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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清实录的研究价值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
1936年，伪满洲国为了寻求世界各国的政治认同，在“满日文化协会”倡导下，影印出版了盛京崇谟阁所藏清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及《满洲实录》《宣统政纪》，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全书共影印300部。
“影印之前，日本方面专门派人对《清实录》逐卷检查，凡遇有对日本无益的记述及妨碍‘日满亲善’的字句，都命工作人员进行挖补。”何荣伟说，实录所用的是泾县榜纸，日本人在挖补之前先把字用铅笔画出再抠去，然后用同样的空白宣纸四边沾水贴上，晾干后再用同样的字体进行填写。
辽宁省档案馆编研展览处处长何荣伟说，《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中被挖补的地方很多，前后笔迹也不相同，就是当时日本人篡改的，“日本影印出版《清实录》，是替伪满洲国辩护，掩盖其侵略历史并美化形象”。何荣伟说，尽管《清实录》多处被日本侵略者篡改，有“实录不实”的遗憾，但它毕竟是汇集大量原始文字资料的清史宝库，同时为日本侵略者曾篡改历史留下罪证。 实录在选材方面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编修实录所依据的材料被御用修纂官们收集、采录后又经过严格的筛选，甚至歪曲和篡改，鲜明的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二是选材过于注重对皇帝谕旨等诏令文书的记述，而对于臣下的奏折和文书则只字不提或只少量的记述被皇帝御批过的。从而使得实录的选材范围显得过于狭窄，文种过于单一，以至人们只易从实录中看到皇帝所发之谕旨，却少见臣工所上之奏折，也就难以了解各级官府及地方对诏旨的执行情况，无法获知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委和经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的参考价值。
《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
对于《清实录》的史料价值，历年有所争议。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说过：清十朝实录不啻是一部十朝上谕。每每有人谈前清历朝实录的多次篡改，便认为其史料价值远不如档案或私人着述。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清实录》不是信史，或不足为据。事实上，尽管《清实录》历朝多次修改，讳饰之处甚多，不如原始档案资料或私人亲见亲闻之记载更为确凿可靠，然而整个一代近三百年间按年按月按日、这样翔实有系统的记录，世上没有第二部书可以与之相比。它以皇帝的活动为中心，记录了与国家大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另外，实录的记述内容务求详尽。不仅记载皇帝的言行动止，而且还记载了某些大臣的政绩、法制政令、吏制科举、人丁户口、藩邦外交、文化经藉、兵役征战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因此成为记录清代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虽有曲笔隐讳，又经多次篡改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但它毕竟是由一代各种史料汇编而成的一部重要史籍。尽管有“实录不实”的情况存在，但实录的不实大都是在涉及封建最高统治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在对史实的评价方面。而对其它一些史实，特别是对基本史实的记载，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记载却是比较真实、准确、可信的。对于研究清朝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仍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实录》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以及附印的《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它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详尽地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三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人员编纂了一部《宣统政纪》。此书虽不用实录名称，体例则与实录无异。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继位皇帝特命大臣开馆纂修实录。清代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它原始档案，由纂修官理清年月，按纂修凡例加以选编。因此，《清实录》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的宫禁里，能够读到它的人极少。为了给清史研究者提供方便，使这部四千多卷的大书能够比较广泛地流传，把它影印出版，公诸于世。
一、《清实录》写本及现存情况 《宣统政纪》有一部大黄绫本，原由溥仪本人收藏，七十卷。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辽海书社一九三四年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四十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宣统政纪》定稿本④，卷数同大黄绫本。
二、前三朝实录的修改
