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西欧最穷的国家如何创造了世界pdf
苏格兰很少被人注意，因为我们说到“英国”时，大部分时候指的都是“英格兰”。实际上，英国包含了三个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伦三岛”。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西方世界这个问题都容易混淆，更何况是在我们中国。当我们细看时，才发现相比与英格兰，苏格兰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它后来才被合并到大不列颠体系。
在本书作者亚瑟.赫曼Arthur Herman的眼中，苏格兰不仅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虽然在18世纪以前是非常落后和贫穷的，没有融入到“地中海时代”的欧洲，但是，从18世纪开始他们迅速了加入了“大西洋时代”，为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以前对“苏格兰”的印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他讲述了一个苏格兰英雄反抗英格兰统治者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区分出了英国南部的英格兰与北部的苏格兰，在历史上的冲突和战争。其二、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这两位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的进程，还有另一位科学家瓦特直接促使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兰人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世界进程，当我们做投资，对整个时代经济源起、格局和方向的思索时，也需要将时代中人的精神特性放入其中，以此更全面的看到所处时代的全貌。
1、衡量进步的指标：与过去的时代多远
——“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
“依照洛克的见解，关键不在于爱肯海是否曾说过触犯了上帝律法的言论。宗教信仰纯属个人良知的范畴，官方机构无权干涉。他呼应自由教义派的观点：‘真正的教会应以容忍为念，’也赞同安史托瑟的见解。世俗机构的权力应限于‘凡间事务’，无涉于宗教事宜。洛克的见解在英格兰引起回响，促成了一六八九年‘容忍法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政教分离体制的基础；但在法庭仍可审判并处死女巫的苏格兰与麻萨诸塞，则无法相提并论。”（P019）
“大势已去。1697年1月8日下午两点，爱肯海被带往位于爱丁堡和莱斯之间的绞刑台；顶着凛冽寒风，他发表了临死宣言：‘一本赤诚却横遭污蔑，在下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他以颤抖的语气表示，‘人类内心追求真理的欲望永无止境！’他这么做了，却以生命为代价。……行刑手搬开梯子，犯人身体一甩，不到十九岁的生命就此结束。
“这就是十七世纪末苏格兰的景象。教规严谨的长老教会大权在握；无情甚至严酷的喀尔文信仰当道；亵渎与巫觋得受审判；面对诉请施予怜悯、提出理由或事实的要求时，呈现的是怪异甚至变态的矛盾。
“这是苏格兰迈向现代世界的入口，但谓之‘传统的苏格兰’可能有误导之虞。事实上，这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主张将爱肯海处死的势力，所承袭的文化为时仅百年出头，旋踵苏格兰的改革便来到。
“……1696年，传统势力已是日薄西山。把爱肯海送上绞刑台，象征苏格兰喀尔文教派的回光返照。一个以教士、大学教授与律师为主的世代，深受来自英格兰进步风气的洗礼，正在逐渐兴起。
“……这个文化与物质皆落后的国家，在思想前瞻的苏格兰人领导之下，即将展现另一番风貌。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世界也随之改观。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象征现代世界的体制、理念、心态、习俗等特质，在苏格兰人手中已大致完备。苏格兰佬在全球披荆斩棘，为人类历史开展新的纪元；而所谓‘人类历史’的观念，也多半源自苏格兰的创见。
“苏格兰历史观的基础是强调进步。一如个人，社会本身也会与时俱进。社会需要新的技能、心态，对于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应有何等自由，也要有新的理解。苏格兰人向世人揭示了衡量进步的指标之一——离过去的时代多远。以今衡古，而非以古论今。对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亨利.布劳罕、华特.史考特爵士和许多本书提到的苏格兰现代豪杰，过往就是审判、处决了爱肯海的苏格兰。”（P020-023）
