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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有关中国汉字的资料{越多越好}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还有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夏墟的水书。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注意上面那张图里的印章中的字，此回答中的汉字的资料的均都出自于此

这些我是收集的汉字的资料，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从上古到现代的所有文字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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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7-11

页数：692

内容简介：

本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的第一种；“夏商周断代工程”是 中国大陆“九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这项工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部科学化、量化，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典籍中所得到公认的古代纪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着手点。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而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如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所述：“在年代学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牵联的，要求得殷代的绝对年代，首先要确定周代元年。”

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还在于这是一个可能的突口，由于伐纣系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战国)及其后文献中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叙述较多，而且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给运用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推算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这就使学者们能够在没有确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数的情况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事实上，自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这种推算的尝试。因为文献材料尚非充分，以及学者间对材料的理解有异，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不相同，他们推出的武王克商之年彼此有相当大的悬殊。尽管如此，每位学者所走过的道路，总是有今天我们需要借鉴之处。只有在总结了前人的所有成果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前进一步。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在现划论证和组织项目期间，有关学科的专家都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定这一关键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因此，在整个工程已建立的9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课题。该课题下属4个专题：“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基本的想法是，把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结合起来，尽可能使用现代科学手段，吸收各方面成果。

工作达列比较深入的阶段，大家迫切感觉到这个疑难课题上广泛借鉴和总结前人学说的必要。然而，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数量非常繁复，资料极为分散，有些论着在几处大图书馆也难寻觅，造成研究工作的严重障碍。因而提出了蒐集编辑(还有翻译)这方面文献的设想。这一行动从年3月发轫，经过3个来月的时问，真正做到“竭泽而渔”，共辑集到各家论着一百多篇，随后精选出有代表性的57篇，结集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本书。

过去大家一般认为，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说法计有30多种，现在本书所反映的说法竟有44种。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本书的成绩。(以上内容系节录自李学勤所作序) 。

