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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 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这句话出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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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郑和海洋战略思想研究 作者：王诗成 文章来源：海洋财富网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率领的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航程之长，都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郑和航海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但现存记载郑和海洋思想方面的资料很少，国内外的几十种专着和数百篇论文多以专门研究郑和航海活动为主，系统深入地研究郑和航海思想的不多。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海洋与国家富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伟人，从这一角度来看，郑和既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海洋战略思想家。在此，仅就郑和海洋战略思想作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对郑和航海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郑和海洋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郑一钧先生在《论郑和下西洋》①一书中两次引用了法国学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记载的郑和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的一段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的话语虽不多，但字字千钧，句句精辟。他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海洋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鲜明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海军船队、控制海洋对国家安全和贸易的极端重要性。这是郑和积一生航海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华的结晶。这段话对于研究郑和的海洋战略思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纵观郑和的海洋战略思想可概括为：海洋开放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主权意识和海洋忧患意识。其核心是海权思想。

其一，海洋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郑和走向海洋的强烈愿望，不怕冒风险的征服意识和自强不息、不辱使命的奋斗精神。从1405年到l433年的29年间，郑和以“造大船、驰骋海洋、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泱泱大国雄风和“耀兵异域和示国家富强”的政治使命感，作为永乐皇帝的使臣，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宝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9载，遍访了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活跃在从今东南亚诸国到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直至非洲东海岸的广阔海域上。“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弛，涉彼狂澜，若历通衢”的壮观景象是郑和热爱航海和征服海洋的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洋，情系航海，关心宝船队的命运和祖国海疆的安危。l433年7月，郑和结束最后一次航海，横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祖国。郑和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的航海事业，在人类走向海洋的庄严史诗中谱写了空前辉煌的篇章。

其二，海洋财富意识。郑和的海洋财富意识就是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扩大经商和对外开放，繁荣贸易，使国家走上繁荣昌盛之路。郑和通过几十年的航悔生涯，认识到海洋是联系世界各国的交通大道，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一个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海外贸易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明政府为了维持自己对这种贸易的垄断，排斥竞争，禁止移民和私人贸易。朝贡贸易有它的局限性，但毕竟通过这一贸易形式，使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与海外的经济贸易往来。随着所有国家和贸易次数的增加，由此诱发公平贸易也就不可避免。郑和把“扩大经商”、实行开放贸易作为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始终在海外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并逐步将以纳贡和皇帝赏赐为主要内容的朝贡贸易转变成持久均衡的贸易往来，与所到国公平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获得了巨大利润②。“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计希，充溢库市，贫民承先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自此记载不难看出，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既适应统治阶层对“舶来品”的追求，又满足下西洋官兵赢利的欲望，还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来，对沿海地区的市场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郑和晚年才有了“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其三，海洋主权意识。郑和通过航海实践，其海洋主权意识逐渐增强，海洋思想也日趋成熟。郑和进一步认识到了海洋与国家昌盛和国家安危息息相关。要实现耀兵示富、威制四夷的政治目的，必须凭借实力，“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异域，“慑服”敢与中国抗衡者，“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这样外邦诸国才能听从诏谕，俯首臣服③。当时中国作为东方头号海上强国大约历时30年，这尽管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富强，但直接是依仗了当时海军船队的强大。正是由于郑和带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宝船队西征，许多外交使节随行，宣扬中国的富强，才确保了中国在东方的权威地位，才有20多个国家的使节和7位国王，携带贡品前来向明朝皇帝表示敬意。郑和在几十年的异域战争和外交生涯中，看到海洋的重要战略地位，南洋局势对国家安危影响甚大。当明仁宗朱高炽要拆散宝船队时，郑和站在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疾呼保留宝船队，重视南洋海权。“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那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呐喊清楚地告诉当时的统治者：海军船队是海权的基础，是海洋商贸的保障，谁拥有强大的海军船队，谁就能控制海洋，发展经商，安民兴邦；丧失海军船队就会失去海洋控制权，不但海洋经商无保障，国家也面临危险。