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在成书之后，又经过几次修改。修改的地方，有些属于统一人名、地名、字句，改正错字等技术问题，但也有些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增删了内容。 在国内外流传的完整的《清实录》，一是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据盛京崇谟阁藏本影印的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及《满洲实录》、《宣统政纪》（据溥仪藏本），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担印刷，日本大藏出版公司一九三六年出版，共印三百部⑥。另一种是台湾华联出版社据伪满本翻印的，一九六四年出版。实际上两种印本是一个本子。从书目上又看到台湾大通书局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因没见到书，详情不了解。我们曾用伪满本《德宗景皇帝实录》与北京大学所藏定稿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残本比勘，发现伪满本文字上有不少差异，多涉及清政府对外关系。情况大致分为三类：（一）个别用字用词不同，尚未影响文义的，如大红绫本、定稿本中的“倭”、“奸细”、“寇”，伪满本分别改作“日”、“敌探”、“敌”等。这些都属于把含有贬意的字样改为缓和的或客观的。（二）文字出入较大，并影响文义的，如大红绫本、定稿本卷四六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乙亥条作：
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悟，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 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本属良善之徒。只因信从异教，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猜嫌，因此造端，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朝廷弹压义和团民，各以安分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反抗，自取其祸。果能觉悟前非，不妨网开一面。
又如卷三六七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辛未条，定稿本（大红绫本缺）作“三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再如卷三六九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丁巳条，定稿本（大红绫本缺）作“俄国既有帮到底只说”，伪满本作“俄国有保全和平只说”。（三）定稿本中有许多大段文字，不见于伪满本（下面举例，大红绫本均已残缺，无从比较）。如中日战争之前，关于清政府的军事部署与计划的记载，卷三五一光绪二十年十月己丑条有：
又谕：电寄李瀚章：近闻广东有拕罟渔船，人极勇往，本船各有炮械，惯习波涛，可直赴日本为捣穴之计。着李瀚章传谕郑绍忠派员设法招募三四十只，给以行粮，即令迅赴长崎、横滨、神户三岛，攻其不备。傥能扰其口岸，毁台斩级，报明后立予重赏。如有人夺获敌人货财物件，即行赏给。并先与订明船价，傥被敌人伤毁，即照数给还。倭以全力并赴前敌，国内定必空虚，亟宜用釜底抽薪之策。此事郑绍忠当能力任。着李瀚章悉心筹办，即行密电奏闻。（电寄）
卷三五一光绪二十年十月条有：
谕军机大臣等：志锐奏，京北空虚，宜令热河各府以及张、独、多三厅，速办乡团。并稔知八沟一带猎户极多，火枪无不熟习，拟召募十营，愿效驰驱等语。志锐着准其前往热河，召募十营，迅练成军，以备缓急。至所称各府厅举行乡团之处，着志锐驰抵热河后，商同热河都统查酌情形，奏明辩理。将此谕令知之。（洋务）
又谕：前有人奏，天津军械所委员张士珩盗卖军火各节，当交王文锦确切查明，现尚未据覆奏。兹又有人奏称，张世珩总理天津军械局，购洋枪四万杆，费银数十万两，每万两实用三千，倭人又以重价将洋枪尽行购去等语。着王文锦归入前案，一并却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洋务）
又如，中日战争谈判前后，关于其它国家曾从中调停的记载，卷三六五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又谕：电寄许景澄：二十九日，电谕许景澄向俄廷致谢，商由三国告倭，展缓停战互换之期，并饬总署王大臣赴三国使馆，嘱将展期一节，各电本国，该使皆允即日发电，不审日内俄廷已得日本覆信否？殊深悬盼。俄称倭果坚拒，只好用力。询之喀希呢，语涉含糊。究竟俄外部之言有无实际?此事至急，若有布置，此时必已定议，并着密探以闻。傥至限期迫近，尚无覆音，可否由中国径达日本，直告以三国不允新约，嘱中国暂缓批准之处，着许景澄往见外部，与之豫筹此节，先期电覆。再巴兰德向德廷陈说劝阻新约，系为中国出力，深堪嘉许!着该大臣传旨奖励。（电寄）
以上的几条大段文字在伪满本中都不存在。
《德宗景皇帝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大红绫残本在文字上产生歧异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缮写小红绫本时做了改动，二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所改。为了弄清这一事实，我们抽查了现已残缺的原来伪满用做影印底本的小红绫本，发现属于上述第一、二类文字歧异的地方，底本均有挖改痕迹，挖改后的字迹与前后文笔迹也不相同，绝非抄写的人由于写错字而挖改的。还有，个别地方“倭”字未改，底本在字旁有铅笔标记，说明当时影印之前的做法大概是有人先把要删改的字句标出来，然后动手挖改。我们又抽查了《宣宗成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伪满本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皇史宬所存大红绫本也有不同。可以判断，这些文字上的歧异，是伪满影印时改动的。罗继祖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至于第三类大段文字被删去，是缮写清本时删的，还是影印时删的，因大红绫本已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删去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光绪二十、二十一年两年间有关中日战争的记载，由此不难推测，这大概也是影印时删掉的。
