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pdf网盘

① 平遥县志上关于“丁戊奇荒”的一段文字（白话译文——太荒痴人）

上天的心思最不可猜测的，莫过于这次三晋大地的灾荒了。如果说上天是仁爱的，那么，为什么要吝惜点膏雨瑞雪，来泽被苍生呢？况且，这里还是陶唐故地，风俗素来崇尚勤俭，并且，这里的百姓，其秉性一贯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即使到了困窘之中，也不会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无辜地遭受这种奇荒大灾呢？想来是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皇恩的高厚，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民气的醇良（真是屁话）。

光绪二年（1876）全山西境内，粮食减产，饥馑接踵而至。这种情况延续到光绪三、四年时，由于连年干旱，终于酿成巨大的灾难。

平遥是个蕞尔小区，而十几万极其贫困的灾民，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命再造，实在是有赖于朝廷废寝忘食、焦思苦虑地调派救济和抚恤，才存活了这些残余的生命。

迄今为止，已经从国库发下来了几百万两救济白银。

已经转拨来了几百万斛（一斛等于十斗）南方通过水路上交的税粮）。

另外，朝廷还累次颁发诏书，连年免去各个属地的钱粮。并把诏书刊刻誊写，公告张贴，使家喻户晓。朝廷再简派一位姓闫的侍郎，周历灾区，认真视察灾情 ，从而免除国家应收的田赋，拯救灾民垂死的生命。有八十余个村庄的穷困百姓，无不感激涕零！都想以涓滴微薄之力，回报朝廷的涌泉宏恩于万一啊。

② 清末“丁戊奇荒”发生了什么最后是怎样处理的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冯小刚导的《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是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万百姓背井离乡、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进行改编拍摄的。看过这部电影后，很多人都对灾荒和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而比起1942年的河南旱灾来，发生在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更令人恐慌。

那这场灾情是如何平定的呢？主要靠的是民间赈济。

当时清政府已经千疮百孔，自身财政十分困难，所以江南士绅便自发到重灾区进行赈灾，而他们赈灾的重点对象则是儿童。除此之外，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在灾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当数百万灾民涌入江南时，江南官绅们竭尽全力将他们留在此地，同时开设“粥厂”赈灾。朝廷派军队进驻灾区进行戒备，抓收容、抓镇压。次年，李鸿章命各地官府发给灾民路费和粮食，将他们遣送回乡，安排灾区的春耕播种。经过多番努力，终于是平定了灾情。

③ 晚清“丁戊奇荒”有多可怕

大自然是一个整体，没有什么事情是孤立发生的，比如说古代经常的旱灾可能就和太平洋的水温有着极大的关系，海水的温度一直和气候息息相关，如果太平洋东部海水温度升高，那么就会导致，干旱和暖冬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对地球来说不算什么，就像人被太阳晒久了皮肤干燥而已，但是对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这场灾害之所以造成上千万的遇难，其中除了清王朝的昏庸统治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其他的天灾，比如地震、洪灾等。其实也有官员是比较负责的，比如说江苏巡抚吴元炳，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自己筹款，开设粥厂。正因为有了他们这场大旱灾才最终挺了过去。