其四，海洋忧患意识。几十年的航海实践和伴随其间的对异域的斗争使郑和对海洋的特殊地位有一种超出常人的理解，他既看到海洋在经商、扩大外交方面的作用，更看到海洋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当明政府决定解散宝船队、停止航海活动时，郑和以极富洞察力的目光和忧心忡忡的心情向明皇陈述了放弃海洋将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这里郑和讲的国家富强，不但包括国家经济强大，也包括国家军事的强大、海权的强大。郑和居安思危，告诫明仁宗，也是告诫后人，谁想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谁就必须控制海洋通道，海洋既可给国家带来财富，同时海洋也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失去海洋控制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可惜的是郑和的呐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否则的话中国的海洋史将会重新书写。

综上所述，正是郑和在实践中形成的海权思想，建立了“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总和”的无敌舰队，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控制之下，使明帝国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和西洋各处，将航海事业推向鼎盛，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以郑和的海洋开放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主权意识利海洋忧患意识的基本形成为标志，奠定了郑和是我国早期的海洋战略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郑和有关海权方面的论述要比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海权论述早480多年，比世界着名海权论者美国的马汉早近500年。今天，在当年郑和船队航经之地，人们可随处寻觅到这位伟人的足迹，感受到伟人无声的巨大影响。在西沙群岛中，有取名永乐群岛、宣德群岛的岛屿。南沙群岛也有称为郑和群岛、景弘岛、尹庆岛、马欢岛、费信岛等岛屿。出土于这些岛上的写着洪武或永乐年号的瓷器碎片，陈列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已成为历史上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最有力的佐证。《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郑和船队的远航，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87年，早于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92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1 14年，郑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郑和航海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国优秀经济文化成果的学习引进。郑和的随员编着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各国的社会概貌、风物人情、山川道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情况。郑和还是一位政绩卓着的外交家和和平友好使者。他开通并建立了亚洲海上交通网，把中国文明教化和尊严传播到西洋各国，并推动了华侨在南洋的发展。总之，把郑和航海活动和航海思想上升到海洋战略思想的高度来定位，冠以海洋战略家，是对郑和的最好纪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郑和海洋战略思想形成溯源

郑和于1371年(明太祖洪武四年)出生在云南省的昆阳县(今昆明市晋宁县)。郑和家姓马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父母给他取名马和，小字叫三保。郑和家族渊源和先世为西域民族中的王族，西域普化力国王所非尔是其远祖，他们向往中国，在唐代时移居中国云南昆阳。由于伊斯兰教徒绝大部分从海上进人中国，又有朝觐圣地麦加的传统，往返海上，从不间断，所以他们熟悉海洋，了解航海，保持着航海习性，具有征服海洋的优秀品质。伊斯兰教中将不惧风吹浪打，不怕挫折失败，不怕冒险牺牲，越洋涉海，实现朝觐功课，尊为“哈只”。在祖、父两代“哈只精神”的影响下，郑和“自幼有材志”④，受其父辈“义方之训”。聆听祖辈传颂其家史，世系王族裔门，哈只门庭显赫在郑和记忆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祖辈海上航行的千辛万苦和神奇传闻激发了郑和浓厚的航海兴趣，他憧憬海洋生活，盼望长大后能够周游世界，到伊斯兰教的圣地天方(麦加)去朝圣。郑和从小就怀着与海洋割舍不去，成就大业的远大抱负。