（曾星智注：因为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最习惯的做法，就是“以古论今”。我非常反感这样的做法，首先这样做是非常无知的，因为他们把“古”给抽离了，只看到古代历史中美好的一面，完全看不到大部分丑恶的一面；其次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历史和时代不断演变，不可能靠我们的主观意志去进行道德批判，而更应该看到当下如此发展的缘由。在此不必多说，面对越来越流行的这种“以古论今”的返古思潮，我持批判的态度和远离的姿态，他们根本不值得批剥，因为其方法论上是彻底错误的。）
2、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曲折过程
“明智之士对此自有定见，其中包括许多戴芮安公司的原始股东。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实：没有英格兰助其一臂之力，苏格兰在大西洋贸易中别想沾到半点好处，而只要两个政体纳于单一王权麾下，绝对不可能有进展。当皇室必须在两国利益中选择其一，铁定会偏向繁荣富裕的英格兰，寄人篱下的结果，苏格兰永远要当老二，除非出现什么重大改变，才可能皆大欢喜。
“于是两国的政治精英开始谈到一个名词：结盟。以往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偶尔现身，或是形诸笔墨，如今被戴芮安的一连串挫折推上舞台。英格兰政界对此大致赞同。
“……在戴芮安探险的五年期间，结盟成了两国间热门的政治议题。苏格兰议会原则同意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磋商。大家心里有数，目前的关系恶劣到极点，不可能长久这样耗下去，势必得改弦更张，搞一番新的局面。关键是什么样的局面？”（P048-049）
“（1707年1月）十六日，全体议员出席，以一百一十票对六十九票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的）条约。道格拉斯权杖钦点，苏格兰王国从此走入历史。
“……悲惨的预言没有实现。正好相反，结盟没有掘出坟墓，而是掘到了金山银矿，掘出推动经济的泉源、创造财富的引擎。仅仅一个世代光景，苏格兰从贫穷的三流国家跃入现代之林，文化面貌无比兴盛，社会结构焕然完备。她并非沦为英格兰的奴隶，反倒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解放，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初次品尝‘飞跃成长’的甜美滋味。”（P064-066）
“在苏格兰较有远见的商人和地主眼中，一项基本的事实逐渐浮现。英格兰人愿意负担高昂税赋有其背景因素：政府会善用财源。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就架构了严密廉能的官僚体系，奠定政治版图稳定的基石，高度展现了政府运作的效率。透过执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在首都伦敦和各大郡区间兴建道路，加快货物运输与讯息传递；以高尚闲差安抚地主贵族；国王和海外殖民地有十万大军保护；强大的海军巡弋维持水路畅通，确保帝国光辉日正当中照耀寰宇。
“苏格兰被这纸结盟条约紧紧拴住，一路拖向改革的大道，塑造了确保生命、自由、财产的政治环境。这是惊天动地的转变。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终于了解，原来政府没什么了不起。强盛的国力可保护市场，却无法阻止社会的变迁，压抑不住经济的改革。
“作为大不列颠的资浅成员，对苏格兰反倒是好事一件。撇开大麦暴动或詹姆士党人滋事之外，伦敦议会很少把她放在眼里。透过强大的政府体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天高皇帝远，当英格兰和欧陆国家留连于国营体制，苏格兰和美国的资本家商人捷足先登，十足体现了放任私人企业的优点。”（P070）
“诸如亚当.斯密和休谟几位大思想家都能深切体会，改变势必要付出代价，短期的损失难免，且通常可由长程利益加以弥补。‘长期观之’、‘权衡得失’、‘整体而言’——这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人士抱持的正面思维——若非后知后觉。对于现代社会的诡异本质，苏格兰拿捏的精髓举世无匹。结盟条约即为明证。
“促成结盟的因素复杂万端，结合了深谋远虑的政治观点、放眼未来的精心策略、甚至爱国心的驱使。然而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莫非急于改善自身现状，借此图谋私利，动机之卑鄙怎堪闻问！却未料及其行动——短期内毁了这个独立的国家，将南北两国卷入政治旋涡，逼使苏格兰经济陷入绝境——假以时日，成为苏格兰晋身现代之林的巨大推手。”（P071）
3、哈奇森：从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利他
“虽然受到卡麦可、库伯、普芬朵夫等人的影响，哈奇森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他相信，人类天生具有内在的道德观，一种分辨是非善恶的基本认知，也是上帝依照自我形象赋予人类的能力。‘依循原始本性的框架，人类做善事会心生愉悦，也会认同他人或自己的善行。’