伪满本不仅文字上有歧异，还有缺页、错页、重页现象。如《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七第七页与第八页内容不相接，经查核，第八页内容与第三页相同，缺第八页原文。《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第五十一页内容同第十五页，缺第五十一页原文。《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八第十页上半叶与下半叶错了位置。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这次影印《清实录》，采用了与伪满本不同的底本。《满洲实录》用的是原藏上书房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以原藏皇史宬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红绫本为主，缺者用原藏乾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红绫本补配。《德宗景皇帝实录》和《宣统政纪》用的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定稿本。稿中夹有一些签条，我们把值得参考的缩印放在相应位置上。各卷选用底本详细情况，可参阅所附底本详表。
我们这次影印，全书编了简目和分册总目，每册编了分册目录。因影印底本不能拆开，所以大红绫本蝴蝶装中缝不甚清晰，我们增加了新中缝，注明朝代、年代、卷数，以便查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中华书局
①《国学文库》第九编《满洲实录》是据旧抄本重印，书后清高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重绘传奕世”句注：“……兹复命敬绘此册，贮之避暑山庄，以便披阅，永凛守成。”可以为证。
②大红绫本，书用泾县榜纸，画朱丝栏，蝴蝶装，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每卷前面均有敕修大臣名单（《德宗景皇帝实录》每卷前无敕修大臣名单）。小红绫本，书用泾县榜纸，画朱丝栏，一般线装，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小黄绫本，一般线装，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
③这部实录当时移交“国府文官处”，现收藏在什么地方，有待进一步调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藏有《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十五卷、《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十二卷、《宣宗成皇帝实录》一百四卷，当是这部小红绫本的残本。
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宣统政纪》定稿本，每卷为一册，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绝大部分都注明史料来源。
⑤方苏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详细记录了二本的不同，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着集刊》）也有论述，可供参考。
⑥据《八十路——杉村勇造遗稿集·满洲文化的追忆》。
附：影印《清实录》所据底本详表
《清实录》影印本共计四四三三卷，目录四二卷。现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皇史宬大红绫本（简称一史馆大红绫本》三三八八卷、原上书房小黄绫本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稿本（简称北大定稿本）六六七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原乾清官小红绫本（简称故宫小红绫本）三四九卷，辽宁省档案馆藏原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简称辽档大红绫本）二一卷（以上不计目录》。
满洲实录八卷 一史馆小黄绫本
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零卷首卷三卷
首卷三卷 一史馆小黄绫本
卷一至卷四，卷八至卷十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五至卷七 辽档大红绫本
太宗文皇帝实录六五卷首卷三卷
首卷三卷，卷一至卷三零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三一至卷四八 辽档大红绫本
卷四九至卷六五 一史馆大红绫本
世祖章皇帝实录一四四卷首卷三卷 故宫小红绫本
圣祖仁皇帝实录三零零卷首卷三卷
首卷三卷，卷一至卷一五零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一五一至卷一九八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一九九至卷二零一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二零二至三零零 故宫小红绫本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五九卷首三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五零零卷首卷五卷
首卷五卷，卷一至卷六九五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六九六至卷七零一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零二至七五七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七五八至卷七六三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六四至七八七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七八八至卷七九五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七九六至卷一五零零 一史馆大红绫本
仁宗睿皇帝实录三七四卷首卷四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宣宗成皇帝实录四七六卷首卷五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文宗显皇帝实录三五六卷首卷四卷
首卷四卷，卷一至卷三三九 一史馆大红绫本
卷三四零至卷三四七 故宫小红绫本
卷三四八至卷三五六 一史馆大红绫本
穆宗毅皇帝实录三七四卷首卷四卷 一史馆大红绫本
德宗景皇帝实录五九七卷首卷四卷 北大定稿本
宣统政纪七十卷首卷一卷 北大定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