制和审定工作，但国家通过统一制定课程标准对教科书的稿本进行审查、控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出版集团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抗战中期，国家物力、财力更加困难，为了“便于教学上的联络，又可以免去多用书本的麻烦”，合并社会、自然、卫生三科为常识一科。民国三十年以后，又将常识与国语课配合编辑，以减少课本数量。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有一册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五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后期的教育理念和教材编写状况，弥足珍贵。该课本为竖版，左开本，由国立编译馆编、教育部审定的初级小学三年级课本。此课本编辑要旨：“依照民国三十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小学国语、常识两科课程标准编辑，并于三十五年二月修订；本书将常识与国语配合编辑，以常识教材为经，以国语教材联络之；本书常识教材以图表为主，附以简要注释，国语教材以儿童文学为主；本书国语、常识二科教材分量根据课程标准所订二科教学时间为比例；本书教材排列注意时令环境，以便教学；本书八册供小学初级四学年之用；本书备有详细单式及复式教学法，供教师教学参考之用。”在课文前后具有问题和作业材料，使儿童可自行思考和实验。教材的编写体现出课内与课外的统一，注重学生的兴趣与需求，帮助儿童养成主动研究的习惯。

国语常识编于一本，国语常识教材各保其固有的内容。常识目次主要内容有：政治集体、公共卫生、兵器介绍、居住管理、农业生产、食物营养、衣物面料、生活常识等。国语目次主要有：国父故事、可爱中华、历史故事、诗歌、常见应用文等。纵观课本编写内容，可以看出常识课本与国语课本，在文图、版式设计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内容也有重叠，但常识和国语性质不同，国语的目的重在识字、读书、习语言，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侧重于尚理想、重欣赏。常识则以得到知识、养成习惯为重要条件，主要从社会与自然的角度介绍基本的常识知识，为儿童提供个人、社会、科学、历史等多个领域所涉及的经验，使他们有能力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

课本的总体在编制上注重观察、调查、讨论、实验等，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儿童养成主动研究的习惯。选文安排上虽然有的介绍社会知识，有的偏重于自然知识，但这些知识之间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既贴近儿童的生活，又能吸引儿童的兴趣，说理蕴于故事，达到基础知识普及和道德教育目的。民国时期小学教材摆脱了私塾蒙学读物的影响，逐步走向现代教育体系。

❸ 陈可忠的先生生平

陈可忠，生于1899年10月25日，福建闽县胪雷村（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陈可忠最幼。在兄长们的支持下，1914年陈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20年陈可忠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资送美国留学，是为清华庚申级，同学中有陈岱孙、萨本铁、曾昭抡、萧公权等。留美六年，陈可忠先后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作为我国早期化学学者，陈可忠对于引进西方近代化学，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美国留学时期。1924年4月，留美学生庄长恭、王箴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次年6月1日，中华化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这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之一。
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0年一年中完成两篇关于辨认有机酸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与年刊中宣读发表。在陈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并驾齐驱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陈可忠因患肺病离粤易地疗养，同时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使两地的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唯一中心，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之后才有所改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在南京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共有53名化学学者参加。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与陈裕光、吴承洛、王琎、曾昭抡、郑贞文等共11人当选为理事，又与曾昭抡、萨本铁、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涌现了许多官方的及民间的翻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沿袭清廷旧规，也设立了政府编译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直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学术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的编译与教科书教学设备的审查事宜。
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辛树帜，馆内主要设自然、人文两组，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实施改组扩大，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馆长，陈可忠转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辞去馆长兼职，陈可忠复任馆长。1948年5月，陈可忠辞职离任。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权威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作为化学专家，陈可忠以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亲自参与了化学译名的审订。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内迁重庆，陈可忠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段特别的交往。1939年，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这对于陈独秀当时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帮助。陈独秀晚年以乡居老病之身，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陈独秀对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稿非常看重，一再请陈可忠向陈立夫及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编译馆所编书籍多由商务出版）交涉，希望能够尽早付印，但由于陈立夫等作梗，此书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陈可忠应陈独秀的要求由编译馆油印了五十份用于分送学界友好和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陈可忠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8月任校长。这是陈可忠第二次任职于中山大学，但其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内风潮不断。应陈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广州这半年，我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这或许也是陈可忠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1949年6月，陈可忠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不久陈可忠转赴台湾，受聘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出任理学院院长。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除了陈可忠掌理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梁实秋和教育学院院长田培林亦俱称一时之选，三院院长阵容的坚强，是当时师大最引以为豪的事。原本藉藉无名的师大也自此发展成为公认学术水准很高的大学。
1956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台北成立，陈可忠被聘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当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始在新竹校址上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可忠即出任教务长，并一度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5月19日，任清华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贻琦在台北病逝，陈可忠代理清华大学校务。1965年1月正式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初期只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设数学研究所，后又分别于1966年、1968年增设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到1966年先后设置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陈可忠掌理校务期间，通过不断的滋长扩大，新竹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较为完整之大学。
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于宾州兰得斯维镇家中，享年93岁。

❹ 台湾地区教科书一般是由哪个出版社出版

旧版课本统一游"国立"编译馆出版
新版课本的出版商有:康轩,瀚林,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