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势力pdf_《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塔维斯托克讲演》pdf下载在线阅读全文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壹’ 日本以前是不是属于中国的

一般来说，不属于。

但是，日本自己的一个版本的地图有明示，日本九州岛为唐朝版图。

‘贰’ 庆余年：北齐真的容不下肖恩吗，为什么

北齐确实容不下肖恩。

北齐能容下一个家国俱失的老人，却容不下一个权术阴谋顶级的谍探首领。肖恩的归来，会让大将军上杉虎卓越的军事才能，庄墨韩文坛宗师的地位有了一个新的结合点，一文一武加上权谋，即将形成北齐第三股强大的势力。北齐立刻分崩离析也是极有可能。

于家于国，甚至肖恩掌握着不堪的过往，这些都让北齐国师苦荷动了杀心。何况他已经老了，与其让肖恩回到北齐风云变幻，不如将危险扼杀在源头。

肖恩被北齐不容，为天下不容，乃在于其强，即便被关押二十年，他依然是强悍得各方瞩目的关键人物，可惜就是因为他太强了，各方势力忌惮，不可能让这条困龙复苏。最终也死于其强。至于其掌握着苦荷吃人的信息，不过是枝节末事而已。苦荷地位尊崇，北齐将之看成神一样，谁信？落难的肖恩也无力动摇苦荷的声望。

‘叁’ 西欧最穷的国家如何创造了世界pdf

苏格兰很少被人注意，因为我们说到“英国”时，大部分时候指的都是“英格兰”。实际上，英国包含了三个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伦三岛”。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西方世界这个问题都容易混淆，更何况是在我们中国。当我们细看时，才发现相比与英格兰，苏格兰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它后来才被合并到大不列颠体系。
在本书作者亚瑟.赫曼Arthur Herman的眼中，苏格兰不仅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虽然在18世纪以前是非常落后和贫穷的，没有融入到“地中海时代”的欧洲，但是，从18世纪开始他们迅速了加入了“大西洋时代”，为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以前对“苏格兰”的印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他讲述了一个苏格兰英雄反抗英格兰统治者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区分出了英国南部的英格兰与北部的苏格兰，在历史上的冲突和战争。其二、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这两位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的进程，还有另一位科学家瓦特直接促使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兰人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世界进程，当我们做投资，对整个时代经济源起、格局和方向的思索时，也需要将时代中人的精神特性放入其中，以此更全面的看到所处时代的全貌。

1、衡量进步的指标：与过去的时代多远
——“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

“依照洛克的见解，关键不在于爱肯海是否曾说过触犯了上帝律法的言论。宗教信仰纯属个人良知的范畴，官方机构无权干涉。他呼应自由教义派的观点：‘真正的教会应以容忍为念，’也赞同安史托瑟的见解。世俗机构的权力应限于‘凡间事务’，无涉于宗教事宜。洛克的见解在英格兰引起回响，促成了一六八九年‘容忍法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政教分离体制的基础；但在法庭仍可审判并处死女巫的苏格兰与麻萨诸塞，则无法相提并论。”（P019）

“大势已去。1697年1月8日下午两点，爱肯海被带往位于爱丁堡和莱斯之间的绞刑台；顶着凛冽寒风，他发表了临死宣言：‘一本赤诚却横遭污蔑，在下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他以颤抖的语气表示，‘人类内心追求真理的欲望永无止境！’他这么做了，却以生命为代价。……行刑手搬开梯子，犯人身体一甩，不到十九岁的生命就此结束。
“这就是十七世纪末苏格兰的景象。教规严谨的长老教会大权在握；无情甚至严酷的喀尔文信仰当道；亵渎与巫觋得受审判；面对诉请施予怜悯、提出理由或事实的要求时，呈现的是怪异甚至变态的矛盾。
“这是苏格兰迈向现代世界的入口，但谓之‘传统的苏格兰’可能有误导之虞。事实上，这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主张将爱肯海处死的势力，所承袭的文化为时仅百年出头，旋踵苏格兰的改革便来到。
“……1696年，传统势力已是日薄西山。把爱肯海送上绞刑台，象征苏格兰喀尔文教派的回光返照。一个以教士、大学教授与律师为主的世代，深受来自英格兰进步风气的洗礼，正在逐渐兴起。
“……这个文化与物质皆落后的国家，在思想前瞻的苏格兰人领导之下，即将展现另一番风貌。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世界也随之改观。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象征现代世界的体制、理念、心态、习俗等特质，在苏格兰人手中已大致完备。苏格兰佬在全球披荆斩棘，为人类历史开展新的纪元；而所谓‘人类历史’的观念，也多半源自苏格兰的创见。
“苏格兰历史观的基础是强调进步。一如个人，社会本身也会与时俱进。社会需要新的技能、心态，对于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应有何等自由，也要有新的理解。苏格兰人向世人揭示了衡量进步的指标之一——离过去的时代多远。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对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亨利.布劳罕、华特.史考特爵士和许多本书提到的苏格兰现代豪杰，过往就是审判、处决了爱肯海的苏格兰。”（P020-023）
（曾星智注：因为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最习惯的做法，就是“以古论今”。我非常反感这样的做法，首先这样做是非常无知的，因为他们把“古”给抽离了，只看到古代历史中美好的一面，完全看不到大部分丑恶的一面；其次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历史和时代不断演变，不可能靠我们的主观意志去进行道德批判，而更应该看到当下如此发展的缘由。在此不必多说，面对越来越流行的这种“以古论今”的返古思潮，我持批判的态度和远离的姿态，他们根本不值得批剥，因为其方法论上是彻底错误的。）

