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谈艺录pdf

❶ 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有简体版的吗

似乎是没有。
钱钟书始终不同意《管锥编》《谈艺录》出简体版。

❷ 有读过钱钟书<谈艺录>么

1.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着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的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着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着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地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能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惦手相应与机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人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钟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骗。《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O）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这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爰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事成风；流昨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ぽ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ぽ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ぽ品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亲 ，后读江�《伏�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士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痴结症，－－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必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宁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 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着，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乡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事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地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自下而上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原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着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着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着，因为系统的着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着，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不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❸ 求钱钟书--谈艺录~~有精彩评论的也要·[email protected]

只有pdf版，已发。

❹ 《李商隐选集》的简介and全部内容。 俺对古文蛮有兴趣的.........~_~

你好： 网上暂时没有可供复制的内容，但是这里有一个可以看《李商隐选集》的pdf的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632894.html 下面这个是一篇对这本书的一个不错的书评： 在韵文学发展史上，李商隐的诗歌被誉作为诗国中的瑶草琪花，艺苑中的奇葩。作为唐诗繁荣发展期最后一位有重要成就的杰出诗人，他融铸和集成前人的艺术经验，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风格。其诗歌艺术之卓绝，境界之深邃，诗风之婉丽，有艺术的魅力和情感的涵蕴，给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美感力量。然而，就诗人为何能创立了如此典雅华丽的诗美，其诗歌作品风格的艺术渊源和归属何在？李商隐研究中的这个不解之谜，一直是中国诗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千年来，前人无时不在探索；然行之者营营，得之者寥寥，终是雾途迷茫。那些宗法屈原说，师承杜甫说，效仿李贺说，都有嫌搭扯牵强，不尽让人信服。新着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作者根据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提出的商隐“以骈文为诗”这一创见，从比较广阔的领域对商隐的作品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科学地审视商隐作品的艺术渊源和艺术风格，灌注了新的生机。使对李商隐作品艺术渊源的研究柳暗花明，展现出一个新的领域。 周振甫先生是出版界着名编辑，以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称誉学林。出版过《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注释》等近二十部专着。他与钱钟书先生交谊甚厚，他撰注《李商隐选集》，转承钱先生录示《谈艺录补订本》手稿，得启心犀，另辟山林，创为新着。 周先生研究李商隐有年，用力极勤。他广泛汲取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重视学术新信息，对商隐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他侧重对钱先生的商隐“以骈文为诗”的提法，作了深入的开掘和精到的论析。周先生指出：“钱钟书先生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这是论商隐诗的从来没有人看到的，是钱先生的创见。”书中，他详尽地阐述和介绍了商隐的骈文，以便让读者从横面去领会商隐的骈文与其诗歌创作间的消息相通之处。作者列举了商隐的大量诗作和其骈文参照比较，如将《玉山》诗与《献相国京兆公启》，《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诗与《为濮阳公与刘稹书》等对照，从其诗歌与骈文的风格、辞藻、到讽喻的手法，均作了细致的推比和周详的阐述。说明商隐的诗，深婉精丽，清拔凝炼，跟其婉丽峻拔的骈文是一致的；还说明了商隐的诗歌创作是以对骈文的识见和其早年一直从事四六文写作的深厚功底为基础的。解决商隐的骈文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问题，是解决诗人诗歌艺术创作渊源的关键。固然，作为唐诗繁荣期最后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诗人，商隐是经过多方面学习，然后构成他独具的艺术风格的。上自屈宋楚骚、乐府诗、齐梁诗，下迄唐代的韩愈、杜甫、白居易、李贺，乃至同时代的杜牧，他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汲取过有益的艺术经验；但作者认为：对商隐诗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大而直接影响的则是——骄文。周先生以钱先生提出的这一创见为契机，抓住这条线索，作为把握商隐诗的艺术特点，追溯其艺术渊源和归属的依据，进而在全书中从更宽阔的视野对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对学术界的争议，表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商隐“以骈文为诗”的提出，钱先生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首创新说，然而，周先生倘若不是稔熟商隐诗歌，纷涉旧学涯略，别具只眼，很难想象他会对钱先生的“一发之言”指绶蕴奥，去进行深入的开掘和阐发，撰成大着，铸建新功。知此书者，不难知其功益匪浅。《李商隐选集》是对李商隐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❺ 谈艺录的解读有几个版本

