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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宋词

作者：唐圭璋

豆瓣评分：9.6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5-1

页数：5103

内容简介：

全宋词（全五册），ISBN：9787101017144，作者：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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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宋词和唐诗均为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高峰。清代所编《全唐诗》是家喻户晓籍，现又新编出《全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全书共五册，荟萃宋代三百年间的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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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宋词》跟《全唐诗》的联系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成于康熙四十五年。
《全宋诗》是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
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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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宋词（共5册）

作者：唐圭璋 编

豆瓣评分：9.5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1965-05

页数：3940

内容简介：

《全宋词(套装全5册)(繁体竖排版)》讲述了：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并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

7. 全宋词的内容简介

宋词总集。
宋人词集的编纂，宋代本朝就开始了。
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
宋人词集丛刻﹐宋代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六十家词》（今佚）等。
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
其后﹐清代侯文灿刻有《十名家词集》﹐秦恩复刻有《词学丛书》。
晚清刊刻词集之风更盛﹐规模也更大。王鹏运刻有《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刻有《宋元名家词》﹐吴重熹刻有《山左人词》﹐吴昌绶刻有《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刻有《彊村丛书》﹐陶湘刻有《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1931年﹐赵万里又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搜采校订﹐水平超过前人。嗣后周泳先有《唐宋金元词钩沉》﹐较之赵辑﹐又多出不少新的资料。但诸家所刻﹐于孤篇断句概置不录﹐不足以探求一代词作的全貌。
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于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新版《全宋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较旧版均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 240余家﹐词作1400余首；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词作；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在体例上调整旧版以“帝王”﹑“宗室”等分类的编排方式﹐改为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全书共计辑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 20000首，引用书目达530馀种。近年来﹐编者又续作修订补正﹐写成《订补续记》﹐附于1979年重印本卷末。
此书收录齐备﹐考订也比较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的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新版问世后﹐今人孔凡礼又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作家140余人(其中41人﹐已见《全宋词》)﹐词作430余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8. 任中敏的《全宋词批注》在哪里能看

内容提要 本文首次向世人披露了学术巨匠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作者就《全宋词》批注的基本方式和风格、关于诗词之辨、关于调名格律和文体、关于“主艺不主文”等方面，全面介绍其超越前人的独特见解和极为丰富的学术内涵，并从文艺学的角度阐述其继往开来的特殊贡献。如果说，任中敏先生已经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贡献了一个散曲学、一个唐代文艺学，那么，上述批注便分明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宋代文艺学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词学界，夏承焘、唐圭璋、任中敏是鼎足而立的三位学术巨匠。其中仅任师未有大型的词学专着出版，他的一部分工作成果，乃包含在《教坊记笺订》、《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唐声诗》等关于词的发生史的研究着作之中；另一部分成果，则发而为同夏、唐等先生的通信讨论。1959年6月，唐圭璋先生完成了260万字的《全宋词》；1965年6月，此书增修完毕由中华书局出版。对于中国的词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任师自然表现了特别的热情。这年十一月十日，《全宋词》刚刚在成都上市，他便购来一部认真通读，并在书眉和字行间写下了详细批注。后来，他又把此书转往南京，供唐先生参酌进行修订工作。现在，虽然迭经动荡，这部《全宋词》仍然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上批注清晰可辨：那些用红色或蓝色水笔写成的，是任师的批注；其旁用铅笔书写的，则是唐先生的答注。任、唐两位词学大师，就这样留下了一份特殊的学术记录——关于他们的通讯讨论的方式，也关于他们的治学思想。任何接触过这部书的人，面对那密密麻麻的批语，都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1985年，我取得博士学位，离开扬州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1987年，得便到扬州探望任师。相见之下，彼此都很兴奋。任师遂捧出这部书来，提笔濡墨，在扉页写下了几行大字：
一九八七年九月，小盾弟来扬，乃举此书归之。……此书内红笔所见诸义，正所合编为一部《回甘室词话》。半塘
我很珍视任师题赠的这件宝物，遵师嘱，对此书的批注作了认真整理；但踌躇再三，没有编成《回甘室词话》。因为词话是一种进行学术评论的着述文体；而任、唐二先生的往返回答，主要关于《全宋词》的编撰体例、作品校勘，属考据学的札记体裁——两者有所不合。为求忠实且详尽地传述任师的思想，今改以上题，将这份文献的大义揭载如下，亦以作为对任师百年冥寿的纪念。