作者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篇目如下：

一、选编说明

二、古代学者所定克商之年一览表

三、近现代研究论文：

1.公元前1127说

论武王克殷年代，谢元震 撰。

2.公元前1122说

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吴其昌 撰。

帝辛三十三年殷亡说，(日)岛邦男 撰。

3.公元前1118说

武王克商的年代，(日)成家彻郎 撰。

4.公元前1112说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刘朝阳 撰。

5.公元前1111说

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董作宾 撰。

从利簋铭看伐纣年，严一萍 撰。

用周初历法与周初年代─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史日考证，郑天杰 撰。

6.公元前1106说

西周考年，张汝舟 撰。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张闻玉 撰。

7.公元前1105说

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马承源 撰。

8.公元前1102说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黎东方 撰。

9.公元前1093说

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葛真 撰。

10.公元前1088说

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88年说，(日)水野清一 撰。

11.公元前1087说

西周断代和年历谱，(日)白川静 撰。

12.公元前1076说

伐纣之记载检讨，丁骕 撰。

13.公元前1075说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唐兰 撰。

14.公元前1071说

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兼论夏商周年代 ，李仲操 撰。

15.公元前1070说

西周年代综述(摘要)，李仲操 撰。

武王克殷之年，张政烺 撰。

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读王国维《周开国年表》后记，刘启益 撰。

16.公元前1066说

周初之年代，(日)新城新藏 撰。

17.公元前1065说

关于商、殷的一些新闻，(美)哈特纳 撰。

西周的年代与历法，白光琦 撰。

18.公元前1063说

周初的绝对年代，(日)山田统 撰。

19.公元前1059说

古代和现代中国的行星天文学，(美)彭瓞钧 撰。

20.公元前1057说

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张钰哲、张培瑜 撰。

21.公元前1055说

武王克殷年考，章鸿钊 撰。

试谈西周纪年，荣孟源 撰。

22.公元前1051说

略论西周武王的年代问题与重要青铜彝器，高木森 撰。

西周年代考，姜文奎 撰。

23.公元前1050说

三代年表，(英)叶慈 撰。

24.公元前1049说

书经武成篇之生霸死霸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月日考，王保德 撰。

25.公元前1046说

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美)班大维 撰。

26.公元前1045说

西周之年历，(美)倪德卫 撰。

《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美)夏含夷 撰。

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 ，周法高 撰。

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赵光贤 撰。

27.公元前1044说

武王克殷年月考，李丕基 撰。

28.公元前1041说

晚商的绝对年代，(美)吉德炜 撰。

29.公元前1040说

武王克商之日期，(美)倪德卫 撰。

武王伐纣年代考，周文康 撰。

30.公元前1039说

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何幼琦 撰。

31.公元前1030说

周武王克殷日历，丁山 撰。

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韩)方善柱 撰。

公元前1030年克殷新说，周清流 撰。

32.公元前1029说

周武王克殷年代考，黄宝权、陈华新 撰。

33.公元前1027说

最初可纪之年代，梁启超 撰。

殷周年代考，雷海宗 撰。

西周历朔新谱及其它，莫非斯 撰。

殷代的兵器与工具，(瑞典)高本汉 撰。

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陈梦家 撰。

西周史事概述，屈万里 撰。

周初年代平议，何炳棣 撰。

34.公元前1025说

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徵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劳干 撰。

35.公元前1024说

试论西周纪年，(日)平势隆郎 撰。

36.公元前1018说

西周年代考(摘要)，周法高 撰。

--------------------------------------------------------------------------------

四、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论着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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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B.C.

林春溥据《毛诗正义》推算，《竹柏山房丛书》。

2.1127B.C.

谢元震，〈西周年代 〉，《文史》第28.29期

3.1123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 〉引，商务印书馆。

4.1122B.C

刘歆，《世经》，《汉书‧律历志》。

绍雍，《皇极经世》。

刘恕，《通鉴外记》。

郑樵，《通志》。

金履祥，《通鉴前编》。

马端临，《文献通考》。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1929.12.6。

吴其昌，〈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国学论丛》2卷1期1929。

岛邦男，〈克殷年月考〉，《东洋学》14号1965。

岛邦男，〈伐殷考〉，《文经论丛》创刊号1965.11。

岛邦男，〈帝辛三十三年殷亡说〉，《甲骨学》第11期1976。

5.1118B.C

成家彻郎，〈武王克商之年代〉(修订版)，《西周史论文集》。

6.1117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引，商务印书馆。

7.1116B.C

皇甫谧，〈帝王世纪〉引，《丛书集成本》。

8.1112B.C

刘朝阳，《周初历法考》。

刘朝阳，〈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

《天文学报》1卷1期1953。

9.1111B.C

一行，〈大衍历议〉，《新唐书‧律历志》。

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之西周年历谱〉，《史语所集刊》1952。

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3期。

严一萍，《何尊与中国年代》。

严一萍，〈从利簋铭看伐纣年〉，《中国文学》新8期。

郑天杰，〈周初历法与周初年代〉，《史学汇刊》11期1981。

10.1106B.C

张汝舟，〈西周年考〉，《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

11.1105B.C

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

12.1102B.C

黎东方，〈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台北)学生书局1975。

13.1093B.C

葛真，〈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贵州工学院学报》1980.2。

14.1088B.C

水野清一，〈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引〉，据巴纳(Noel Barnard)"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1975。