“换句话说，我们天生就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如同生来一张嘴会吃饭一样。道德判断（这是错的，那是对的）是人类的天赋，却不同于诸如判断距离远近的各种判断力。它会透过我们的情感加以呈现。爱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对他人的爱，这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哈奇森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快乐。‘确信自己能够满足本身各个层面的欲望，他（人类）必然处于快乐的状态’。鄙俗的人会误认为这表示物质条件的满足：美食、佳酿、肉欲。哈奇森却说，助人为善才是快乐的至高形式。‘从苏格拉底时代迄今，所有人都充分反映出这种现实，’他在都柏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最真实、普遍、活跃的乐趣，生命中的极乐，莫不包含了对于他人的好意思。’
“……经过他这么诠释，自利与利他不再正面抵触。两者在最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中合而为一。”（P086-087）
（曾星智注：1、哈奇森是亚当.斯密的老师，我从《道德情操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很多哈奇森的影响，尤其是在“同感”、“私利带来的利他”等观念方面，这样的思想甚至带进了《国富论》中；2、从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上来说，越来越认同哈奇森的观点，确实，我们的生命是追求快乐的，开始时一些初级的快乐可以满足我们，但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寻求更高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就是利他。我们从为了自我快乐的私利出发，走向了助人为善的利他，这为我未来的路指明了一个方向，在基本实现个人的梦想后，将会把重心转向对社会、对他人的付出。）
4、结盟后格拉斯哥的贸易发展
“许多人以为，家族企业是格拉斯哥成功的法门，事实不然。他们占有地理上的优势，将北美换得的商品再转卖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才有厚利可图。不过，这群烟草大亨成功的秘诀在于财务报表：从各种地方创造财源，同时节省成本。他们以各种手法募集资金、购买商船、建造仓库、买入存货（他们直接向原产地的农民买进烟草，不像英格兰商人只会转卖赚取佣金），包括向银行贷款。从一七四0年间，至少出现六家专门经营商业放贷的银行，包括格拉斯哥商船和蓟花银行等。
“合伙人投资这类公司，每年只收回百分之五的利息，其他的钱都继续滚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使得格拉斯哥的烟草贸易成为不列颠财力最雄厚的产业，趁着景气好的年代大肆扩张，即使碰上萧条，也能安然度过。
“十八世纪的格拉斯哥烟草业由一群老派企业家掌舵：为了赚钱甘冒风险，失败就付出代价。一七七二年，巴格尔家族旗下公司就因为还不出借款而被银行接管，其他如怀利、麦考、登洛普、法兰奇等则度过破产危机。有人垮台，立刻有人取而代之，这是不断自我汰换的产业，随着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大家必须积极节约成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格拉斯哥的烟草业，为现代资本主义塑造了雏形。”（P165-166）
5、亚当.斯密：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
“亚当.斯密的老家在爱丁堡外围佛斯湾旁的寇克卡迪镇。父亲攻读法律，之后在镇上的海关单位服务。这份工作可不轻松。和英格兰结盟之后，苏格兰沿岸的走私贸易猖獗。成天忙着和私枭周旋，让老斯密疲于奔命，事实上，这群私枭本是循规蹈矩的善良百姓，为了生活家计才被迫铤而走险。斯密从此学到一个教训：利益当前，人们就会受本性驱使，不惜对抗官府——逃避关税是最明显的例子。五十年之后，他在《国富论》中旧调重弹：‘人们潜藏着改善自身情况的强烈本能……光凭这一点，无需外力辅助，除了使社会繁荣富足，也足以铲除一切人为法律构成的阻碍。’
“……就许多方面而言，斯密融合了哈奇森主张人性本善的‘鸽派’与休谟的‘赢派’的启蒙运动两大潮流。虽说融合，事实上，两派交锋从未止息，战火一直延烧到现代，这是人性本质的冲突——股今中外皆然。斯密有勇气直接剖析冲突的本质，这也是他了不起的成就，提供后人探索的途径。他名列伟大的思想家之林，影响力恒久不坠落，这是真正的因素，而非一般所赋予的资本主义传道家之名。”（P192-193）
“斯密以孟德威的观念为本，揭发了更深层的矛盾：为了追求私利，我们被迫和他人打交道。每个社会都是如此。有了他人的协助，不必凡事亲自动手，无论狩猎、打渔、耕种……事情都好办的多。斯密指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融合追求私利及集体合作的两大特质。一方面衍生了无穷的机会，减少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劳力；另一方面，为了不断寻找买主和卖主，因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庞大供需网，以复杂的方式将人们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一个人活在文明社会中，需要许多人的配合和协助，’斯密表示，‘即使他一辈子认识的人没几个。’