一、《全宋词》批注的基本方式和风格
任师的批注涉及面很广，大体可分三种形式。一是写在书籍衬页上的批评意见，大多关于《全宋词》的编纂体例；二是随文注出的问题，大多关于文字、句逗、调名、题目、作者、出处等方面的技术处理；三是对作品及其序跋的圈点，大多是可作音乐文学研究的资料。全书每一页，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笔迹。
任师是用鲜明而尖锐的笔调陈述他的意见的。例如关于编纂体例，他直白地表示了若干异议或质疑：
存目不当，存目词大部分与词后按语重复；
称谓不一；
标点误处太多，不成制度——顿号、逗号、句号不成套，落韵不标，错字不改；
原题与非原题无显着之划分；
二万首不分卷，而分册，未是；
眉目不清。如姜夔“自制曲”标目下，究应有曲几首？看不出。王义山《乐语》究有几套？看不出。
这类批评，还涉及“两首合为一首”、“今地名不统一或失注”、“公元失注”、“籍贯失注”等项内容。
为便于唐先生查检，任师为各类问题编制了索引，写在每册书的衬页之上。诸如：
各片分合不当，如《瑞鹧鸪》、《伊州曲》（3674页）；
调名一注，何人所发，不明（58、75、138、311、463、582、1996页）；
复见词：《六州歌头》（113、114页）；
复见词失注明（359、458、462、114页）；
两存不必要者（114、245、455、470、526、3172页）；
定词入主出奴，不明论据，不足信。例：418、228、258页。
与此相应，在《全宋词》正文中，往往有较详细的批注；而唐先生的答注，则逐一写在批注之旁。例如第17页柳永《曲玉管》末原文注云：“案此词原分两段。《词谱》卷三十三云：‘此词前段，截然两对，即《瑞龙吟》调所谓双拽头也。’今从其说。”任批：“如此细订，不能全书一贯。说应删。”唐答注：“据删。”这是讨论按语的范围问题。又如第449页吕希纯《临江仙》原文设空格四句26格，注：“《项氏家说》卷八（空格据律补）。”任批：“此例虽开，多不照做，不统一，如636页所见。”按636页邵伯温《望江南》原文“七七五”三句，其下注出处“《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六”，任批：“按449页例，应加空格八个。”唐遵改按语为：“残词见《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六。”这是讨论按语体例的统一问题。又2773页黄孝迈《行香子》，现存五句17字。任批：“应依律加空格，补足行款。”唐补注：“案此为残句。”这与上例相同，也是讨论用按语或空格来订律的问题。同样的批注还见于2775页刘震孙的《贺新郎》，以及2980页汤恢的《八声甘州》。
在考订方面，任师的批注主要涉及对作家与作品的确认，其项目有“小传的问题”、“以有名抵销无名，又不合（195、367、354、472页）”、“时代有问题”、“调名误缀他字（1371页）”等等。任师还对《全宋词》中用于订误的方法表示了怀疑，说：“滥称‘误’——并无理由，臆订为‘误’，宜删此字。”他的意思是：在作“误”或“不误”的判断之前，应提供更严密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构成任师批注的一项内容。例如在277页有苏轼《水龙吟》，其第一首原文为“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云云。任校“道山”为“蓬山”，批注说：“据涵芬楼明抄本《说郛》卷二一《天隐子》胡琏后序校。序日：‘昔谢自然欲过海，求师蓬莱。至海中。或谓自然曰：“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乃还，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东坡《水龙吟》词曰：“古来云海茫茫，蓬山绛阙知何处……”’句以作‘蓬山’为是。”又如3577页叶巽斋《感皇恩》副题原作“寿王簿”，任师认为应为“寿主簿”，批注云：“3581页可证。”按3581页有三槐《百字谣》，其副题正是“寿主簿”云云。
任师是作为诤友而为唐先生的《全宋词》作批注的，因此，唐先生在答注中表现了同样的真诚和坦率。例如关于上文“寿王簿”及王义山《乐语》的争议，唐先生分别回答“王可能为姓”、“依原式”，鲜明地坚持了多闻阙疑的立场。通过以下三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位学者服膺真理的襟怀：
原文《凡例》：“词人时代，昔人考订类多错误。尤可哂者，以北宋赵君举、杨彦龄列于南宋之末，以张履信列于其子张辑之后，草率成书，失考殊甚。”任批：“‘可哂’失态，‘草率’乃公戒。”唐答：“不过吾辈可哂之处也不一而足，不必哂它也好。”“据删此处八字。其实《历代诗余》并非草率而是无知。”
第3页寇准《阳关引》，任批：“须参563页晁词定句读。”唐答：“据《词谱》卷十八。是词也不于‘知有’、‘千里’处断。”
第3415页詹无咎《鹊桥仙》，原有夹注云“案此句多一字”。任批：“应删。”“有衬字者多矣，何曾一一曰‘多一字’？”唐答： “遵示。”
鲜明，坦白，这正是《全宋词》批注的基本风格。

