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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夏到中国pdf

发布时间:2023-07-24 00:58:33

⑴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 pdf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着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着《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着《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着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着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着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着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着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着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着《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着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着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着《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着《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着《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着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着《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着《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着《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着《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着《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着《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着《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着《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着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着《天安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着《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着《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着《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着《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着《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着《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着《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着《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着《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着《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着《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着《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着《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着《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着《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着《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着《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着《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着《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着《卡尔逊与中国》、凯恩着《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着《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着《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着《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着《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着《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着《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着《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着《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着《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着《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着《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着《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着《毛泽东传》、迈斯纳着《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着《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着《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着,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着,这些专着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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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文化二十四品(饶宗颐、叶嘉莹顾问 套装全24册)

作者:陈洪 、 徐兴无等

出版年份:2019-1

内容简介:1、龙凤呈祥

龙是华夏祖先的化身,凤是民族飞翔的理想,龙和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凤呈祥,象征着我们民族多元一统的抟成历程,凝聚着中国文化刚柔相济的力量和阴阳和谐的情韵,象征着太平盛世的到来。中国文化龙飞凤舞,自强不息。其特征沉潜而升腾,悠久而日新;其结构简易而精致,平衡而变通;其精神雄浑而典雅,中庸而刚健。谈龙说凤,走进中国文化的美丽殿堂。

2、书同文字

汉字古老悠远,是一条蜿蜒无垠的历史长河;汉字构形奇妙,是先人伟大智慧的结晶;汉字灵动飘逸,展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艺术创造。“文”是花纹,是万事万物的象形符号;“字”是生育,是文与文相亲相爱繁衍出的子子孙孙,中国文化的基因和血脉由汉字组成。汉字的理想是“书同文字”,统一的字形与书写,锻造了中国文化的坚强骨骼。汉字以整齐的身姿站立着,砌成中华文明的长城。

3、载之书册

《尚书》有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书籍多的国度,在书写、形制、印刷、流播、收藏、分类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与制度,珍存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典册从契刻发展到书写,以甲骨、简帛、金石等形态而存在,而纸的发明带来了书写与传播的便利,进而制作出纸墨飘香、书法隽美的印刷书籍。经典于是乎产生,传统于是乎继承,学术于是乎发明。

4、仁义礼智

仁、义、礼、智,是中华伦理的“四维”,支撑起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它们根源于人类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蕴育于上古礼乐文化,由孔子创发,孟子阐明,在汉代形成了牢固的思想体系,成为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维系人伦、高扬人道的道德标准。它们既是个人修身养性、努力向善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和谐、民族凝聚、人类和平的道德理想。

5、君子之学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的文化悠久而绵延、源远而流长、古老而常新,重视教育是其内在的文化动力。古代中国创造了自成系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书院等教育机构和制度;确立了被誉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从孔子开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是教育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体现了自觉而觉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仁爱精神。教育既是成人之道,更是治民之道,富之而后教之,使之成为君子。

6、王霸之道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中国的文化理想就是政治理想,政治是中国历史车轮的轴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国体设计、德刑关系有着精致的设计与阐述。从周公制礼,到商鞅变法,中国古代社会由宗法封建王国发展为统一郡县帝国,其政治和文化制度在礼法并存、王霸杂用的张力之中不断地变革、更张。兴亡成败,载舟覆舟,为后世留下有益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塑造了中国人情理兼顾、改革变通的政治性格。

7、四海之内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上不同的地域文明,五十六个民族来自历史上诸多的古老群体,他们都为中国文化贡献了聪明才智,正如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皆能“得志行乎中国”。古代各民族共生共存,既有和亲、会盟、互市、通贡的和平友好,又有对抗、冲突、割据、兼并的利益斗争。历经时间长河的洗礼,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升华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高尚情怀,蕴育出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这正是中国不断复兴并走向强盛的关键。

8、赤县神州

中国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大禹治水,又将中国划分为九州。这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奇思妙想,是中国地理文化的神话传说,它消解了封建国家的政治主体,呼唤着宏大的政治空间,“九州”象征着中国统一的文化地理观念。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个“州”都具备独特色彩的土壤、独特品质的人性与物产、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文化名胜。让我们打开古老的《山海经》,游览天下名山大川,领略中国的地理文化。

