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传pdf

‘壹’ 张廷玉为什么要编写阉党传

也就等于告诫皇上，不能启用太监参政，。太监误国的例子，人人皆知。。

‘贰’ 阉党是什么意思

• 阉党一般指明代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

  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中晚唐的宦官的行为，实际是家奴在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如同旧社会豪门大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助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真大到可以夺取整个大家族的家产。 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明朝初年，鉴于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明太祖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世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至明宣宗开始在宫内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由此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明英宗幼年即位，宠信宦官王振，阉党势力开始形成。此后明宪宗时宦官汪直、明武宗时宦官刘瑾都曾广树党羽，专擅朝政；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阉党势力达到历代顶峰；明毅宗即位之后，魏忠贤先被免职谪去凤阳，后被迫在路上自杀，阉党主要成员伏法，阉党势力受到致命打击。

  
  

• 影响评价

  明代的阉党集团给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颓势，甚至直接导致了覆国的厄运。

  
  

  败坏吏治
  

  首先是对政治的扰乱，表现在吏治败坏，官场倾轧加剧。聚拢在他们周围的人晋升不由常道，更倚势谋私，打击清流。当时，都指挥以下请求升迁的人，刘瑾只需写一纸条说：“某人授予某官”，兵部就照条执行，不敢再复奏。“瑾欲大贵彩，乃命刘宇入内阁，以彩代之。一岁中，自郎署长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书前，彩厉色无所假借。寻加太子少保。”魏忠贤多收纳被东林党人所不齿的人和在“三案”中失意的人，这些人一旦翻案并官复原职后， 便不断寻机报复。顾秉谦制造《三朝要典》，将所有与三案有关的人都一一载入以便斩草除根；崔呈秀制造《天鉴》、《同志》各簿册，王绍徽也制造《点将录》，成为他们可以按图索骥，捕拿东林党人的黑名单。

  
  

  混乱司法

  阉党对政治的危害还表现在混乱司法。深受刘瑾喜爱的张彩，随意改变扰乱旧规，贪污受贿肆意盛行，国内拿着金银珠宝行贿的人不绝于途。依附于魏忠贤的党羽，为了翻案和打击东林人，无所不用其极。号称“五彪”的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掌握了锦衣卫和镇抚司，在魏阉中主杀戮。天启四年十月， 田尔耕掌管锦衣卫事物， 为了配合魏忠贤驱逐东林党人，他多次兴起大讼案；广泛布置校尉侦探，陷害无辜平民，拷打惨烈严酷，进入监狱的人大多不能出来。同时，许显纯掌镇抚司，杨涟、左光斗、黄尊素等十多人都死在他的手下，各人的供词，都是许显纯自己所写。

  
  

  掠夺经济

  其次是对经济的掠夺。阉党成员都是贪得无厌之人，对财物的攫取没有尽头， 其党羽也秉持了这一特性， 敛取钱财无度。少监李宣等人从福建审查事件回来，献给刘瑾两万两白银，正如张彩所说，他们借着刘瑾的名义在地方大肆搜刮，进献给刘瑾的不到十分之一。据此推理，几人在福建的时间里对当地的搜刮掠夺可想而知。焦芳的住宅宏大富丽，动用几郡的人去修造。上文所说的崔呈秀，在淮扬一带巡视时就大肆贪污，被高夔龙检发，不得已才投奔魏忠贤门下。得到魏忠贤宠爱后，更加贪利没有顾忌。魏忠贤的党羽遍布全国，哪里有油水可捞，他们都一一详细地报告，不少大户、富商因此破产，对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与破坏。

  
  

  鱼肉百姓

  再次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时特务机构格外发达，阉党成员中许多被安插到厂、卫，对官员和百姓实行严酷的统治。校尉、缇骑遍布大街小巷，一点小的过失极可能招致毙命，人民敢怒不敢言。魏阉为了讨好取悦魏忠贤，在全国各地为其大建生祠，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为魏忠贤建造祠庙，始于浙江巡抚潘汝祯，“汝祯因机户之请，建祠西湖，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此天启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诸方效尤，遂遍天下。”（《二十二史札记·魏阉生祠》） 关于各地竞相建造生祠对百姓的扰攘，《明史》中有明确的说明：“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各地苦于兴建，人民越加难以为生。

  
  

  明代大珰王振、汪直、刘瑾和魏忠贤等人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仅以他们一人之力，流毒无至于如此深广。“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明史纪事本末》也如是说：“夫水自湍也，风又激之；汤已沸也，火又烈之。”无疑，诸臣的依附又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为阉党立传，既是史家忠实记录明朝实际国情的需要，又为后世王朝的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和教训。

