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金融和经济学入门书籍
我也一样，最初看《牛奶经济学》，很多生动的实例，但只在解释层面上，没有深入的理论知识。所以后来买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五版），作者就是以一个入门者身份来写这本书的，很好很有趣！
越是基础性教材越需深入浅出，将复杂抽象的道理联系到生活实际上，才讲的透彻，又能调起初学者之兴趣。国外教材，形成一竞争市场，多极高明之着作，教材之撰写也充分考虑学生学习之便利，如曼昆之教材，以完全不带数学式而着称，又或更新换版本极快，以及时吸收新知识，如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之增加不对称信息部分。低手所写教材自然被市场淘汰。故市面之基础教材，多为大高手所写就。
而国内对于西方经济学教材，建国以来，除商务系列丛书初期之100年前古典学派部分，政府同意翻译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之反面教材得以出版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50年间国外经济学研究学问之成就，国人皆不得见。80年代末期，邹至庄先生力倡西方经济学，邓大人首肯之后，国内始渐有《西方经济学》之类教材出现。此类教材，多为新出道之老师，为进阶升职，凑出版物之数而编抄西人着作而成，机制所限，不敢添加“反动”之知识，又无竞争机制，购买者多为其听课学生。故质量甚差，若非特殊目的如考研指定者，慎勿购买。
一、入门教材：
1、曼昆《经济学原理》（上下册）
曼昆是哈佛大学高才生，天才横溢，属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学派，研究范围偏重宏观经济分析。该书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写，主要特点是行文简单、说理浅显、语言有趣。界面相当友好，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报刊文摘，与生活极其贴近，诸如美联储为何存在，如何运作，Greenspan 如何降息以应付经济低迷等措施背后的经济学道理。该书几乎没有用到数学，而且自创归纳出“经济学10大原理”，为初学者解说，极其便利完全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阅读。学此书，可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常用的基本原理，用于看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可知经济学之功用及有趣，远超一般想象之外。推荐入门首选阅读。目前国内已经有某些教授依据此书编着《西方经济学》教材，在书中出现“经济学10大原理”一词，一眼便可看出是抄袭而来。
2、萨缪尔森《经济学》(Economics)
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成为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研究范围横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多个领域，对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有独到的见解。目前经济学各种教科书，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及分析方法，多采用由他1947年的《微观经济分析》发展糅合凯恩斯主义和传统微观经济学而成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理论框架。他一直热衷于把数学工具运用于静态均衡和动态过程的分析，以物理学和数学论证推理方式研究经济。目前经济学理论数学化大行其道，此翁实始作俑者。
《经济学》由美国麦格劳——希尔图公司1948年初版。现已出第16版，通行全世界。国内50年代由高鸿业教授根据英文第10版翻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市面之16版，是和诺德豪斯合写，由萧深教授翻译，并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单行本出版。
全书结构宏伟，篇幅巨大。可谓博大精深。渗透老萨数十年经济学见解。字里行间，三言两语，每有深意。其中诸如“热情的心，冷静的头脑”、“相关未必因果”等言语，可谓经济学之《老子》。读完该书，可了解经济学所探讨问题在经济学体系中之位置及分析框架，对经济学有一个完备之认识框架。知识庞杂，有一体系框架，则适宜以后更进一步学习。学之愈深，愈知此框架之重要。尽管该框架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仍有断层，但不失为一个好框架。此书国内有机工版发行之英文版。建议直接阅读英文版。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及系列辅助教材
斯蒂格利姿在信息经济学成就甚高，此书可作为前二者的补充，前二者所涉及经济学内容主要是以价格理论及边际分析为基础，不包括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性分析部分。斯蒂格利茨之《经济学》可填充前二者之空白。尽管三位作者政策倾向不同，但教材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特征稍多一点，总体上讲，教材相当客观和公允。很适宜做入门教材。
4、《经济学、原理、问题与政策》及《经济学原理与问题》、《经济学案例》、《经济学小品》、《经济学悖论》、《社会问题经济学》
此类书之特点是先提问题，再论原理，主要是针对社会习见问题，逐步解释原理，水平、内容大多较好，唯缺乏体系与框架，适宜略懂经济学者补充学习。
5、《西方经济学》教材
