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译注pdf

‘壹’ 儿童必读的启蒙经典国学推荐

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中国有很多经典优秀的国学，多引导儿童看一些国学经典，感受国学文化的魅力。下面我就来为大家推荐的儿童必读的启蒙经典国学，欢迎参阅!

儿童读的启蒙经典国学
《庄子译注》(精编本)

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体现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是道家学说的典范之作。

《庄子》又名《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评庄子文章

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

——《庄子》

本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相对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文笔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

《列子译注》(精编本)

被誉为“常胜之道”的智慧之书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战国早期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其后学所着，是道家重要典籍，属于诸家学派着作，是一部智慧之书。

《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 洪迈《容斋续笔》

《庄》、《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缺乘踽焉,光 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亦天下之奇作也。—— 屠隆《文论》

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刘韶《文心雕龙》

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列子·杨朱》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列子·说符》

《列子》共八篇，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一百三十四则。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其书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诗经译注》(精编本)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孔子

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梁启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诗经·小雅》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礼记译注》(精编本)

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并称为“儒家五经”。

《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梁启超

《礼记》不但是打通《仪礼》、《周礼》二书之内蕴的钥匙，同时亦是孔子以后发展至于西汉时代，许多孔门后学所共同宣说儒家思想的一部丛书。————王梦鸥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礼记·中庸》

本书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记录孔子及其众弟子的言行，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礼运》《儒行》等篇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学子的必学篇目。
儿童看的国学经典
《尚书译注》(精编本)

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着作的汇编，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尚书·大禹谟》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尚书·大禹谟》

本书用散文形式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记载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优秀的国学经典
《道德经译注》

被誉为“万经之王”的伟大着作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着之一，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着。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尼采

《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 唐玄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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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汉武帝赦乳母

从郭舍人到东方朔
——从汉武帝的乳母谈起

一、谁救了汉武帝的奶妈

因《西游记》小说中的悟空偷桃及人参果事，追溯至《取经诗话》，复上溯至《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然后，遍寻可查到的电子版及纸面本古类书及小说等，欲集出其中所有与东方朔有关的只言片语，看看孙悟空与东方朔究竟有多少渊源。搜寻整理过程虽苦，但偶尔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字，如《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名贤”目下的这一篇：

东方朔（出《独异志》）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

这个故事，倒是早就听过，但《独异志》里似乎不是这么讲的，原文见《独异志》（张永钦等点校，中华书局版）卷下第313条（P62）：

汉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纵横。帝怒，乳母流于边，入辞帝。郭舍人谓曰：“母今出时，但屡顾我，当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顾舍人。舍人骂曰：“妪回顾，何为？帝壮矣，岂假汝乳耶！”帝于是悦，遂不流乳母。

该书的点校者说：“据《史记·滑稽列传》，救乳母者为郭舍人；据《西京杂记》，救乳母者为东方朔。”

的确，在《史记》中，这本是郭舍人的故事，怎么到了《太平广记》中就变成东方朔的了？先看看《西京杂记》怎么说：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西京杂记全译》卷二第33则，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译注者说，这一则原名为“方朔设奇救乳母”，少了一个“东”字，但情节与《太平广记》中的那一篇相同，强调的都是“汉武帝欲杀乳母”，与《独异志》里的说法不同。若要看更详尽，更原始的说法，就只能去看《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了：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
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原来，汉武帝根本就没有过“欲杀乳母”的念头。他既允许老太太在官道上走马，也愿意纵然她的“子孙奴从者横暴”。因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勉强同意流放“乳母家室”的建议。能“令人主和说”的郭舍人，当然很明白汉武帝的心理，当“东武侯母”来找他时，立刻表示愿意帮忙。“东武侯母”一家无赖，汉武帝也是如此，当郭舍人说了那番话，正好顺坡下“令”，以后不许别人再提“徙乳母”事，胆敢再提，便是“谪谮”，当“罚”。
原文中的“罚谪谮之者”，意思很好懂，索隐者还是加了一句注释：“罚谪谮之者，谓武帝罚谪谮乳母之人也。”他是怕读者不能从中品出武帝下的这道“诏”有多无赖吗？或许，是想在此提醒这位老太太的重要性？她究竟是谁，能令汉武帝这么护短？
《史记》索隐说：“东武，县名；侯，乳母姓。”《史记》正义则云：“高祖功臣表云东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弃市，国除。盖他母常养武帝。”
据此，她要么是东武县的一个姓侯的普通老太太，要么是东武侯郭他之母。我猜是后者：汉武帝连皇后卫子夫等都能杀，对一个普通的乳母又何必心忍？