④ 丁戌奇荒的内容

晚清时期，灾荒频发。从1840年到1911年短短的70几年中，可以说是年年遭灾、岁岁都是灾年。就其中的重灾年份来看，40年代，黄河连续决口，随后是秦豫大旱，紧接着是接连3年的东南各省的大水；50 年代，旱蝗严重，瘟疫流行，黄河改道；60年代，洪水泛滥，永定河多次决口；70年代，北方持续干旱，“丁戌奇荒”惨绝人寰；80年代，发生全国性大水灾，黄河连年漫决；世纪之交则干旱严重，赤地千里。
在上述的各种灾害中，水灾可能最常见且危害较大。就拿我国第二大河、历史上决口、泛滥最多的黄河来说，据不完全统计， 自1840 —1911年，黄河较大决口的年份刚好占了三分之一，有的地区几乎年年决口，有的年份多处同时或先后决口。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就水患程度来说，历来轻于黄河，正如魏源所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注：《魏源集》上册，“筹河篇”，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页。）。 但晚清长江水灾日益剧烈，发生30多次漫决，其中特大洪水3次。 位于京师附近的永定河，据统计，晚清时期发生漫决33次，平均近两年一次，其中，同治年间连续9年决口11次，其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 其他如淮河、辽河、珠江、海塘等也是经常溃决，泛滥成灾。再来看旱灾，如果我们把晚清时期的旱灾分为旱、大旱、特大干旱几个等级，把旱区超过一省甚至遍及几省、重灾区面积超过一半以上、干旱持续两年或两年以上、有“赤地千里”“人相食”等描述的旱灾称作特大干旱的话，那么，1846—1847年的秦豫大旱、1876—1879年的“丁戌奇荒”、1899—1901年的北方大旱等都算得上特大干旱，其发生间隔只有二、三十年，周期是相当短的。具体到某个省区，情况也是这样，比如说山东、广东、直隶、安徽等省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都是相当高的。由于抗灾能力的薄弱，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首先是人口的死亡，比如“丁戌奇荒”当时因饥饿、疫病而死者达一千万人以上，其中重灾区的死亡率在半数以上，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九十五。除此之外，自然灾害往往破坏房屋建筑，毁坏道路、桥梁；还直接制约农业的发展，导致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衰退；灾后饥民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逃荒乞食，严重危及社会安定。
应该说，灾荒的发生，首先是受自然环境某些具体条件的影响，比如宇宙天体、地质、地形、气候、雨量等等。但能否构成灾害以及灾害程度如何，通常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主要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条件。晚清时期，灾荒发生频率高、破坏性大，就与当时政治腐败、战争频繁有明显的关系。 对于政治腐败与灾荒发生的关系，晚清时期的有识之士有所认识。比如说魏源，他就把黄河泛滥、水灾频繁的重要原因归结为政治腐败。孙中山更为明确地说：“中国人民遭受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所有的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注：《孙中山全集》卷1，第89页。 ）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尤其在河政和荒政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从河政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尽管清政府仍然很重视河防，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由于河务官员严重腐败，致使河政中弊窦丛生，大量河防经费被治河官员以各种手段贪污、挥霍，河防工程质量每况愈下，全国各大河流得不到有效治理，连年漫决，泛滥成灾。
清廷所用的河防经费，超过以前的任何一朝，且不断增加。道光以后，河工支出动辄600万两以上，三河每年开支常在700—800万两， 计划外的另案开支也日趋频繁，堵决口、启闭塘坝等大工程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比如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东河祥工用600万两，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修筑东坝1 190万两，咸丰初年丰工400万两，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郑工1096万两。就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看，道咸时期是4000万两左右，同光以后也不过7000—8000万两，而“河工几耗三分之一”，（注：周馥：《河防杂着四种》，“黄河工段文武兵夫记略序”。）几乎是“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注：《魏源集》上册，“筹河篇”，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页。）然而开支越大， 黄河决口的次数越多，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大量河防经费并没有真正用于河防，而是被河官挥霍掉了，也就是说，河官的奢侈糜费是大部分河防经费的主要流向。据记载：“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注：《清史记事本末》卷45，“咸丰时政”。）那么，河官的生活起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道光末年两江总督李星沅的幕僚金安清说：“各河员起居服食与广东之洋商、两淮之盐商等”（注：金安清：《水窗春呓》，“金穴”。）。《庸ān@①笔记》中记载：作者曾遇见一文员谈南河之风气，据他说“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河官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一次宴客，有道“豚脯”，大家觉得味道鲜美，席间，一人起身如厕，“忽见数十死豚枕藉于地，问其故，则向所食之豚脯一碗，即此数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闭豚于室，每人手执竹竿追而@②之，豚叫号奔绕，以至于死，亟取其背肉一片，萃数十豚仅供一席一宴。盖豚被@②将死，其全体菁华萃于背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余尽委之沟渠”，宰夫说，他来此仅几月，已@②千豚。其他如鹅掌、猴脑、鱼羹等菜的做法，也都是让人瞠目结舌。（注：薛福成：《庸ān@①笔记》。）河员厅署就是过着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终日里嬉游歌舞，各厅“必蓄梨园”，“自元旦至除夕，无日不演剧，自黎明至夜分，虽观剧无人，而演者自若也”（注：薛福成：《庸ān@①笔记》。）。河防经费还被用于招养食客、馈赠亲友、贿赂官员，据记载：“凡春闱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罢官之游士，皆以河工为金穴，视其势之显晦，为得馈之多寡，有只身南行，自东河至南河至扬州至粤东四处，获一二万金者”。“大工一举，集者数十万人，至使四方游士、滑商、倡优、无懒之流，无不夺走辐辏于河干”。“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有携京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京官过浦（清江浦）者馈遗甚厚”（注：《水窗春呓》第34页；《庸ān@①笔记》第70页；黄钧宰：《金壶浪墨》卷5“十二红”，卷1，“河工”。）。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南河习气”。
奢侈糜费的生活背后就是贪污，手段有向上虚报、多请公款、偷工减料、层层克扣等。河防中的虚报浮冒一直存在，晚清时期更为严重，夸大险情、多请公款已是司空见惯。《水窗春呓》的作者金安清不无忧虑地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钱亦最糜。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居度支十分之二，……其中浮冒冗滥不可胜计”。他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改革方案，他以为，即使在十年之后，“岁需一百万，仍可永庆安澜”，这一百万中，50万用于工程，其余50万用“赡公中之私”，由此可以想见，河防经费浮冒的严重程度。同光年间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与河南巡抚奏请100万两堵塞。苏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亲督工， 买料俱亲经手”，工程结束后，还剩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不肯，奏缴还部。结果，巡抚“未遂其欲，恨甚，……奏弹之”，户部因为“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外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今苏公缴还余银，除此陋规，部中亦恨”。于是，部里想方设法在苏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同参”，这位不同流合污的官员竟“革职归”。后来，任道róng@③为河南巡抚，“亦值某处决口，其请缴银”，结果也是“被奏劾，革职去”。作者感慨地说，“盖河工积弊，以夸张其事，多请公款为能事，开报虚数，各饱私囊为长策。而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注：欧阳昱：《见闻琐录》，第91页。）当时流行一句话：“糜费罪小，节省罪大”。（注：《魏源集》上册， “筹河篇”， 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页。）
在具体的工程中，管工者偷工减料积习相沿，有“文官吃草、武官吃土”的说法，前者指文职在采办物料时贪污中饱，后者指武职在堤工中中饱私囊。1868年（同治七年）黄河在河南荣泽决口，当时的口门不过30余丈，由于管工者“查料及买土者，通用作弊，上下交欺”，“钱粮料物不凑手，以至水淹严重，形势大变”，一月后，决口不仅未堵上，反而刷宽达200余丈。（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第364页。）1887年（光绪十三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洪水淹及几省，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这次决口就是由一个鼠穴（一说獾洞）引起的。当初，夫头估计200仟就能填实， 河署管理工料的李竹君私吞了大部分，工人只到手40仟，只用树枝架入穴内、盖上土了事，结果大溜顶中，由此处决口。再加上李“平日克扣侵渔，以致堤薄料缺”，出现险情时“河干上曾无一束之秸，一撮之土”。（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第364页。）这可以说是政治腐败导致黄河决口的典型事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河决口，黄金万斗”。贪官污吏为了侵吞中饱，甚至希望黄河决口，“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己幸”，“久不溃决，则河员与书办及丁役，必从水急处私穿一小洞，不出一月，必决矣，决则彼辈私欢，谓从此侵吞有路矣”。（注：《魏源集》上册，“筹河篇”，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页。）