西方经济学有入门、中级、高级之分。高级乃指其运用之数学工具及阐述观点之纷争，更多而言，并非此学问高人一等。一如高等数学未必是高、初等数学一等之意。越是高级，则分歧越多，也越追求数理逻辑之严谨，反不如低级来的实用。初级的入门教材一般是针对初学者，所以大多举案例和现象，加以文字解释，偶尔插加二维图案，高级教材注重数理逻辑，而二维图案及文字已难以表达、解决所说明之问题，故多用数学证明或代数方程，夹杂现代数学工具。中级教材则介乎其中，界定甚为模糊。教材难度不同，跨度也相差很大。
目前国内各大学自己编写的直接冠以《西方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均属入门教材。如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等。然皆远逊外国教材。其中宋承先之《西方经济学》教材，竟用黑体加插一段马克思论地租之说法，以说明所传授学问之错误，实为极可笑者。
中级教材一般以微观、宏观两科为主，兼修其他应用科目。传统经济学本无宏观、微观之分，自凯恩斯针对名义变量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之后，始有宏观一科。故历来次序是先修微观，再修宏观，后及其他。微观经济学为各科之基础，基于马歇尔的一般均衡分析及边际效用学派之边际分析，而后由萨谬而森发展数学方法及框架而成，涵盖范围甚广，大致包括：
基础部分：传统厂商理论（技术、利润、成本）、传统消费者理论（效用、偏好、选择、需求）、局部均衡理论（完全竞争市场之稳定性）、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二大定理、交换方框图)。
分支部分：寡占市场理论（寡头、定价、市场细分）、博奕论（纯策略均衡、混合博奕、广延型结构、厂商博奕、颤抖的手）、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税收制度设计、投票、外部效应）、不确定性经济学（风险、博采、保险、投资）、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信号）、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法和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分析、法律）、拍卖理论（拍卖机制设计）、匹配理论等。
微观的特点是精深，宏观则是驳杂。因为宏观流派很多，观点各不相同。学习者可根据上述内容，与教材所列提纲比较，则可知教材侧重点之所在。下面推荐一些《西方经济学》教材。
（1）平狄克《微观经济学》，人大版
此书乃标准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在美国多个大学供MBA采用，国内英文版有清华版，中文版有人大版。此书内容适中，主题广泛，均是各部分理论之要点，不旁及其他分歧内容，其中定价部分较为详细。图形清晰，语言流畅。所采用数学工具甚浅，有函数但不涉及微分，只用差值。曲线只用标准严格凹性曲线，不及拟凹部分、线性仿射内容，成本函数也均为线性。建议此书应通读，可作进阶之用。
（2）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人大版
其内容、难度、书价与平狄克相仿，唯编排次序不同。体系稍显庞杂，不如平狄克之明晰，然也为一国外通行教材。若修习平狄克有不明之处，则可先参照此教材或先修学其他国内出版之书籍。如北大系列教材之周惠中《微观经济学》，北大版朱善利之《微观经济学》等。此书不属必读。
（3）《国外经济学教材库》系列之《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此书有大量案例及微观经济原理之运用，所用数学甚少，读此书，可补充平狄克教材之案例，加深对经济学之了解。
（4）《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美] 范里安 (Varian, Hal R.)着，费方域翻译
据美国W.W.诺顿图书公司 1990年版翻译。此书是极规范之经济学专业的中级微观教材。美国MIT、哈佛、伯克利经济学本科指定教材。32开，800多页。易懂而深刻。本书为第二版，内容除论述了市场、消费者偏好、需求、技术、利润、生产等问题，还增加两章分别论述了要素供给和信息经济等。内容上相当关注技术细节问题，比平狄克要更深一些。范里安对微观经济学与数学造诣极深。然此书乃其为学生所写之中级教材，刻意避免数学之应用，大部分数学推导放于附录，微分运用相当少，适宜学完平狄克后重点阅读。可作平狄克中各部分理论内容之拓展。
（5）《宏观经济学》，曼昆着，人大版
此书属于中级宏观教材，秉承曼昆《经济学原理》之优点，以简单，浅显为特点。虽只有很少量的数学，但对原理及内容均提炼得甚为简洁。前半部分写得相当清晰。可读完萨谬尔森《经济学》并略懂一点微观后直接学习。适宜一个循环学习，即以书入手，修完《全球视角》后，再回头重修此书，有提纲挈领之用。缺点是作者似乎限于门户之见，对真实周期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其他学派提得很少。
（6）《宏观经济学》，多恩布什着，人大版
此书是标准的中级宏观教材，属正统教材。体系清楚，描述准确，通行于美国各大学多年。采用凯恩斯IS-LM体系为框架，对各个流派评价及描述相当公平。推荐必读。
（7）《宏观经济学》，罗伯特霍尔着，人大版
本本书显得有点凌乱，适宜读过其他中级宏观再做印证之用，内容比上述两本教材略深。不属必读范围。
（8）《宏观经济学》，巴罗着
巴罗宏观经济学造诣很深，主要研究领域在经济增长理论。但写的书却销路很差。学这本书可作为对上述教材所属凯恩斯学派的一个补充。不属必读范围。
（9）《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杰佛里•萨克斯
萨克斯号称处理高通货膨胀问题的高手，但书一样写的相当好，整本书注意细节而有条理。很适宜读完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后进一步阅读。以拓展知识。