2、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曲折过程

“明智之士对此自有定见，其中包括许多戴芮安公司的原始股东。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实：没有英格兰助其一臂之力，苏格兰在大西洋贸易中别想沾到半点好处，而只要两个政体纳于单一王权麾下，绝对不可能有进展。当皇室必须在两国利益中选择其一，铁定会偏向繁荣富裕的英格兰，寄人篱下的结果，苏格兰永远要当老二，除非出现什么重大改变，才可能皆大欢喜。
“于是两国的政治精英开始谈到一个名词：结盟。以往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偶尔现身，或是形诸笔墨，如今被戴芮安的一连串挫折推上舞台。英格兰政界对此大致赞同。
“……在戴芮安探险的五年期间，结盟成了两国间热门的政治议题。苏格兰议会原则同意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磋商。大家心里有数，目前的关系恶劣到极点，不可能长久这样耗下去，势必得改弦更张，搞一番新的局面。关键是什么样的局面？”（P048-049）

“（1707年1月）十六日，全体议员出席，以一百一十票对六十九票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条约。道格拉斯权杖钦点，苏格兰王国从此走入历史。
“……悲惨的预言没有实现。正好相反，结盟没有掘出坟墓，而是掘到了金山银矿，掘出推动经济的泉源、创造财富的引擎。仅仅一个世代光景，苏格兰从贫穷的三流国家跃入现代之林，文化面貌无比兴盛，社会结构焕然完备。她并非沦为英格兰的奴隶，反倒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解放，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初次品尝‘飞跃成长’的甜美滋味。”（P064-066）

“在苏格兰较有远见的商人和地主眼中，一项基本的事实逐渐浮现。英格兰人愿意负担高昂税赋有其背景因素：政府会善用财源。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就架构了严密廉能的官僚体系，奠定政治版图稳定的基石，高度展现了政府运作的效率。透过执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在首都伦敦和各大郡区间兴建道路，加快货物运输与讯息传递；以高尚闲差安抚地主贵族；国王和海外殖民地有十万大军保护；强大的海军巡弋维持水路畅通，确保帝国光辉日正当中照耀寰宇。
“苏格兰被这纸结盟条约紧紧拴住，一路拖向改革的大道，塑造了确保生命、自由、财产的政治环境。这是惊天动地的转变。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终于了解，原来政府没什么了不起。强盛的国力可保护市场，却无法阻止社会的变迁，压抑不住经济的改革。
“作为大不列颠的资浅成员，对苏格兰反倒是好事一件。撇开大麦暴动或詹姆士党人滋事之外，伦敦议会很少把她放在眼里。透过强大的政府体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天高皇帝远，当英格兰和欧陆国家留连于国营体制，苏格兰和美国的资本家商人捷足先登，十足体现了放任私人企业的优点。”（P070）

“诸如亚当.斯密和休谟几位大思想家都能深切体会，改变势必要付出代价，短期的损失难免，且通常可由长程利益加以弥补。‘长期观之’、‘权衡得失’、‘整体而言’——这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人士抱持的正面思维——若非后知后觉。对于现代社会的诡异本质，苏格兰拿捏的精髓举世无匹。结盟条约即为明证。
“促成结盟的因素复杂万端，结合了深谋远虑的政治观点、放眼未来的精心策略、甚至爱国心的驱使。然而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莫非急于改善自身现状，借此图谋私利，动机之卑鄙怎堪闻问！却未料及其行动——短期内毁了这个独立的国家，将南北两国卷入政治旋涡，逼使苏格兰经济陷入绝境——假以时日，成为苏格兰晋身现代之林的巨大推手。”（P071）

3、哈奇森：从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利他

“虽然受到卡麦可、库伯、普芬朵夫等人的影响，哈奇森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他相信，人类天生具有内在的道德观，一种分辨是非善恶的基本认知，也是上帝依照自我形象赋予人类的能力。‘依循原始本性的框架，人类做善事会心生愉悦，也会认同他人或自己的善行。’
“换句话说，我们天生就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如同生来一张嘴会吃饭一样。道德判断（这是错的，那是对的）是人类的天赋，却不同于诸如判断距离远近的各种判断力。它会透过我们的情感加以呈现。爱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对他人的爱，这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哈奇森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快乐。‘确信自己能够满足本身各个层面的欲望，他（人类）必然处于快乐的状态’。鄙俗的人会误认为这表示物质条件的满足：美食、佳酿、肉欲。哈奇森却说，助人为善才是快乐的至高形式。‘从苏格拉底时代迄今，所有人都充分反映出这种现实，’他在都柏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最真实、普遍、活跃的乐趣，生命中的极乐，莫不包含了对于他人的好意思。’
“……经过他这么诠释，自利与利他不再正面抵触。两者在最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中合而为一。”（P086-087）
（曾星智注：1、哈奇森是亚当.斯密的老师，我从《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很多哈奇森的影响，尤其是在“同感”、“私利带来的利他”等观念方面，这样的思想甚至带进了《国富论》中；2、从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上来说，越来越认同哈奇森的观点，确实，我们的生命是追求快乐的，开始时一些初级的快乐可以满足我们，但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寻求更高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就是利他。我们从为了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了助人为善的利他，这为我未来的路指明了一个方向，在基本实现个人的梦想后，将会把重心转向对社会、对他人的付出。）