‘叁’ 明宦官和近臣把持朝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明朝的宦官专权与厂卫肆虐,是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专权的弊病,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又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还严禁宦官读书认字,交通外官,只令其备宫中洒扫奔走之役.认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那时,宦官是无权可专的.
到明成祖时,情况就不同了.他以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对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同上）.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①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他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习年幼的宦官.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但由于这几个皇帝尚能亲理朝政,对宦官约束较严,宦官还不敢专横跋扈.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发展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其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福建参政宋彰贪污被劾,因向王振贿银万两,反升福建布政使.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但那时朝中大臣趋附宦官的还不多,一些正直的大臣尚敢于与王振抗衡.所以,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也说明宦官专政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直朝臣和广大军民的痛恨和反对.
明代宦官利用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是其一大特点,更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性和虚弱性.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刘辰《国初事迹》）.他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初名仪鸾司,原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从三品）统官、卒一千五百余人,“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它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有权承办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人称诏狱,不必通过外庭三法司②.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惨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夺取帝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但锦衣卫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里终不如内官可靠,于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增设东厂,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过程.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所以,当时的宫廷伶人阿丑也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同上）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觗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八人中另外两个分掌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为害愈烈.可刘瑾还嫌不足,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比东、西厂更加残酷凶狠,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特务遍全国,百姓视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节赛龙舟,竟被诬为“擅造龙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逃开.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刘瑾不学无术,处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明史·刘瑾传》）.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刘瑾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由于宦官专权侵犯了皇权,皇帝对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到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虽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关吏、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涨到十万人.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腐败无能的明嘉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同上）.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宦官专权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万历年间暴发的十二次城镇人民反矿、税监斗争,天启年间人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斗争等等,都说明人民对宦官专权的深恶痛绝.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无穷.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各营拷职官追赃,内臣加炮烙尤惨”（谈迁《金陵对泣录》）,并把皇宫中的太监全部赶了出去,边赶边打,以示人民对宦官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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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史（全二十八册）

作者：张廷玉

豆瓣评分：8.9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1974-04

页数：8642

内容简介：

《明史1-28(繁体竖排版)(套装共28册)》内容简介：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张廷玉等撰。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建立的封建政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的中央政权。同年，清军入关，分兵向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南方势力进攻。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明朝南方势力被消灭。明史记载了明朝自建立到灭亡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清朝在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设立明史馆，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开始修史。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明史定稿，一七三九年(干隆四年)刊行。

明史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等任总裁，最后由张廷玉等定稿。先后参加具体编撰工作的人数不少，其中以万斯同用力最多，但是他没有担任明史馆的职名。王鸿绪就万斯同已成的明史稿加以修订，张廷玉等又在王鸿绪稿本的基础上改编成为明史。有关明代的各种史料的编排处理，明史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但很少涉及地主的庄田、佃户、田租、雇工，以及地主对雇工、庄仆、佃户的奴役。卷一六五丁瑄传所载福建佃户送租上门及额外馈送，卷二九○姬文胤传所载江西新城地主用大斛征租，这类材料为全书所仅见。食货志田制下附有“庄田”一节，所记限于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不只是内容简略，而且所记皇庄偏于京畿一带，所记勋戚又偏于戚臣。诸王传中有一两个传里提到庄田、庄租及管庄旗校，也零碎而不具体。《明史1-28(繁体竖排版)(套装共28册)》有关经济方面的记载，总的说来和前代史书一样，根本不曾触及阶级剥削的本质。明史为了颂扬统治阶级的“武功”，就不能不记述农民起义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如卷三○九及卷二五二、卷二六○关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记载，卷一六五、卷一七二和卷一七八关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记载，卷一九五关于江西及其附近地区反抗斗争的记载，卷二五七和卷二九○关于山东白莲教起义的记载，以至土司传各卷中所提到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虽然编者作了这样那样的歪曲，还是保留了一些可供我们分析参考的资料。地理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当时的行政区划。天文志、历志和河渠志包含了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并反映了一些明代新的成就。但天文志和历志，仍不能完全摆脱封建史书中传统的神秘色彩。明史新创了阉党传和土司传。土司传、外国传、西域传，有些地方混淆了国内国外的区别，这是很错误的。但也保存了一部份有用的资料。

《明史1-28(繁体竖排版)(套装共28册)》的点校，由郑天挺同志及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完成点校初稿，白寿彝、王毓铨、周振甫同志复阅定稿，魏连科同志担任编辑整理工作。点校中的错误和缺点，希望读者指正。