黄河治理中如此，其他河流及海塘也是这样，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晚清时期水灾频繁的社会原因所在了。 政治腐败直接或间接引发灾荒，不仅仅表现在河政中，荒政中的种种弊端也是灾荒（主要指饥荒）频发的重要原因。
晚清时期的“荒政”主要包括报灾与核查，即灾情的呈报与调查；蠲缓钱粮，即蠲免、缓征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或全部应缴的田赋和丁役；赈济灾民，即根据灾民的贫困程度发放钱粮。除了蠲缓、赈济这两项最主要的救灾政策之外，还有抚恤、安缉、借贷、除疫、以工代赈、调粟、收养耕牛、施放棉衣、医药等。此外，仓储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备荒救灾措施，包括常平仓、社仓、义仓等。
这样一套较为完备的“荒政”在防灾、救荒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按照规定，灾害发生后，地方要及时上报。但在很多情况下，明明境内发生自然灾害，有时还很严重，而地方却匿灾不报。为什么呢？掩盖灾情，必然是灾年“照常催征”，地方官正是为了“照常催征”而匿灾不报的。这不仅可以给地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可以逃避责任、粉饰太平；有的则担心手续烦琐，延误时期受到处罚。从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由于匿灾不报而引发或加重饥荒的情形，比如“丁戌奇荒”前，山西等地已连续两年亢旱，但“在上者惟知以催科为考成，在下者惟知以比粮为报最，故虽连年旱灾，尽行匿而不报，田虽颗粒无出而田粮仍须照例完纳”，致使1877年（光绪三年）“仓库所存无几，而待赈之民无算”，大量灾民束手待毙，奄奄一息，曾国荃上任后虽请赈救，“然而晚矣”。（注：《申报》1877年11月23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江苏北部大水，灾民达数十万之多，据统计，“赈务所活灾黎不过十之二三”，余则“转徙道jìn@④”，“城县村落，十室九空”。有位叫郑思赞的御史分析其缘由认为，灾象已显，地方县官“自顾考成，竟以中稔上报”，等到灾情十分严重仍“征收无异往日”，以致“筹款之缓”，灾民得不到及时救济，饿死无数。他因此说：“沟壑之民不死于天灾而反死于人事”。（注：《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四，郑思赞折。）
在各地的办赈中，一向有“清灾”、“浑灾”的说法。所谓“清灾”，是指地方官在办赈中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照章办事，赈款能完全发放下去，使灾民得到救济。所谓“浑灾”，是指贪官污吏往往“视办灾为利薮”（注：《清实录》，宣宗朝卷472。），挪用、克扣赈款。 1882年（光绪八年）安徽发大水，直隶候补道周金章领取赈银17万两，赴皖南办赈，到了灾区，他仅拿出2万两充赈，余下的15 万两则“发商生息”。（注：《清实录》，德宗朝卷168。）1885 年（光绪十五年），御史恩隆弹劾福山县令克扣赈款一事，据他说，该县遭水灾之后，朝廷“令与冲塌民房每间发大钱三千文，该县仅发三百文”，只是规定数额的十分之一（注：《录副档》光绪十年十一月十日恩隆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境内河堤多处决口，30多州县被水，但地方延不放赈，及至朝廷派人查赈，才草草发放。放赈中，“所派委员与首事人等沟通，从中分肥。十户之中领者一二，逼令全村具领赈甘结”，致使“饿毙者不计其数……嗷鸿遍野”。（注：《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秉和。）
“救荒之策，备荒为上”，而“备荒莫如裕仓储”。（注：寄湘渔父：《救荒六十策》。）应该说，清代的仓储制度是相当完备的。但是，晚清时期吏治败坏，仓储制度的各种弊端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地方官无视仓谷是否充足，领银后不及时采买；受自然灾害、战争破坏以及年久失修的仓廒不能得到修复，仓谷霉烂；仓内所存之粮被变卖、挪用、侵盗等等。由于这些“积弊日久且深”，各仓的亏空十分严重。很多地方的仓储已名存实亡，“或谷空而仓存，或仓圮而地在”。（注：《皇朝政典类纂》，卷37，户政14，仓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仓储自然起不到预防灾荒的作用。我们再以“丁戌奇荒”为例，就其旱灾程度而言，“略与道光丙午（1846年）相仿”，但饥荒却严重得多，“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第364页。）河南巡抚请借外省粮食，户部质问道：按照定额，河南当地应有95万石仓粮，为何舍近求远？仓内是否有95万石粮不得而知，即便有也是杯水车薪。灾后，朝廷企图以此为契机整饬仓储，山西巡抚曾国荃似乎也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据后任张之洞奏报，各地仓谷虽经买补，“通计买至七成，分散畸零，仅备一区，无裨全局”。（注：《皇朝政典类纂》，卷37，户政14，仓储。）另外，常平仓的基本作用是适时粜籴、平抑粮价，不仅可以调节季节性的粮价变动，还能抑制灾荒引起的粮价腾涨。但实际上，很多史料表明，这种作用并不明显。晚清时期，一遇灾歉，米价大涨，以至于人们产生一种心理恐慌，“偶见偏隅蝻孽，遂云四境灾荒，或谓阳为旱征，或谓雨为水兆，一唱众和，顷刻腾涨”。（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43，户政43，仓储。）
饥荒中，饥饿至极的灾民往往吃一些原本不能当作食物的东西，比如糠bǐ@⑤、树皮、野草、观音土以至吃人，这样的事例在晚清屡屡发生，不胜枚举。 晚清，战争频繁，兵连祸结。1840—1911年七十几年里，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处在战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重大灾荒也大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或之后。事实表明，频繁的战争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也是导致晚清灾荒频发的重要原因。
第一，频繁的军费支出、战后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危机状态，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用于防灾、救灾，这正是一些地区灾荒频发的原因。顺直地区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复陈直隶河道地势情形》折中说：“道咸以来，军需繁巨，更兼顾不遑。即例定岁修之费，亦层层折减。于是河务废弛日甚”（注：黄彭年：《畿辅通志》卷84，第52页。）。就拿黄河来说，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在河南祥符决口，当时清政府忙于战事，浩繁军费已无从筹措，面对决口后水围开封达8个月之久的危急形势，好不容易才凑够500万两，几经周折，直到第二年才将决口堵合。不料，几个月后，黄河又在桃源决口，大水过后，有人建议在决口以下进行筑坝、挑河等工程以治理下游水患，但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已被军费、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又哪里顾得上治河工程。1855年（咸丰七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当时东南半壁江山被太平天国占领，大半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在“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从可筹”的情况下又怎能腾出精力堵筑决口呢？清政府在上谕中说：“现值军务未平，饷@⑥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注：《清实录》文宗朝，卷173。 ）由于无力堵筑，只能任黄水横流，其结果是黄河改道，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山东等省饱受黄水之灾。
第二，长期的战乱造成农业生产衰退，农民生活困苦，再加上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赔款加紧搜刮，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以往更加脆弱，稍遇灾荒便会出现饥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惨局面。比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战争之后，“民力尤瘅，十室九空，不待岁jìn@⑦而已难支”，“岁值水旱，家口嗷嗷”。（注：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第840页。）据载， “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已罄尽无疑。……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产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盗贼”。（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第913页。）
第三，战争还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战后的很多地区森林被砍光，树皮草木被剥食殆尽，到处是荒山秃岭，大片土地荒芜。比如，经过50—70年代战火洗劫，原来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黄河流域就是一片废墟，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这里仅择一二。就拿苏南来说，战前“民稠地密，……炊烟相望”，战后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遍地荆棘，……浑似沙漠”。（注：《李鸿章全书》奏稿，卷3。 ）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注：《曾国藩全集》，书札。）另外，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伐木筑路，很多地区森林被砍伐殆尽，导致生态系统失衡，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这就加大了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
第四，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特权，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国内鸦片种植之风日盛。到了60—70年代，全国各省几乎都有种植，甘肃、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成为罂粟盛产之地。这些地区由于种植鸦片，占用了大量的劳力、耕地，粮食减产成必然之势。山西巡抚曾国荃从地利、人力等方面分析了鸦片种植给当地带来的种种恶果，他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丰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查晋省地亩53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之田，biàn@⑧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罂粟将收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田反荒芜而不治，此人力之所以日弛也。地利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中稔，中稔便苦无麦禾；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瘼不可救药。”（注：《曾忠襄公奏议》，卷8。）

