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pdf

⑴ 唐代佛教的佛教传入

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些完全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这些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也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大多从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⑵ 唐代佛教的发展与禁佛毁寺是怎样的

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着辩证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阒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麓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着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着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凯（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诗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着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100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

⑶ 试述隋唐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并说明其创始人和所奉经典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盘》。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着了《起信论义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盘》、《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盘》所说“佛性”是一法，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吉藏先后着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佑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 —632 ）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 ）、天宫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 顷）与大历初（766 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着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 ），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 ）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着《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着《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着《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盘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着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 —682 ），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 —714）、智周（668 —723 ），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 —696 ）、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 —667 ）继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着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 —635 ）的相部宗、怀素（625 —689 ）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 ，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 ），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 —713 ）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 —640 ）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 —668 ）着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 —712 ），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 —838 ）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 —841 ）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
—702 ），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 —735 ）、金刚智（671 —741 ），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 —543 ）。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 —645 ）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 —681 ）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着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 —740 ）。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 ）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着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诜（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 —780 ）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 —788 ），再传百丈怀海（720 —814）、南泉普愿（748 —835 ）。百丈传沩山灵佑（771 —853 ）、黄檗希运（？—855）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 —897 ）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 —790），再传药山惟俨（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 —865 ）。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 —883 ），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 ），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 —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颎 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着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 ），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 ），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后至开元元年（713 ），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着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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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范文澜对中国唐代佛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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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唐朝与佛教的关系！！！急急急急急急急！！！！！！！！！！！！！

唐朝国教是道教，但是宫廷内以及民间最盛行的还是佛教。玄奘就为当时的一些嫔妃和武则天的儿子授予皈依的。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

⑹ 唐代佛教盛行的表现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 ，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⑺ 唐代佛教的唐代译经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着述，宏扬自宗。
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着《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着《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着《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 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着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
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着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651），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667）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674），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着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诜（611—702）、老安（582—709）、法如、慧能（638—713）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744）、行思（？—740）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780）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739）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菏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788），再传百丈怀海（720—814）、南泉普愿（748—835）。百丈传沩山灵祐（771—853）、黄檗希运（？—855）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897）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790），再传药山惟俨（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865）。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883），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
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颎 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着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
后至开元元年（713），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着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
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⑻ 唐代佛教美术的基本成就