‘伍’ 明史魏骥传文言文及翻译

原文：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狱决而雨。

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骥倡修螺山、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呵之。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齿德有余。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靖。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许之。

翻译：

魏骥，字子房，萧山人。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的身份授职松江训导。常在深夜携带茶粥慰劳诸生。诸生感动而发奋，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师逵的推荐，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入试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京城郊区蝗虫灾情，询问民众的疾苦。正统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吏部尚书王直说魏骥没有衰老，若考虑到他年龄大，最好下令除去繁杂的工作而做简要的事情。

于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托年老而辞官，但是朝廷不同意。正统十四年升为尚书。英宗被俘北去，魏骥率领各司众官吏逐条上陈时弊，大多被施行。景泰元年，年龄七十七，辞官退休。

魏骥做官识大体。任太常官时，山川坛抓获一对白兔，京畿内长瑞麦，他都拒绝进呈给朝廷。在吏部时，有一进士服丧期未满，就请求考核功绩授官。同僚打算答应他，可是魏骥坚持不同意。

司法官因天旱体恤受刑者，有个叫王纲的犯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罪，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给他减刑。魏骥说：“这是妇人之仁，天道不合时节，正是这个原因。”依法断案后，天就下雨了。

正统年间，王振依仗宠幸，凌辱公卿，唯独尊重魏骥，称他为“先生”。景泰初年，魏骥因请求退休养老到达京城。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找机会避开众人对魏骥说：“您虽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请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事儿包在我陈循等人身上。”

魏骥正色道：“你身为辅佐之臣，应当为天下推举贤才，不能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偏私我。”魏骥后来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作为自己的事，这样怎么会有好结果呢？”最终辞官退休归家。

魏骥端正厚道刚劲正直，善于识别君子小人，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闲居也忧国忧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纯厚。萧山原来多水灾，魏骥倡议修筑螺山、毕公等塘堰，拦截江潮，兴修水利。

乡里人依赖它获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产业。事奉作教谕的兄长魏骐，虽年长而更加恭敬。经常戴斗笠行走于田间。曾遇到钱塘的主簿，仆隶呵斥他，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萧山的魏骥”。那主簿仓皇谢罪慰问而离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说：“臣最初任职萧山，看到退休尚书臣魏骥的乡下住宅，教育子孙尊崇孝悌，致力农耕，增筑堤坝，挖掘湖泊，抵御灾害。所做的事符合礼法，提倡理学，勉励后进。魏骥虽身处山野，但对治理和教化有益处，年龄大，德行高。

请求陛下下令给主管部门，参照前代旧例实施对魏骥的表彰。”皇帝阅览奏折而嘉叹赞赏，派遣使者前往慰问，踢给羊和酒，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但使者和命令还没到达魏骥就去世了。按照礼制赐予祭品，谥号文靖。

他的儿子魏完因魏骥的遗言赴朝堂推辞葬礼，乞求用礼金救济饥民。皇帝叹息说：“魏骥临终的遗言还害怕劳民伤财，可谓忠诚的大臣啊！”答应了魏完的请求。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史》中的列传特点：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着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

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

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

对于一些实在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让他们从历史记录中人间蒸发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和后金总兵刘爱塔所关明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5)阉党传pdf扩展阅读：

《明史》创作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着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

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干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干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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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

豆瓣评分：7.4

作者:苗棣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副标题: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路
出版年:2013-7
页数:264

内容简介：

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 击下瓦解了，回顾历史。魏忠贤的名字跃然纸上。 苗棣编着的《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 的末路）》讲述了出身卑微的大太监魏忠贤如何一步 步登上高位，阉党是如何构成的，庸愚的魏忠贤及其 党羽如何通过专权将大明王朝推下了历史的悬崖等一 系列问题。《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 路）》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描述出了“忠仆”之忠和 “忠臣”之忠的差异，为读者深入了解大明王朝历史 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作者简介：

苗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注重中西电视艺术、电视文化比较领域的研究。主要着作《电视文化学》《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美国电视剧》《中美电视艺术比较》《崇祯传》等。