二、东方朔是如何在《西京杂记》中救人的

回头再说这个故事的变异过程。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找不到这个故事；在《西京杂记》中，它大概首次被转述。然而，就如同《大唐西域记》中的叙述到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变了模样一样，《史记》中的这个故事，也被稍稍改装了。乳母“子孙奴从者横暴”事被抹去，仅以一句令人莫明真相的“武帝欲杀乳母”开头，郭舍人被东方朔取而代之，还让他说了一句《史记》中没提过的话：“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显然是在揭皇帝的短。骂乳母的话，也作了些改变，意思变得更直接，几乎没有了那种含蓄味道，因而无趣。

这里，《西京杂记》为什么要改，尤其是，为什么要把东方朔改出来呢？这需要先从葛洪那里寻找原因，因为该书的“纯原创”纵使不是葛洪，他至少也曾经手，对此，一般的学者都未曾否认。
葛洪撰写的《西京杂记》跋中，末段云：

“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帙，庶免沦没焉。”

可见，《西京杂记》中当采用了《汉武故事》中的故事。但从鲁迅辑录的《汉武故事》看，其中似并没有被征引入《西京杂记》中的段落，这很奇怪。我想，这只能有两种解释：1.《西京杂记》中收入了许多他书不曾引用过的《汉武故事》原文；2.葛洪所言的便是另一本书。
从《西京杂记》的体例看，凡是涉及怪力乱神的，或者近似野史的内容，该书很少收入，而现存的《汉武故事》内容，却是以“野”和“怪”为主，其中涉及到东方朔的地方虽多，但均牵及神鬼，《西京杂记》自是不愿采入——一般的神仙故事，都被葛洪收入《神仙传》中了。
从《西京杂记》中的这篇故事看，它的文笔较差，叙述不如《史记》中生动，且有篡改《史记》之嫌，葛洪既然想让《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见《西京杂记》跋），又怎么会在这样的书里对《史记》原文动手脚呢？

所以，我认为，就算“方朔设奇救乳母”是托名班固所撰的《汉武故事》的“原文”，葛洪也不会采用。那么，这个故事必是别人编入或写入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东方朔。
为什么宣扬东方朔呢？我们知道，自《汉书》为东方朔单独作了一篇传记后，东方朔的故事便开始为大众所喜闻，郭舍人则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后来，刘向在《列仙传》中为东方朔作了篇小传，将其“神化”；其后，《汉武故事》与稍晚出的《汉武帝内传》对东方朔成仙的故事又加以推波助澜。
渐渐地，东方朔便成了一位无所不知的活神仙，后人也甘愿把《神异经》、《十洲记》二书的着作权转让给他。同时，《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那些东方朔故事也得到了滚雪球式的加工，东方朔本人成了一位集滑稽之大成者，一如阿凡提或巴拉根仓。
在此基础上，东方朔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完美，几乎成了正义的化身，百姓的救星。《西京杂记》中的“方朔设奇救乳母”故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比较一下《史记》的原文，就可以知道，改编者所作的每处修改，都是为了突出东方朔的正面形象：
如果救的是飞扬跋扈的乳母家人，体现不出东方朔的正义感，故将“横暴”事统统抹去；加上“帝忍而愎”一句，表明东方朔知人之深；将“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改作“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虽然有卖弄意味，但故事性更强，也更能显出他的热心；将“陛下已壮矣”改作“帝今已大”，将“人主怜焉悲之”改为“帝怆然”，牺牲了语言的含蓄美，却让故事变得通俗，感情强烈，民间化了。
据此，这个故事恐怕是以后窜入《西京杂记》中的。

三、被“埋没”的“投壶郭舍人”