15.1087B.C

白川静，〈西周断代和年历谱〉，《金文通释》第5卷。

16.1078B.C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 〉引，商务印书馆。

17.1076B.C

丁骕，〈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中国文字》新4期1981.7。

丁骕，〈西周王年新说更正〉，《中国文字》新5期198112。

丁骕，〈伐周之记载检讨〉，《中国文字》新13期1990.2。

18.1075B.C

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3。

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在位年数〉，《文史》第13期。

19.1071B.C

李仲操，〈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兼论夏商周年代〉，《中原文物》1期1997。

20.1070B.C

殷历家据《易纬‧乾凿度》推算

邹伯奇，〈太岁无超辰说〉，《学计一得》。

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

张政烺，〈武王克殷之年〉，《洛阳考古四十年》。

刘启益，〈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5。

21.1067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殷正)，《邃雅堂学古录》。

22.1066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周正)，《邃雅堂学古录》。

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中国天文学史研究》。

23.1065B.C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按董作宾推算)，《邃雅堂学古录》。

哈特纳，〈殷商的某些消息〉，《第14届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1974。

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西周史论文集》。

24.1063B.C

山田统，〈周初的绝对年代〉，《大陆杂志》15卷5.6期。

25.1059B.C

彭瓞钧，〈古代和现代中国的行星天文学〉，《美国天文学通报15》1983。

26.1057B.C

朱右曾，张汝舟据《逸周书集训校释》推算。

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19期1978。

赵光贤，〈从天象推算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10。

张培瑜，〈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人文杂志》1985.5。

27.1055B.C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

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论丛》1980.1。

28.1051B.C

高木森，〈略论西周武王的年代问题与重要青铜彝器〉，《华学月刊》1980.11。

姜文奎，〈西周年代考〉，《大陆杂志》82卷4期1991。

29.1050B.C

《今本竹书纪年》。

李兆洛，〈初建元以前历代甲子〉，《李氏合刻五种》卷三。

叶慈(W. P. Yetts)，《三代年表》(Chronological Table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West" and "East" and the Zhou Dynasty)，The Rulers of China,1957。

30.1049B.C

王保德，〈书经武成篇之生霸死霸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月日考〉，

《东方杂志》复刊后17卷7期1984。

31.1047B.C

林春溥，〈古史考年异同表〉(按《史记》推算)，《竹柏山房丛书》。

32.1046B.C

班大维(David W. Pankenier)，〈商西周的天文年代〉(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 Western Zhou)，Early China(7):81-82。

班大维(David W. Pankenier)，〈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The Cosm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Heaven's Mandate)，Early China(20),1995。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33.1045B.C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西周之年历〉(The Dates of Western Zhou)，

《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卷

1983第2期。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国语》“武王伐纣”天象辨伪〉，

《古文字研究》第12辑。

夏含夷，〈《竹书纪年》与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38辑。

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大陆杂志》65卷5期1984。

周法高，〈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台湾)《中央图书馆馆刊》19.2.28.1986。

赵光贤，〈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7.2。

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北京文博》1995.1。

34.1044B.C

李丕基，〈武王克殷年月考〉，《国民杂志》1卷5期1941。

35.1041B.C

吉德炜(Keightley)，〈晚商的绝对年代〉(Absolute Chronologhy)，

《商史的渊源》(Sources of Shang History)1978。

36.1040B.C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040当为武王克商之年〉(1040 As the Date

of the Chou Conquest)，Early China1982-1983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武王克商之日期〉，《竹书纪年》解谜第8章。

周文康，〈武王伐纣年代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4。

37.1039B.C

何幼琦，〈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1.1。

何幼琦，〈西周的年代问题〉。

何幼琦，〈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西周年代学论丛》。

38.1035B.C

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

39.1030B.C

丁山，〈周武王克殷日历〉，《责善半月刊》1940.1.20。

丁山，〈文武周公疑年〉，《责善半月刊》1941.2.1。

方善柱，〈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51卷1期1975。

周清流，〈公元前1030年克殷新说〉。

周清流，〈西周年代考辨〉，《史学史研究》1997.2。

40.1029B.C

黄宝权，〈武王克殷年代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

41.1029B.C

梁启超，〈最初可记之年代〉，《饮冰室全集》之四十七。

雷海宗，〈殷周年代考〉，《武汉文史哲季刊》2.1.1931。

莫非斯，〈西周历朔新谱及其它〉，《考古社刊》第5期1936。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