佛教到隋唐有一大飞跃，由以往吸收消化印度佛教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的佛教为主，这是佛教最有生命力最为活跃的时期，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的佛教学派林立，名僧辈出。着名的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源于印度而被创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的禅宗均在唐代兴盛，达摩禅变成为中华禅，而玄奘，慧能等大德名僧千古不朽。隋唐时代的佛教艺术亦如隋唐佛教一样，由以往对印度艺术的吸收消化日趋中国化为主，转而为独立创造中国式佛教艺术为主。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繁荣鼎盛时期。隋代结束了两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多年分裂动荡的社会局面而统一了中国。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统治者更借助于佛教来巩固政权。隋炀帝杨广在推动佛教的复活和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为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尽管隋代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但却将佛教及其艺术推到又一高度，并起着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度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唐代的文化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传至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
体现唐代佛教艺术灿烂辉煌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龙门石窟。唐代莫高窟壁画佛像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精彩，造像总体精神面貌已呈中国式。从题材内容上，隋以前的本生故事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经变故事(经变故事是中国对佛教的一大创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唐代壁画完全是一片经变的海洋，各种经变故事均能在此找到，反映了唐代净土宗的盛行。如《药师经变》《净土经变》《维摩经变》等等，尤其是维摩经变一改“示病”之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一位张目须眉，目光炯炯，身体强硕，健康智慧的老者形象，表现出唐代昂扬勃发、奋进豪迈的时代精神。菩萨的形象也更具人情味、世俗化, “菩萨如宫娃”的情况为我们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见菩萨形象相合。这些菩萨曲眉丰肌，秾丽多姿，亲切温和，充分体现了唐代女性美的特点。供养人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他们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创造出来，男的褒衣博带，雍容不凡，女的 丽华贵，气态悠闲，完全是张萱、周 笔下的仕女形象，只是服饰不同罢了。在壁画其间穿插着众多的飞天乐伎，洋溢着欢乐、轻松、热烈的气氛。总之唐代的壁画欢乐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忧郁的情调,喜乐升平的极乐世界代替了阴森血腥的场面，呈现出一个欢乐祥和的盛世气象。无论是经变故事、菩萨、还是供养人，他们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凭着对佛教的理解，对审美及生活的认识，凭借着非凡的创造力和高超的表现技能，中国唐代的艺术家们完成了外来艺术中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转变，从而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在表现形式技巧上，也经历了从外来形式到中国式的转化，产生了张、曹、吴、周四大佛教艺术流派。六朝时期张僧繇的“张家样”与曹仲达的“曹家样”其佛像的衣纹线条就带有明显的外来因素。唐代画圣吴道子又在张家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吴家样” ——吴带当风。吴道子运用传统线条发展创造出遒劲挺拔，一波三折，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线描方法，所绘人物的衣纹、飘带、衣袖具有迎风飞舞之势，造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把线条的造型能力与表现能力发展到一个完美的境地，吴家样这种纯粹中国式的佛教绘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之际，周秾改而为“秾丽丰肌”的人物形象，被称为“周家样”。周秾所创菩萨形象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和世俗情调，他“妙创水月观音”具有女性美的特征，十分流行，影响后世。可以说从曹家样、张家样到吴家样、周家样，中国佛教艺术已完全摆脱天竺的影响，确立了中国式的佛像风格和民族绘画格式，外来样式已被完全吸收消化了，中华禅在唐朝已确立，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亦在唐代基本完成, 正如苏东坡所言“能事毕矣”。
最具大唐风采的是于672 年营建由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的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座像。佛像高大雄伟，完全是在以写实的手法为基础又不违背佛教仪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原则下创造而成。大佛整体精神特征也趋向中国式, 面容庄严典雅，脸型丰满圆润，眉如新月，鼻梁直挺，面部表情温和慈祥，把大唐盛世对外来文化兼容的恢宏气度、大唐民族开朗健康的性格和高度民族自信心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佛周围的阿难、菩萨、天王、力士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他们之间性格特征不同，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一组完满的群雕。唐代的佛教艺术在形象塑造与内在精神的结合上，宗教性与世间性，理想性与表现性方面已达到完美的境地，可谓“灿烂求备”。

⑼ 唐代佛教的艺术影响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
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宗时（745）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⑽ 唐代佛教共多少宗派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两晋南北朝时，各种佛教经典大量译出，译人在译出经典后又聚徒传授，因而养成了讲习经论之风，此风在南朝尤为盛行。由于僧众所习经典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从南朝末年开始，一些佛教学派逐渐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统治集团相依托，又与日益发展、巩固的寺院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在教义和财产上排他的集团，学派遂演变成宗派。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于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大致情况如下：

天台宗形成于隋代，此宗的实际创始者是陈隋之际的智（531～597），他以天台山为中心，所以将此作为宗派的名称。智死后，即由其弟子灌顶继续弘传。入唐后，又有法华寺智威、天宫寺慧威、左溪玄朗相次传承。

三论宗隋代已具雏形，其祖师吉藏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智拔、智凯、智命诸法师。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是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游学印度归来后，搬用印度佛学的理论，按照印度教团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派，其学说繁复，含义精密。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他门下的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慧沼、智周等人，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

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来加强自己的组织。唐朝的道宣继承北朝慧光到智首的系统，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都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另有义净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南海寄归传》一书。

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在楞伽禅法之外，参用般若法门，从事静坐。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着名的有神秀、慧能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经》、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后来南宗禅的势力大增。形成一些支派，如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合为五宗。

密宗。用陀罗尼（咒语）作为佛教的修习方法，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相继来唐的有善无畏、金刚智等人，他们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后经过一行、不空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喜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就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

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故又名华严宗。法藏因为参加了《华严经》的新译，又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充实了观法，形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这一宗派的名号。

净土宗。北魏的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他的弟子善导来长安传教，最终形成了净土宗。

隋代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璃、高颎等的保护，仍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武后证圣元年（695）明令判为异端。至开元元年（713年），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不许其再行传教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