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怎么摆脱算法

❶ 人工智能的原理是什么

人工智能的原理，简单的形容就是：

人工智能=数学计算。

机器的智能程度，取决于“算法”。最初，人们发现用电路的开和关，可以表示1和0。那么很多个电路组织在一起，不同的排列变化，就可以表示很多的事情，比如颜色、形状、字母。再加上逻辑元件（三极管），就形成了“输入（按开关按钮）——计算（电流通过线路）——输出（灯亮了）”

但是到了围棋这里，没法再这样穷举了。力量再大，终有极限。围棋的可能性走法，远超宇宙中全部原子之和（已知），即使用目前最牛逼的超算，也要算几万年。在量子计算机成熟之前，电子计算机几无可能。

所以，程序员给阿尔法狗多加了一层算法：

A、先计算：哪里需要计算，哪里需要忽略。

B、然后，有针对性地计算。

——本质上，还是计算。哪有什么“感知”！

在A步，它该如何判断“哪里需要计算”呢？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了：“学习”的过程。

仔细想一下，人类是怎样学习的？

人类的所有认知，都来源于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总结，并根据总结的规律，预测未来。

当你见过一只四条腿、短毛、个子中等、嘴巴长、汪汪叫的动物，名之为狗，你就会把以后见到的所有类似物体，归为狗类。

不过，机器的学习方式，和人类有着质的不同：

人通过观察少数特征，就能推及多数未知。举一隅而反三隅。

机器必须观察好多好多条狗，才能知道跑来的这条，是不是狗。

这么笨的机器，能指望它来统治人类吗。

它就是仗着算力蛮干而已！力气活。

具体来讲，它“学习”的算法，术语叫“神经网络”（比较唬人）。

（特征提取器，总结对象的特征，然后把特征放进一个池子里整合，全连接神经网络输出最终结论）

它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1、吃进大量的数据来试错，逐渐调整自己的准确度；

2、神经网络层数越多，计算越准确（有极限），需要的算力也越大。

所以，神经网络这种方法，虽然多年前就有了（那时还叫做“感知机”）。但是受限于数据量和计算力，没有发展起来。

神经网络听起来比感知机不知道高端到哪里去了！这再次告诉我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对于研（zhuang）究（bi）有多重要！

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大数据和云计算。谁拥有数据，谁才有可能做AI。

目前AI常见的应用领域：

图像识别（安防识别、指纹、美颜、图片搜索、医疗图像诊断），用的是“卷积神经网络（CNN）”，主要提取空间维度的特征，来识别图像。

自然语言处理（人机对话、翻译），用的是”循环神经网络（RNN）“，主要提取时间维度的特征。因为说话是有前后顺序的，单词出现的时间决定了语义。

神经网络算法的设计水平，决定了它对现实的刻画能力。顶级大牛吴恩达就曾经设计过高达100多层的卷积层（层数过多容易出现过拟合问题）。

当我们深入理解了计算的涵义：有明确的数学规律。那么，

这个世界是是有量子（随机）特征的，就决定了计算机的理论局限性。——事实上，计算机连真正的随机数都产生不了。

——机器仍然是笨笨的。

更多神佑深度的人工智能知识，想要了解，可以私信询问。

❷ 人工智能作恶谁之过

“9·11 是犹太人干的，把他们都送进毒气室！种族战争现在开始！”

2016年3月23日，一个人设为19岁女性，昵称为 Tay 的聊天机器人在推特上线。这个微软开发的机器人能够通过抓取和用户互动的数据模仿人类的对话，像人一样用笑话、段子和表情包聊天。但是上线不到一天，Tay 就被“调教”成了一个满口叫嚣着种族清洗的极端分子，微软只好以系统升级为由将其下架。

微软聊天机器人的极端言论。

这样的口号并不是聊天机器人的发明，而在社交网络上大量存在着。美国大选期间，一些所谓的“政治新媒体”账号发出的掺杂阴谋论、种族主义的内容，在Facebook 上进行了病毒式传播。这有赖于人工智能协助下的“精准定位”：谁最容易相信阴谋论，谁对现实最不满？相应的政治广告和假新闻能精准地投放到这群人中，使人对自己的看法更加深信不疑。

因为设计缺陷而 “暴走”的聊天机器人，和精心策划的线上政治行为，看起来仿佛是两回事。但这种我们似乎从未见过的景象，却指向了同一个“兇器”——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

1、人工智能有作恶的能力吗？

人工智能会“作恶”吗？面对智能的崛起，许多人抱有忧虑和不安： 拥有感情和偏见的人会作恶，而仅凭理性计算进行判定的计算机似乎也会“作恶”， 且作起来易如反掌。这让许多人（特别是非技术领域的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悲观态度。

这种忧虑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人工智能这个词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指可体现出思维行动的计算机硬件或者软件，而 对机器“拥有思维”之后的伦理探讨，早至阿西莫夫开始就在科幻作品里出现。

14 年前，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机械公敌》里就有这样一个场景：2035 年的人类社会，超高级的人工智能承担大量工作，并与人类和谐相处。这些原本完全符合阿西莫夫“三定律”的人工智能，在一次关键升级之后对人类发起了进攻。这些机器人拥有了思维进化的能力，在它们的推算下，要达到“不伤害人类”的目的，就必须先消灭“彼此伤害”的人类。