⑤ 丁戊奇荒是什么有多么的严重

丁戊奇荒说的是在1875年的时候发生的自然灾害。当时这场自然灾害给清朝的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据统计当时总共有1000万百姓死于这场自然灾害当中。当然在这一年中，除了这些百姓遭遇到饥荒之后，同样也遭遇到了旱灾和地震，这三种不同的自然灾害无疑让整个华北地区的百姓遭受到了噩梦般的折磨。

当时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虽然清政府也曾拨下来了一些赈灾款项，但是政府的这些银两用作周发放给这些灾民，也依然救不了太多人的生命。到最后人们只能通过磨石子面来维持生命。即使是这样，但是这种面毕竟没有营养反而还有损百姓的身体健康。古代百姓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手段是非常弱的，所以接连遭受到这些自然灾害之后，当地的百姓就相继死亡。

⑥ 晚清最大的一场天灾，造成一千多万人惨死，致使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1875年光绪继位之初，北方地区的降水就明显少于往年，到了冬天依旧雨水稀少。短短一年后，旱情加重。

受到干旱缺水影响，华北地区农作物直接减产，严重地区全面绝收。这场旱灾历时三年多，为大清两百年未遇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由旱灾带来的饥荒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相当于全国人口一半，如此严重的灾情，直接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仅山西就超过500万人死亡。