4、结盟后格拉斯哥的贸易发展

“许多人以为，家族企业是格拉斯哥成功的法门，事实不然。他们占有地理上的优势，将北美换得的商品再转卖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才有厚利可图。不过，这群烟草大亨成功的秘诀在于财务报表：从各种地方创造财源，同时节省成本。他们以各种手法募集资金、购买商船、建造仓库、买入存货（他们直接向原产地的农民买进烟草，不像英格兰商人只会转卖赚取佣金），包括向银行贷款。从一七四0年间，至少出现六家专门经营商业放贷的银行，包括格拉斯哥商船和蓟花银行等。
“合伙人投资这类公司，每年只收回百分之五的利息，其他的钱都继续滚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使得格拉斯哥的烟草贸易成为不列颠财力最雄厚的产业，趁着景气好的年代大肆扩张，即使碰上萧条，也能安然度过。
“十八世纪的格拉斯哥烟草业由一群老派企业家掌舵：为了赚钱甘冒风险，失败就付出代价。一七七二年，巴格尔家族旗下公司就因为还不出借款而被银行接管，其他如怀利、麦考、登洛普、法兰奇等则度过破产危机。有人垮台，立刻有人取而代之，这是不断自我汰换的产业，随着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大家必须积极节约成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格拉斯哥的烟草业，为现代资本主义塑造了雏形。”（P165-166）

5、亚当.斯密：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

“亚当.斯密的老家在爱丁堡外围佛斯湾旁的寇克卡迪镇。父亲攻读法律，之后在镇上的海关单位服务。这份工作可不轻松。和英格兰结盟之后，苏格兰沿岸的走私贸易猖獗。成天忙着和私枭周旋，让老斯密疲于奔命，事实上，这群私枭本是循规蹈矩的善良百姓，为了生活家计才被迫铤而走险。斯密从此学到一个教训：利益当前，人们就会受本性驱使，不惜对抗官府——逃避关税是最明显的例子。五十年之后，他在《国富论》中旧调重弹：‘人们潜藏着改善自身情况的强烈本能……光凭这一点，无需外力辅助，除了使社会繁荣富足，也足以铲除一切人为法律构成的阻碍。’
“……就许多方面而言，斯密融合了哈奇森主张人性本善的‘鸽派’与休谟的‘赢派’的启蒙运动两大潮流。虽说融合，事实上，两派交锋从未止息，战火一直延烧到现代，这是人性本质的冲突——股今中外皆然。斯密有勇气直接剖析冲突的本质，这也是他了不起的成就，提供后人探索的途径。他名列伟大的思想家之林，影响力恒久不坠落，这是真正的因素，而非一般所赋予的资本主义传道家之名。”（P192-193）

“斯密以孟德威的观念为本，揭发了更深层的矛盾：为了追求私利，我们被迫和他人打交道。每个社会都是如此。有了他人的协助，不必凡事亲自动手，无论狩猎、打渔、耕种……事情都好办的多。斯密指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的两大特质。一方面衍生了无穷的机会，减少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劳力；另一方面，为了不断寻找买主和卖主，因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庞大供需网，以复杂的方式将人们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一个人活在文明社会中，需要许多人的配合和协助，’斯密表示，‘即使他一辈子认识的人没几个。’
“接下来，他又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市场相互依存，牵一发动全身，但每个人都有追求商机的自由，换言之，人类的心灵不受桎梏。照哈奇森的说法，快乐就是自由，以不干涉他人自由为条件；荷姆强调拥有财产的快乐，作为自我人格的延伸。斯密集两者之大成。为了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网络取得一席之地，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我们必须彻底解放、不受羁绊。独立是商业社会的图腾……资本主义打破了恶性循环，提供一个独立自主、物资充裕、彼此依存、人人追求幸福的环境。”（P206-207）

6、休谟：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休谟石破天惊，在首部着作中就企图颠覆传统，扬言：‘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两千年来的哲学基础被一夕推翻。休谟指出，人类不受理性的宰制。理性扮演的角色只是工具：让我们知道如何满足本身的欲望。欲望的泉源来自情感——愤怒、情欲、恐惧、悲伤、忌妒、愉悦、虚荣与希望遵照理性原则生活的矛盾情结——或谓最起码的层次——依循理性所产生的认知。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靠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习惯。说来说去，人类是习惯的动物——由其情感得以运作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产物。我们学会克制内心的热情，依据社会的制约，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休谟认为，私利就是一切。主宰人类行为的力量并非理智，而是对于他人所担负的责任感，亦德律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政府体制的开端。
“……休谟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人欲横流，入世之人无法自外其中。若缺乏外在约束，肯定会天下大乱，……但即使是最有效率的社会体制，也无法规范每个人为图私利所做出的行为。此时诉诸理性就不成了，话说回来，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追根究底，问题还是情感。
“休谟做出结论，文明的社会必须有一套疏导人们情感的机制，使其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透过习俗规范灌输给每个成员，使其潜移默化成为习惯，就能将破坏性的冲动转为建设性的观念。”（P194-195）