少年郑和很不幸，他才十几岁就被抓送到明朝燕王朱棣府中当了一名小太监⑤。在那艰难的生活中，郑和仍然没有忘记将来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因此，他始终坚持利用各种机会发愤读书。后来，朱棣夺取了皇位，史称明成祖。在战争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显示了非凡的才智，受到明成祖的赏识和提拔。明成祖赐他姓郑名和。青年时期的郑和，在参与政务和领兵打仗中增长了才干，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机敏干练的人才。l405年，明成祖“锐意通四夷”，拒海禁，行开放，抱负临御之年建树“四海安宁，万邦来朝”的国政，决定派人出使西洋。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使命，要完成它不但需要精通文事武功，具有外交才干，而且要勇敢果断，富于冒险牺牲精神。日本人寺田隆信所着《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一书中有一段记述：明成祖召近旁的袁忠彻问：朕意用郑和为船队指挥，此议如何?充分理解明成祖旨意的袁忠彻对日：“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明成祖最终选中了“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有智略，知兵习战”、“博辩机敏”集于一身的郑和任“钦差总兵太监”，统率有27 000多人的庞大船队出使西洋。郑和多年的愿望终成现实。1405年冬，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向辽阔的海洋进发。郑和的宝船9桅12帆，最大排水量达l4 800吨，可载重7 000吨。郑和船队的每艘船上都装有当时最先进的罗盘导航系统。船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不到l0天就到了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占城国的国王听说明朝的使者到了，非常高兴，亲自主持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国王派人跟随中国商船队到各地进行友好访问并开展贸易。离开占城国，郑和船队又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等国，于1407年胜利返回祖国。紧接着，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郑和又连续两次远航，访问了满刺加、锡兰等国，并在满刺加建立了一个仓库基地，用于存放金钱、货物和粮食。1411年，郑和率领船队从满刺加基地出发，向西北航行，经过锡兰、柯枝等国来到叫“西洋大国”的古里国(在今印度境内)。1417年，船队第五次航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1421年第六次航行到达了非洲，访问了那里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竹苛国等地。1431年1月，年过六旬的郑和率领船队开始了第七次远航。他们遍访南海和北印度洋沿岸地区，到达了圣地天方(麦加)。1433年7月，郑和结束了最后一次航海回国。1435年，郑和逝世，享年64岁。

郑和在漫长而复杂的航海实践中，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深化，海洋意识不断升华。最初喜欢航海是出于家族征服海洋的民族习性的一种本能反映，在郑和眼中，覆盖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海上航路是天赐之物，海洋航行、此地到彼地，无须耗费巨资建设和维修道路，船舶可以运输各种商品，是“国家通往海外财富的伟大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航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郑和认识到了航海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航海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既要和恶劣的海况做斗争，也要和野蛮的海盗进行战斗。正像马克思在《十八世纪的秘密外交》中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眼看自己的海和河岸被夺走。郑和的航海目的在于宣扬国威，不着重去发展贸易和对外殖民，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宝船队，外邦诸国也不会听从诏谕，俯首称巨。郑和在几十年航海生涯中，切身体会到海洋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南洋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丢了南洋的控制权，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郑和一方面加强中国与南洋各国问的友好往来，扩大中国在南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呼吁明朝政府重视南洋，保留海军舰队，牢牢掌握制海权，保卫国家安全。郑和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把航海活动持久地发展下去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悉心绘制《郑和航海图》，不断提高航海技术，改进航行设备。郑和十分重视基地和转运站的建设，在占城设立舰队大本营，在“据诸番要冲”，“乃西洋要会”之地苏门答腊等地设置“官厂”，并以此为“外府”，储存贸易物资和船队用品，保证航海活动持续发展。郑和几十年处心积虑、呕心沥血经营航海事业，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中国舰队的控制之下，建立“四夷顺，中国宁”和“万邦来朝，威振四海”的明帝国一统天下。郑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航海经验，海洋思想不断升华，逐步由一个职业航海家成长为一个海洋战略家。

综观郑和的一生，家族的教诲，伊斯兰教所特有的航海习性和征服海洋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郑和矢志海洋并成就伟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上长达3个世纪的航海活动高潮以及地理知识的扩大，造船工艺和航海业的大发展为郑和完成航海大业创造了客观条件。明朝初期的民富国强，海军船队强大以及明成祖的海外扩展政策和知人善任，使郑和实现航海抱负成为可能。而郑和自身的才华，热爱追求海洋的坚强信念，征服海洋的冒险开拓献身精神和不辱使命、忧国忧民的优秀品质是其成长为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和海洋战略思想家的重要保证。海洋选择了郑和，郑和创造了航海奇迹。

三、郑和海洋忧患意识的历史印证

15世纪最初的30年，长达3个世纪的航海活动达到鼎盛时期。“中国向海洋挺进始

于南宋时期，当时的船队控制了中国海东部；元朝时期，进而取得在南中国海的优势。明初，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战船进入并巡航于印度洋，以显示其海上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海上军事影响力波及从日本至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⑥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开了锁国禁海的先河。朱元璋从登基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当时重点是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年)规定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罢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民间番香番货，严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达到巅峰，及至片板不许人海。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未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沿海地方政府也下令，对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双桅者，即捕之。中国沿海的水师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海禁政策。