‘柒’ 阉党的空前绝后

天启年间, 宦官魏忠贤权倾天下, 形成了有明以来最大的阉党集团。整个社会处于阉党的黑暗统治之下，风气日益败坏, 东林党人为了反对宦官专权, 两个集团进行了残酷的党争。后来虽然明毅宗朱由检谪杀魏忠贤，钦定逆案，清除阉党，但是仍然无法根除阉党流毒。 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魏忠贤和客氏并受宠爱。没过一个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封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不久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能进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他得以破例。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冬天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熹宗性机巧，好动斧锯以及涂漆之类的事情，累年不倦。每次在拉线削墨时，魏忠贤之辈常来奏事。熹宗很厌烦，荒谬地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好自为之。”魏忠贤因此便任凭自己的意愿恣行威福。他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总是坐着文轩，羽帘青盖，四马如飞，铙鼓鸣镝之声，随着轰隆而过的车轮，隐没在飞扬的黄土之中。锦衣卫官校腰围玉带，踏靴着衤夸，提刀相随，夹驰于左右，厨师、优伶、百戏、奴婢这些随从的人，又以万计。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马才能赶上。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而魏忠贤还左顾右盼，不加理睬。客氏居于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尔出宫回私宅，侍从声威显赫，光照道路，看上去就像是皇帝的仪仗队。魏忠贤原来愚笨无所长，他的党羽便日夜教他，又有客氏做内主，于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内。 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木魁交结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为兄弟，上书诬告中书汪文言，并且连及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被投进镇抚司监狱，并将被大行罗织罪名。执掌镇抚司的刘乔接受叶向高的教导，不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将刘乔撤职除名，用私人许显纯来代替他。这时御史李应升就内操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给事中沈惟炳以设枷锁进谏，魏忠贤都假传圣旨给予斥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奏疏上呈后，魏忠贤害怕了，向韩火广请求调解。韩火广不答应，他便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并辞掉东厂职务。而客氏从旁为他解释，王体干等人也一起护着他。熹宗懵然不辨真相，便温语安慰他，而在第二天打回杨涟的奏疏，痛加斥责。杨涟既被斥责，魏大中以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纷纷上奏魏忠贤的不法之事。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魏忠贤遣回私宅，以平息公众的指责。熹宗不许。
那时，魏忠贤很气愤，想将异己者全部杀掉。顾秉谦便偷偷地把魏忠贤所忌恨的人记录下来，交给他，让他逐个将他们贬斥。王体乾又倡议用廷杖，威胁廷臣。不久，工部郎中万火景上书指责魏忠贤，立即被杖死。魏忠贤又借御史林汝翥的事侮辱叶向高，叶向高因此辞职而去，而林汝翥也被杖打，廷臣都很恐惧。一时间被罢斥的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后数十人。其后又驱逐韩火广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正直之士离开朝廷，就如摇动枯树纷纷落下的叶子一样。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用旧例转科道官员。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寺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他的爪牙。不久，又起用拟被遣戍的崔呈秀为御史。崔呈秀于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都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火景等为魁首，并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将他们指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魏忠贤很高兴，于是这帮小人更加向魏忠贤献媚，连手攻击东林党。 当初，朝臣争论三案以及辛亥、癸亥这两年的京察和熊廷弼一案，魏忠贤本没有参预。其党徒想凭借魏忠贤的权力排挤那些正直之士，便相继归附魏忠贤，自称义子，并且说：“东林党将要害您老人家。”因此，魏忠贤也想自图快意。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相打击报复好人，而御史梁梦环又重兴汪文言一案，将他下到镇抚司拷打至死。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监狱，拷打至死。又杀熊廷弼，将他的亲家御史吴裕中杖打至死，又将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撤职逐出，朝中机构为之一空。而特召亓诗教、刘述祖等人为御史。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
当时，内外大权全归于魏忠贤，阉官除王体干等人外，还有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做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称为“五彪”。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称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而做崔呈秀这帮人门下的，又不可胜数。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遍布他的死党。他内心忌恨张皇后，这年秋，便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奴犯法，然后假传中宫旨意，企图撼动张皇后，熹宗为他按奴法治罪，并责备张国纪。魏忠贤不满意，又派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轮番揭发张国纪的罪状，并说皇后不是张国纪的女儿。正好王体乾危言劝阻，魏忠贤这才罢了。
天启六年（1626年）冬，三殿建成。李永贞、周应秋上奏魏忠贤的功绩，熹宗遂进封魏忠贤为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那时已晋封肃宁侯，这时又晋封肃宁公，食禄按魏国公例发给，再加恩庇荫锦衣卫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翔上奏给魏忠贤赐府第。不久太监陶文上奏喜峰隘口筑成，督师王之臣上奏筑山海关城，刑部尚书薛贞上奏大盗王之锦狱案，南京修建孝陵竣工，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擒获盗贼，他们都说是出于魏忠贤的筹划和计策。魏忠贤又自己上奏三年缉捕的功劳，熹宗下诏褒奖。半年之中，魏忠贤所庇荫的有锦衣卫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又授给他的侄儿希孟世袭锦衣卫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为都督佥事，而升崔呈秀的弟弟崔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被僭越滥用，至此达到了极点。他的同党全部坐镇蓟、辽，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险要之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献名马以及珍玩之物，从不间断。 那时候，东厂的缉捕人员四出横行，凡他们缉访过的地方，不管情况是虚是实，都被整得稀烂。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诬告他盗窃乘舆服饰等禁物，将他判了死罪。