“‘没有一种情感能够超越图利的欲望，’休谟表示，‘欲望本身却能加以疏导。’他进一步指出：‘人类永远无法克服自身或他人狭隘的灵魂，人人短视近利，只顾眼前。’这就是人性，不要妄想去更改。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塑造一套‘我不犯你，你不犯我’的金科玉律，尽可能提供安然运作的社会架构。
“置身在这个人人为己的世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偶尔抛开自我，顾及他人，程度也极其有限’，可见道德大致上算是一种习俗；理性到了现实世界根本无用武之地，鼓吹理性只会被人当作耳边风；道德出自内心，无关乎天上神明。世界无限宽广，任你尽情挥洒，人类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有权力‘惩罚犯错的人与暴力份子，使人循规蹈矩，追求实质且长远的利益’。文明社会的本质——依照休谟的见解——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休谟指出一个对他而言明显的事实：社会可以成功地将人类的情感疏导到正面的方向；根据过去失败的经验，我们学会改进政府的体制，强化保障人权的目标。不列颠从封建转为现代化社会，是明显的例证。商业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改革的引擎。
“商业促进了自由，自由带来文化，文化使人类的性灵获得提升，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诚如休谟所说的：‘除非先有自由的政府体制，否则艺术和科学无从提升。’
“不过，休谟也提出警告。自由是好事一桩，但必须有制衡的力量。人类毕竟是情感的动物，若完全放任，将成为情感的奴隶。
“……有鉴于此，现代政治体制必须包含两股相辅相成的冲突所引发的张力：维护个人的自由与维护社会的体制。绝对的权力会造成腐化，终致摧毁了社会本身。休谟预知了极权主义的下场。他同时指出，即使处在‘最自由的社会’，也必须牺牲‘相当程度的自由’，但这也是‘享有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关键在于：到底要牺牲多少自由？休谟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P196-198）

7、人们对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误解

“如今，事隔两百多年，后人对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仍有三大误解。
“首先，是斯密所指的那双‘无形的手’。事实上，出现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这个名词是个反讽。斯密相信资本主义会根据市场和利益交换的机制，创造出一套自我运作的规律。对于不明就理的旁观者，似乎每个人都是朝单一目标迈进，一双‘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斯密从未颂赞市场机能多么完美，但总比人为干预好多了——人类毕竟是感情用事的动物。
“……斯密抨击的对象不仅止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更涵盖了所有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是对《国富论》的第二个误解，以为斯密主张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政府不需扮演任何角色。事实上，‘放任’一词出自法国经济学界，斯密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尤有甚者，斯密还强调政府的重要性。有了强大的国防，一个国家的贸易才有充分的保障，同时提供了保障正义及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体制：‘唯有在政府的庇佑之下，多年甚至几代累积的宝贵资产才能安然无恙。’而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基础建设，更少不了政府介入。
“除此之外，斯密认为政府其他方式的干预将自食恶果。历史殷鉴斑斑可考，政府往往出于一片好意，企图改变经济现状，结果却一片凄惨。
“……斯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证诸历史的教训。当权者理应从错误中学习，让商业社会依循自然的轨迹运作。……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亚当.斯密：一个为‘天赋自由’所运作的资本主义市场喉舌的预言家，极力抵抗一切的不当干预。
“……斯密也预见了商业社会中另一种腐化的现象。资本主义强调分工，使得整体产出的货品更为精致，也使涉入这过程中的人们眼光狭窄，只关心自己的生意或专业领域，对外界事务兴致缺缺，凡事皆以生意角度衡量，流于见树不见林，忽视事件的全貌。”（P207-210）

8、美国：苏格兰人思想建构起来的国家

“回顾早期的境况，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差异不大。过去同属英国殖民地，说着同样的语言，属于同一块地理版图，经济情况大同小异。两者都是移民构成的国家，都是为数众多的苏格兰移民。
“到了某个转折点，两国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加拿大多半以公营企业为主，资金的来源由上而下。……美国人依照斯密与瑞德的理论筹划建国蓝图——以群体的共识管制个人私利，政府少干涉为妙。一七八七年出炉的美国宪法揭示了联邦的权力范围，其余的归予各州政府。……这充分反映了杜格拉德.史都华的政治理念：政府应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资源，而非绊脚石。
“虽然有上述的差异，苏格兰移民对美、加两国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苏格兰裔打从心底认同美国。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实现梦想的乐土。美利坚突飞猛进，苏格兰佬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抵达此地，苏格兰人透过新政府赋予的无穷机会，取得新的身分，翻开生命的新页。身为美国人，不仅是身份认知的图腾——相对于‘北不列颠人’——也不限于文明的范畴；而是成功欲望的表征。人之所以人为，命运操之在己。
“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所标榜‘人定胜天’的个人主义，但当时只是精英份子的理想——假设固定的社会架构，各个阶层族群安于其位，人人根据本身的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美国没有这种事。一如宽广辽阔的地形，每个领域大门敞开，对来者一视同仁。诚如杰斐逊所言：‘自由的帝国。’
“……一股思潮逐渐萌芽滋生，世界各国摒息以待——纯粹的美利坚正在形成，具备现代化的精粹内涵。说真格的，美利坚的本质是苏格兰血统的延伸——如假包换。这群移民展现了无所不在的能力、无孔不入的势力、自我提升的无穷可能性，证明了新大陆遍地黄金，置身乱世照样能致富。他们设计了一套文明社会的体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忘尊重他人的利益。这是开明的社会，与休谟的世俗戒律遥相呼应。虽然高举自由大旗，有传统的道德规律作为根基（长老教会的遗绪），如同钢筋混泥土，社会架构得以持续强化，倍加牢不可破。”（P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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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千穿万穿，唯有马屁不穿。

所以一个年轻的病人，因为一次毫不意外的经历，穿越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成为伯爵府一个并不光彩的私生子。修行无名功诀，踏足京都官场，继承莫名其妙的商团，且看没有自己身份的私生子，是如何玩转商场、官场、战场以及婚场。

