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司马迁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着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着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着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着《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着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着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着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着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着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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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着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着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着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着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着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着，又是一部文学名着。前面介绍先秦历史着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着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着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着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着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着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着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着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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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着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着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着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着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
B. 毫无必要的热情什么意思
毫无必要的热情的意思生活中一点都没有必要做的事情是感情的热度。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就野手老是说颂升在一起薯告不想要负责任。热情就是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特别上心，特别感兴趣。它是一个比喻词，可以用语言，肢体来表达。西方人要比东方人表现的明显。
C. 毫无必要的热情难免会变成冷漠
张爱玲说，爱是热，被爱是光。
爱就像太阳，源源不断的释放热量，哺育和照耀着他所爱的对象。被爱则像月亮，本身并不是一个发光体，通过反射太阳的光芒，也透出光亮来，回应着爱。
爱情是什么好像并不适合具体阐释，泛滥的故事和孤独的心境反而更利于理解。孤独之于爱情，如同冷漠之于热情。
如果一个人有消耗不完的热情，会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
首先从基础设施上来分析，他要有一个储存热情的巨大容器，自我供热自我补给。其次，从能量守恒定律上来分析，他还会不断的释放自己的光和银哪热，让其他人也感受得到热情，有意无意之中透出“你冷吗？快靠近我，快来吸收我的热量…”这样的潜台词。最后，从时间的持续性上来分析，这个热情不是断断续续的，不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式的，而是类似曾经趵突泉源源不断的泉眼模式，衮衮不息，永续循环。
分析了之后，不禁会想问：这样的热情是合理的吗？
我们对于感兴趣的新奇的事情，会有一定的热情，但更多的时候是像博爱一样散发了过多的热情，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热情。
当大家对一件事趋之若鹜的时候，作为人本身，条件反射一样会产生一些怀疑。且不去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这个现象本身，一簇一簇的热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流动着的热量体，使在其中的个体一般都难以脱身。具体说来和上下班赶上地铁高峰期一样，几乎毫无选择余地的被人群推动着上，推动着下，能操丛穗控的唯有清醒的头脑。
阅兵这件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浓郁的自豪感和无处释放的爱国情怀，无来由的传播着，看着泛红的朋友圈，让人难免会产生如果没有关注没有发一条动态或评论，仿佛你就是不爱国的。接踵而来的“范玮琪晒娃”微博事件，以及新一期《奇葩说》也讨论到“丑闻主角是否活该被万人虐”的辩题，不得不说上纲上线的爱国与热情不是这个时代应有的状态。
我们都以这锋郑码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发掘与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在不同的岗位上付出自己相应的努力，如果没有违法违纪没有危害他人的利益，何尝不是一种爱国？冯唐也说“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事物的表象从来都是伪装最好的纸老虎，如同平静的湖水下面说不定正在酝酿这巨大的波澜，看似绚烂的烟火却是稍纵即逝的怅然。
这么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表面的浮华与装饰，而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更应该看到背后的本质和意义，是否真的如此？如果不是，又意味着什么？
你或许想说，即使不了解这些，大部分人活得不是一样的吗？幸福的幸福着他的幸福，悲伤的继续悲伤着他的悲伤。既然幸福的定义与标准是如此的不同，所谓的“一样”难道不是另一种表象吗？幸福的考量各不相同，成功的准则倒有几分类似，暂且不表。