二、关于诗词之辨
从理论角度看，任师批注的最大一个主题是诗词之辨。这也是编纂《全宋词》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此书《凡例》有云：“是编严诗词之辨，凡五七言绝及古诗均不阑入。”这是书中关于诗词之辨的最明确的表述，也是任师批注反复讨论到的编纂标准。任批说：“六言内亦有绝律，不应例外。如仇远之《小秦王》二首何以又收？苏轼《阳关曲》三首亦然。”“《凡例》曰‘五七言绝不阑入’，但《小秦王》、《八拍蛮》、《楼心月》等皆已阑入。”“五七言绝不收，六言绝又收之，何说？无说万万不可。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明明收有六言绝句四十余首，无从否认。”“古诗既不阑入，何以又收盼盼《惜花容》、张继先《度情宵》七言八句古风六首？”“寇准《江南春》在诗集算诗，不算词；蒲寿成《欸乃词》在诗集便算词：漫无标准。”这些话的涵义是：词与诗的区别既不在于是否不用常见诗体，也不在于是否不载于诗歌文集，而在于是否使用词乐，是否录入当时词集，是否被当时人承认为词。或者说，其本质是歌辞与非歌辞的区别。所以，书中有以下批注：
4页寇准存目词原有按语：“《江南春》‘波渺渺’，《花草粹编》卷一引《温公诗话》。乃诗而非词，见《忠愍公诗集》卷上，今附录于后。”任批：“在诗集，而已收入者甚多。如苏轼《阳关》三首、苏辙《调笑》、许棐《三台春》等，均在诗集。”
8页林逋存目词原有按语：“《瑞鹧鸪》‘众芳摇落独鲜妍’，《梅苑》卷八。原为七律，后人唱作《瑞鹧鸪》，附录于后。”任批：“如此能入存目，《竹枝》、《杨柳枝》，亦‘后人唱作’，何以不收？”“后人究指何时人？不明。”“既是七律，分片又出何人手？若出《梅苑》，便是词，非诗。”
205页王安石《甘露歌》，原注：“又案曹元忠据王安石本集云：‘此集句诗，曾慥、黄大舆辈误为词。’考曾、黄二人去王安石时代未远，必有所据。龙舒本龙以为词，今从之。”任批：“足见宋人有歌辞观点，不严诗词之界。”
355页苏辙《调啸词》二首原注出处：“以上二首《栾城集》卷十三。”任批：“《栾城集》非词集，乃诗集。”
636页邵伯温《调笑》，七言四句。任批：“齐言，为何能收？”原注：“案宋人《调笑》词前，例有口号八句。此四句盖口号，非词文。”任又批：“口号例为近体，上辞拗。语意亦不是口号。”
937页吕本中《浣溪沙》原有案语云：“案此首谢逸《溪堂词》误收。‘暖日’二句，亦见《东莱先生诗集》卷一，可证必系吕作。”任引“亦见”云云批道：“证明《浣溪沙》是诗调。”
2486页张端义《失调名》，仅存“怨春红艳冷”一句，原注：“《贵耳集》所载不云是诗或词，依其风格乃词，故收于此。”任批：“诗词难辨。不略载《贵耳集》原文，读者无法辨别。”“风格难尽凭。”
以上所云“略载《贵耳集》原文”云云，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歌辞鉴别而言，关于歌唱本事的记载，是比文字风格更可靠的标准。
在同夏承焘、唐圭璋等先生的通信中，任师曾以“曲-词-曲”的三段式，概括了词的亲缘事物及其在文体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这是同“诗-词-曲”的传统三段式相对立的。因此，在批注《全宋词》之时，任师也强调了“词曲之辨如何”的问题。他认为，诗词之间的纠葛与混淆，主要来源于“缺乏歌辞观念”，未把词看作音乐文学的文体。所以任批有云：“与当时乐舞不联系，大病！当时乐中吹《杨柳枝》（77页），而全删《杨柳枝》词。”“完全主‘文’，如《张协状元》戏文内不少宋词，何以未收？《凡例》未提。”“通病——套曲后紧接散词，眉目不清（1167、1209页）。”在这里，他实际上阐述了不要单看文本，而要立体地、从词的存在环境来观察其体制的思想。以下两例，也明确地反映了这一思想：
594页张耒存目词《鸡叫子》“平池碧玉秋波莹”，出《词品》卷一，原注：“乃张耒‘对莲花戏晁应之’古诗中四句，见《张右史文集》卷十二，附录于后。”任批：“若作歌辞看，不妨。”
“659页苏庠存目词中有《清江曲》、《后清江曲》各一首，原注“乃古体诗，非词，录附于后”。任批：“先平后仄，两首一律，可能是歌辞。《清江曲》有历史。”