9、风土人情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华大地纵横万里,百族共生,风土人情,五彩缤纷:合两性之好的婚规、舌尖百味的饮食、继祖正体的姓名、和睦人群的礼仪、祈福求吉的信仰、普天同庆的节日,描绘出中华民族数千年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推开历史的窗口,用长镜头聚焦源流,管窥先民的生生息息;用近镜头纪录写真,剪裁中国的衣食住行,去发现“人情似故乡”的中国。

10、九流十家

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渊薮与源泉。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知识普及,思想自由而活跃,诸子们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游说救世,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他们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都是入世或经世之术。相互之间可以论衡而融合,可以并行而不悖。中国思想综合创新的基调和走向由此确立。

11、内圣外王

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虽屡经坎坷,甚至濒临灭顶之灾,但至今仍然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与社会心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源起于洙泗之间,由孔子开宗立说,将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创发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价值,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阐释与履践,如大江大河,泽润了中国和东亚,并汇入世界文明的海洋。这就是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是成人立德之教。

12、莲花净土

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要的三个精神传统,共同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身心的文化取向,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佛教在其中的形成、绵延和影响。净土开出的莲花,根源于古老的印度文化,延展出中国、东亚和世界的繁茂枝叶,开放出多姿多彩的信仰与艺术之花,结出了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硕果。

13、抱朴归真

道教是中国古代巫术与道家思想凝聚而成的本土宗教,在宗教、哲学、美学、文学、科技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产生了浪漫而深刻的影响。它探索宇宙的奥秘,寻找长生的秘诀,故而炼丹、画符、运气、行医;它并不禁欲,但摈弃名利,故而仙乐飘缈,男女神交;它并不玄想,故而饮酒服药,羽化登仙。它热爱生命,崇尚自然,抱朴归真。

14、文苑英华

中国古代文学是礼乐文明开出的奇葩,礼是社会规范,发为文章;乐是心志情怀,发为诗歌。诗言志而缘情,文明道以立言,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统,是中国书写的范式。诗意和文采是中国任何一种艺术的灵魂。在艺术上,它们或温柔敦厚,或绮靡朗丽,或平淡自然,或空明宁静,或豪迈飘逸,或沉郁顿挫;沉思翰藻,炼字度句;比兴寄托,境界高远;文苑英华,美不胜收。

15、今古传奇

说部之体,渊源于史传;志怪志人,滥觞于六朝。唐传奇、宋话本,各擅其胜,文言白话,自此始分,小说之义,渐与今同。章回长篇,明清为盛,四大奇书,雅俗共赏,《红楼》一梦,是为*。而话本短篇,“三言”“二拍”,坊间刊刻,流播市井。讽时骂世,谈鬼说神,演说痴情,了断公案,演绎历史,表彰忠义,尽在今古传奇之中。

16、花雅争胜

百戏杂剧、南戏传奇、海盐弋阳、花雅争胜,中国戏曲早形成于民间社会,随着历史的推移,文人雅士参与创作,产生了许多精湛的经典之作,由民间文化上升为高雅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悲壮的《窦娥冤》、凄凉的《梧桐雨》、华美的《牡丹亭》、幻灭的《桃花扇》,舞台春秋,人生写照;生旦净丑,粉墨登场;一折一出,顾盼生姿;感天动地,曲尽悲欢。

17、艺舟双楫

毛笔是中国造型艺术独步于世界的工具,书写勾勒,气韵生动,浓墨淡彩,随类赋形。书画同生于锥颖,如江河同源于昆仑,流为山水花鸟的画卷,流为篆隶真草的碑帖。在墨香纸韵的支持下,毛笔抒发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胸襟意气和对人生的心灵感怀:“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18、金声玉振

音乐是维持道德教化和抒发个人情志的工具,中国古代音乐在制度、机构、乐器、乐理等方面均有独造,《诗经》皆是乐曲,《楚辞》亦为歌诗。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制礼作乐,金声玉振;五声六律,调和律吕;祭唱歌赞,和谐天人。汉武乐府,广采“赵、代之讴”“秦、楚之风”;隋唐燕乐,融汇胡汉中外之音。而音乐高妙,知音难觅,令人怅惘。所谓高山流水,大音希声。古人诗云:“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19、采菊东篱