我曾喜欢一个小众歌手，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但某一天他突然出名了，一塌糊涂的火了，便会有一种巨大的莫名失落感，仿佛无缘由的从高耸云端跌落到深海谷底，还被告知不会潜水没有救援设施，仿佛只能怀着阴郁与遗憾挣扎着死去。又像是没有午睡的工作日，强忍着浓浓的困意，苦涩的咖啡中时不时散发出想要自杀却未遂的痛苦感。
说起来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为一种自我认同感与群体主义归属感。个体的成长需要得到自我与他人的认同，尤其是通过一些标签或行为事件来证明自己的特性，比如小众群体，已经被玩坏的“情怀”，变了味的“文艺”，这些类似的标签无不散发出“我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的潜台词。与此同时，我们又需要融入不同的圈子与群体，兴趣社团、交友软件无不是这样的程序设定。“在这个平行空间之中，竟然有和我相同爱好的人？”——籍以此证明个体并不是完全的孤独主义者。
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又不希望这样的群体过于庞大，“我很喜欢你，但并不希望你大紫大红，我就想一直这样下去（独自拥有你）”这样的小众心理还是比较常见的。像是一片自留地，像是屋后的一座后花园，更像是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秘密，曝光了就像融化的冰川，见光死的网友，小王子的玫瑰花……失去了独特性仿佛就失去了全世界。
这样的心理状态可以归结为“不成熟”，可以划分到“中二病”，不得不说狂热的热情有“助纣为虐”的嫌疑。
被捧热的明星会渐渐降温，充满盲目热情的民众也会寻找与发现新的目标与猎物，当投掷的石子慢慢沉入湖底，一圈一圈的涟漪渐渐消逝，一切趋于原始的冷静，才是正常的。否则每一次的波澜起伏，从石子到沉船，再大的湖也是会被填平会被扰乱平衡秩序的。
毫无必要的热情像沙漠，时不时形成深渊迷潭，不时被龙卷风带走一段距离，一步步的腐蚀更多绿洲。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骑着骆驼的人，穿行沙漠丈量面积需找良方，至少懂得播种与浇灌，挽救沙漠。
无端盲目的热情像瘟疫，带来群体性恐慌，从一个角落开始蔓延至整个世界，就连医护人员都可能难逃厄运。故此是需要预防的，更需要及时的发现与治疗，救世主难遇见，自救才是最好的良药。
热情与冷漠以其相应的规则在平衡运转，甚至相互转化。路转粉，粉转黑大抵上也属于这种。冷漠的人自由其狂热的一面，不常见的狂热也往往潜在着更大的破坏力与杀伤力。话虽如此，我仍更推崇这样的群体：
与外界保持适当的空间，于若即若离的出世中游刃有余的在野般生活，理智而清醒，或许还带有几分禁欲主义色彩的热情者。
D. 举手之劳，何其温暖
好久没遇到举手之劳， 有些温暖，有些心酸。
天还没亮，叫了车驶去机场，和往常一样，我拖着笨重的行李一步步挪下台阶，径直走向车的后备箱，没成想，司机看到我，便瞬间跳下车来，拉着我的行李帮我往车上放。这让我颇有些不习惯，毕竟看惯了在车上一动不动的司机，我丝毫没有他会帮助我的心理准备。
到了目的地，我提醒司机开一下后备箱，我本想着像以往一样，我自己下车拿行李，然后关上车门，车也就扬长而去。没成想，司机停好了车让我慢慢下车别着急，而后自己跳下车帮我从后备箱拿了行李，临行还不忘嘱咐我当心脚下的台阶，依旧没有心理准备的我在凌晨的寒风中温暖备至。
拖着行李进了小区，天上飘着小雨，前方有一个下楼快递的小伙子，他和我一前一后进了单元门。在一楼的台阶前，我停下准备挽起袖口，好方便搬运行李，也许前面核团戚的小伙子听见我停下，便觉察出我行李的重量，于是已经到了二楼的他开始往下走，我还以为他忘了东西要出门去取，没成想他在我面前停下，还伸出手来要帮我把行李抬上楼。
这个清晨有好多事出乎我的意料之改陵外，没成想 这种不曾有心理准备的举手之劳真的让人内心或余好温暖 。
两个人关系只要一放松，
真实的想法就跑出来了。
/ 刘天昭《毫无必要的热情》
雪的碗里，盛的是月光。
/和泉式部
不是等着被选，
而是选择自己想要的，
不要怕，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好。
/《风平浪静的生活》
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不顾一切的信任。
/契诃夫《迟开的花朵》
最好的礼貌是不要多管闲事。
/Timofey Radya
事实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伤害你。
你只需要找到那些值得让你忍受的人。
/鲍勃·马利
E. 毫无必要
刘天昭《毫无必要的热情》读一遍，觉得好，眼冷心热手稳，不矫饰。能进入情境，却是别人的经验和眼光，看过即忘，不好说自己读过，回头再读，试试新鲜过后还会不会喜欢，也是较劲。
这样还是不敢说。看三遍才敢说话，五遍才敢提笔。这才哪里呢！但不说就放不下，总在一个地方卡着，自己劝自己，没关系，写了就好了。明白逻辑不通，一意孤行。
读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在别人身上看到一部分自己。心里想的讲不出，有人讲了，刚好击中，觉得的确如此，从此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可以不知道。
刘中间出国学习，觉得那段日子跟之前之后都没有关系，不像是真的。前几日，朋友来玩儿，陪了一天。过后回忆，那天就是这个样子，与前后无关，像单独开辟册坦出来的时空，又真又假。路上和朋友讲，像不像女大学生出门逛街？或者轮神是离得并不远的缘故。买东西店主会讲“看你们是学生”。也可能矫情过度。这算是开发新的体验，凭空有了另外的一天。
还有一句，做家务有永恒感。是能让人静下来。想逃跑，又不甘心，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安排自己每天做点腊姿亏家务。眼睛看到干净，心里也释放了。不止做家务，手工活儿都行，所以有一潜在理想，当个随便什么匠人，只动手不用脑，也不用讲话，眼神集中精神专注，全世界就剩自己和眼前工作。过分自我了。
就这样。
F. 向往的生活
想漫山奔跑
像《The last of mohicans》
像《Heidi》
山间，木屋，柔软的稻草，漫山的羊群，桌椅是自己做的，牛奶是现挤的，草地散发芳香，脱了鞋袜走一遭，脚底板黏上了泥土，比任何踩屎感的鞋都舒服。
清晨薄雾，星星点点的细雨为亏者陵每一株野草供给了养分；嫌御朝阳东升，花瓣上的露水闪耀着七彩光芒；攀爬梯子登上房顶，边喝咖啡边听鸟鸣，家犬伸着脖子想要一跃而上，然而费尽力气也是徒劳，无奈只得在房檐下守护主人的安全；山泉清甜，虽然还有些冰冷但回甘无穷……
日落时分，往山腰上一坐，看着夕阳西下，树梢染上了金黄，鸟儿归巢，牧羊犬赶着羊群往山下挪步，路过了山脚的马场，刚销戚出生一周的小马还在踉跄着学走路，它盯着那跑得飞快的牧羊犬，羡慕至极，殊不知一个月后，自己便能超过它数倍，驰骋山野。
很小的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我们都会被生活所伤，无一幸免。
但现在，我学到另一件事：我们都能被修复，我们修复彼此。
/ 韦罗妮卡·罗思
你必须要不屈不挠地去实现对你自己的祝福。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我喜欢真正骄傲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这个世界高。
/刘天昭《毫无必要的热情》
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阿尔贝·加缪
想要永恒的人会看天空，
想要瞬间的人会看云朵。
/米亚·科托《耶稣撒冷》
若老是惦记失去的东西，时刻不忘，
就会自己打败自己。
/格丽特·米切尔《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