三、关于调名、格律和文体
在任师批注所涉及的各个事项中，谈得最多的是调名和词律两项。例如说：“错名不订。352页《高溪梅令》明明是《鬲溪梅令》，3900页《上楼春》明明是《玉楼春》，有格调为证。”“柳永的《玉楼春》乃《木兰花》之误。”“强指高丽曲调《献仙桃》为《瑞鹧鸪》，尤不成事（3823页）。”“考订调名（12、53、488、546页）。”这里谈的都是调名问题。而所谓“欠校格律（3431、3534、3541、3675、3774、3837、3855页）”，“补空格不统一（169、449、1000、1826、2056、2773、2775、2980页）”，则谈的是依词律校词的问题。关于这两个事项，在《全宋词》中还可见以下批注：
584页晁补之存目词《朝天子》，原注冯延巳作，已见《阳春集》。任批：“《阳春集》名《思越人》。《朝天子》乃曲牌名，因何搅混？宋晁补之《琴趣外编》名《朝天子》，此名不能加之《阳春集》。”唐答：“据以加注。”
3430页罗志仁《菩萨蛮》，作“四五四，七五四，四七，五四四，六，五四，五四五四，四七，七四”句式，任批：“调名可疑，应详仃。”唐答：“从《词谱》卷三十五，调作《菩萨蛮慢》。”
3675页无名氏《倾杯序》，为一长篇，分三片。任批以为是两首：“《倾杯序》是一首二首？‘昔有’首（按指此词前部）何长？‘栋云’首（按指此词后部）何短？词后无按语，不谈‘依律’如何矣。负责不够。”
3774页无名氏《玉楼春》“贺生双子”。任批：“此体特殊。”“七，六，五，四五，绝非《玉楼春》，何以不依律校仃？应注‘调名疑误’。”唐遂补注：“据注。”“按此调作《玉楼春》，误。赵长卿有《雨中花令》与此类似。”
《全宋词》有依律校词之例。1026页蔡伸《鹧鸪天》之题记云“客有作北里选胜图，冠以曲子名《东风第一枝》，裒然居首，因作此词。”唐注：“调名原作《瑞鹧鸪》，依律改。”又3592页白君瑞《柳梢青》，题下按语云：“案《大典》原无调名，兹据律补。”又723页葛胜仲《瑞鹧鸪》“火云欲避金风至”题记“工部七月一日生辰（毛校：疑作《木兰花》）”。任师援前例而批曰：“以《木兰花》称《瑞鹧鸪》。”“何以不依律改？看1026。”唐遂改题《玉楼春》，删毛校，加注云“案词原作《瑞鹧鸪》，兹据律改”。
任师对词调和词律的注意，事实上，同他对诗词之辨的重视是相联系的。因为词调和词律，正是词之作为词的两个显着特征。它们同时也是词作为音乐文学的重要标志，是文学之中所留存的音乐的痕迹。从以下资料可以知道，这一观念，在任师那里是十分明确的：
4页寇准存目词有《江南春》、《夜度娘》。《江南春》末句云“苹满汀洲人未归”。任批：“《宋史·乐志》载太宗时所制曲双调有《汀洲绿》，顾名思义，疑即《江南春》。”“‘夜度娘，三字何说？无交代。”又：“《乐府诗集》（卷四九）《夜度娘》五言四句，二平韵。足见三字已成调名。”“不咏‘夜度娘’本意，足见三字是调名，其辞乃歌辞。”
201页王珪《奉安真宗皇帝御容于寿星观永崇殿导引歌词》。任批：“‘导引歌词’并非调名，乃文体名。此首等于无调名。”唐答：‘导引’即调名。”
“导引”一例说明，任师是把调名理解为曲名的符号（而非文体的符号）的。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同作品文意相脱离，乃是调名（例如《夜度娘》）的重要特征。
以上批注的精髓，也可以概括为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任师认为，据此本质，才可以对词的种种形式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说词调的本质是曲调，那么，词之分片、分章，其本质便是歌唱段落或表演段落的划分。所以任师认为《全宋词》略有昧于段落次序的缺点，批评说：
“其二”“其三”等，或用或否（14页）；或是联章（34页），或否。或用“又”字。
他的意思是：词之分片、成首、联章、合为大曲，都应当用确定的符号加以表示。古人已有较明确的表示之法，不应混淆。“又”代表同调名但在意义及表演方面不必相关的作品；“其一”、“其二”等等代表联章之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既同调名又连缀演唱；“第一”、“第二”等等则是大曲的标志，因为大曲由若干曲调按节奏缓急组合而成，每词有固定的次序。所以，他特别注意到了《高丽史·乐志》所载“《借奴娇》其一”、“《瑶台景》第二”、“《蓬莱景》第三”、“《劝人》第四”等作品（详下）。而在《全宋词》392页和2312页，又有这样两段批注：
黄庭坚《木兰花令》五首，结句分别是“小蜜窃香如遗寿”、“一曲琵琶千万寿”、“人世可能金石寿”、“他日相思空损寿”、“相守与郎如许寿”。任批：“以上五首和韵联章。”
龚大明《缺调名》“山居”五首，末云：“清高绝，雪崖翁。向上玄机顿观通。金鼎有丹成九转，凝然宴坐白云中。”唐原注：“案以上五首未注调名，实亦《潇湘神》一类之词也。”任批：“说太疏。”“同唐（《十二时》。”
在《敦煌歌辞总编》中，任师设有“普通联章”、“定格联章”、“重句联章”等体裁。“和韵联章”即类似于敦煌歌辞中的重句联章。“山居”则类似于另一批唐代的流行歌辞——《十二时》、《五更转》等“三三七七七”体通俗歌唱。尽管《潇湘神》也用“三三七七七”体，但它不是曲调名，它的体式不过是对《十二时》等通俗歌曲的模仿。因此，任师以“说太疏”的评语，强调要注意体式后面的音乐本质。