山水、园林、饮馔、游艺,表达了中国人高雅的生活姿态和诗意的栖居方式。山水本是自然之物,古人却赋予它生命肌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寄托了人生的志向与抱负。古典园林,壶天自春,以小见大,融自然、艺术、意境之美为一体。饮食茶酒,调和鼎鼐,烹煮蒸炒而特重滋味。围棋、蹴鞠、投壶、酒令,游于艺而娱身心,虽为小道而见妙理,蕴含着智慧和乐趣。

20、红粉闺秀

红粉与闺秀,是中国古代两大女性群体。在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制约下,她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受到制约,但是她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女性文化,赢得了尊严与地位,母教淑仪、贤媛才女,层出不穷,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成就突出,因为她们的感情细腻而丰富,或温婉地抒发了闺怨之情,或率性地吟唱着艳歌情曲。山间竹喧归浣女,浔阳江头听琵琶。感伤如梦青春,珍惜花样年华。

21、天工开物

被科学视为巫术的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积累了中国人与大自然交往的经验和手段,恰恰是古代科技的萌芽。中国人用阴阳五行分析物质关系,催生了发达的物质文明。被全世界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皆发明于汉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中医、陶瓷、制茶、丝绸及其它传统手工艺至今仍是独到的科技。中国的科技思想充满了伦理因素,主张道技结合,天工开物,启发我们反思现代科技面临的伦理和生态困境,是珍贵的思想遗产。

22、悬壶济世

中国古代医学辨五味以养形,节情欲以养神,和天气以养精。从调养五脏,到调治性情,再到察占节气,使自然赋予身体的元气精神得以保持,形体血气得以长养,包涵于其中的道德心灵得以培育,人民安康而臻于王道。故医道即人道,治病即治国,悬壶济世,救民水火,古人云:“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又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传统中医学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情怀,积极探索天人之道和伦理精神。

23、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公元8世纪日本圣德太子的话,呼唤起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传法的信心。从汉至唐,东亚各国分享中国的文化成果,并各自奉献出智慧,共同建构了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古代东亚文明。儒学和佛教抟成了整个东亚文明圈的制度与信仰,而汉字成为东亚文明的通用文字,中国的诗文典范和书写体式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和精英的书写,创造了精神文明的高级成果。正如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句所云:“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24、变法图强

文化因传承而不息,因变通而不衰。明清以来,中国因专制自大而固步自封,渐失活力,国势不振,弊政丛生。至近代列强纷至,国门洞开,民族危难日益深重。于是穷则思变,仁人志士借鉴西方文化,探寻救国之道,企求革故鼎新,变法图强,虽屡遭挫折,仍前赴后继,谱写了争取民族和文化复兴的壮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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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者:王学泰

豆瓣评分:8.5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7

页数:750

内容简介: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任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着作:《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等;学术随笔集《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与傅璇琮、许逸民等人主编了《中国诗学大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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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的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人类的第一课土地
1.D 2.B 3.C 4.C 5.D 6.A 7。 C 8。 ?9.B 10.D
11。北京人 - B,E元谋人 - 山顶洞人 - C,D,F,?
12(1)A - 北京人B - C - 穴居人
(2)人类遗址元谋人,主要位于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区。
13。注意事项:

(1)天劳动:收集水果的妇女和儿童,男人捕鱼,集体狩猎野兽,获取食物;学习日:老年教年轻的狩猎技能和生活经验;娱乐
天:晚上了盛大的篝火晚会,体育比赛;
重要提示:晚上必须负责保管火的人;
:展开合理的想象。
(2)多喝水:北京人会使用天然火。
不喝酒,根据时间是没有一艘船。

第2课星罗棋布的氏族定居点
1.D 2.D 3.C 4.D 5.D 6.B 7.D 8.D 9.C 10.A /> 11。 (1)半坡河姆渡(2),陕西和浙江(3)粢饭(4)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12。 (1)黑色陶博俞文彩陶盆,河姆渡定居点和半斜坡定居点。 (2)黑陶,彩陶。
(3)当人们已经知道,畜牧,原始畜牧业开始萌芽,还经常捞去补充食品,但也反映了原始的艺术追求。
13。稍微
14。提示:(1)种植农作物,生产自己的食物。 (2)生产工具,农作物种子。 (3)略。