再来看看《独异志》中的“救乳母”故事。比较而言，它确是由《史记》直接改写的，语言精炼了，但情节、思想都没变。如，《史记》原文中说，武帝对乳母家人的行为“闻于中，不忍致之法”，《独异志》中的故事结尾则说“帝于是悦”，这个“悦”字，与“不忍”遥相对应，可见《独异志》的作者必然读过《史记》原文。
而《太平广记》中的那篇《东方朔》，虽然注着“出《独异志》”，单从文字看，正文却是出自《西京杂记》的。那么，东方朔救乳母故事，至少在宋代便混入《西京杂记》了。

总之，将郭舍人的事迹改装成东方朔的，对郭舍人很不公平。但从这里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确更爱听东方朔的故事，就像人们更爱听孙悟空，而非唐僧故事一样。
其实，从《史记·滑稽列传》看，司马迁先写郭舍人，后写东方朔，就算对前者没有偏爱，也没有单独为东方朔立传，可见这两个人的风头都差不多。
从史传及他书看，这两个人的确有共同点。《史记·滑稽列传》说郭舍人“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汉书·东方朔传》又说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再加上前面分析过的那个郭舍人救乳母故事，可见“滑稽”并非东方朔完全专有。
比较而言，如果说东方朔的长处是博学及善辨，郭舍人的长处便是善于“动手”，虽然“射覆”、“诡辩”等脑力游戏不是东方朔的对手，玩体育游戏，尤其是投壶时，却是汉武帝的最好帮手。《西京杂记》第120则《郭舍人投壶》云：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掔枭于掌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这种本身，东方朔一定不及。有趣的是，在托名东方朔撰写的《神异经》中，也有关于投壶的描写：

《神异经》曰：东王公与玉女投壶，误而不接，天为之笑，开口流光，今电是也。（《太平御览》卷十三·天部十三·电）

《神异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与一玉女投壶，没有入不出者，天为之笑。（张华曰：天笑者，开口流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三·工艺部十·投壶）

这两条，是从电子版《太平御览》中找出的，估计原文有录入错误，不知“误而不接”是何意；“没有入不出者”，似应作“没入不出者”。
不管怎样，“天为之笑”的情节实在是很好玩的，如果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都这么有趣，那就好了。
奇怪的是，这么好玩的故事，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的《神异经》（诸子百家丛书）中，竟然找不到。难道，该书少影印了一页？要么，它不见于该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明明特意提到了它：

《神异经》一卷（内府藏本）：“其中玉女投壶事，徐陵《玉台新咏序》引用之。流传既久，固不妨过而存之，以广异闻。”

在谈到宋吴潜的《履斋遗集》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

“则其散佚者尚多。又如《题金陵乌衣园·满江红》词：‘天一笑，满园罗绮，满城箫笛’句，乃用杜甫‘每逢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语。甫则用《神异经》玉女投壶天为之笑事，本非僻书。”

这里提到的杜甫诗，见《全唐诗》卷二三○，题为《能画》：

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
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

瞧，话题又绕回到郭舍人了。有趣的是，“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这两句诗，用的都是《西京杂记》中的典故，前者出自《画工弃市》篇，后者则不必提了。

四、郭舍人的投壶技巧

既然郭舍人的投壶技巧这么值得颂扬，对投壶是怎么回事便有了兴趣。《西京杂记》中的《郭舍人投壶》所说的“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是怎么回事呢？

一查，发现这些说法原来大有来历。《礼记·投壶第四十》云：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
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筭，兴。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请主人亦如之。……
筭多少视其坐。……筭长尺二寸。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