陈梦家，〈商殷与西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2。

高本汉，〈殷代的兵器与工具〉，《瑞典远东博物馆刊》17期。

屈万里，〈西周史实概述〉，《史语所集刊》42.4.1971。

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1。

42.1025B.C

劳干，〈论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7卷1期1974。

劳干，〈论周初年代和召诰洛诰新证明〉，(台湾)《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

集‧历史考古组》1981。

劳干，〈从甲午月食讨论殷周年代的关键问题〉，《史语所集刊》64.1.1993。

劳干，〈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方法及其处理的结果〉，

《史语所集刊》67.2.1996。

43.1024B.C

平势隆郎，〈试论西周纪年〉，《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

44.1018B.C

周法高，〈西周纪年代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第4卷1期1971。

‘伍’ 古文字学专业书籍有哪些

第一节 古文字专着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梦家《中国文字学》、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台）林尹《文字学概说》、刘钊《古文字构型学》、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陈炜湛《古文字学纲要》等。 第二节 古文字辞书（含文字编） 华东师大《古文字诂林》、《古文字释要》，刘志基《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罗文宗《古文字通典》、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沈康年《古文字谱》、高明《古文字类编》等。 第三节 古文字集刊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华东师大《中国文字》、（台）中国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 武汉大学《简帛》、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出土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张玉金《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台）许锬辉《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等。 第三章 古汉语专题篇 第一节 古汉语通假类 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高亨《古字通假会典》、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王海根《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胡望安《通假字汇》、许伟健《上古汉语通假字字典》等。 第二节 古汉语音韵类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周法高《新编上古音韵表稿》、《汉字古今音汇》等。 第三节 古汉语辞典类 宗福邦《故训汇纂》、王力等《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辞源》、《辞海》、《中国大网络全书·语言文字卷》等。 第一节 甲骨文字编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高岛谦一《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吉林大学《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孙海波《甲骨文编》、刘钊《新甲骨文编》，川大《甲骨文献集成》等。 第二节 金文字编 容庚《金文编》、董莲池《金文编订补》、《新金文编》、白川静《金文通释》、周法高《金文诂林》、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刘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社科院《殷周金文集成》、陈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张懋容《青铜器论文索引》、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严一萍《金文总集》、汤余惠《战国铭文选》等。 第五章 战国文字专题篇 第一节 通论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战国古文字典》、汤余惠《战国文字编》、（台）陈立《战国文字构型研究》等。 第二节 铜器铭文 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程鹏万《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等。 第三节 简帛文字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腾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张世超《秦简文字编》、袁仲一《秦文字类编》、李守奎《楚文字编》、汤志彪《三晋文字编》、孙刚《齐文字编》、王辉《秦文字集征》、江淑惠《齐国彝铭汇考》、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上海博物馆藏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郭店楚墓竹书》、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等。 第四节 玺印文字 罗福颐《古玺文编》、《古玺汇编》、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曹锦炎《古玺通论》、施谢捷《古玺汇考》（博士论文）、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田炜《古玺探研》、肖毅《〈古玺汇编〉释文订补》、林素清《〈古玺文编〉补正》、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等。 第五节 陶文 顾廷龙《古陶文存录》、高明《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金祥恒《陶文编》、袁仲一《秦代陶文》、徐谷甫、王延林《古陶字汇》等。 第六节 玉石文字 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徐宝贵《石鼓文的整理和研究》、山西文物所《侯马盟书文字编》等。 第七节 货币文字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王献堂《中国古代货币通论》、张颔《古币文编》、朱活《中国货币大辞典》、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马飞海《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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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丛书：王国维评传》（刘烜）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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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学大师丛书：王国维评传

作者：刘烜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3

页数：185

内容简介：

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近代，王国维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从一位感情浓烈的诗人和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者，天才的成长为现代中国诗学、中国戏曲史、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西北历史地理和蒙古史、元史等众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从而成为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一代学术宗师。本书重在总结王国维贯中西、兼通古今的特点，阐明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真实的展现他的友朋交往与生活情趣。

‘柒’ 古文字学的介绍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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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史》（胡厚宣）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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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殷商史

作者：胡厚宣

豆瓣评分：7.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3

页数：663

内容简介：

《殷商史》充分体现了着名甲骨学、古文字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统、详细、深入的考释与阐述。1995年，胡先生不幸辞世，其子胡振宇先生乃继承父业，历经数载踵事增华，终于完成了胡先生这部未竟之作。

作者简介：

胡厚宣（1911—1995），河北省望都县人。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和整理出土的甲骨文字。1940年后，为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部教授，并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及中国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47年，转上海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还兼任暨南大学教授。1956年奉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等职。着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着目》、《殷墟发掘》及《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并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以及发表论文百余篇。

胡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常务编辑、制作策划。从事中国上古史及古文字研究，整理《甲骨续补编》（甲编），着有《甲骨文与神话传说》；另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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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高明）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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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作者：高明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6-1

页数：478

内容简介：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为古文字学基础，讲述汉字研究的历史概况、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的古形、古音、古义。下编为古文字学专题，讲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铜器铭文、战国古文字。书中附有大量的古文字图表，并对一些着名的甲骨文、铜器铭文、战国刻辞、玺印名篇作了释读。

‘拾’ 古文字学的概念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着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着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着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着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着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着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干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着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干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着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着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着《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着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着《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着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着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着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干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干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着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着。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着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着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着作。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着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着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着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着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着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着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