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命令图

① 国家军队的命令如何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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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什么命令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③ 黄桥战役的战役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命韩德勤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89军军长，并于当年5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参加徐州会战的南线阻击战。5月上旬，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89军、57军及保安旅）迎战。但因韩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部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一度通电斥责韩德勤。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期间“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此后韩德勤领导下的苏北国军积极对日作战，巩固和扩大了以淮阴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陇海津浦交通线，牵制了日军的行动，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活动，也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辖第51、57、89军等正规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游击部队。4月军委会特于苏北兴化成立战区副总司令部，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所辖包括苏北33个县市（占江苏省的二分之一），主力有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时第111师划归于学忠指挥），还指挥苏北的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的设立，是江苏省国民党敌后战场形成的标志。
当时苏北国军抗日武装主要由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团队和民间武力组成。苏北正规军，主要是第89军（下辖33师和117师两个师，后又增设独立第6旅），这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东北军的第57军，后来主要由于学忠指挥，在鲁苏边境活动。苏北准正规军，主要包括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第8军游击队为原财政部税警部队所改编，一度挂靠在第8军名下受其指挥，但实际上和第8军并无渊源。第8军游击队游击司令初为曾锡珪，后因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差点内讧而被撤职，以黄埔一期生陈泰运接任司令。李明扬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前曾一度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先后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等职。徐州会战后，李明扬转移到泰县发展，自成体系。李明扬手下有李长江，为其亲信兼副手，因此当时多合称其二人为“二李”。鲁苏战区成立后，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 。二李的辖区分为泰县和沛县两个中心，以泰县为主。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青浦、嘉定、无锡、江阴、丹阳等地，我党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被释出狱的党员、进步青年及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
但国共两党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和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 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 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 ，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 。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 ，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把以往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百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1940年内至少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1940年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麻烦详细一点的啊！）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央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八路军教导第五旅改编为独立旅。

⑤ 军部的介绍

这一制度开始有意识的运用是在1907年（明治40年）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时候，它规定国防方针由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提出，天皇命令内阁加以研究。而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和《帝国军队用兵纲要》也只由军事当局决定。以后即以参谋本部、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的部、课长（皆为现役将校）为中心，负责推进旨在加强军力的政治工作和在国外的阴谋活动。而批评他们的人谴责他们为“军阀”，“军人阀”，“武人派”

⑥ 雍正皇帝为啥要设军机处呢

雍正帝设立军部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军权，巩固皇权，清政府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在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已经开始显现迹象

雍正帝

军部建立后，雍正帝召见军部大臣，直接宣布如何处理各种军事事务，偶尔征求军部大臣的意见，做出快速判断，立即命令军部大臣起草诏书并签发。仅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雍正帝是最高决策者，执政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皇帝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集权，而没有经过王的部长会议或内阁。

雍正帝时期，军事大臣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在干隆，皇帝时期，军事大臣的数量从最初的六个增加到更多，他们的权力也增加了。从协助皇帝处理军事的组织，演变成类似皇帝的秘书团队。直到咸丰，时期，军事部门的权力才逐渐削弱。