1948年，钱钟书先生的诗艺鉴赏论着《谈艺录》在上海问世，立即引起文艺、学术界的瞩目，次年（1949年）又再版印行。六十年代中期，几家出版社相继怂恿钱先生重印此书，终因“藏拙为幸”遭到逊谢。粉碎“四人帮”后，钱先生的宏篇巨着《管锥编》问世，海内外学人无不为之折服。读者又想到了被海外盗版印行、而在大陆绝版三十多年的《谈艺录》，要求重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钱先生再也不能推辞了。于是以原书为上编，逐处订益，补为下编，篇幅增加了一倍。1985年夏天，终于以精装的《谈艺录》（补订本）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当时曾目睹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一些渴求此书，以能否买得为幸事或憾事的动人情景。现在，此书不论京沪或港澳，早已告罄。有人慨叹严肃文学学术论着发行的不景气，恐怕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吧（2001年初，三联版《钱钟书集》中《谈艺录》，已由陆文虎先生将新补订部分与早期原着部分重新组合，分为上下卷；一来实现了钱先生的遗愿，二来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览——笔者2002年4月4日按）。

198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黄克介绍《谈艺录》的文章《龙的飞舞》。文中引用了清华大学学生“三杰”的传说。钱钟书、万家宝（即曹禺）和颜毓蘅三位才人，被人们戏称雅谑为“龙、虎、狗”。黄克五十年代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老师讲过这段轶事，故有“狗尚如此，何况龙虎！”的仰慕之情。现在他读罢钱着，果然有神龙飞舞略现鳞爪的赞叹。

没想到，钱先生见了此文后，当即示我一函曰：“有关我的那一篇（指《龙的飞舞》），使我面红耳赤；尽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热心，但吹捧气氛笼罩该版，我终觉惭惶。‘龙、虎、狗’一节，也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指曹禺）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此事无须考订确凿，告你供一笑！”

钱先生对出国讲学和海内外新闻记者的采访，一概婉言谢绝，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冷摊子”。正如率领研究生钻研钱先生着作的厦门大学教授、钱公的挚友郑朝宗先生所说，“钱先生属于最聪明的人，却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学问的学者”。钱先生最近赐笔者一诗，其中颈联尤为警策：“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所以我们这些中青年后生皆有默契，对钱先生最有效的爱护就是：不去打扰。

其实，中国历来有两种龙，一种是比喻诸葛亮（哥儿仨“龙、虎、狗”）那种人中之龙，象征哲人智者；另一种是龙子龙孙吓唬人民之龙。正如吴宓教授早年称赞清华园师生中的佼佼者所誉：“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的当推陈寅恪，年轻的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这正是：有麝自然香，何须春风忙；大智如海默，小溪爱喧嚷。

上文发表于198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钱先生所忧虑的“现代神话”、“吹捧气氛”，不幸为以后十几年的事实证明了，的确是对他的一种无谓的没完没了的干扰。