（10）《高级微观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当然是高级经济学者所读之书，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来说是必读的，此类书有：
张定胜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大出版。此书属于中高级内容，因涉及主题较少，故比平新乔之《18讲》显得清晰。适宜找不到其他中高级教材，而高级教材又甚困难，可以此书做过渡。
《Nicholson Microeconomic Theory》，国内中文翻译出版。此书微积分运用、数学运算简洁明晰，全书难度、体系一致，排版清楚、内容重点突出，主题有深度，实为一极佳之中高级教材。书后之参考书目适宜进一步学习参考，为中级教材之中，最适宜和高级教材接轨者，唯书价稍贵，习题难度不深，习题量稍显不足。此书似乎出版发行量不多，除北大、复旦等处书店有少量可见外，其他大学及城市似甚少见。推荐阅读。
蒋殿春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此书主题基础部分已达高级水平，难度甚大。至博奕论以后部分，则难度甚浅。或与日本经济学之教授方法有关。对传统的价格理论的数学描述相当清楚。数学证明部分清楚。推荐阅读。
张维迎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在张五常的论着中，多处注释引自此教材。张教授微观造诣甚深，想来此书必也不错。估列于此处。
范里安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这是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的基础上的标准高级教材。每一章均相当简短但精要。阅读时需要对中级教材有比较深入的学习。但翻译质量不佳。建议直接读英文版。接近研究生一年级水平。推荐阅读。
武康平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清华版。进一步学习数理经济学之用。不属于必读范围。
此外，高级宏观经济学还有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布兰乍得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萨金特的《动态宏观经济理论》、龚六堂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推荐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阅读。
6、《管理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有版本数种，特点各不相同。此类教材多为MBA系列教材。其目的是针对生产过程决策而设，故与经济学之中级微观教材相较而言，减少少量分支部分理论，增加回归分析及计量统计部分。目前数种版本中，以人大版《工商管理经典译从》难度最低。机工版哈耶所写之《管理经济学---战略与决策》与标准中级教材难度大致相当，内容也接近。唯其中也已采用函数表达式。机工版莫瑞斯（有英文版及中文版，中文为陈章武所译）《管理经济学》难度最高，其侧重内容与中级教材大不相同，除回归分析已采用大量数据，要求建立模型，内容接近计量预测外，内容涉及对偶理论、不同代替效应之图解，附录采用微分法，难度较高。此类书籍，侧重经济学中与管理交叉管理。
7、《国际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
今日之宏观经济学，已很难讨论封闭的宏观经济，此书可谓进一步拓展的宏观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个部分，渗透了克鲁格曼的经济思想，所采用框架为AS-AD框架，可作IS-LM框架的补充。推荐阅读。
8、《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与反思》及《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分析》及《与经济学大师对话》
此书乃对各不同流派经济学大师的采访和评论，对各个流派的异同可以有清楚的了解，而且是直面经济学大师，可以看到各个大师之间彼此的观点不同，甚至成见立场，互相抨击之处，实在有趣。推荐阅读。
9、数理经济学
数学乃经济学运用较多的工具。若有意玩弄经济学之数学智力游戏，则要有较高数学水平，除要学习数学三（高数、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必修之基础课外，其他之数学工具则包括拓扑学初步（凸集、凹集、微分方程稳定性）、线性规划（代数理论、几何理论、对偶理论）、非线性规划（不等式约束规划）、变分法（欧拉方程、泛函函数、收敛问题、可变端点、横截条件、勒让得必要条件、相图分析）、最优控制理论（最大值原理、汉密尔顿函数）、连续时间优化规划、离散时间优化规划（不动点性质、值函数）、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混沌系统、随机变量等等。
数理经济学教材主要有：《经济学中的数学》（入门水平）、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基础水平）、《动态优化基础》（进阶水平）、高山成（takayama）《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推荐阅读）、龚六堂《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推荐阅读）、《经济学中的动态递归方法》（推荐阅读）、《数理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重点阅读）。此外还有《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10、其他教材