⑦ 军部的基本含义

井上清对“军部”所下的定义是，“军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
关。或者甚至可以说，“军部”是由“少壮派军官”、“中坚军官”等组成的一个集团。它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日本军国主义》（三）第5页。这个定义指明了构成“军部”的人及其组织的结构范围；明确了“军部”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定义基础上，我们认为，其一，“军部”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是近代天皇制的产物，与近代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二，“军部”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作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统治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具有一般军事上国防上职能的军事力量，而且是对内政、外交等国家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政治力量。其三，“军部”既是一种统治机关（如陆军省、参谋本部等），又是一种军事的政治的势力集团。“军部”势力不仅包括军事机关和军队等军事力量，还包括准军事力量（如在乡军人会等）。它是一个以军事机关为核心的政治力量集合体。
“军部”一词，在战前日本曾经十分流行。军部本来指国家机关的一个部门--军事部门而言。但在日本近代史上特指军队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掌握军事部门，形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发挥作用。宪法规定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以此为法律根据，十九世纪末期出现一种动向，即掌管军令事项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脱离内阁和议会而推行独立的政治路线。日俄战争后，为了统治台湾和朝鲜、维持和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及执行对中国和蒙古的政策，需要加强军事力量为后盾，因此这种倾向更加发展。终于从制度上确立军队上层作为一个政治势力进行活动。即元帅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无需同内阁及政府各机关协商，只需要取得天皇的同意就能决定兵力和用兵方法。由于明确规定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因此军队上层能够左右内阁的军事及对外政策。而且规定军令为赦令事项，不受内阁、议会的干涉。这一制度开始开始有意识的运用是在1907年（明治40年）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时候，它规定国防方针由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提出，天皇命令内阁加以研究。而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和《帝国军队用兵纲要》也只由军事当局决定。以后即以参谋本部、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的部、课长（皆为现役将校）为中心，负责推进旨在加强军力的政治工作和在国外的阴谋活动。而批评他们的人谴责他们为“军阀”，“军人阀”，“武人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军部内部路线问题对立表面化，军人们互相诽谤，相互斥之为军阀，进行长期的派阀斗争，其中统治派和皇道派就是典型 。
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研究表明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三）第5～14页。,“军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初出现在1913年2月田中义一少将（时任第2旅团长）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件中。不久陆军省军事课长宇垣一成在其撰写的《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一文中，多次使用了“军部”一词。当时军国主义分子使用这一词汇，主要是指军令和军政等国家军事机关而言，其含义是要表明，将国家行政部门（政府）与军事部门对立起来，即表明统帅权独立。另外，针对社会上将陆海军政治势力称为“军阀”这种带有贬义的称呼，而俨然自称为“军部”，以表示“国家之正统”。这样“军部”就成了“军阀”的代名词。后来“军部”一词逐渐成了一般社会上的普通用语。但是其含义已超出特指军事机关的历史概念，系指以军事机关为核心的军事实体，不仅垄断国家军事（不许议会、政府等介入），而且在政治上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