计然（老子的弟子）有云：“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文子·符言》）。唐代刘禹锡在《萋兮吟》中也说：“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宋代王安石在《读江南录》中说得更为明白：“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不是对手）。随着赞誉而来的毁谤，几乎是如影随形，成了某些人快速成名的捷径。特别是《围城》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钱先生去世后出版的《钱钟书集》，引起了某些人以批评为名，进行了很不正派的无端的挑剔和毁谤（钱先生对一切善意的指谬，从来抱欢迎态度）；有的今日之恶毒毁谤者，正是昨天疯狂的吹捧者。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妒火中烧。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使钱先生受到更多读者的尊崇。如果说那些不适当的吹捧（也就是钱先生所厌恶的“现代神话”），是给钱先生添乱———帮了倒忙的话，那么，某些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人，却给钱公帮了正忙。任何时代，小人是不会绝种的。他们可以起到反面镜子的作用，这个镜子里被歪曲的形象，恰恰是小人们自己心术不正、难以掩饰的写照。“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钱先生顶住了各种巨大荣誉和某些恶毒毁谤的双重压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人品楷模。17世纪英国剧作家琼森在历史悲剧《卡塔林的阴谋》中说：“巨大的荣誉是巨大的负担，而其享有者若同时又受到嫉妒的话，那他便是背负着双重的重压”。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部分摘录钱先生在1992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钱钟书是怎样对待制造“钱钟书的现代神话”的态度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17日转载了《人物》杂志1992年第1期《吴组缃畅谈钱钟书》（见图一）的采访记。钱先生看了此文，当即给我函示。信中说：“今日收到寄来的《海外版》上的大文（笔者按：以下简称《畅谈》），熬不住逐处批注了几句”：

1、（此段从略）。2、《畅谈》第1段：1979年，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钱先生说：“吴组缃是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始终觉得力不从心；自从《鸭嘴涝》（后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钱先生对此批注道：全无其事。说也惭愧，我到今（天）没有读过吴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学者”的“记录”也是富于“创造性”的——这已成中外采访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3、《畅谈》中说：十年后，吴先生说：钱钟书与我同学，是个“书虫”。我常到他屋里去，他的笔记本一摞摞的。我进他屋，见他眼睛闭着，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头：记错了；摆进去，又抽出一本。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全无其事。吴和我同年级（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岁比我长，在校时只相识，从无来往。我只知道他那时早发表小说。我作笔记是到英国后，大图书馆书不出借，才开始带笔记本上图书馆的”。

4、《畅谈》中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那时，清华有个学生特别矮，叫徐元配（音）。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天，吃饭时也聊，没完没了。现在，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他同我就聊不起来。解放后，他几次问我：“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我说“不知道”。

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当作“祁延沛”，好像是地下党员，牺牲掉的。我被派与他同宿舍，我同系的许振德君是他的同乡同学，我和许交情颇好（即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所说“想揍我一顿出气”的人；他在美国七十岁生日，我还有诗祝他：“少日同窗友，天涯一故人……），和祁不过是同房而已”。钱先生接着说：解放后，我到清华，吴先生屈尊枉过，顺便问我左思《娇女诗》里句子的意义（好像他正在教这首诗）。我和杨绛有来有往，还（回）访了吴先生夫妇，记得吴先生告诉我，他听到台湾广播有关《围城》的事。我所忆的过从，如此而已。以后公共场合，当然见面寒暄。至于马克思有几个女儿，嫁的是谁，我既无兴趣，也不知道。文革后，我才看见英国出版的马克思女儿传，一次和周扬同志谈起，他甚感兴趣。吴先生兴（与）周同志似颇有来往，也许“移花接木”了。

5、《畅谈》中说：“清华不分班、系，来往都很亲密。咖啡室开门，吴宓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就去喝咖啡。一次，曹禺对我说：钱钟书在那里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书库随便看，但书太多，摸不到门）我就叫钱钟书给我开三本。他一下开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全无其事。曹禺和我同系同班，若要问，可直接问我。吴先生的英语程度，以我所知，不什（怎）么高，曹禺未必要先请教他。并且，我只看些文学史上提到而同学们以耳为目不去亲看的作家，以及一些哲学、心理学的书。西文“禁书”，清华所有也不会多；只盛传藏有哈里《我的生命与恋爱》一部；后来抗战时我在上海买到白俄盗印本。劳伦斯《却脱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在法国看到，实到（在）读不下（去）。