因为故事发生在庆国，而那位病人很奢侈地拥有了多出来的一截生命，所以暂时取名为：庆余年。

[穿越玄幻系统]《造神》作者：苍天白鹤（天才流、YY、爽文、有组织、烂尾）【6.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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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既灵性，灵性既智能，拥有智能，一切皆有可能！

[异界穿越末世]《末世法师》作者：滚开（巫妖穿越、会法术、奋斗升级、能把人炼制成傀儡、无感情种马）【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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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了法师知识的幸存者，在病毒肆掠的末世的生活。

[异界重生玄幻]《上天台》作者：离人横川（戏子出身、修仙、无团队有势力、YY、无女主、基本不虐）【3.3M】

文案：

苍天再借五百载，铸我一座上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步步登上莫徘徊

前世距离天台一步，一脚踏空，今生抖擞精神重新来过的故事

我脚踏祥云，金光护体，重生而来，就为的是下一盘很大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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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构建怎样的公域秩序pdf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村庄治理结构的探索过程中更多是在起到“解构”的作用，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消解了乡政村治的制度基础。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但体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保持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民自治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困境?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走向如何?未来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有效村庄治理模式?这正是本文提出和考虑解决的核心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社会的和谐是中国社会和谐的主体和基础。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村庄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生态空间，其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可以得到较有效阻止。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全面介人与渗人，村庄自主的政治生态空间逐步“失灵”，村庄的政治生态链条由分配责任义务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社会特别是村庄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的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对当前村庄治理构成重大挑战。乡村治理的目的就是乡村社会的和谐，而村庄的公域秩序是乡村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一、乡村治理与村庄秩序困境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着称的国家，历代王朝都以发展农业为立国兴邦之本，也非常重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封建时代的中国，行政建制到县，乡村治理以“士绅”为主体，虽改朝换代频繁，这一点没有实质变化;新中国建立后，行政建制向下延伸，实行农业合作社制度，历经小社并大社，1958年正式定名为人民公社制度;由于其固有缺陷在实践中不断暴露，1978年国家正式取消党政经一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镇政权;随着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原有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乡村治理制度的重构势在必行，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1998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再次确认了这一点，从法律上规范了乡(镇)与村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由此“乡政村治”治理机制及其体系正式确立并在全国全面落实推进。时至今日，乡政村治治理制度在中国农村取得一定成就，乡村民主获得极大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然而，村民自治制度施行二十余年来，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制度层面的变迁使乡村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逐步消解，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是带来了乡村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一切对建立于80年代的乡村治理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与挑战。乡村社会围绕土地、村级债务等问题而发生的干群关系紧张、越级上访甚至其他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民主进程中开始出现宗族势力、金钱势力、黑恶势力;农村新生力量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组织与“两委”的关系混乱，在村民自治中地位不清、作用不显，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现有乡村治理制度安排似乎不能很好地回应这种冲击与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自治制度的普遍推广，民主意识凸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得到强调，这一点本没有错，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领导职能相应弱化，基层党组织涣散，组织建设被忽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领导核心职能，上述各种乡村问题的发生和恶化或多或少与此相关。这一切均表明中国的乡村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和挑战，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及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乡村治权即乡村社会自主解决内部事务的能力与合法性，比如传统社会，宗族组织可以合法地调整宗族内部的利益关系，在与村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中发挥极大作用。再如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是一个生产和分配单位，生产队可以合法调整生产队内的利益分配，提供超出家庭的公共产品。在农村大多数地区，一直到取消农业税前，村干部都可以调整土地利益的分配。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税，同时又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就使得土地集体所有权被虚置，村社集体不再可以合法地向农民收取用于村庄公共事务的费用，也不再能够有效调整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其结果导致村民自治经济基础的丧失。同时，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体制改革也是以国家从乡村社会退出为方向的，但乡村内生组织的生长却颇为不易，由此造成农村社会内部大量矛盾无法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基本秩序无法维系，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也无法有效供给。更重要的是，以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已经无法整合村庄资源、动员农村农民并有效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事一议”失败便是其典型。
那么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有效村庄治理模式呢?这正是本文提出和考虑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村庄失序深陷困境的原因

中国乡村治理，从体制上告别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乡村全能型治理已近三十年。然而，从这种全能体制脱胎演变而来的“乡政村治”体制，其运行状态和实践结果远非当初人们设想和期待的那样理想。特别是在国家关于农村政策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环境下，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性和风险性日益凸显。