经济学专业同学要学习的内容和课程还有很多，如《经济思想史》、《财政学》、《公共部门经济学》、《人事经济学》、《金融学》（博迪）、《投资学》、《货币银行学》（米十金）等等实务应用之科目。还要适当补充阅读《公共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剑桥之争、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等等内容。
（1）张五常的《卖橘者言》、《佃农理论》、《经济解释》。张五常是近些年国内焦点所在，还写了几本《随笔》，发表不少演讲。大体而言，《随笔》不堪一读，其中论书法、摄影部分，不关主旨，且水平甚低，多属偏颇之见，今不论之。唯上述专着中之《佃农理论》，见解独到，尤有过人之处。建议修完中级微观后仔细阅读。《经济解释》则为论文集，然其中也有不少过激之言论及偏见，不可以教材视之。其中“合约理论”部分，可以一读。论“共产主义”部分，则未必有理。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新兴超边际古典经济学》，杨先生气魄甚大，欲以一己之力重写传统经济学体系，与汪丁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经济学之异端，读之可开阔视野。推荐阅读。
（3）《波斯纳文集》，苏力翻译。老先生以法学专才，写《法之经济学分析》，实一极高明之人士，于此不可不提。推荐阅读。
（4）商务丛书《汉译世界名着》系列。此丛书系列，自20世纪初商务王云五先生主持，与是事者不计其数，除文革中断十余年外，每年陆续出版，涵盖哲学（红皮）、历史（黄皮）、政治（绿皮）、经济（蓝皮）、语言学、人类学（未成），所翻译者，非经典不收，皆大师之精华，所主持翻译之人，多博学鸿儒或一代大师。单经济一门，翻译之着作，至今已近百种。百年间，传播知识无数，可谓功德无量。读完蓝皮经济类之全部，则可通晓经济学之来龙去脉。
（5）其他教科书
《公共经济学》(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 [美]着）、《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货币、银行与经济》(〔美国〕托马斯•梅耶)、《法和经济学》等等。可对经济学之应用领域获得一个深刻视角，推荐全部阅读。
《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泰勒尔）则属于研究生初级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哈佛剑桥经济学着作译丛》：《经济理论的进展》（上下）、《公共选择理论》、《治理机制》、《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经济学中的制度》；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外经济学名着丛书系列》：《企业经济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速水右次郎）、《同意的计算》（布坎南）、《货币数量论研究》（佛里德曼），推荐全部阅读。
经济科学出版社《国外经济学教材库》系列：此系列水平介于本科与研究生之间，若学完上述其他教材，此系列可不必阅读。聊记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系列：目前国内所见最好教材系列，本科生学完这个系列，建议报考研究生进一步学习。
介绍至此，对于喜好经济学者，已足够了。然上述书籍，常人阅读，少者耗时约需1、2年以上，多者3、5年。且其中论着多高明之作，或有一读再读之需要，而读完这些着作，也或有“屠龙之技”之感也未之定。虽然书目较多，感觉压力大（包括时间和金钱的），但目标还是要有的，努力吧！
❷ 论文的文献综述怎么写格式是什么
应该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概念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学科,专业或专题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分析研究和综合提炼而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产品.根据其涉及的内容范围不同,综述可分为综合性综述和专题性综述两种类型.所谓综合性综述是以一个学科或专业为对象,而专题性综述则是以一个论题为对象的.
文献综述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历史现状,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分析和描述前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进展到何程度,要求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作者一般不在其中发表个人见解和建议,也不做任何评论,只是客观概括地反映事实.
文献综述的作用
文献综述在于高度浓缩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散乱无序的同类文献之成果与存在问题或争论焦点,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达到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程度.它不仅为科研工作者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期劳动节省了用于查阅分折文献的大量宝贵时间,而且还非常有助于科研人员借鉴他人成果,把握主攻方向以及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
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的意义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二,文献综述的选题与文献资料的搜集
选题原则
1.结合所学知识选自己专长的或有基础的题目,否则难以写出水平较高的综述.