6、《畅谈》第7段如是说：钱钟书在同学里很出名，读书博得很。赵万里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讲：“不是那回事，我们也见过，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1932年3月26日的《清华周刊》有钱先生的《辰伯（吴晗）以诗见赠，大佳，调以28字》诗：“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竟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吴先生说：“钱钟书表示，那个版本他见过多次，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赵万里本来计划讲十个题目，落下笑话后，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钟书和吴晗讲”。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我除本系的功课外，绝不选修旁系的科目。赵万里和我是解放后在南京认识的。我没有作过中文系目录学班上的学生。我看书从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也许他是“目录学”班上的学生。吴晗来清华后，和我谈得来，忽然送我二首绝句，我应酬了一首。他拿去在《清华周刊》（笔者按：与吴晗唱和诗，刊于1932年3月26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发表了。前几年《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重刊了（并把我的各课成绩单找到刊出）。

7、《畅谈》第7段（钱先生误写为8字）说：吴先生还说：“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求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钱先生对第7段批注说：“英国大学里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人或英籍华人充当中国文学教授；而六十年前要一个学未毕业（是1932，不是1933）的中国青年人去教授英国文学！稍有常识的人读了会笑掉牙齿！”

钱先生这封信，并没有什么秘闻轶事可供炒作的。在写这封信的10年之后，钱先生作古已有4年矣！这时候发表它，是因为我有责任转达钱先生对一些制造出有关他的“神话传说”表现出的避之惟恐不及的诚实态度。一般人对不实的批评，会立即进行反批评；而对不实的美誉则往往以沉默对之。可是钱钟书对这些“神话”，即令出自名流、同窗、友人之口，完全出于好意，而对他们的虚美之词，一概婉谢并加以辩证之。

钱公此函，虽然藏于我处；但其着作权、发表权则应属于钱先生。我想趁杨绛先生健在之时，征得她的同意，公之于众，也算了却一桩代为“立此存照”的心愿。

组湘先生同钱先生一样，都是我敬仰的前辈。吴先生的女公子吴鸠生还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吾生也晚，关于老一代言谈、信函中的事实疏证，是非曲直（笔者按：压根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我只配不置一词。最好的办法是留待清华的校史专家去考证，留待历史去评说吧。

❻ 钱钟书作品谈艺录和管锥编 哪各出版社发行

最好的还是三联版的，那是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二人授权，且经过钱锺书重新修订的，是最终的定本，最为完善。原中华书局版的，后来钱氏屡有订正，在三联版的书中，全都归于原位，看起来方便，而且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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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诗选注

作者：钱锺书

豆瓣评分：9.6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10

页数：36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宋诗选本的经典。选诗极有特色，注释翔实。书前有序言，每一诗人前有小传。作者高屋建瓴地对宋代诗人的个性以及宋诗的渊源发展、成败得失，乃至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梳理。全书旁征博引，语妙天下。

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中国现代着名的学者和作家。1932年在清华大学结识后来的夫人杨绛，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国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学位，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他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困于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任教，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受冲击，当年11月与妻子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❽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里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是说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它们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坚守学术无地域之分、学术无国界之分。

(8)钱钟书谈艺录pdf扩展阅读

《谈艺录》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诗文的论艺专着，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美学、比较文学、修辞学、艺术论、创作论等，均在作者的视野之内。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

《谈艺录》是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也是钱钟书除了《管锥编》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着作。钱钟书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同时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

其中“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和睿智。

❾ 杨万里昭君怨午梦扁舟花底一词可谓好词好话钱钟书谈艺录曾程序杨万里是什么高

杨万里是北宋着名的大诗人，有很多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接天莲叶无穷碧，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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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渊博和睿智的钱先生着作的《谈艺录》补订本，是成为当代显学的“钱学”的名着之一，为读者所爱读。但对一般读者说来，阅读这本书，还需要作些辅导，因此，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我们粗略地分为：（一）鉴赏论，（二）创作论，（三）作家作品论，（四）文学评论，（五）文体论，（六）修辞，（七）风格。每类中各选若干则，加上小标题，以便检阅。每则后加简注及说明，以便阅读。前三类由周振甫起草，后四类由冀勤起草，并后互相传阅作些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