教训的传奇时代文明的曙光
1.C 2.D 3.B 4.C 5.D
6炎帝在中国汉族之间,黄帝炎帝
7。战争尧,舜禅让
作为华夏子孙的许多发明的祖先黄帝被认为是通过对黄帝的功德,传说玉为武器,提出的旅程的弓,染料的颜色的衣服。的妻子嫘祖的教民养蚕。将被连接,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传说,其中包含的后代组成的。但真正的历史事实,其中包含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黄帝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业文化的进步。
9。提示:环保意识,奉献精神,毅力品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10。请参阅第8题,另外补充:黄帝领导的两倍生存的战争,炎帝投降。炎黄走向联合的婚姻代占据了中原地区继续繁衍,形成了后来的华夏人。
11。 (1)禅让系统(2)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在符合客观事实可以知道结果。

第4课裂纹彩绘陶器之谜
光滑的人形陶器“这是一个美丽而优雅的小女孩,小女孩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一个美好的新生活的向往。类型陶器可以充满了水,小口的人背灌溉的,小女孩的嘴用的水。
“尖口的小口瓶独特的形状像人的耳朵小环两边的瓶子上,像帽子一样的瓶子,几何图案像人的头发,你看,“她尖尖的下巴非常像人的头部形状啊!”提示结束时的小口瓶的水从河两侧的小环该瓶可绑一条绳子,很容易提取。 “提示结束时入水的小口瓶,一个奇妙的现象时有发生:瓶子将小幅回落,水会慢慢流进嘴里的瓶子,沉了一会儿,瓶子的底部时,垂直的水,“小口尖底的瓶子瓶”已经充满了一根绳子在水面上,你可以背在身上,回到住处。
“海员纹彩陶盆,可用于提供食物,水,种子,这个美好的陶器在该盆地的格局,一些神秘的图案,图案的几何形状构成的盆地,无论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原始的数学思维。
舞花纹彩陶盆泥泞的兵马俑,大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轮辋和内,外墙壁的整体造型应用在布朗纹身的可疑大型容器。各组的舞蹈图五,手牵手,右前方的头部,面部,右小腿,左前方,踏着节拍,选择跳舞,有强烈的动态和节奏。 2.C

(1)图A使用蒸米饭,有权想象的问题,只要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生活相结合。 (2)B是鱼和鹿的格局。半坡捕鱼狩猎的原始居民,以补充食品。

第一单元单元测试题参考答案
1.B 2.A 3.B 4.B 5.D 6.B 7.C 8.B 9.C 10.D 11 。B 12.C 13.D 14.A 15.A 16.B 17.B 18.D 19.D 20.B(每题2分,共40分)

21。 (12分)答:在船上彩陶壶 - 半坡居民B:骨针 - 穴居人
C:鱼纹彩陶盆 - 半坡居民e:的猪粮黑色滔博 - 河姆渡居民
> 22。 (10分)①的半坡原始的居民生活在固定的房子,他们已经学会了纺纱,织布,服装;
②彩绘图案,鱼和鹿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半坡原始居民生活捕鱼狩猎的食品补贴。
23。 (回答任何4点至12点)。“历史研究”,旨在探讨学生正确认识历史的能力。
A-考古发现,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半地下的房子
B-河姆渡聚落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
C-缝制的衣服,发现在废墟中的装饰品
D-大汶口遗址墓葬,随葬品的数量
E-区别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壶船
24。 (13分)洞穴潮湿,阴暗,不利于人体的健康;生活在山洞里,有可能被洪水淹没,野兽侵入不安全的河姆渡原始居民,和半坡原来的居民从事原来的农业,养殖纺织决定,他们必须是稳定和久坐不动的生活。
25。 (13分)(1)喷枪堵塞,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失败的枪洪水的堤防和疏通河道相结合。 (2)要注意的河流上游的植被,以维持土壤和水堤(修建水库)和疏通河道相结合。