明朝海军的衰落是从1425年明仁宗登基开始的。伴随着禁海，明仁宗曾一度停止派遣郑和统率的海军远征，l431--1433年，明宣宗允许郑和进行最后一次远航。l436年明英宗即位时，即颁布诏令，不仅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每个海军单位都受到裁减。浙江省海军船队由700多艘裁减到300多艘。海军运输船的状况更糟，山东省登州卫的l00艘船只剩下18艘，到1503年仅保留l0艘，其中4艘被派往湖广省，3艘去浙江和福建，只有3艘留在登州。l524年朝廷敕令，停止登州制造远洋船只。随着船队的大规模削减，船舶制造也衰落了。大型的、吃水深的运输船逐渐被小型的平底驳船所取代。在官办船舶制造厂造出的小型船，建造质量比私人造的商船还要低劣。因朝廷不重视海防，海军军饷一减再减，致使兵员逃亡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到16世纪初，当日本倭寇加剧劫掠时，明政府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装的居民来抵抗。原来扬威异域的海军，现在仅能勉强地守在本国水域内，抵抗海盗的袭击。中国保持了3个世纪的海上权威地位，就此迅速动摇了。

清王朝紧步明朝海禁的后尘，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1里=0．5千米)，越界立斩。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厉行禁海，停止与南洋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将康熙二十四年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l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禁令导致中国造船工业严重萎缩、海防废弛，使中国水师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

明清统治者实行海禁，导致了闭关锁国，国力日渐式微。而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扩张、掠夺。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逐渐轰开了中国的海上大门。l637年，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出了以威代为首的5艘武装商船，闯进南中国海，进行了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对华贸易行动。1840年7月16日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海门大开，西方殖民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进犯中国海疆。1856--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海军黄海海战，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5年后，八国联军又一次兵至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强，对中国的频繁入侵、掠夺几乎都是从海上来的。海上入侵高达84次之多，入侵舰艇l 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一步步坠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大量割地，赔款额高达1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总和。1937年日本侵略者再一次借助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制海制空权发动对中国长达8年之久的侵略战争。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进一步印证了郑和的“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的伟大预言。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辉煌时代大多是向海洋拓展的时代，而落后屈辱的时代则与丧失海权密切相关。旧中国屡屡战败，都是失之海权、败之海权。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列强对待海洋问题比我们精明、深刻而且超前，侵略者每次得手之后，首先要求的就是我们的海权，即要求割让我国沿海岛屿，致使我国的舟山、香港、澳门、台湾和澎湖列岛都曾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历史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印证了郑和预言的正确性，它用铁的事实一再告诉国人，海洋问题，绝不是一个区域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富强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海洋者，安天下，得富强。

四、郑和之后关闭海门的原因分析

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使节便已经历访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南部)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了。当时，汉的商船队是在徐闻和合浦做好准备后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经越南、泰国、马来半岛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再北上到达邑卢没国，然后继续沿海岸航行，赴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中国沿海一带地方，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的沿海居民，从事农业并兼营渔业者很多。在远古时候他们便与海洋发生了联系，而且经常接触海上来航的外国人，不断地丰富了有关海外知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渡海外者逐渐增加，他们扮演了海上航路的主要角色，被称为天生的航海者。自唐末，特别是8世纪以来，陆上的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海上交通日趋兴盛起来。唐末以后，以广州和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干线，海上运输蓬勃地发展起来。唐王朝积极鼓励海上交通贸易，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已经有了市舶司的设置，以掌管有关海外贸易的一切事务。其中心地在广州，伊斯兰商人从波斯湾诸港扬帆，渡过印度洋，绕马来半岛来到广州。