(一)乡村治理制度运行的宏观制度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行土地人户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是，土地人户弱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也相应弱化了现代农村的村政与治理结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只好简化为围绕农业收成的利益分配关系，税费征收成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政积累，借机向农民乱收和摊派现象屡见不鲜，使得农民不堪重负，基层矛盾恶化。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和防止地方政府乱摊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使得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然而，税费制度改革带来一个意外的负面后果，过去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收税，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围绕收税来建立，政府与农民关系中的其他内容，比如政府的服务功能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随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逐步推广，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主要联系瞬间中断，而一种新型关系尚未建立，由此在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在诸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县乡财政体制问题、农村机构的问题、为农民提供公益服务新机制等问题上，政府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税费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这一意外后果偏离了政府改革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带来极大困难。
撤乡并镇并村也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问题。并镇并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仅能节约行政成本，减少浪费，而且还可以通过集镇带动城镇化。我国之所以提“城镇化”而非城市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村人口总量过大，现有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政府服务能力、就业等原因无法在短期内吸纳如此多的人口，镇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缓冲区域，镇辖行政村的存在也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并村过程使原有行政村的界限被打破，所形成的聚合村由于地域范围的扩大，短期内难以融合，加之并村带来的行政能力的减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一些村特别是山村，行政村的形成有几百年的历史，宗族、宗教、流域、地域等因素都在起作用，并村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各种矛盾，威胁社会稳定。同时更要看到行政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内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依凭的是长期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共享知识，人情而非法律是人们互动的基本准则，也是乡村稳定社会结构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机制，虽然违反人情世故而做出有悖常理的行为可能发生，但是由于交往频繁，相互熟悉，彼此知根知底，信息传递畅通等因素，社会监督变得容易，大大减少了越轨行为的产生。一旦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者，就会受到乡村社会强烈的道德谴责和孤立，这种日常惩罚机制非常有效，而长期的持续互动所带来的互惠预期，也激励村民按日常规则行事。因此，在行政村内部社会秩序的形成不需要政府机构的过多干预就能达到稳定、有序、和谐。然而这些熟人社会的特点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发秩序在撤乡并镇并村政策中逐步消解，聚合村的出现使乡村社会变为了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社会，熟人社会的规则和办事方式方法再也不能发挥原有的社会秩序与功能，村庄基本处于失范状态，乱象丛生。加之现代化、市场化的入侵，农村社会利益观念强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经济交易关系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关系之一，而且城镇化的加速，以及国家户籍控制日益松弛，由此带来的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乡村社会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不断受到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淡漠，乡村社会秩序面临极大挑战。
因此，国家宏观层面政策、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导致国家与农村的联系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导致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解体，村民自治制度的社会基础被逐步消解，制度运行困难重重。

(二)村庄治理制度安排与实践屡遭挫败
1987年《村组法》颁布以来，综观各地实践，可以大体归结为三种村庄治理模式，党支部和村委会联合治理模式，多方治理中心共同治理模式，村委会服务化模式。三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各有利弊。
1.党支部和村委会联合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延续建国以来的治理模式，一般由上级政府部门推动和主导，注重加强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典型地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第一，由上级机关党委直接设计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关系，主导乡村治理。广东较早在全国倡导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职务一肩挑;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实行“领导联乡、机关支部联农村支部、部门帮村、干部帮户”的“两联两帮”乡村治理模式;四川省射洪县创立“选派乡镇干部到村任职，村组干部合并”的精简模式均属此列。
第二，强化党支部的领导管理作用。这种模式有利于强化党对村民自治工作的领导，有利于规范村级组织的运行程序，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和潜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四川南充嘉陵区创造“支部领导、群众主导”村级组织运行模式，支部领导由“当家”变“领路”，改善冰封的干群关系;群众主导由“客体”变“主体”，实现还权于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变“冷眼旁观”为“主动参与”，让群众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空前迸发。这种运行模式的实质，是把普通党员、农民群众和村支部在农村事务中担当的角色作合理界定，把他们的权利和责任边界作重新划分，形成一个分工明晰、关系和谐、运转高效的农村治理结构。
第三，融洽村“两委”关系。最普遍的做法是两委联席会议制度，制定议事规则，由村支书主持会议。也可以通过改进村支书的产生方式，增强村支书选举的合民意性，如深圳尝试“两票制”选举村支书，即村民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为一票，党员选举为一票共同投票。还有的地方推出“三荐两票一承诺”，即个人、群众、组织推荐，然后由村民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村支书向村民做承诺演说，便于村民监督。
这种治理模式在中国的经济欠发达乡村仍占据主导地位，优点在于能节约行政成本，动员能力强，国家的政策法规易于落实到位，不足之处是“乡政”得到强化而“村治”往往流于形式，民主得不到彰显，村民积极性不高，且权力过于集中，不能得到有效制衡。
2.多方治理中心共同治理模式。主要是组建议(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经济合作组织等其他治理中心，同“村两委”一道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在村治中引入多方力量能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格局，解决权力责任错位问题。同时，作为村庄不同群体利益代表的各方力量的存在，拓宽了村民利益诉求渠道，能及时消解群体中的不满情绪，稳定乡村社会基本秩序。村民自治所提倡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在多方治理中心围绕具体事务的博弈中不断得以呈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得以彰显。比如，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三会村治”模式，形成了“党支部领导、议事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村治格局;浙江省慈溪市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形成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民委员会为主体，村经济合作社为支撑，和谐促进会为依托，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均体现了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特点。浙江武义县后陈村于2004年成立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其中村级重大事务决策、村务公开、三资管理、工程建设项目和村干部勤政廉政等五类事项，是监委会监督的重点;广东蕉岭的村务监事会制度，是通过在村里选出有威望的3到5人组成的村务监事会，将监事会作为村庄的专门监督机构，对涉及村庄公共权力运行的人、财、事进行全面的监督等，更是民主监督的典范。
相较于第一种治理模式，多方治理中心共同治理能有效防范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民主不显问题，特别是多方监督的存在能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监督村庄一笔重大款项而自发成立，成立五年中，该村没有一桩上访事件发生。缺点在于多方治理模式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产物，内生性的治理机构不足，且参与方的增多使得治理成本过高，难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易于推广的治理模式。
3.村委会服务化模式。多元治理中心是一种村民善治的重要路径，但村委会的问题被忽略，其本质仍未被认识清楚，村委会服务化的改革正是弥补只重创建机构、不重运作实质的弊端。“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政府部门的应有之义，更是村民自治机构的内在核心。村委会现在的管理功能越发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委会还主导村庄经济大权，服务职能被弱化，因此许多地方开始尝试将村委会服务化，使村委会成为一个决策执行机构。较早进行探索的是河北沧州的“青县模式”。“青县模式”可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调整村治结构、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依法规范管理村务。具体来说，是围绕把村代会塑造成行政村的决议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而展开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另外，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契约式管理将村委会的执行只能用合同来规范，具体操作按“五步决策法”进行:第一步，村“两委”班子成员根据村民意愿、建议或工作需要提出方案，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契约文本;第二步，报上级党委政府指导、完善方案，提出修改契约文本意见;第三步，召开党员会和嘎查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方案和契约文本;第四步，审核公示并签订协议或合同;第五步，监督执行。近年来，广东省清远市推广的治理重心下移也是将村委会服务执行职能增强的一个做法，具体来说就是在村小组成立党支部和理事会，乡村治理的重心下移到村小组，原来的村委会建立党政综合服务站，作为专门服务机构为村民服务。
村委会服务化模式其实质是功能转化，强化服务功能，自治权力下移。村委会重新定位为服务机构和镇党委政府的执行机构，自治重心下移到村组层面，在村组层面建立管理、决策和监督机构。但也遇到第二种模式同样的问题，第一，内生动力不足，村委会服务化的转变一般都是政府直接推动，实施效果如何得根据各地情况而定。第二，村委会与村组之间的关系、各村组之间的关系、村委会的财产处置等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解决。
乡村治理实践中的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第一种类型注重农村基层党政关系的处理与协调，强调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现代化、市场化过程给农村带来的影响，没有看到或有意忽视了新兴力量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这种模式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对于乡村内部的自生力量有某种潜在的压制作用，因而对于乡村社会民主建设大为不利，徒有民主的形式，没有民主的内容;更多发挥的是基层组织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职能，而非自治机构的作用。多方治理中心共同治理似乎解决了第一种模式的不足，对于农村基层的两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和监督作用，民主形式和内容也有相当进步，但实质上这种模式大多也是在基层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也是一种单向度努力的产物，没有真正正视农村社会内部自生力量的生成和发展规律。第三种模式则着眼于村委会职能转变，作为决策执行机构行使服务职能，自治功能下沉至村小组，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自治类型，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组织之间，包括村委会和村小组、村小组之间尚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关系。
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在于均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产物，由此形成的乡村社会秩序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源，一方面，虽然农村基层治理中党的组织获得重视，但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导致党组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层党支部整体素质比较低，凝聚力不强，不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而且在部分地方乡村治理中过于强调民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或弱化了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的乡村秩序建构没有充分重视乡村基层社会的特点。任何制度设计必须符合现实需求，具体到乡村治理，这种需求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不能不重视乡村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和现有特点，更不能忽视乡村社会原有非正式关系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制度设计只有与具体的情境相吻合才能生根发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责任在国家，关于基层社会的特点也要求国家对乡村治理制度运行宏观环境变化下现有乡村社会特点进行正确判断。
此外，乡政村治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建立之初的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逐步消解，国家与乡村的联系弱化，行政权力不能发挥如上个世纪人民公社制度时期那样强大的管理和动员功能。制度本身在社会实践中也进一步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乡村治理进人一个困境期。