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的奏疏时，击掌赞叹，家奴将他告发，结果怀贤被杀死，家也被抄了。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即被诛杀。民间偶有言语触犯了魏忠贤，便被捉拿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者不可胜数，人们路上相遇，只能以目传意，不敢言语。这年，记门功，魏忠贤得加恩三等，庇荫都督同知。又荫封他的族叔魏志德为都督佥事。升傅应星为左都督，并表彰他的母亲，而以魏良卿为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务。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皇帝仪仗队组成，魏忠贤得以荫都督佥事，他又派党羽李永贞假冒浙江大盗李实上奏，逮捕惩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以及已辞官归乡的江浙籍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高攀龙投水而死，周顺昌等人死于狱中。苏州百姓见周顺昌被捕，很不平，便打死了两名校尉，巡抚毛一鹭便逮捕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理狱案，凡是魏忠贤所恨的人，便判以重刑。魏忠贤又听从霍维华的意见，命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竭力毁谤东林党人。御史徐复阳请拆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人士都屏息丧气。霍维华于是教魏忠贤在边防冒进邀功。 天启七年（1627年）春，又派崔文升总督漕运，李明道总督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崔文升原来曾侍奉光宗服药，受到东林党的攻击。海内争相望风献媚，督抚大臣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纷纷攘攘，唯恐不及。下及武夫、商贾小人、无赖之徒也都为他建祠。这些祠堂都建得极为工巧，他们侵占百姓田宅，砍伐坟地树木，谁也不敢控诉他们。而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祭启圣公。
当初，潘汝祯首先上书，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了一天，即被撤职除名。而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备具建祠书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祠不拜，都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因此天下的风气，章奏无论巨细，都称颂魏忠贤。宗室如楚王朱华、中书朱慎鉴，功勋外戚如丰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以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陈维新、陈尔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等人，都是佞词连篇，不顾羞耻。魏忠贤也时常给他们加以恩泽作为报答。所有的奏疏，都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称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圣旨时，也必说“朕与厂臣”，没有人敢直写魏忠贤的名字。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下图像上报朝廷。黄立极等起草圣旨说：“厂臣修德，故仁兽到。”妄言欺骗竟至于此。熹宗前后赐给他嘉奖令无数，所发给的诰命都仿九锡文。 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毅宗崇祯皇帝。毅宗素来熟知魏忠贤的罪恶，自己深加戒备，魏忠贤的党羽开始恐惧了。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毅宗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但毅宗还隐而不发。
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与皇帝并列，二蔑视皇后，三搬弄兵权，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王封爵，六目无圣人，七滥加爵赏，八掩盖边功，九剥削百姓，十交通关节。奏疏呈上后，毅宗召见魏忠贤，让内官读给他听。魏忠贤非常恐惧，急忙用重宝贿赂信邸的太监徐应元，求他解救。徐应元是魏忠贤从前的赌友。毅宗知道这事，便斥责徐应元。十一月，便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毅宗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 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行到阜城时，听到后一项命令，便与同伙李朝钦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痛饮至四更，最后一起上吊自杀。毅宗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将客氏鞭死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
逆党案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崇祯皇帝认为应该列为逆党的，几乎没有遗漏一个。崇祯二年三月，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公布魏忠贤逆案的处理结果：阉党为首的魏忠贤与客氏被判凌迟，同谋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处斩立决，勾结内侍的陆万龄、田尔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后处斩，魏广微、周应秋等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

‘捌’ 明代没有史官怎么明史出自清代,这样的史书真实性如何

是这样。明代不是没有史官，而是每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总编往往是新朝代来编辑旧朝的历史。比如：《元史》就是由明朝人宋濂（1310～1381年）、王祎（1321～1373年）主编。
《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两百五十年的大量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
全书共十三部，1600多万字，是有明一代史料的集大成者。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毅宗崇祯朝、安宗弘光朝、绍宗隆武朝、昭宗永历朝因战乱无实录。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 年5 月26 日）。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第二阶段
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着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着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着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虽然有睢州人汤斌等汉人积极参与，但黄、顾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气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着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第三阶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至干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张廷玉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庙的汉人。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
纪晓岚
纪晓岚
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着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头领立传时称为“流贼”，完全是当时社会执政者的视角记载，也为统治者总结了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