十分高产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1920-1992）。

剑桥分析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

剑桥分析并不是一个孤例。澳洲一个 Facebook 的广告客户透露，Facebook 的人工智能会分析其用户特征和所发的内容，给出诸如“有不安全感的年轻人”“抑郁、压力大”等标签，然后有针对性地投放游戏、瘾品和甚至虚假交友网站的广告，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即使不存在数据泄露问题，对用户数据的所谓“智能挖掘”也很容易游走在“合规”但“有违公平”的边缘。例如，电商能够根据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的计算，对某个人进行针对的、精密的价格歧视。购买同样的商品，用 iPhone X 手机的用户很可能会比用安卓“千元机”的用户付更多的价钱，因为他们“倾向于对价格不敏感”。而我们所经常谈论的“大数据杀熟”——比如携程老用户订旅馆的价格会更高——也建立在用户行为数据的基础上。

数据的收集本身也值得商榷。前网络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就曾公开表示， 大公司的产品常常不是为了收入而做，而是为了用户的数据而做；在某一个产品上收集的数据，会用于在另一个产品上获利。 在智能面前，没有所谓的个人隐私和行踪，也很难确定数据收集的边界在哪里，尤其是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主动提供与被动提供的边界。

总而言之， 在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人工智能眼里，并没有“人”或者“用户”的概念，一切都是可以利用的数据。 剑桥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朔沙娜·祖博夫将这种人工智能和资本“合体”的现状，称之为 “监控资本主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协助下，通过对每个人的监控和信息的榨取，实现资本的最大化。

业界对此的态度很暧昧。AI 作为当下最热门、来钱最快的行当之一，这些动辄年薪50万美元的工程师很少得闲来思考“形而上”的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在与我的微信私聊中表达了他的“个人看法”：“现在的技术离‘通用人工智能’还很远，对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还是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

作者试图找到行业内人士对此评论，谷歌（中国）和网络自动驾驶部门的人工智能相关人员均表示，探讨 AI 的社会问题，牵涉到公司利益和形象，比较敏感，不便评论。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如何使用，目前来看决定权依然在人。”俞扬说道 ，“系统的设计者和商业（应用）的提供人员需要对此负责。”

如何负责？这或许需要我们正视人工智能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挑战。

4、人工智能作恶之后

2018年3月 19 日，一辆自动驾驶的优步（Uber）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惹上了麻烦。面对路中出现的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女性，这辆车速 38 mph（约61km/h）的沃尔沃在昏暗的光线条件下并没有减速，径直撞了上去，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身亡。这是自动驾驶第一例行人致死的事故。

电视台对自动驾驶优步车祸的报道。

事故发生之后，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是否足够安全上，或者呼吁优步禁止自动驾驶。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亚利桑那有着全美国几乎最开放的自动驾驶政策，事故发生地坦佩市（Tempe）是实行自动驾驶最火的“试验田”之一；事故所在的街区早已做过路线测试，并被自动驾驶的智能采纳。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对于责任的认定依然遇到了困难。

因为人的疏忽造成的车祸数不胜数，人们早已习惯了如何处理、怎样追责；然而机器出错了之后，人们忽然手足无措。 人工智能会出错吗？当然会。只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缺乏认知。 就如同上文提到的“隐性歧视”，深度学习的“黑箱”，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对这些错误进行追究，因为不要说普通人，就连技术人员也很难找出出错的源头。

当人工智能的决策在人类社会中越来越重要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智能为什么会犯错，犯错了怎么办；若要让智能摆脱被商业或者政治目的支使的工具，真正成为人类的“伙伴”， 需要怎么监管、如何教育，才能让人工智能“不作恶”。

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亟待解决。

对此，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很难有清晰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欧盟率先在数据和算法安全领域做出了立法的尝试，2018年5月即将生效的新法规规定，商业公司有责任公开“影响个人的重大决策”是否由机器自动做出，且做出的决策必须要“可以解释”（explainable）。但法条并没有规定怎么解释，以及细到什么程度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让机器求真求善，需要人类自己直面决策中的黑暗角落。 在 Atari 游戏智能的测试中，游戏中的人工智能 bot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漏洞开始作弊，而游戏玩家又何尝不是呢？不管是带有歧视的语义分析，针对少数族裔进行的“智能监视”和跟踪，或者把已婚未育女性的简历扔掉的智能简历筛选，都长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可预测的、完美的理性机器，它会拥有人类可能拥有的道德缺陷，受制于人们使用的目标和评估体系。 至少目前，机器依然是人类实然世界的反应，而不是“应然世界”的指导和先驱。 对机器的训练同样少不了对人性和社会本身的审视——谁在使用，为了什么而使用，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数据是谁给的，训练的目标是谁定的？我们期望中的机器，会继承我们自己的善恶吗？

谷歌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认为， 要让机器“不作恶”，人工智能的开发需要有人本关怀 。“AI 需要反映我们人类智能中更深层的部分，”李飞飞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要让机器能全面地感知人类思维……知道人类需要什么。”她认为，这已经超越了单纯计算机科学的领域，而需要心理学、认知科学乃至社会学的参与。

未来，人工智能进入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强的功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我们的生产关系能否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这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番。 我们并不想看到未来的“机器暴政”将我们的社会绑在既有的偏见、秩序和资本操纵中。

一个AI

人工智能之所以会作恶，可能就是因为太像人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