看，“竹”、“棘”、“小豆”等，出处在此。我的《礼记》，是上古版的，全称为《礼记译注》（杨天宇撰），对这些内容做了比较详尽的解释。从中可知，投壶是很有讲究的。游戏的规则是：“顺投为入，比投不释”，即矢头插入壶内为胜，“壶中盛小豆，以防矢投入后再跳出来”；宾主轮流投射，不许一方连投。“筭”是用来计数的，插在“中”内，由司射负责掌管。投壶时，哪一方投中一次，司射便将一枝“筭”放到代表哪一方的场地上，最后按“筭”的多少定输赢，输的一方要被罚酒。每次投壶，需要多少枝“筭”也有讲究，具体规则是“筭多少视其坐”，即按人分配。“筭”与“矢”的数目相等，“投壶者人四矢，亦人四筭”，如宾主参赛者“各四人，则当用32筭”。矢以柘木或棘木削成，“毋去其皮”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增加它的重量，更有准头。
由此看来，汉武帝与人投壶时，参加的人大概不少。这时，汉武帝应“属主党”，郭舍人可能就是主党中最有实力的“使者”，故“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不过，郭舍人是怎么“激矢令还”的呢？在矢头上粘了一块胶皮？这种玩法，的确有趣。
从“一矢百余反”这句看，汉武帝与人投壶，所花的时间或许需要很久。“百余反”，应即“反”百余回，也就表明郭舍人投了百余次。若以“投壶者人四矢”来算，一次比赛，至少需要25个回合之多。
《太平御览》引《艺经》云：“投壶法，十二筹，以象十二月之数。”照此，后世的投壶一律为每人每回合十二枝矢，如果是这样，投百余次仅需八、九个回合，但不知每回合究竟间隔多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四云，明李孝元撰《壶谱》一卷，“其书以投壶之法，图之为谱。凡十八目，一百三十馀式。虽非礼经古制，亦技艺之一种也。”如能看到这本书，一切就都清楚了。魏邯郸淳曾撰《投壶赋》，《艺文类聚》收，但电子版的难以卒读。

‘叁’ 礼记译注 杨天宇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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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杨天宇的周礼译注和礼记译注哪个更好些

我只看过《礼记译注》，感觉像是他的研究生写的，基本通畅吧，但是要是认真起来，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商量的。

‘伍’ 023诗经 国风·召南·野有死麕

最近感觉有点脱缰的意思，不过这宣纸质量真的不咋地，字写上去顺着纹路长毛。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野有死麕》是《国风·召南》中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民歌。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赞美了当时淳朴的爱情。对口语、方言的使用和刻意营造音乐效果的语词的创造运用，采用口头语言，最完整最准确地再现女子当时的微妙心理状态，生动而隽永。这首诗在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倡导者们的热烈的书信探讨中已作了极大的肯定，也是诗经”思无邪“特点的具体表现。

野有死麕①，白茅包之②。有女怀春③，吉士④诱之。

林有朴樕⑤，野有死鹿。白茅纯束⑥，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⑦无感我帨兮！⑧无使尨⑨也吠！[1]

① 麕（jūn）：同“麇（jūn）”，也可用“野有死麇”，獐子。比鹿小，无角。

② 白茅：草名。属禾本科。在阴历三四月间开白花。包：古音读bǒu。

③ 怀春：思春，男女情欲萌动。

④ 吉士：男子的美称。

⑤ 朴樕（sù）：小木，灌木。

⑥纯束：捆扎，包裹。“纯”为“稇（kǔn）”的假借。

⑦舒：舒缓。脱脱（tuì）：动作文雅舒缓。

⑧ 感（hàn）：通假字，通：撼 ，动摇。帨（shuì）：佩巾，围腰，围裙。

⑨尨（máng）：多毛的狗。[2]

一头死鹿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荡，小伙追着来调笑。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白茅捆扎献给谁？有位少女颜如玉。“慢慢来啊少慌张！不要动我围裙响！别惹狗儿叫汪汪 ！”[2]