三、未来村庄公域秩序的重构

对村庄治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质是对国家、市场、农民这三者间力量对比关系的研究。在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主导下的有限自治的可能性，即讨论博弈均衡解是否存在的问题，讨论两种力量(村庄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及重塑治理模式时的准确定位和构建未来村庄公域秩序。

(一)重构的历史与逻辑: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分析
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一种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与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组织(人造)秩序或计划秩序);另一种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
哈耶克在《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的社会秩序只有两类:生成的和建构的。前者指“自生自发的秩序”，后者指“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两种秩序形成的路径不同，前者依靠自发自愿的方式，在长期的人际互动过程中自然生成，后者依凭外部权威有计划地设计，两种秩序都有天然的局限性却又能相互补充，因此，基本上任何一个社会有序状态都是两种秩序合理衔接的产物。哈耶克的两种社会秩序观对我们进行村庄社会治理秩序的重构有着重要指导价值。

(二)“善秩”体系建构:“自生自发的秩序”和“组织(人造)的秩序”的互动博弈

村政意味着行政村一级更多地体现行政职能，具有一定的行政派出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乡镇基层政权的延伸和代理，组治则是指农村村庄的自治性功能更多地在村民小组一级得到体现。

与此同时，要大力培育农村公民社会，在健全法制的进程中确立并保证农民权利;落实并完善宪法规定的农民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公民权得以充分实现，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1.科学、正确地认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换言之，如何重新审视和巩固新时期的工农联盟关系。一是引导农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取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成果。二是应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实行各项惠农政策，切实提高和维护农民利益，让农民在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中坚定拥护党的决心。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的各项素质和政治素养。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农民利益、服务农民和教育农民三位于一体，实现对农民这个最大同盟者领导，夯实与农民的同盟关系。
2.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目前村庄选举实践来看，按照民主化要求，把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延伸到村级党组织选举中，保证村民对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有更强、更规范的“民意”选举权，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履行自己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民主执政的根本要求，同时也使党履行宗旨和民主执政有了现实的可能。从实践作用来看，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通过某种形式延伸到村级党组织选举中的首要效果就是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汲取了深厚的底层力量，获得最为广泛的民意支持:其次，它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寻求到了内在的压力和动力，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此外，这是将民选干部和党管干部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意味着是在坚持民选干部的前提下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应着眼于长期执政的考虑，不仅加强通过党内法规条例等制度加大自身建设的力度，更要通过依法治党促进自身的现代化。
3.将党的群众路线纳人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群众路线是永葆我们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深深植根于思想中、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渗透进村庄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提升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这种丰富和提升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制度化、法制化的保障而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互动发展中呈现出完美的和谐新形象。
4.树立科学的村级党组织建设政绩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如果说判断一个村级党组织工作好坏的根本条件在于是否赢得民心，那么村级党组织就必需在强调村级党组织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改变面貌的同时，要更注重村庄社会的文明、民主、公平、正义与和谐，为村民真正谋幸福，把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作为评判村级党组织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5.强化基层国家政权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党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加强农村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加强村党支部对村民自治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强化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选择。村庄需要一个有公心、有能力、有民主意识、能切实履行党员职责的党支部书记;要提升基层党员的基本素质，为此在入党标准上要严格把关;要加强作风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后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员言行，做到奖惩结合。