一些地区十室九空，“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朝廷上奏山西旱灾报告，“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后来在这场灾难中幸存的清朝人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晋灾泪尽图》，书中写道：一个来自南方的客人，自己的妻子被活活饿死，他趴在妻子身上嚎啕大哭，结果身边的人立马把他拉开，让他不要再哭了，因为再哭下去，周围的灾民全都知道这里有死人，就会一拥而上，分尸而食。听完这些话，客人停止了哭泣，含着泪把自己的妻子埋在了院子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发现院子里的尸体被人挖出来吃得只剩骨头了。

书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有一个村民半夜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发现有两个人背着自己母亲的尸体正在往外跑，他连忙跟了过去，一直追到那两个人住的地方，他发现对方有斧头和砍刀，自己一个人万万不是敌手，于是回村去叫人，没想到等到他返还的时候，自己的母亲已经被那两个人放在锅里煮熟了。

见此状况，村民们勃然大怒，一怒之下将那两人砍死，两人死前还放声大喊：宁做村中死鬼，不做县中活人。

后来，村民们环顾屋子四周，发现全是死人骨头，也不知二人已经吃了多少人了。

然而，当时的清廷国库早已一贫如洗，各地粮仓无粮可调。粮仓无粮除了官员贪污变卖外，还因为当时全国良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

罂粟种植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老农说：“家有一顷地（100亩）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良田都用来种罂粟，粮食产量自然急剧下降，有学者据此认为，晚清频频饥荒，大面积种植罂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鸦片的大量种植，造成粮食严重不足，同时老百姓吸食鸦片又造成劳动力不足，陷入恶劣循环。

而闹旱灾的地方，如山西、山东、河北等良田，都是鸦片种植的重要基地。

为了防止民变，清廷一度同意卖官筹款，筹集赈灾款达到了500多万两，同时，清廷还派人去香港、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地进行募捐活动，效果也比较明显。

当时西方传教士也参与了这场大旱灾的救灾活动。比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于1877年倡导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后发展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

“丁戊奇荒”让清朝元气大伤，内忧外患的大清，从此一蹶不振，短短十几年后就寿终正寝。你觉得“丁戊奇荒“是该归咎于天灾还是该归咎于人祸呢？

⑦ 浣洋诀4.3.8丁戌奇荒---无法退休的宿命

老人微微点头，声音洪亮而深沉：“不错。我就是袁世凯。”

小武抬手微笑道：“小子今日有幸，能有机会拜见中国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幸何如之！”

小武之说、也算是肺腑之言。因为张勋之类的复辟皇帝并不算数；溥仪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是算数的，但后来被日本人捧为伪‘满洲国’皇帝也不做数。所以在1915年底，袁世凯当上的‘中华帝国’皇帝、的的确确就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虽然时间短了一点、只存在了83天。

再者谈到总统---当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前，孙中山已先被革命军所推举、成为了非常大总统。只不过孙氏当时只是个非常时期的临时大总统、并未得到全国的公认，当南北和谈后便即撤销。故袁世凯才是第一位得到全国公认的、正式的中国大总统。

老人面色略微有些尴尬，但很快恢复原样，舒然道：“哪里哪里，俗世间的一切，不过都是些浮云而已。”

小武眨了眨眼，道：“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当我用星野定位法来找您的时候，原以为你会在北方，毕竟您大半事业都在北京、天津。”

“然而最终，我却在中州大地、偏北一点点之地便找到了你。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你却在此处？”

老人的神情越发缓和，微笑道：“你找到我的地方正是安阳。那里地处河南省的最北部，也是我的家族根基所在地。”

小武恍然大悟，点头道：“原来是安阳呀！夏朝的故都！中国七大古都之一！难怪会有又古又新的感觉！然则，你不是河南项城人么？不回项城、却在安阳做什么？”

老人微微一笑，点头道：“或许你对项城袁家的内情还不够了解，我倒是可以说上两句。”

小武双手合十，谦虚道：“请说，请说，在下洗耳恭听。”

袁世凯微笑开口，缓缓道：“项城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我袁家本来在此世代聚族而居。自叔祖父甲三公（袁甲三）科举发迹之后，我族里许多人都走科举之途，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官宦世家。”

“项城那个地方很讲究风水，周边的乡民都很羡慕我家。早先甲三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爷爷，只是一个乡下穷教书先生而已。肯定是因为我袁家的风水不错，所以子孙转了运、大大小小的官绅也出了许多。然而袁家的男人却没有一个长寿的。”

小武奇怪道：“难道说，你们袁家的风水，利官、利财，却不利寿？”

袁世凯苦笑道：“谁知道呢。先太祖母还请了商丘一带最有名的风水先生来到我家看看。结果先生说我族人虽盛、但是互相挤撞，男人都是劳碌命、而且不得退休。问他什么是‘不得退休’？他说就是活不过60岁、无法颐养天年。”

“仔细想想，不由得人不信。甲三公、也就是我叔祖父58岁病逝；树三公、也就是我亲爷爷45岁病逝；保庆公、也就是我的嗣父49岁病逝；保中公、也就是我的生父52岁病逝。除了这些跟我最亲的长辈之外，其它还有许多叔父也都是死在60岁以前的。”