野地死了香獐子，白茅包裹才得体。少女怀春心不已，美男善诱情意起。

林中朴樕无人理，野地死鹿还施礼。白茅包裹埋地里，少女如玉属意你。

缓脱裙衣是何企，别碰腰带对不起。莫使狗儿叫不已，少女今生跟定你。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2]《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前两句是起兴，即用白茅把死麕包起来，表示珍惜，兴起下文“有女如玉”，表示要好好爱惜。根据《易》：“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国语》：“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以及《列子》：“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和《荀子》：“妇人莫不顾得以为夫，处女莫不顾得以为士”，可知古时女子未嫁称女，男子未娶称士，吉为美、善之意，“吉士”为英勇的男子，与下文的“有女如玉”相对。怀春，比喻女子已到了适婚的年龄，渴望结婚。这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英勇的男子从野外用白茅把杀死的麕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子，向她求婚。描述的是乡村普通男女纯朴的爱情。“野有死麕”说明男子的职业可能是猎人。把猎物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性。王先谦说：“诗人览物起兴，言虽野外之死麕，欲取而归，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郑重之意”[3]，便是对此判断很好的佐证。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这两句诗是理解全诗的关键。《说文》把“朴樕”理解为一种有心的小木条，可燃烧。“有女如玉”形容女子正处二八年华、洁白无暇。“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意为用白茅把朴樕这种小木和死鹿包起来，送给洁白无瑕的女子，代表家庭生活的开始， 即吉士向女子求婚。一些学者认为“有女如玉”是女子的品德高尚的意义，如郑笺：“朴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为礼，广可用之物。如玉者，取其坚而洁白。”即是将“玉”字作“坚而洁白”解。王先谦说：“言林有朴樕，仅供樵薪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贵重之物，然我取以归，亦须以白茅总聚而束之，防其坠失。今有女如无瑕之玉，顾不思自爱乎？”[4]，就是说，即使是鹿肉这样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也要用白茅包起来，何况是一个想无暇的美玉一样的女子，只是不自爱吗？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说文》：“舒，缓也。感，动人心。帨，佩巾也。”“脱”通“女兑”，《说文》：“女兑，好也”，联系上文，可知吉士希望能和女子早行夫妇之礼，符合恋爱中男子的心理特征。女子则比较理性，考虑比较周全，希望男子不要着急，从容迟缓些，不要动掀动她的佩巾，不要惊动她家里的狗，把一幅青年男女恋爱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反映了西周社会纯朴的人情动态。学者对这句诗的理解并没有很大的偏差，都是理解为女子希望男子注意形象，潇洒舒缓，择日到女子家提亲，而不是草率而成。

清代学者姚际恒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 吉士是一位猎人，他用自己的猎物向女子求婚，是乡村适婚男女的自然行为：“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3]这个看法得到近代学者的响应，《诗经直解》提到了：“《野有死麕》，无疑为男女恋爱之时，其词若出女歌手。其男为吉士，为猎者，盖属于当时社会上所谓士之一阶层。” 《诗经注析》也说：“这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诗。男的是一位猎人，他在郊外丛林里遇见了一位温柔如玉的少女，就把猎来的小鹿、砍来的木柴用洁白的茅草捆起来作为礼物。终于获得了爱情。” 从全诗来看，这各说法比较合理，符合社会实际。《野有死麕》创作于西周初期，封建制度尚未确立，男女之间并无“礼”之大防，民风淳朴，男女率性而为，理解此诗，必须结合此背景。

综上所述， 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情诗，青年男女约会，男子着急想成夫妇之礼，女子委婉拒绝之词，并不是“恶无礼”之诗，更不是贤士“拒招隐”之词，体现了西周社会青年男女朴素自然的爱情。

汉代《毛诗序》首先提出：“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5]汉代的统治者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为统治者教化人民而服务，因此《毛诗序》对《诗经》的阐释是一种政治教化与功利目的的视域。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道：“韩说曰：‘平王东迁，诸侯侮法男女失官昏之礼，《野麕》之刺兴焉’”。[4]隐晦的指出这首诗是讽刺东周诸侯国的淫乱失礼。而东汉郑玄《毛诗传笺》对“无礼”作了更明确的解说：“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4]意思是这首诗描述的是召南之地一位女子对一位男子无礼粗鲁行为的抵抗，从而体现出召南之地受到了文王的教化。故汉代统治者单纯的以政教作用的视域来解读文本，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而在宋朝的疑古之风下，欧阳修《诗本义》随之产生。他说：“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强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之辞。’”[6]他反对以礼解诗，大胆怀疑，指出该诗描写了男女间淫邪的行为，有违大道。后来朱熹以及他的弟子王柏和一些之后的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清代的方玉润论诗颇具批判精神，他首先对历史上诸说，如“恶无礼”说、“淫诗”说等逐一辨驳，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怀春，故吉士得而诱之。今也“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则“纯束”也，而谁其包之？“有女如玉”，质本无暇也，而谁能玷之？尔吉士纵欲诱我，我其能禁尔以无诱我哉？亦惟望尔入山招隐时，姑徐徐以云来，勿劳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鹤共相惊讶也云尔。吾亦将去此而他适矣。此诗意极深而词又甚婉，故使读者猝难领会。未敢自信能窥诗旨，要之，循章会意，其大要亦不甚相远也。[7]方氏将此诗阐释为一位高人逸士拒绝出山为官，并婉言谢绝当世求贤的人。方玉润“受到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影响，在自序中说：‘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止’。书名为《诗经原始》，就是不满于流行的附会曲解，从诗的本义探究诗的原始意义。”[8]因此方玉润的读解显示出了独特的视域，为研读诗经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视角。[9]