第二台机组发电和社会变革

第5课夏,商,西周交替
1.C 2.A 3.B 4D。5。 - 6.C 7.C 8.A 9.B 10.B 11。地政总署署长12.C 13.A 14.A 15.C 16.B 17.A 18.B
19。夏:AFGJ供应商:中德学院西周:BEIL
20。 (1)夏桀奢侈残暴的人有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尊严;(2)导致民众的不满,反抗,消灭沸腾;(3)收益及亏损流行的观点谈点。
21。 (1)是一个世界,同一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家世界。 (2)材料酋长更换方法,如更换尧,舜禅让。 (3)的材料更换两个首领的世袭制,于Zhuanzai家世界的方式。 (4)从禅让的重点选贤任能,从点的世袭制度,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系统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我们的社会进入奴隶制阶段,两人的物质基础,前者占据了上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后者占了上风,生产力水平有了一些进展。

第6课夏商西周的社会和国家
1.C 2.D 3.D 4.D 5.D 6.B 7.C 8.B 9.D
10。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11。 (1)系统奴的牺牲品(2)状态悲惨,可以被任意杀害和交易
12(1)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 (2)早期的祭祀天地和自然崇拜的神灵,以祈求神灵保佑,保佑避免灾难的发生。后来宗庙祭祀,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加强血亲意识的重要手段,以提升家族的凝聚力。 (3)主要是指礼仪教化与暴力镇压,理解略有下降。

第7课和演变的战国
1.C 2.A 3.B 4.B 5.C 6.B 7.D 8.A 9.C 10。越来越多的D11.B 15.D 12.B 13.C 14.A 16.A 17.D
18(1)(2)(3)略
(4)原因:周王室的下降周天子失去了权力,强大的诸侯国继续争夺土地,人口和其他诸侯国的控制权,的冠军成为主导,这是春季和霸权的本质。
实质:诸侯争霸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人口,敬意和特权。
19。晋文公 - 保家卫国 - 尊王攘夷晋国 - 齐东 - 南齐 - 金
吴王阖闾齐桓公 - 晋文公 - 越王勾践

课8铁的牛耕引发的齐桓公社会变革的
1.C 2.D 3.A 4.D 5.D 6.C 7.B 8.C 9.A 10.D 11。乙12.D
13。 (1)使用铁和牛耕和推广;春秋
(2)铁农场实耐用,价格低廉,劳动效率高。
(3)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个人的生产成为可能,个性化生产将取代大规模强制性集体耕作,个体小农户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4)地主阶级
(5)政治国家的政治改革,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情况
14
(1)为了实现富国强兵。 (2)治理国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改革,以促进国家的发展。 (3)商鞅违反旧贵族的利益,但在上杨琴成为最繁荣的国家,在战国后期创造的物质条件,统一六国

第9课甲骨文和青铜器的
1.C 2.B 3.D 4.B 5.C 6.B 7.C 8.D天气预报 - 占卜的结果;夏天 - 供应商;夏天 - 供应商;夏天 - 供应商;夏天 - 供应商
10(1)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供应商的儿子汪屋顶施放崇拜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已知的青铜器;
IV羊方尊:商代青铜器精品酒器;
青铜立法肖像: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商代古蜀文化的优秀作品。使用的子铸造方法。
(2)马猴羊鸡狗猪鼠牛虎兔龙蛇
(3)出土的甲骨卜辞记录和反映了商王的活动和商代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研究商代历史的显着值。
11(1)大禹治水,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2)有很大取代周天子的意向。 (3)权威(描述为一个字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问鼎中原(解释略)。

课,思想活跃,百家争鸣
1.C 2.B 3.A 4.B 5.D 6.B 7.A 8.B 9.C 10.C 11。 e12.D
13。
(1)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2)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我们应该发扬,向他学习什么样的好点子,好做法(要知道的结果,这意味着你可以)。
(3)略有下降;结合周围各种思想阐述了之前的例子。
14。 (1)作学问必须面对现实。
(2)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危险三人行必有我师。
(3)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提倡有教无类,受过教育的范围扩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当仁不让分工,”个性化。
15。 (1)(2)--- D --- B --- A --- C(3)--- E ---一(4)--- C ---一(5)--- F --- D(6)--- B ---?

第11课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
1.C 2.D 3e4.A 5.A 6。 ?7.D
8(1)流域鱼嘴宝瓶口,飞沙堰(2)(加热或冷却的岩石突发大火石头的原则)
9(1)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说这合理的。 (2)的答案是开放的,创造性的,这是有道理的。什么“历史”

第12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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