“接下来，他又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市场相互依存，牵一发动全身，但每个人都有追求商机的自由，换言之，人类的心灵不受桎梏。照哈奇森的说法，快乐就是自由，以不干涉他人自由为条件；荷姆强调拥有财产的快乐，作为自我人格的延伸。斯密集两者之大成。为了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网络取得一席之地，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我们必须彻底解放、不受羁绊。独立是商业社会的图腾……资本主义打破了恶性循环，提供一个独立自主、物资充裕、彼此依存、人人追求幸福的环境。”（P206-207）
6、休谟：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休谟石破天惊，在首部着作中就企图颠覆传统，扬言：‘理性必须臣服于情感！’
“两千年来的哲学基础被一夕推翻。休谟指出，人类不受理性的宰制。理性扮演的角色只是工具：让我们知道如何满足本身的欲望。欲望的泉源来自情感——愤怒、情欲、恐惧、悲伤、忌妒、愉悦、虚荣与希望遵照理性原则生活的矛盾情结——或谓最起码的层次——依循理性所产生的认知。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靠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习惯。说来说去，人类是习惯的动物——由其情感得以运作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产物。我们学会克制内心的热情，依据社会的制约，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休谟认为，私利就是一切。主宰人类行为的力量并非理智，而是对于他人所担负的责任感，亦德律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政府体制的开端。
“……休谟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人欲横流，入世之人无法自外其中。若缺乏外在约束，肯定会天下大乱，……但即使是最有效率的社会体制，也无法规范每个人为图私利所做出的行为。此时诉诸理性就不成了，话说回来，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追根究底，问题还是情感。
“休谟做出结论，文明的社会必须有一套疏导人们情感的机制，使其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透过习俗规范灌输给每个成员，使其潜移默化成为习惯，就能将破坏性的冲动转为建设性的观念。”（P194-195）
“‘没有一种情感能够超越图利的欲望，’休谟表示，‘欲望本身却能加以疏导。’他进一步指出：‘人类永远无法克服自身或他人狭隘的灵魂，人人短视近利，只顾眼前。’这就是人性，不要妄想去更改。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塑造一套‘我不犯你，你不犯我’的金科玉律，尽可能提供安然运作的社会架构。
“置身在这个人人为己的世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偶尔抛开自我，顾及他人，程度也极其有限’，可见道德大致上算是一种习俗；理性到了现实世界根本无用武之地，鼓吹理性只会被人当作耳边风；道德出自内心，无关乎天上神明。世界无限宽广，任你尽情挥洒，人类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有权力‘惩罚犯错的人与暴力份子，使人循规蹈矩，追求实质且长远的利益’。文明社会的本质——依照休谟的见解——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休谟指出一个对他而言明显的事实：社会可以成功地将人类的情感疏导到正面的方向；根据过去失败的经验，我们学会改进政府的体制，强化保障人权的目标。不列颠从封建转为现代化社会，是明显的例证。商业扮演的角色，就是推动改革的引擎。
“商业促进了自由，自由带来文化，文化使人类的性灵获得提升，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诚如休谟所说的：‘除非先有自由的政府体制，否则艺术和科学无从提升。’
“不过，休谟也提出警告。自由是好事一桩，但必须有制衡的力量。人类毕竟是情感的动物，若完全放任，将成为情感的奴隶。
“……有鉴于此，现代政治体制必须包含两股相辅相成的冲突所引发的张力：维护个人的自由与维护社会的体制。绝对的权力会造成腐化，终致摧毁了社会本身。休谟预知了极权主义的下场。他同时指出，即使处在‘最自由的社会’，也必须牺牲‘相当程度的自由’，但这也是‘享有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关键在于：到底要牺牲多少自由？休谟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P196-198）
7、人们对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误解