小武深吸了一口气，大睁着眼睛、惊讶道：“这么说起来，袁家的男人只要还在工作，基本都是死在岗位上的？全部都是因公殉职？小子我是既同情、又钦佩啊！”

袁世凯讪笑道：“其实风水先生都请过好几个了---我家也特别信这个，每回族里有四五十岁的男人去世之后、又会请新的先生来看看。”

“最初有个先生说、那是因为族里势力不平衡。于是想办法找平衡---比如说保庆公年纪大、没儿子，我父保中公就把我过继给了保庆公。所以，学籍中一直写道我是保庆公的长子。”

小武突然一惊，大脑高速运转道：“你后来投奔过淮军宿将吴长庆。而他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所以算是你的叔父。但若不是因为你们族内的这次过继，其实你生父袁保中同吴长庆并没有什么关系，对吗？”

袁世凯微笑道：“对的。但我对外从来不提生父是谁，一向都说自己是保庆公的长子。”

“何况我从小就跟着保庆公走南闯北，在济南、南京等地读书。后来保庆公早逝，保恒公又让我去北京，跟着保龄公读书。我在外地的时间、还要多过待在项城的时间，而学籍就是我最重要的身份证明。”

小武讶道：“还有袁保恒、袁保龄等叔父，也在教你读书？你袁家的上一辈男丁真多！”

袁世凯苦笑道：“也是。但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生父保中公又英年早逝了。我完全没了倚靠，当时大哭不止！更可恶的是，由于我从小顽皮，族内有流言说我连妨两父、乃大不吉之人，不该留下。”

“正好项城又来了一个风水先生，说袁家的男人多而犯冲，除非分家、否则永无解此魔咒的希望。于是先太祖母下了狠心，令各门各脉分隔财产和房屋、土地，从此分开户头生活。此时我人微言轻，在项城也没我说话的地方，不过唯唯而已。”

小武恍然大悟，叹道：“既然全族分了家，你的爷爷和两个父亲又均已过世，那么项城的袁家等于没有你的直系亲人了！”

“那些叔父们和堂兄弟们也都各自生活了，从此互不相干了。除非有家族祭祀这种大事，你们大家便再不会到一起去！”

袁世凯点了点头道：“袁家分家之时，我刚好20岁。本来还有保恒公很照顾我，我也从未想过会被族中排挤。要知道保恒公是甲三公的儿子、也是进士出身，既是翰林、又领过兵，文武双全。我们族中所有人对他无不敬仰！”

“我17岁那年、考秀才落榜，然后就想找点事儿做。恰好保恒公受命赈灾河南，我就跟着一起去了。记得从北京出发以后、经过保定的时候，还遇到了李鸿章大人；保恒公跟他借了三万石大米，然后我们继续下河南。”

小武诧道：“你居然还参加过赈灾？同时，受灾的河南还是袁保恒和你叔侄的家乡呀，当然责无旁贷啦！只是不知道当时灾情严重吗？”

袁世凯的眼眶顿时有些发红，惨然道：“我一辈子就没见过更严重的灾情！保恒公还未到河南，就已经听说情况不妙，不然的话也无需再跟李大人借粮---我们大队人马本来就带了不少粮食。那一年是丁戌年（1877年），这场旱灾后来被世人称之为‘丁戌奇荒’！”

小武闻言大惊失色，高声大嚷道：“原来你亲身经历过‘丁戌奇荒’！我听说过，那是清朝最大的旱灾导致的粮荒！据记载，当时河南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就连人吃人都形容不了那时的惨状！经历过的人都说、无法落笔描述，就算是近代着名的1942、1962两次自然灾难，都不一定比得过那次巨大天灾！”

袁世凯的语调略微有些缓和，轻声叹息道：“我和叔父就待在开封城。四方饥民听说有朝廷赈灾，有些都是爬着来到省会的！只是很多人等不及米粥入口，就已经饿毙于半道了。”

“而且饿死之人往往连尸首都找不着，听说都被其它灾民给分吃了。保恒公以钦差之尊，每日亲到数万灾民的面前安抚分粥，为此落泪也有好几回了。”

小武连连点头，黯然道：“我也看过关于‘丁戌奇荒’留下的只言片语。只是那一点点文字，看一半就得合上书本，实在没法儿看下去！”

袁世凯又似被小武勾起了回忆，惨然道：“我还记得发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领了粥、却始终不肯走。他央求我们说，全村人都饿得走不动路了。听说省城发粥，全村就派了他唯一一个还能走路的人来；村长还割了自己腿上的一块肉给他吃、他才有力气走到开封。”

“他请我们无论如何、送点粮食去他们村子救命。但那个村子离开封还有三日路程；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不说，就算送一点过去、半道上也肯定被其它灾民吃了……最后那个人还是咽了气，估计全村无一活口。”

小武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黯然道；“你当时才十几岁呀，就看到了这些人间至惨之事！”

袁世凯摇了摇头，道：“经历过‘丁戌奇荒’的人，什么都已看开了，再多的人命也已不放在心上！然而更倒霉的是，袁家人都说我妨父---又应在了如同我父的保恒公身上！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叔父每日里在粥场里接待难民过多，不久便一病不起，才52岁就英年早逝。”

“在那种看什么人都像是鬼的日子里，我只能帮忙勉强维持省城秩序、等待朝廷再派大员过来，坚持到交接完毕而已。然后，我就和几个老家人一起、押着保恒公的棺材，凄凄遑遑地回项城老家去了。”