2.根据所占有文献资料的质和量选题.
3.选题一定要能反映出新的学科矛盾的焦点,新成果,新动向.
4.题目不宜过大,范围不宜过宽.这样查阅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小,撰写时易于归纳整理,否则,题目选得过大,查阅文献花费的时间太多,影响实习,而且归纳整理困难,最后写出的综述大题小作或是文不对题.
(二)文献资料的搜集
1,文献资料的搜集途径
(1)利用有关的检索工具(包括目录,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献资料.
(2)利用国际联机检索系统搜集文献资料.
(3)利用原始文献(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专着和标准等)搜集文献资料.
(4)利用三次文献(包括综述,述评,网络全书,年鉴和手册等)搜集文献资料.
(5)通过Interent网和光盘数据库搜集文献资料.
2,文献资料的搜集方法
将文献资料储存在大脑中或其他载体上形成不时取用的"资料库"的过程称作文献资料搜集法.它包括阅读法,剪报法,笔记法和现代化技术存贮法(如复印,电脑存贮,光盘存贮等).
三,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部分具体格式:①综述题目;②作者单位;③摘要;④关键词;⑤前言;⑥主题;⑦总结;⑧参考文献.下面着重介绍前言,主题部分,总结部分及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一) 前言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前言部分要写清:
(1)首先要说明写作的目的.
(2)有关概念的定义.
(3)规定综述的范围,包括:"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综述范围切忌过宽,过杂,"时间范围",必须声明引用文献起止的年份.
(4)扼要说明有关问题的现况或争论焦点,引出所写综述的核心主题,这是广大读者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也是写作综述的主线.
(二)主题部分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三) 总结部分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
四,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读书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有关的理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
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即做到由远而近先引用关系较远的文献,最后才是关联最密切的文献.
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
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
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不清.
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
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研究问题直接相关.
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
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着全文,不可只根据摘要即加以引用,更不能引用由文献引用的内容而并末见到被引用的原文,因为这往往是造成误解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有时可给综述的科学价值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
文献综述范文之一
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
摘要:
关键词:(略)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着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85
文献综述范文之二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
摘要:我国已加入WTO,对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里处于弱势的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本文综合了18世纪以来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并简要评价,提出我们的看法,以便为政府宏观引导企业微观决策以及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着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着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着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着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❸ 马克思的着作都有哪些
着 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df）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HM）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8月）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842年2月)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与恩格斯合着）（1845-1846年）
反克利盖的通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6年5月11日）
罢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上半年）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年9月5日）
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
工人联合会（1847年12月底）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
六月革命（1848年6月28日）
共产党宣言(1848年)
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陈望道译本) 【繁体版《共产党宣言》】
附录：《共产党宣言》传入年表
《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民鸣译，中国最早中译本）
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8年3月）
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11月2日）
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6日）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
资产阶级的文件（1849年1月4日）
经济状况（1849年3月6日）
三个新法案（1849年3月12日）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着，1849年发表）
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9年着，1891年发表的版本）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年3月）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CHM电子书下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CHM电子书下载】
宪章派（1852年8月2日）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31日）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1853年9月27日）
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工厂工人状况（1857年4月7日）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
鸦片贸易史（1858年8月3日和9月3日）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9月28日）
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1865年5月底—6月27日）
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66年8月底）
资本论第一卷(1867)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1867年7月中旬）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
法兰西内战（1871年4月）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1874年）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
资本论第二卷（1885）
资本论第三卷 （1894）
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
书 信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致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
马克思致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马克思致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马克思致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2月）
❹ 周恩来的生活资料
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着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❺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 pdf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着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着《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着《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着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着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着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着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着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着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着《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着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着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着《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着《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着《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着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着《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着《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着《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着《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着《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着《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着《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着《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着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着《天安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着《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着《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着《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着《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着《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着《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着《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着《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着《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着《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着《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着《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着《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着《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着《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着《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着《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着《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着《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着《卡尔逊与中国》、凯恩着《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着《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着《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着《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着《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着《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着《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着《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着《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着《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着《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着《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着《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着《毛泽东传》、迈斯纳着《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着《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着《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着，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着，这些专着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