“如今，事隔两百多年，后人对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仍有三大误解。
“首先，是斯密所指的那双‘无形的手’。事实上，出现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这个名词是个反讽。斯密相信资本主义会根据市场和利益交换的机制，创造出一套自我运作的规律。对于不明就理的旁观者，似乎每个人都是朝单一目标迈进，一双‘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斯密从未颂赞市场机能多么完美，但总比人为干预好多了——人类毕竟是感情用事的动物。
“……斯密抨击的对象不仅止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更涵盖了所有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是对《国富论》的第二个误解，以为斯密主张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政府不需扮演任何角色。事实上，‘放任’一词出自法国经济学界，斯密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尤有甚者，斯密还强调政府的重要性。有了强大的国防，一个国家的贸易才有充分的保障，同时提供了保障正义及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体制：‘唯有在政府的庇佑之下，多年甚至几代累积的宝贵资产才能安然无恙。’而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基础建设，更少不了政府介入。
“除此之外，斯密认为政府其他方式的干预将自食恶果。历史殷鉴斑斑可考，政府往往出于一片好意，企图改变经济现状，结果却一片凄惨。
“……斯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证诸历史的教训。当权者理应从错误中学习，让商业社会依循自然的轨迹运作。……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亚当.斯密：一个为‘天赋自由’所运作的资本主义市场喉舌的预言家，极力抵抗一切的不当干预。
“……斯密也预见了商业社会中另一种腐化的现象。资本主义强调分工，使得整体产出的货品更为精致，也使涉入这过程中的人们眼光狭窄，只关心自己的生意或专业领域，对外界事务兴致缺缺，凡事皆以生意角度衡量，流于见树不见林，忽视事件的全貌。”（P207-210）
8、美国：苏格兰人思想建构起来的国家
“回顾早期的境况，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差异不大。过去同属英国殖民地，说着同样的语言，属于同一块地理版图，经济情况大同小异。两者都是移民构成的国家，都是为数众多的苏格兰移民。
“到了某个转折点，两国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加拿大多半以公营企业为主，资金的来源由上而下。……美国人依照斯密与瑞德的理论筹划建国蓝图——以群体的共识管制个人私利，政府少干涉为妙。一七八七年出炉的美国宪法揭示了联邦的权力范围，其余的归予各州政府。……这充分反映了杜格拉德.史都华的政治理念：政府应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资源，而非绊脚石。
“虽然有上述的差异，苏格兰移民对美、加两国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苏格兰裔打从心底认同美国。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实现梦想的乐土。美利坚突飞猛进，苏格兰佬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抵达此地，苏格兰人透过新政府赋予的无穷机会，取得新的身分，翻开生命的新页。身为美国人，不仅是身份认知的图腾——相对于‘北不列颠人’——也不限于文明的范畴；而是成功欲望的表征。人之所以人为，命运操之在己。
“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所标榜‘人定胜天’的个人主义，但当时只是精英份子的理想——假设固定的社会架构，各个阶层族群安于其位，人人根据本身的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美国没有这种事。一如宽广辽阔的地形，每个领域大门敞开，对来者一视同仁。诚如杰斐逊所言：‘自由的帝国。’
“……一股思潮逐渐萌芽滋生，世界各国摒息以待——纯粹的美利坚正在形成，具备现代化的精粹内涵。说真格的，美利坚的本质是苏格兰血统的延伸——如假包换。这群移民展现了无所不在的能力、无孔不入的势力、自我提升的无穷可能性，证明了新大陆遍地黄金，置身乱世照样能致富。他们设计了一套文明社会的体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忘尊重他人的利益。这是开明的社会，与休谟的世俗戒律遥相呼应。虽然高举自由大旗，有传统的道德规律作为根基（长老教会的遗绪），如同钢筋混泥土，社会架构得以持续强化，倍加牢不可破。”（P358-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