小武抱拳向对面深施了一礼，恭敬道：“想不到河南一场大灾荒，让袁家又多了一条因公殉职的好汉！”

“袁保恒身为朝廷赈灾大员，竟然因救灾而染上了瘟疫、病死在第一线！失敬、失敬！可是这也让你失去了在家族中的最后一个靠山！”

袁世凯点了点头，神情缓和下来道：“少年时的一切，都早已过去了。当我20岁的时候，其实走南闯北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而在项城老家，所有跟我亲近的父辈、叔父都已过世，可能这就是天意吧。所以分了家之后，加上20岁那年、我第二次考秀才失败，于是不再留恋老家，决意孤身出去闯荡江湖。”

小武也恢复了常态，点头道：“其实你早早地就已闯荡过江湖了，只不过那时有很多袁家的长辈在提携你。然而由于袁家男人难以躲过的‘宿命’，20岁之后就只能靠你自己一个人了。”

袁世凯突然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这就是袁家男人难以躲过的‘宿命’？”

“你说得好，的确是的！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我也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当皇帝’？撇开其它因素不说，家乡的风水先生还是给我开了一个‘药方’！”

小武惊讶道：“什么‘药方’？”

袁世凯尴尬笑道：“公布‘洪宪’帝号的时候，我正好58岁，跟甲三公过世的年龄一样。之前我也预感、自己可能寿命无多了；然而河南的风水先生说，袁家男人的寿命同福分相当。”

“甲三公当年官至漕运总督，在我以前是袁家福分最高的。而如果我能够当上皇帝的话，福分就会超过甲三公，应该就能活过60岁。”

小武恍然大悟，大声嚷道：“原来你想用当皇帝一事来‘冲喜’！以此天大福分来帮助你突破家族魔咒---成为第一个活过60岁的袁家男人！”

袁世凯不好意思地微微点了点头，轻叹了一口气道：“可是当上了皇帝以后，我也只活了83天---仍然无法突破袁家男人的魔咒。这个怪圈，就留待后人去打破吧。”

小武平缓了下来，轻笑了一声道：“好吧。这个‘洪宪’皇帝也实在很不好当，仍然可以算是因公殉职的罢！”

袁世凯黯然道：“我一向自诩比较了解洋人的想法。而想当皇帝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误以为西洋人是支持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当时，我每天从《顺天时报》上、看到了英美大使对中国国体的意见，因而产生了误判。”

“事后才知，那些我看的所谓《顺天时报》（即《北京时报》）、都是小儿克定串通报社人士伪造的，作用只是蒙骗我一人而已。”

“想必别人称袁克定为‘大太子’、都叫惯了，故他产生了非分之想；又知道我的看报习惯、所以如此妄为。回想当年风水先生所言---袁家的男人太多、势必互相挤撞，果非妄语呀！”

⑧ 发生在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究竟有多残酷

在十九世纪末期，我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旱灾，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和山东五省饱受其害，苏北、皖北、川北和陇东四个地区被其波及，全国上下共有2亿人陷入天灾困境。这场灾难，被后人称作丁戊奇荒。

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据官方资料显示是开始于1877年。但实际上，早在1875年华北地区就有了旱灾的迹象。

1875年的春季，本该是万物复苏，开始耕耘的大好日子，河北人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盼望已久的春雨迟迟没有到来。不光是春雨，整个1875年河北省降水都极其稀少。到了这一年的秋季，旱情蔓延到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五省，整个华北大地都笼罩在旱灾的阴霾之中。

一年之后的1879年7月，此时的旱灾已经步入尾声，疫情也渐渐平复下去。正当灾区人民的生活即将重返正轨之时，在甘肃和四川交接的武都，发生了8级大地震。本来已经开始恢复农业生产的灾区，再次受到重创。

在瘟疫和地震的夹击下，再加上之前持续多年的饥荒，灾区共有约1000万人丧生。这是一个被学术界公认比较靠谱的数字，可能是最接近事实了。

丁戊奇荒对于今天的启示

丁戊奇荒之所以会发生，这和华北地区人民对土地的过度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华北地区需要更多耕地来满足粮食供给。于是，许多林地、沼泽遭到破坏，变成了耕地。

林地、沼泽在调节气候、平衡自然环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萎缩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提高了旱灾的发生概率。

但是，这场灾难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团结的一面。各地商会纷纷开设“粥厂”等慈善机构赈灾，弥补了政府调控的不足。