⑧ 新四军序列的新四军新军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的命令，以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新军部。
八路军第4纵队(1940年6月27日由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新编第2旅共5个团及教导营与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合编)
司令员彭雪枫 政治委员黄克诚(40.7离任) 彭雪枫(40.7兼任)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卫生部部长张化一 供给部副部长郭金林
秘书长罗若遐
1940年7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部署，黄克诚率原八路军第2纵队机关及新编第2旅、第344旅第687团和教导营，越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执行向东发展任务
辖第4、第5、第6旅和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共约1．7万余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4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
八路军第4纵队第4旅(1940年6月27日由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改编)
旅长刘震备 政治委员康志强(后刘震兼)
参谋长沈启贤 政治部主任高农斧
第ll团(由第344旅第688团改编)
团长盛土坤 政治委员朱世金
政治处主任韩长万
第12团(由第344旅第689团改编)
团长王德荣 政治委员王德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第10旅。
八路军第4纵队第5旅(1940年6月27日由新四军第6支队第1、第2团合编)
旅长滕海清 政治委员孔石泉
副旅长张大生 参谋长钟友松
第13团
团长张太生兼 政治委员张太生兼
第14团
团长姚运良备 政治委员黎同新
政治处主任周启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第11旅。
八路军第4纵队第6旅(1940年6月27日由新四军第6支队第3团及第l、第2总队各缩编的1个团合编)
旅长谭友林 饶子健代 政治委员赖毅
副旅长吴信容(40.12叛变) 参谋长罗保廉 黄思沛
政治部主任刘作李
第16团
团长张永远 政治委员李廷杰
第17团
团长刘子仁(40.12叛变) 政治委员蔡永
政治处主任糜云辉(40.12牺牲) 副团长周大灿(40.9任,40.12牺牲)
第18团
团长吴信容(兼) (40.12叛变) 政治委员方中锋
政治处主任程坤源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第12旅
苏皖边军区(1940年6月1日成立)
防区为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先后属新四军第6支队、八路军第4纵队领导。
司令员张爱萍 政治委员黄春圃 江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先后改编为淮北苏皖边保安司令部、淮北苏皖边军区
八路军第5纵队(1940年8月16日将进入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统一合编成)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参谋长韩振纪
政治部主任黄克诚 吴法宪 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
辖第l、第2、第3支队共9个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
第1支队(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1旅(原苏鲁豫支队主力)编成)
司令员彭明治 政治委员朱涤新
副司令员田维扬
辖第1、第2、第3团。
第2支队(由八路军新编第2旅和第687团编成)
司令员田守尧 政治委员吴信泉
副司令员常玉清 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第687团
团长张天云 政治委员张池明。
第5团
团长贾健 政治委员贺大增。
第6团
团长胡继成 政治委员鲍启样。
194l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8旅。
第3支队(由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与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合编)
司令员张爱萍 政治委员韦国清
辖第7、第8、第9团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1938年12月由苏北邱(县)睢(宁)铜(山)地区中共地方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组成)
司令员钟辉 政治委员钟辉兼(39.11免兼) 韦国清(39.11任)
副司令员梁海波 政治部主任李浩然(39.11任)
1939年12月南下参加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改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及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领导。
1940年8月，在皖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与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1938年12月由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
支队长彭明治承 政治委员吴法宪 朱涤新
辖4个大队
1940年初，支队机关与第1大队、第3大队、湖西大队改编为人路军第115师教导第l旅
苏鲁豫支队的第4大队于1940年11月扩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1941年1月改称新四军独立旅。
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l旅(1940年1月由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机关和第l大队、第3大队、湖西大队改编)
旅长彭明治 政治委员朱涤新
参谋长田维扬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1940年8月，在皖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改称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直属部队编制
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押，后获释） 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
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阵亡）、
秘书长：李一氓
军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张元寿
作战科科长：李志高 副科长：叶超
侦察科科长：陈铁军、 副科长：殷 扬
通讯科科长：胡立教、 副科长：曹丹辉
文书科科长：孙秉泰（被俘）
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 罗湘涛 忻元锡 张智赫（被俘，后逃脱）
副官处三科科长：叶钦和（谈判被扣，后逃脱）
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谈判被扣，后保释）
秘书处文书科科长：杨志华（阵亡）、秘书主任：钟昌基（阵亡）
军政治部：
秘书长：黄诚（谈判被扣，后遇害）
组织部部长：李子芳（被俘，后遇害）
干部科科长廖正文（被俘，后遇害）、副科长：陈烙痕
组织科科长：陈慰慈（被俘，后逃脱） 青年科科长：陈惠（拒俘自戕）
宣教部部长：朱镜我（拒俘跳崖自戕）
宣传科科长：汪海粟（被俘，后逃脱） 宣教部XX科科长：唐文粹（失踪）
《抗敌报》主编：刘思明（被俘，后逃脱）
印刷所副所长：黄源
随军书店经理：方钧（被俘，后遇害）、副经理：朱晓光（被俘，后逃脱）
敌工部代部长：林植夫（谈判被扣，后获释）
敌工部XX科科长：段洛夫
民运部副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夏征农
民运部XX科科长：余再励
三科科长：陈茂辉（被俘，后逃脱）
行政管理处总务科科长：龚杰行政管理处XX科科长：任光（阵亡）、钱俊瑞
战地服务团：张祖尧（失踪）
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杨汉林
新四军驻重庆代表处主任：肖正纲（被俘，后遇害）