四、关于“主艺不主文”
如果分析一下任师批注在《全宋词》中的分布，那么可以说，任师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思路，是所谓“主艺不主文”——亦即把词当作歌辞之一体、结合其表演来加以研究的思路。批注最密集的地方，一是第二册的史浩大曲，二是第五册的高丽歌舞。在这两处，任师都表现了对若干歌辞体裁的特殊关注。
关于高丽歌舞的资料，见于第五册3823页至3833页。其中共约六十首词，均录自《高丽史》卷七十一《乐志》。在这里，任、唐二先生均有详细批注：
（一）开端处任批：“须详校《轨范》。”唐补注：“录《高丽史》歌舞全过程。”（盾按：此处《轨范》指朝鲜古籍《乐学轨范》。唐注概括了全部作品作为歌辞的实质。）
（二）《献仙桃》，末有案语云：“案此首原不分段，今依《瑞鹧鸪》调分。”任批：“《乐学轨范》此词上曰：‘乐业致词。’非歌辞可知。”“此首实际为曲前致语，并非歌辞。既强认为《瑞鹧鸪》，又分片，将材料改造为成品而不确当者。”唐答：“《轨范》明言‘唱’，非致语。”（盾按：《献仙桃》七言八句体，此处任批以为是诵词，非歌辞。）
（三）《瑞鹧鸪慢》“慢嗺子”。任批：“非《瑞鹧鸪》。”（盾按：此词原无调名，但前有《瑞鹧鸪慢》一首，故其曲名应为《瑞鹧鸪慢嗺子》。原文题“又”，易滋误会。任批甚是。）
（四）《 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等调名下任批：“大曲，辞二首。”（盾按：此三名下均有两调，如《寿延长》下为《中腔令》、《破字令》，《抛球乐》下为《折花令》、《水龙吟令》。故应理解为大曲之词。大曲乃歌辞之一体。）
（五）《小抛球乐令》下任批：“齐言，应是念诗。”（盾按：此首紧接上文《水龙吟令》，但七言四句，与前几首之用长短句不同。）
（六）《失调名》，原分为六首，每首七言二句。任批：“以下歌辞三首，每首七言四句，三平韵。”“以上三首齐言，按本书体例，不应收。收则同体者在《进馔仪轨》等书内尚多，挂此漏彼，有伤体例。”“《轨范》此下尚有七言四句辞二首，又有遣队致语。”（盾按：任师此处实际上谈到声诗与词这两种歌辞体裁的区别问题。他认为声诗往往用采诗入唱之法，故多是齐言；词出于曲子辞，是因声度词，故多为长短句：两者应有区分。）
（七）《惜奴娇》“曲破”，原分作八首。任于一、二首前标“一”，于第三首前标“二”，于四、五首前标“三”，又批：“元宵颂圣六首。”“一套六首。仅仅‘曲破’二字，不能了事，看3862页。”唐答：“依原式八首，不标一、二。”按3862页载“巫山神女”之词九首，分别题作“《惜奴娇》其一”、“《瑶台景》第二”、“《蓬莱景》第三”、“《劝人》第四”、“《王母宫食蟠桃》第五”、“《玉清宫》第六”、“《扶桑宫》第七”、“《太清宫》第八”、“《归》第九”。（盾按：任师的意思是：标“第一”、“第二”等序号是大曲的标志。同样，在《万年欢慢》中他也标了序号。参见上文。）
（八）在以上作品之末，任批：“借唱成套，不问谁作。一经抽去，主文有余，主艺不足，非善计也。”（盾按：这是全部批注的结论——反对把整套作品一例看待，而不区分每篇的实际歌唱性质。在这里，任师对《全唐五代词》、《全宋词》等以文辞为本的编幕思路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
从上可见，任师所说的“主艺不主文”，是对各种音乐文学现象加以解释的必要方法。事实上，这也是他的文学史观的核心——他始终不渝地把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主张联系其功能及其艺术表演的背景来研究其内容和形式。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揭示各种文学形式得以形成的原理（它们往往是表演程式的表现），以及某些文学样式得以繁荣的原因。例如据他统计，宋代以词祝寿的风气极盛，《全宋词》第二册有261首寿词，第三册有286首，第四册有666首，第五册有617首，总共寿词1830首。这样一来，他就指明了宋词的一项重要功能，以及它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的例证则见于下述：
（一）关于表演程式和写作方式
3058页王义山，词中有多首乐语。任一一加注以表其上演形式。如“寿崇节致语”后注“群臣祝太后寿”，“勾问队心”后注“柘枝舞队祝太后寿”，“勾队”后注“扮五仙祝太后寿”，“王母祝语”后注“扮王母等仙祝太后寿”，又“勾队”后注“扮小花仙祝太后寿”。
3420页徐君宝妻《满庭芳》，任批：“近于乱中题壁词。”又刘氏《沁园春》，任批：“亦近题壁词。”
（二）关于乐调的应用
3413页杨均《霜天晓角》“祭双庙乐章”三首，一为《初献》，一为《亚献》，一为《终献》。任批：“珍材，用俗乐调作乐章。”
（三）关于文体辫别的艺术背景
1371页洪适词，原排为（1）调名《渔家傲引》、（2）小字致语“伏以黄童白叟，皆是烟波之钓徒”云云、（3）“词”十二首、（4）“破子”四首、（5）遣队。任批：“‘引’指拼俪致语，对‘词’而言，非调名。”
3735页无名氏《鹧鸪天》，原有副题“遏云致语筵会用”云云，辞为词体。任批：“是歌词，非致语。”唐答：“据删（副题）。”
（四）关于词曲的联系与区别
1663页沈瀛有《野庵曲》十章、《醉乡曲》一章。任批：“每辞前不标失调名，违通例。”“同韵部平仄通叶，分明是元曲，不是宋词。”“此南北曲，九曲一尾，平仄通叶。”“此南曲十二拍三句之尾式，编者默默，无一字案语。”唐答：“案《野庵曲》及《醉乡曲》皆多由词调组成之套曲，强村丛书本不收，赵万里补辑以为是琴曲。”“依原式应加注。”“元曲先声。胡忌有考证。沈与杨万里同时。”又为补案语：“以上《野庵曲》。案九曲一尾，定非词调，‘野庵’乃总题意。”“‘醉乡曲’为总题大意。前为《驻马听》，后为《风入松》。”
2311页徐梦龙《醉太平》，任批：“似散曲。”
（五）关于词乐之关系
2486页卫元卿《齐天乐》，原有题记：“填温飞卿《江南曲》。”辞云：“藕花洲上芙蓉楫，羞郎故移深处。弄影萍开，搴香袖罥，㶉𫛶双双飞去”云云。任批：“乃将温作《江南曲》辞填入《齐天乐》调，应注明。”（盾按指温庭筠《江南曲》，其前段云：“妾家白苹浦，日上芙蓉楫。轧轧摇桨声，移舟入茭叶。溪长茭叶深，作底难相寻。避郎郎不见，㶉𫛶自浮沉。”）（六）关于作者争议