面对这种灾难，需要的是对自然的爱护与敬畏和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

⑨ “丁戊奇荒”夺走1300万人生命

从1876年到1879年
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持续4年遭受大面积干旱
农产绝收
田园荒芜
“饿殍载途
白骨盈野”
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为严重
故称其为“丁戊奇荒”。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5年初
年仅4岁的光绪
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
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
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
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
旱情加重
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
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
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
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
产量减半
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3成。
1877年
华北旱情急剧升级
尤其是山西
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
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
大奇灾
古所未见”
“询之父老
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当时在山西
饥民为了活命
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
和成面状吃下
或掘观音白泥充饥
结果
不数日间
泥性发胀
腹破肠裂。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尸体
这些人的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
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
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义父，不必再说。孩儿已懂得了这个道理。"王冲深鞠躬，"呜山寨，如实禀告家父，即使不能改恶从善，也永世不与张家商队为敌。"出
扶老携幼
号泣中途
带病忍饥
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
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
饥饿难当”的旗号
拦路抢劫
粮价因此又陡增10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
专门抢粮。
到1878年
大旱持续已3年
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
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
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
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
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春夏之交
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
河南跟随"毒眼张"走进后堂，迟大忠仍头雾水，猜不透那只破碗究竟哪儿值钱。几乎十人九病
陕西“灾后继以疫疠
道相望”
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
从1876年到1879年竺必正听立刻下跪道："神医能有起死回生的良术，下官哪有不想的道理？"
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
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
多达1.6亿到2亿
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
约1300万人
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
就死亡500万人。
天灾背后的人祸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察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不难发现
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
既是天灾
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
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
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
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
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
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1830年
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
实存粮仅1400万石
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
全国只存523万石了。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
灾区缺粮
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
“抑且无粮可购
哀鸿遍野
待哺嗷嗷”
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清王朝腹背受敌
内外交困
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老妇答道："拣出好的来年作种子，次的碾米自己吃，剩余的秕谷喂鸡喂猪。"银的3/4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
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
以致在1864年
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发生时
“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
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
仍捉襟见肘。
另外
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
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
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19世纪60年代起
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
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
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
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
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
山西、河"对，我去问问月亮姑娘。"鲁布桑巴图马不停蹄又去找月亮姑娘。见到月亮姑娘，鲁布桑巴图问她："月亮姑娘，你看没看到魔鬼到哪里去了？"纯真、诚实的月亮姑娘告诉鲁布桑巴图："我看见璃鬼，它慌慌张张地逃到大山的石洞里去了。你骑上宝马朝着东边走就可以找到它了。"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卖官筹款义赈救民
大旱发生后
为了减轻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
清王朝还是多方筹措
采取了多种赈济措施。
首先是赈粮。如山西灾情发生后
曾国荃亲临灾区核实灾情
并按灾情轻重分发赈粮
平粜粮价
广设粥厂
赈济灾民。
为筹集赈灾款项
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
在曾国荃奏请下
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和实职的空白执照各2000张。曾国荃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
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
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设捐输局
按捐输数量的多少
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谷子黄了，老搬来梯子，带上斧子，准备砍谷穗槌子说："你动机不良，当然不能做我的老师了。你赶快回去吧！"。突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片乌云飞来这时，出来了个粗眉大眼的渔童，笑谜谜的对敖广说："这位老大叔熟知棋路，想来也是位棋手吧？"，啸声震耳。少时风停了，老定睛看，原来是只老鹰刁走了他的谷穗。他气愤极了，掂着斧子赶去。那鹰刁着谷穗飞飞停停，老掂着斧子跑跑走走，追呀追呀，也不知道追了多少路关于帝喾当上帝王，在瑶族中有"神犬盘瓠助帝喾高辛氏杀吴将军得天下"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帝喾有次觉得左耳朵特别痒，掏，竟掏出条怪模怪样的虫子。帝喾把虫子放在个叫盘瓠的盛器里边，会儿工夫，这条虫子就变千百年前，石海洞乡带曾是k人的故乡。k人中有位勤劳勇敢的青年名叫石娃，为了给老母亲医治眼病，他不怕豺狼虎罴，翻山越岭处求医。成了条神犬，这条神犬非常英勇善战，而且只听帝喾的话。帝喾也随口"来人呀，把这个骚娘们给我抓、抓起来呀"阔少爷声嘶力竭地喊道。管家见少爷挨了打。摆手，众家丁就像群饿狼似地向牡丹母子扑去。少爷说："你愿意从我，少爷决不亏待你。你要是执意不从么，就休怪我绝情寡意！"给这条神犬取名为"盘瓠"。后来，盘瓠帮助帝喾打败了竞争对手吴将军，使得帝喾拥有了天下。，追到了座大山边，老鹰落在山上不动了。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
另外
清政府甚至派员前往香港、新加坡、吕宋(今菲律杜飞说："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接头口令是假的。"宾)、安南(今越南)等地
竭诚劝募。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银1576万余两
赈粮分别约为176万石和110余万石。
与此同时
“民捐民办”的新赈灾形式――义赈
也应运而生。上至达官名流、富绅巨贾
下至平民百姓
流民乞丐
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
踊跃捐赠财物。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
南方“贫士捐膏火
妇女脱簪珥
百工减佣资”
很快集成巨款
并派代表携至灾区
发放到灾民手中。
在士绅集团的积极推动下
临时性的散赈
逐步向制度化、综合化方向发展。1876年
江淮、徐州等地受灾
着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十余万金往赈
为义赈之始”。两年后
上海协赈公所成立后
各地纷纷效法
一时间
各式各样的义赈组织星罗棋布
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灾民被逼“走西口”、“闯关东”
“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
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她留昂山住了宿。昂山刚入睡，这个女人就用她自己的个普通椰壳罐偷换走璃罐。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
另谋生路
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
自然灾害频繁
生存环境恶劣
“河曲保德州
十原来在村民到卧佛寺祈祷的时候被白马听到了。周围的村民听说后都感叹白马的侠义，并把这侠义故事代代流传。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的民谣
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每遇灾歉
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
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
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
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
与山西类似
受“丁戊奇荒”影响
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
大量外出逃荒
纷纷“闯关东”
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他们抛弃家园
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
那里土地肥沃
人烟稀少
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
乘船当日可至
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
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选自《文史参考》
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