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学pdf

① 社会学资料

第一讲 社会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

阅读文献：
1、周雪光.方法٠思想.社会科学研究.读书，32-39
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4-69

第二讲 受控比较、因果关系与社会科学研究

阅读文献
1、Stanley lieberson.量化的反思：重探社会研究的逻辑.陈孟君译，郭文般校.巨流图书公司，1996
2、谢宇.奥迪斯٠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社会，2008，3：1-26
3、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张平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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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

目 录
1基本信息
2内容简介
3目录
1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7年7月1日)
丛书名: 组织与管理经典文萃
平装: 491页
正文语种: 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208071384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
2内容简介

这本论文集汇集了组织社会学中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新制度主义学派兴起、发展、演变过程不同阶段、不同贡献的代表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流派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历时性的巡视。制度主义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起盛行于社会科学诸领域，不同的学科里(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有着制度学派的不同版本。这本论文集选编了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
3目录

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 周雪光
第一部分 开创性研究工作
1 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
2 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
第二部分 研究角度、分析方法、操作化方面的创新
3 正式组织结构变革的制度根源：1880一1935年公务员改革的扩散
4 组织间模仿的模式：结果显着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5 组织合法性的多维模型：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医院生存
6 从伏击到金色降落伞：作为文化框架和制度整合实例的公司兼并
第三部分 实证研究的积累
7 法律环境与组织治理：美国工作场所中正当程序的扩张
8 平等机会法律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构
9 模仿趋同性及其对审计服务市场的影响
10 美国公司中首席财务官的兴起
第四部分 制度主义学派向其他领域的延伸
11 报纸组织群体演化中的密度依赖
12 职业权力、国家能力和美国各州间专业许可证制度的扩散过程：1890—1950
13 定制还是从众?关于全面质量管理采纳的内容和后果的制度和网络解释
14 美国大型企业采纳事业部形式的后期阶段：制度学派、政治学和经济学解释
15 职业声望的制度逻辑：新的思路与新的分析
第五部分 关于制度主义学派的批评和述评
16 制度理论的青春期
17 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行动者
18 老制度主义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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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艾尔·巴比（Earl R. Babbie））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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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社会研究方法

作者：艾尔·巴比（Earl R. Babbie）

译者：邱泽奇

豆瓣评分：9.2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4

内容简介：

《社会研究方法（第13版）/悦·读人生》是美国大学通用的社会学教材，被译成多国文字，是一本具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之作，1975年初版刚一面世即引起学术界关注。

《社会研究方法（第13版）/悦·读人生》广泛的讨论范围、严密的论述，从社会理论的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的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种复杂的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既适合专门研究人员，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社会研究方法（第13版）/悦·读人生》中包含了大量图表和鲜活案例，同时吸纳社会研究的新理论和方法，并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为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作者简介：

艾尔·巴比（Earl R.Babbie），美国着名社会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应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后开始了社会学教学工作，并着有包括畅销教材《社会研究方法》在内的多部着作。

邱泽奇，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办主任（2006-2011），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设计、试调查（2008）、首轮调查（2010）的组织者，首任PI组组长。1986年进入社会学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师从费孝通先生。主要研究领域：组织社会学（信息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项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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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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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周雪光

豆瓣评分：9.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2017-3-1

页数：467

内容简介：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作者简介：

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着作有《组织社会学十讲》（2003）、《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2004），合着有《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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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珍藏版）》（（美）詹姆斯 G. 马奇）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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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珍藏版）

作者：（美）詹姆斯 G. 马奇

译者：王元歌

豆瓣评分：7.1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9

页数：236

内容简介：

作为大师中的大师，詹姆斯•马奇在斯坦福大学讲授的决策论广受欢迎。决策是人类的核心活动，它对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生活至关重要。本书并非对决策的初级介绍，而是对决策的产生过程进行深入剖析，运用社会学和行为学的理论研究各种不同情境下的决策，从而使现实世界中作决策的人既能从参与者的角度又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过程。

本书读来富有新意。马奇为书中深刻的理论佐以大量饶有趣味、生动形象的例子，既便于读者理解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又为勤于思考的读者带来仔细品读的兴致。

作者简介：

詹姆斯 G. 马奇

2003年，两位管理学者制作了一张200人的管理大师排行榜，然后他们问了上榜的大师们一个问题：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排在第一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排在第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而在德鲁克之后、西蒙之前的则是几乎没有公众知名度的詹姆斯•马奇。

马奇出生于1916年，195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担任加州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197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同时也担任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教授，是名副其实的跨界大师。马奇被公认为是过去50年来，在组织决策研究领域中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组织、决策和领导力等领域都颇有建树。

他的代表作除了《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之外，还有与西蒙合着的《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与赛尔特合着的《厂商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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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英国]迈克·费瑟斯通）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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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作者：[英国]迈克·费瑟斯通

译者：刘精明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0-05-01

页数：268

内容简介：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Telos）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1976），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1982）。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1982），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Populist，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Populist、Populism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EstablishedandOutsiders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cultureout there）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audience，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着中，多数情况下，audience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transmodern，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1985，2）。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1988，5［2－3］）。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S．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乍得·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TeessidePolytechnic）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1．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1988年5［2－3］）。

2．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24）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3．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H．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Berlin：de Gruyter）。

4．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着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D．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Maisonneuve出版社，1989）。

5．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LundUniversity）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S．那希及J．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Basil Blackwell）。

6．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Tilbury，1987）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1987，4）。

7．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L．J．Meiresonne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TheHague： Stichting Recreatic，1989）。

8．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W．R．Garrett与R．Robertson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NewYork： Paragon House）。

9．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作者简介：

迈克·费瑟斯通，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创始编辑之一，现任“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费瑟斯通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论争最有影响的参与者之一，他的着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1）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身份》（1995）等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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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控制》（麦克·F·D·扬 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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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知识与控制

作者：麦克·F·D·扬 编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2-8

页数：344

内容简介：

从传统上对分配和教育组织的关注转向对课程和教学问题的关注，是英语国家研究人员追随的研究潮流。出版引进该书是中国教育社会学国际化的标志。

本书把课程与教学问题引入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标志着教育社会学研究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将课程中知识的组织视为社会的建构；课程、教学、评价这三种信息系统是教育知识编码的实现形式，其实现过程反映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分类、分配、传递公开性知识；知识分层则体现了知识分配与社会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这类问题对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第一，知识应当在课程中得到应用，这里涉及到知识的选择、组织和评估。第二，教育知识要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三种信息系统来实现，它反映了权力的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第三，知识分层无疑体现学校的课程知识，这是教育社会学最为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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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张静）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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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作者：张静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

页数：350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性质，围绕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动员体系、权利界定体系、组织体系、法律责任和整合地位的现代性“建设”之作用等展开论述，试图以此揭示乡村冲突的结构和制度性来源。作者认为，基层社会的权利界定和实现，与国家的实质性关联仍然较弱，却与地方性权威单位的治理原则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尚未使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原则和规范发生朝向现代的根本性变化。本书是一本经典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着作，对乡村建设实践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毕业于四川大学（学士）、南开大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发表作品有《国家与社会》（主编）、《利益组织化单位：国营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法团主义》、《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主编）、《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主编）、《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社会组织化行为：案例研究》（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