458页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任批：“此首上文已归琴操，乃《能改斋漫录》与宋刊《淮海居士长短句》二本斗法，不分胜负。”“未注，应并存。”按359页有琴操，原署“杭（今杭州）妓，后为尼。”其《满庭芳》题下任批：“此秦观词，见458页。为何又归琴操？又不说明‘存见’，两处都不提起，如何交代？”唐答：“此改秦观词，非秦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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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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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 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着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着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1. 汉书补注 清王先谦 1983年版 影印清光绪虚受堂刻本 1748页
2. 后汉书集解 清王先谦 1984年版 影印民国4年虚受堂刻本 1361页
3. 三国志集解 卢弼 1982年版 影印民国初石印本 1157页
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吴晗辑 1980年版 排印本 5314页
5.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探源 清崔适 1986年版 排印本 229页
6.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志疑 清梁玉绳 1981年版 排印本 1506页
7.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清梁玉绳等 1982年版 排印本 1046页
8.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宋熊方等 1984年版 排印本 1642页
9.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汉书食货志集释 金少英 1986年版 排印本 313页
10.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唐方镇年表 吴廷燮 1980年版 排印本 1567页
11.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北宋经抚年表 南宋制抚年表 吴廷燮 1984年版 排印本 594页
12.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元史本证 清汪辉祖 1984年版 排印本 596页
13.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1981年版 排印本 1736页
14. 中国历史纪年表 万国鼎 1978年版 排印本 164页
15. 左传纪事本末 清高士奇 1979年版 排印本 833页
16. 通鉴纪事本末 宋袁枢 1964年版 排印本 4064页
17. 宋史纪事本末 陈邦瞻 1977年版 排印本 1198页
18. 辽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1983年版 排印本 727页
19. 金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1980年版 排印本 879页
20.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 1979年版 排印本 245页
21.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 1977年版 排印本 1618页
22. 三藩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 1985年版 排印本 98页
23. 明季北略 清计六奇 1984年版 排印本 757页
24. 明季南略 清计六奇 1984年版 排印本 525页
25. 明史考证 黄云眉 1986年版 排印本 2647页
26.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清阮元校刻 1980年版 影印世界书局重印嘉庆阮元刻本 2784页
27. 明会要 龙文彬 1956年版 排印本 1563页
28. 明经世文编 明陈子龙等编 1962年版 影印本 5563页
29. 明清史论着集刊 孟森 1959年版 排印本 634页
30. 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编 孟森 1986年版 排印本 558页
31.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 1982年版 排印本 288页
32. 国榷 明谈迁 1958年版 排印本 6233页
33. 弇山堂别集 明王世贞 1985年版 排印本 1975页
34. 玉镜新谭 明朱长祚 1989年版 排印本 172页
35. 小腆纪传 清徐鼒 1958年版 排印本 815页
36. 小腆纪年附考 清徐鼒 1957年版 排印本 796页
37. 南疆逸史 清温睿临 1959年版 排印本 158页
38. 国初群雄事略 清钱谦益 1982年版 排印本 307页
39. 明代黄册制度 韦庆远 1961年版 排印本 253页
40. 明季史料题跋 朱希祖编 1961年版 排印本 146页
41. 明清史讲义 孟森 1981年版 排印本 632页
42. 史记(简体字本)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1999年版 排印本 2564页
43. 汉书(简体字本)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3134页
44. 后汉书(简体字本)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2522页
45. 三国志(简体字本)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1108页
46. 晋书 唐房玄龄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3306页
47. 宋书 梁沉约 1974年版 排印本 2470页
48. 魏书 北齐魏收 1974年版 排印本 3107页
49.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1971年版 排印本 944页
50. 南史 唐李延寿 1975年版 排印本 2027页
51. 隋书 唐魏征等 1973年版 排印本 1904页