王质《诗总闻》：“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怀春为淫，诱为诡；若尔，安得为吉士？吉士所求必贞女，下所谓如玉也”；“寻诗，时亦正，礼亦正，男女俱无可讥者。旧说以为不由媒妁，诱道也。所谓道，即媒妁也,以为不以雁币，虽定礼有成式，亦当随家丰俭，夫礼惟其称而。此即礼也。”

礼记祭统篇：“‘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10]

卫宏《毛诗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

陈奂：“朴樕为小木，犹扶苏为大木。皆叠韵连绵字，小木以喻杀礼，凡汉唐风绸缪篇：绸缪，束薪。传绸缪犹缠绵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彼诗以束薪为喻，此诗之上章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谓礼也，昏礼用鹿，杀礼可用麕。云德如玉，言女德如玉德也。[11]

朱熹：“言以朴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诱此玉之女也。[1]

[1] （宋）朱熹.诗集传：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 ：P100

[2] 马祖熙，等66人．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45

[3]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P45

[4]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P111

[5]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 局，1980. ：P292

[6] 诗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P192

[7] 《文艺报》编辑部.文学回忆与思考[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P113

[8] 魏荒弩.八十自省[J].随笔，1998（2）.P154

[9] 张晓萌.视域融合下看《召南· 野有死麕》主题论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1 期

[10] 仪礼. 郑注句读卷二. 四库全书. 经部. 礼类. 仪礼之属.台北：世界书局.民国七十七年（. 1988）：P27

[11] 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815：P113

‘陆’ 怎样读《礼记》

中华礼学是以礼法、礼义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其理论形态则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三礼》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先介绍《礼记》。

一、性质与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每每需要有辅助性的读物，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汉人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着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作《五经正义》，其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二、分类与作者

《礼记》一书，紧紧围绕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天人关系、典章文物等展开，多角度、多层次探究礼乐文明奥蕴，阐发其学理与规则，内容广博，题材丰富。其中称引的孔子语录数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见于《论语》，对于研究儒家思想，弥足珍贵。

《礼记》四十九篇，古人对它的分类比较琐碎，而且多有歧异。我们按照“经与记”的关系，约略分之为三大类：一是与《仪礼》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二是与《仪礼》有间接对应关系的；三是脱离《仪礼》经文的，如《礼运》《王制》等篇，或记载孔子言行，或论述经世之道，与《仪礼》无关。

《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仅少数几篇有人提及，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均出自《子思子》。遗憾的是，《子思子》一书，大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佚，沈约之说无从验证。宋代以来，学界有不少人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万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其中居然有《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几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六德》《尊德义》等篇与《礼记》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时有所见，专家认为，它们当属《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其中的《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可见，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新出竹简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的某些单篇已经流传至江汉流域。由此可以推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主体部分应该作于先秦，作者确实就是“七十子后学”。

三、郑注与孔疏

《礼记》是用先秦语汇撰写的，时过境迁，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太能读得懂，于是有人起来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早年博览群书，问学于通儒达雅，后又西入关中，师从着名学者马融。郑玄兼宗今古文，择善而从，《后汉书》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湛深的学养，遍注群经，其中以《三礼注》的成就为最高。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要言不烦，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明白处，均不作注，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如《乐记》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经7182字，注5409字。郑注孤行百代不废，绝非偶然。

六朝解释儒家经义的着作称为“义疏”，当时为《礼记》做义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时，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疏《礼记》，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礼记正义序》），故能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之后，孔氏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郑注与孔疏一简一繁，一精一密，被誉为经学史上的“双璧”。

郑、孔之后疏解《礼记》较有成就者，有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简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以陈澔之书为主干。清人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成就远不及孔疏。晚近的《仪礼》研究之作，以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为学者称道。