‘陆’ potentialities什么意思

potentialities
n. 可能力，（用复数）潜能，潜力。可能性; ( potentiality的名词复数 ) 潜势力;
[网络] 可能性; 潜能; 潜力;
[例句]The breathtaking potentialities of mechanization set the minds of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on fire.
机械化的惊人潜力使制造厂和商人们激动不已。
[其他] 形近词： essentialities

‘柒’ 《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革命的民众如何退化成野蛮人》pdf下载在线阅读全文，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法国] 古斯塔夫·勒庞）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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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

作者：[法国] 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王铭启

豆瓣评分：6.8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6-1

页数：249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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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事，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1926年3月5日）

媒体推荐

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经济学家熊彼特

当权者都应该学习一下勒庞的这本书（《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

——英国《泰晤士报》

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之父，被誉为“群体社会学的马基雅维利”。勒庞在20世纪初写下了一系列心理学着作，如《乌合之众》《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战争心理学》等。191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认真阅读勒庞作品后，坚持要会见勒庞；亚历山大德里在1924年写道：“如果你见到勒庞，告诉他智利共和国总统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我曾从他的作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

‘捌’ 关于infulence的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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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you please use your influence with him not to do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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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莫迪的世界

作者：[印度]拉贾•莫汉

译者：朱翠萍

豆瓣评分：6.0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11

页数：312

内容简介：

纳伦德拉•莫迪曾被媒体称为“非典型印度政客”，他是印度极少数从未卷入过贪污丑闻的政客。本书介绍了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的对外政策，审视了2014年莫迪赢得大选且以一个强势领导人的姿态出现之后，对印度和世界所产生的特殊意义。本书认为莫迪最初的政策方向释放了印度政体中许多结构性变化潜力，开启了印度共和国发展中的第三阶段。

虽然本书的内容仅仅涵盖了他任职不满一年的情况，但却为外界评估莫迪的对外政策提供了足够的依据。拉贾•莫汉先生写作的这本书思想内容丰富，而且不乏精彩观点和独到见解，是了解印度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一部着作。

作者简介：

拉贾•莫汉（C.Raja Mohan）印度着名的战略分析家，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该中心是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第五家国际中心。莫汉曾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曾担任过《印度教徒报》外交栏目编辑以及驻华盛顿记者。

莫汉曾获得核物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是德里多家智库包括观察家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防研究分析所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军备控制、亚洲安全、全球秩序和印度外交政策，很多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和《华盛顿季刊》等顶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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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瑞士] 卡尔·荣格

译者：成穷

豆瓣评分：8.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1991-10

页数：197

内容简介：

已故的C．G．荣格教授，在1935年——也就是他满六十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Taristock)诊所给大约两百名医生作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共连续五个晚上。这个讲座及其讨论曾由玛丽·巴克和玛格丽·格姆打印成册，现在编成本书正式出版。

荣格的着作是广为人知的，但亲自听到他讲演的人并不多。被他的系列讲座所吸引的，不仅有各个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还有精神病医院的人员和大量普通开业医生。他的习惯是先讲一个小时，然后用一个小时来进行与听众的讨论。从讲座一开始，他的新颖材料、随和的态度、流畅圆熟的英语表述，就创造了一种轻松而又激励人心的气氛，讨论大大超过原先预定的时间。荣格教授不仅具有演说家的魅力，还精于选词用字，准确地表达出他的意思，他的话清晰易懂，完全没有行话或学究腔。

荣格教授主要阐述的那些原理，也是他的独特的理论贡献。他将这些原理归在两个大的范畴之内，即：心灵的结构和内容；对心灵进行探索时所采用的方法。

作者简介：

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早年曾和弗洛伊德合作，后来，上于观点的不同，两人的关系终于宣告破裂。荣格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主要有三点分歧。首先是对里比多概念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是性能量，早年里比多冲动受到伤害会引起终生的后果。荣格认为里比是一种广泛的生命能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二点分歧在于荣格反对弗洛伊德关于人格为童年早期经验所决定的看法。荣格认为，人格在后半生能由未来的希望引导而塑造和改变。以上分歧的发展导致两人对人性本身看法上的原则分歧。荣格更强调精神的先定倾向，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立场，认为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不限于弗洛伊德在人的本性中所发现的那些黑暗势力。

荣格的人格理论包括三个层次：

1 意识或自我

2 个人潜意识

3 集体潜意识

他提出内倾和外倾的心理类型，原型和作为人格核心的本性等都已成为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对哲学和文学研究也有深刻的影响。荣可着作极丰，全集共19卷，其中卷6至卷9是他理论体系的主干，包括心理类型、心理结构和动力，原型与集体潜意识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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