52.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976年版 排印本 2042页
53.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1974年版 排印本 923页
54. 宋史 元脱脱等 1977年版 排印本 14262页
55. 辽史 元脱脱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1560页
56. 金史 元脱脱等 1975年版 排印本 2906页
57. 明史 清张廷玉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8642页
58. 东华录 清蒋良骐 1980年版 排印本 547页
59. 清稗类钞 清徐珂 1984年版 排印本 6544页
60. 纲鉴易知录 清吴乘权等 1960年版 排印本 2982页
61. 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 1983年版 排印本 1787页
62. 宋大诏令集 1962年版 排印本 946页
63. 宋人轶事汇编 丁传靖辑 1981年版 排印本 1160页
64.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 1986年版 排印本 1848页
6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李心传 1956年版 排印本 3409页
66. 登科记考 清徐松 1984年版 排印本 1231页
67. 二十史朔闰表(附中西回史日历) 陈垣 影印写本 1956年版 240页
68. 风俗通义校注 王利器 1981年版 排印本 652页
69. 廿二史札记校证 王树民 1984年版 排印本 889页
70. 突厥集史 岑仲勉 1958年版 排印本 1136页
71.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王德昭 1984年版 排印本 282页
72.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庄吉发 1987年版 排印本 644页
73.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郭廷以 1987年版 排印本 1450页
74. 老子臆解 徐梵澄 1988年版 排印本 118页
75. 掌故丛编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 1990年版 影印本 972页
76.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方国瑜 1987年版 排印本 1310页
77.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 郦纯 1982年版 排印本 628页
78.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 郦纯 1982年版 排印本 815页
79. 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二次修订本） 郦纯 1989年版 排印本 711页
80.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1980年版 排印本 335页
81.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1979年版 排印本 973页
82.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325页
83.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295页
84.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325页
85.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 陈垣 1980年版 排印本 561页
86.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 陈垣.中华书局.1982年版 排印本 490页
87. 枫窗脞语 罗继祖 1984年版 排印本 199页
88. 古史新探 杨宽 1965年版 排印本 370页
89. 洪业论学集 洪业 1981年版 排印本 445页
90. 困学集 罗尔纲 1986年版 排印本 529页
91. 莱芜集 王毓铨 1983年版 排印本 378页
92. 史学丛考 柴德赓 1982年版 排印本 441页
93. 探微集 郑天挺 1980年版 排印本 466页
94. 昔华山馆丛稿 王仲荦 1987年版 排印本 607页
95. 中国史探研 齐思和 1981年版 排印本 357页
96. 注史斋丛稿 牟润孙 1987年版 排印本 544页
97. 十三经清人注疏 大戴礼记解诂 清王聘珍 1983年版 排印本 261页
98. 十三经清人注疏 今文尚书考证清皮锡瑞.中华书局.1989年版 排印本 535页
99. 十三经清人注疏 礼记集解 清孙希旦 1989年版 排印本 1487页
100. 十三经清人注疏 周礼正义 清孙诒让 1987年版 排印本 3568页
101. 十三经清人注疏 论语正义 清刘宝楠 1990年版 排印本 800页
102. 十三经清人注疏 尚书今古文注疏 清孙星衍 1986年版 排印本 613页
103. 十三经清人注疏 诗三家义集疏 清王先谦 1987年版 排印本 1125页
104. 南齐书 梁萧子颐 1972年版 排印本 1038页
105. 北朝胡姓考 姚薇元 1962年版 排印本 438页
106. 北周六典 王仲荦 1979年版 排印本 696页
107. 建康实录 唐许嵩 1986年版 排印本 840页
108. 十三经清人注疏 春秋左传诂 清洪亮吉 1987年版 排印本 907页
109. 十三经清人注疏 孟子正义 清焦循 1987年版 排印本 1052页
110. 十三经清人注疏 毛诗传笺通释 清马瑞辰 1989年版 排印本 1194页
111.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唐长孺 1983年版 排印本 281页
112.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 1985年版 排印本 484页
113.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费琅 1989年版 排印本 908页