宋王朝承袭唐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设立提举市舶司，管理以征收关税为主的贸易事务。来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兰商人居住在规定的居留地，其区域称为“蕃坊”，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受到特别的优遇。进入元代，泉州作为贸易港，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广州，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马可·波罗所着《东方见闻录》对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绍：“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满载着奢侈商品、高价宝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断来到此港。自此周边的蛮子各地来的商人们也麇集于这个海港。总之，在这个海港，各种商品、宝石、真珠的交易盛况，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叹的了。聚积于这个海港城市的商品，从这里搬运到蛮子各地贩卖。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百艘船来到刺桐港，就此种贸易额来说，无疑可以断言，刺桐港市确实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盛况，而且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经由海路，以东方之高丽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亚诸岛、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几个国家为对象展开的。尽管海外贸易是通过官商、寺院、官僚等进行的，但成为主流的则是民间商人，涌现了许多民间大商家。这些通过经营贸易而发了财的商人们，过着豪华的日子。直到元朝末年，泉州仍然保持着繁荣的局面。从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由于自由贸易被禁止了，作为国际贸易港的泉州，从此走向衰落。

明太祖即位的翌年至第三年(1369--1370年)，太祖便遣使向海外诸国诏告新王朝的建立，招诱入贡，把对外关系纳入朝贡制度之下。把贸易只限定于朝贡贸易形式的明太祖，采用严厉的海禁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贸易。据《大明律》规定：私带货物出海交易者杖一百，把军器和人口等运往海外者绞首刑，走泄国情者斩首刑。二桅以上的大船，也被禁止建造。以航海为业的沿海居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祖辈传下来的职业，躲避国禁而往来于海外者不绝。尽管如此，唐、宋、元朝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还是从此衰落了。太祖以后，这种方针被作为“祖法”沿袭了下来。明王朝并不像元朝那样开放，连派遣郑和统领船队下西洋的明成祖也没有例外。中国人的私营贸易和航渡海外，依然被禁止。

明太祖之所以施行海禁政策，从客观原因分析是与当时的形势相关联的。从国内来看，当时“由于海盗亦商活动可获洋利的巨大吸引力，东南沿海商民舍生忘死，趋之若鹜，成千上万人出海参加海盗亦商活动，有些地方出现‘连村’、‘满海’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盛况。海盗的亦盗活动也随着亦商活动的开展而更加活跃起来。这时期海盗的武装活动比过去次数更多、规模更大……⑦从国外来看，13世纪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日本对中国贸易越来越活跃。到了元代末期，日本人的海外活动更加频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一面从事贸易，一面伺机而为盗贼，出没于自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南部、浙江至福建一带，四处劫掠。为此，太祖一边敦请足利幕府取缔倭寇，一边以在海外的民间贸易船难与海贼区别开来为由，禁止私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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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_黄金年代

作者:[美] 科林·伍达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品方:甲骨文
副标题: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盗黄金年代
原作名:The Republic of Pirates: Being the True and Surprising Story of the Caribbean Pirates and the Man Who Brought Them Down
译者:许恬宁
出版年:2016-9

内容简介

1715年至1725年，暗礁密布的加勒比海，黑胡子、“海盗王子”贝勒米，以及查尔斯•范恩等船长集结海盗，创立飞帮，建立独特却又短命的海盗共和国。他们天生反骨，不论阶级，不问出身，要当领袖靠票选，抢到财宝就均分——官方说海盗是烧杀掳掠的魔头，平民则当他们是劫富济贫的海上罗 宾汉。英国皇家海军的伍兹•罗杰斯，矢志铲除海盗共和国。一场场斗智斗勇的对决，由谁胜出，有谁活命？

作者简介

屡获殊荣的新闻记者兼畅销书作家。着有《美国民族：北美十一个竞争区域文化的历史》(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Eleven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天涯海角：行过正在消失的海洋》(Ocean’s End: Travels Through Endangered Seas)，以及《龙虾海岸：造反者、远离尘嚣者，以及被遗忘的新天地挣扎》(The Lobster Coast: Rebels, Rusticators, and the Struggle for a Forgotten Frontier)。曾长期担任《旧金山纪事报》和《基督科学箴言报》外国通讯记者，视野遍及七大洲、五十五国，并定期为《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月刊》和《政治》撰文。毕业于塔夫茨大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