新四军驻上饶代表处主任：胡金魁
二团：张仰（被俘，后遇害）
一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 副司令员：赵凌波（投敌）
参谋长：赵希仲 副参谋长：吴咏湘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特派员：雷耿（阵亡）
侦察科科长：刘卫清（被俘？） 供给部部长：孔峭凡
副官处主任：陈龙标（被俘，后遇害） 民运科科长：马俊峰
统战科科长：刘志平（被俘，后逃脱）敌工科科长：吴越（被俘，后逃脱）
XX科科长：曹德辉、
老一团：
团长：熊应堂 政委：肖辉锡
参谋长：王怀生（被俘，后遇害） 副参谋长：刘世相
政治处主任：汪克明 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民
特派员：张志荣
第一营营长
邹耀堂
副营长
张安国
第二营营长
江其祥
副营长
韩石生
第三营营长
赵连飞
新一团：
团长：张铚秀 政委：丁鳞章
参谋长：徐赞辉（阵亡） 政治处主任：李彬山
政治处副主任：徐志民 特派员：温华桂
第一营营长
李 元
副营长
李 洪
第二营营长
邓国钦
第三营营长
郑贵卿
副营长
张子辉
特务营营长
饶惠潭
副营长
陈 忠
二纵队：
司令员：周桂生（阵亡） 副司令员：冯达飞（被俘，后遇害）
政委：黄火星 参谋长：谢忠良
政治部主任：钟德胜 作战科科长：王培臣（被俘？）
供给部部长：潘友宏 副官处主任：李森
组织科科长：王明光 宣教科科长：陈梦如
工作队队长：邹兆华（阵亡） 敌工科科长：陈子谷（被俘，后逃脱）
老三团特派员：徐一非（被俘，后遇害）
老三团团长
周桂生（兼）
政 委
黄火星（兼）
参谋长
谢忠良（兼）
政治处主任
钟得胜（兼）
第二营营长
张振友
副营长
罗爱民
第三营营长
吴金辉
副营长
彭嘉珠
新三团：
团长：熊梦辉 参谋长：张日清
政治处主任：阙中一 政治处副主任：洪季凯（被俘，后逃脱）
作战参谋：杜剑秋（此前为军参谋处三科副科长， 阵亡）
3营副营长：林高峰（此前为二纵队青年科科长， 阵亡）
第一营营长
胡承德
副营长
张玉辉
第二营营长
巫希权
副营长
黄步忠
第三营营长
钱胜仁
副营长
林高峰
三纵队：
司令员：张正坤（被俘，后遇害） 政委：胡荣（拒俘自戕）
参谋长：黄序周 政治部主任：吴奚如
特派员：林谷 军法处主任：张雍耿
军医处主任：陈延明（被俘，后逃脱） 组织科科长：沈滔（被俘，后遇害）
组织科副科长：项永章（被俘，后遇害） 宣教科科长：王传馥（被俘，后遇害）
总务科科长？：杨逸麟
五团：
团长：徐锦树（被俘，后遇害） 政委：林开凤（被俘，后遇害）
参谋长：梁金华（被俘，后逃脱） 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
特派员：邱子华
第一营营长
祝喜良
副营长
邓 （名不详）
第二营营长
陈仁洪
副营长
马长炎
第三营营长
李钖锋
副营长
叶露霄
特务团：
团长：刘别生 政委：张闯初
代参谋长：杨采蘅 政治处主任：汪大漠
特派员：冯北达
第一营营长
徐绍荣
副营长
程业棠
第二营营长
曾照虚
第三营营长
黄清宣
副营长
雷管须
教导总队：
政治处主任：余立金 特派员：丁公量（被俘，后逃脱）
训练处政治文化教育科科长：陶白 俱乐部主任：毛中玉
政治处宣传科副科长：蒋航之（被俘，后？）
不详：曲再之（被俘，后叛变）
随部队北移的地方干部：
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中共皖南特委代理书记：李步新
中共皖南特委秘书长兼军事部部长：张世杰（被俘，后越狱）
中共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李桂英
中共皖南特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芳（被俘，后遇害）
中共皖南特委民运部长：林凡（ ？）
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长：朱光（被俘，？）
中共泾、太县委书记：方向明（被俘，后逃脱）
中共泾、太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尹德光
中共太平县委书记：项克清（被俘，后逃脱）
中共南陵县委书记：陈洪 中共铜陵县委书记：张东（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