114.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1981年版 排印本 150页
115.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等 1983年版 排印本 705页
116. 说文解字诂林 丁福保编 1988年 影印本 18420页
117. 史记 汉司马迁 1959年版 排印本
118. 汉书 汉班固 1962年版 排印本
119.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 1965年版 排印本
200. 三国志 晋陈寿 1971年版 排印本
201. 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 周振甫 1986年简体横排本
202. 文心雕龙辞典 周振甫主编 1996年简体横排本
203.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清黄叔琳注 李详补注 杨明照校注拾遗 2000年繁体竖排本
204. 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辑 1981年繁体竖排本
205.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辑 1983年繁体竖排本
206. 词话丛编 唐圭璋编 1986年繁体竖排本
207. 曲品校注 明吕天成撰 吴书荫校注 1990年繁体竖排本
208. 吟窗杂录 宋陈应行编 1997年影印本
209. 诗词常识名家谈四种 诗词格律 王力 2000年简体横排本
210. 诗词常识名家谈四种 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 2000年简体横排本
211. 诗词常识名家谈四种 读词常识 夏承焘 吴熊和 2000年简体横排本
212. 诗词常识名家谈四种 词学概说 吴丈蜀 2000年简体横排本
213. 古谣谚 清杜文澜辑 1958年繁体竖排本
21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辑校 1983年繁体竖排本
215.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诗经注析 程俊英 蒋见元 1991年繁体竖排本
216.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古诗源 清沈德潜选 1963年繁体竖排本
217.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乐府诗集 宋郭茂倩编 1979年繁体竖排本
218.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玉台新咏笺注 陈徐陵编 清吴兆宜注 程琰删补 1985年繁体竖排本
219. 全唐诗 清彭定求等编 1960年繁体竖排本
220. 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辑校 1992年繁体竖排本
221. 全唐诗(增订本) 清彭定求等编 1999年简体横排本

共14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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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宋词（共5册）

作者：唐圭璋 编

豆瓣评分：9.5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1965-05

页数：3940

内容简介：《全宋词(套装全5册)(繁体竖排版)》讲述了：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并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况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陆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采用同样的办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况。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汇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灿《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汇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汇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补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选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陆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陆、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确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陆、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陆、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选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况要更复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随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异说，随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干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本套书包括《全宋词一》、《全宋词二》、《全宋词三》，《全宋词四》和《全宋词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