四、价值与特色

《礼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如下：

首先，《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学》，程子说是“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说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说是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子评价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它们自宋代被选入《四书》之后，成为家弦户诵，流传最广的文献。再如《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实现其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着作。《乐记》则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着作，所表述的声、音、乐三分、音乐与政治相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音乐思想，堪与古希腊媲美。《月令》，逐月记载天象、物候、农事、当行之令，堪称历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记儒者的十五种德行。章太炎说“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犹有积极意义。

其次，《礼记》的许多章节，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如《孔子过泰山侧》，孔子亲闻民众宁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惨故事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成为此后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战于郎》讲述了鲁国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国遭遇危难之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事迹。《陈子亢止殉葬》，说的是陈子亢坚决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图：“以人殉，非礼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书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内容，如《曲礼下》说：“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要求官员恪守公职，不谈声色犬马之类，无不有益于弘扬正气。

第三，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读懂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礼记》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清丽，朗朗上口，可读性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格言、警句、炼语，都源出于此书，如《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不胜枚举，读之尤有益于修身进德。

五、版本与读本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讳言，事后连阮元本人也承认，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惠栋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居然校出各类错误几千条，故有“稀世之宝”的美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体、竖排，经、注、疏分列，尤其适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读者学习《礼记》的读本，可选用王梦鸥先生的《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柒’ 求四书五经的权威版本

四书如果能看懂朱熹的注那是最好的了，毕竟是独步千古的注。《中庸》是四书中最难的，可以暂时不管。《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言语，和现代人的生活隔的太远了。但是，至少在一千年的岁月里，《学》《庸》中那些胸怀天下的理想，是中国的儒士们一直是深信不疑的。《论》《孟》的注本还有以下选择：

《论语》：
市面流传最广的普及注本可能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这本书的优点是短小精悍，没有一句废话，而且对于文字注释的拿捏非常精到，不愧是有朴学家传的大家注出来的。但是，我却很不推荐这本注本。原因是《论语》的精彩之处他没有一点发挥和提点，用朴学家的方式注《左传》，杨伯峻注的很精彩，但是这样来注论语就有点买椟还珠之感了。我的感觉是，虽然这本书内容看来似乎没有受一点文革时意识心态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一点也没有为初学者提供义理的启发，所谓“不谈义理”其实是一本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无奈之作。
我推荐四个版本的注：朱熹的集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可能篇幅太大，可以暂时不读。但是，朱熹，钱穆和杨树达的书我建议一起读。朱钱谈义理，《论语疏证》以事实证之，一起读正好可以体会“内圣外王”之道。

《孟子》：
相比《论语译注》，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倒是不错的。原因在于孟子多半把该说的都说了，不像孔子比较含蓄隐而不发。所以只注文字，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当然最好还是比对朱熹的集注一起读为好。然后，再有余力可以读焦循的《孟子正义》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五经实在不适合初学者涉猎。即使是在清朝朴学大盛的遗泽下，《五经》中还是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篇幅短的（《书》《易》）读起来有如天书，篇幅长的（《礼》《春秋》）却让人不时会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往往读了大段不觉有什么收获。《诗经》可能是最适合初学者读的，但要想通读三百篇恐怕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戴震13岁的时候就将十三经注疏读过一遍，简直不可想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慢慢读，多读几个注本，好好做笔记。
首先，十三经注疏是一定要啃的，现代人的注本虽然有时会发古人所未发，但是那都是在十三经注疏这座大厦上加块砖而已。现代人的优秀注本推荐如下：
1.《易》：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 《周易全解》，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
2.《书》：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
3.《诗》：程俊英《诗经注析》，陈子展《诗经直解》
4.《左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5.《礼》：内容多而繁杂，好的注本都是清人着作。现代人的注本不多，杨天宇写过《周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
我是学中文的大多是我们的专业书。很值得看的。

‘捌’ 论语 诗经 春秋 礼记 高中生读哪个版本好

中华书局 杨伯峻《论语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程俊英《诗经译注》、中华书局 周振甫《诗经译注》
中华书局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沈玉成《左传译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天宇《礼记译注》

‘玖’ 礼记译注的介绍

《礼记译注》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