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党卫军第七“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的战斗简史
1941年3月25日,巴巴罗萨计划即将执行,希特勒为了确保南翼的安全,召见了南斯拉夫摄政保罗亲王、南斯拉夫王国执政瑞金特王子,经过谈判,南斯拉夫准备加入轴心国。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南斯拉夫。3月27日,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反纳粹德国的政变,临时政府推举彼得二世为首脑。希特勒得知贝尔格莱德的政变,怒火中烧,立即下令德军入侵南斯拉夫。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军横扫巴尔干。
1941年4月15日,南斯拉夫投降,国土中大部分成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区,法西斯的卫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分到了他们想要的领土,克罗地亚则在当地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的领导下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
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人民对法西斯就无从抵抗,事实上从德意军队开进南斯拉夫领土后,南斯拉夫城乡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南斯拉夫旧军官和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切特尼克武装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尤其是切特尼克武装,在战争爆发的初期,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互相展开了血腥的民族仇杀。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占领军的默认或者支持下,南斯拉夫各地成立了众多的自卫队和护卫团。
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东部的班塔特地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西部的希本巴根地区里,居住着泛德意志人,这些人和德国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同宗同族,由于没有在当时德国境内,因此被称为 Volksdeutsch 。
1941年底,鉴于南斯拉夫境内愈演愈烈的民族仇杀,这些泛德意志人自发组织了一系列民团武装,不久这些武装得到了德国占领军的支持。
1942年初,在班塔特成立了党卫队护卫武装〔SS-Selbstschutz〕 ,另外还建立了有四个营的准军事武装“家园卫队”〔Heimwher〕,这个军事组织被德国人命名为“欧根亲王”,成员全部是当地的泛德意志人,军官则由德国占领军从奥地利和罗马尼亚抽调而来。纳粹德国将泛德意志人组成的民团命名为欧根亲王显然别有用意。
1942年3月1日,党卫队作战总部〔SS-FHA〕命令使用在巴尔干的泛德意志人组建一个山地步兵师,这个新成立的山地师的番号为“武装党卫队志愿山地师”,在班塔特建立的党卫队护卫队和家园卫队成为这个新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个泛德意志军官阿瑟·菲利普自愿加入纳粹党卫队,被任命为这个部队的指挥官。
早在1942年,德国军队对南斯拉夫境内的抵抗运动就进行了大规模清剿,但是收获不大。
1943年,德国在东线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急需兵员补充,希特勒非常希望能够将驻扎在巴尔干的军队调往俄国。因此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德国总参谋部制订了“白色行动〔Operation White〕” 方案,准备调集在南斯拉夫的纳粹军队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国民自卫队对南斯拉夫人民军根据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计划的重点在于聚歼人民军主力并消除其群众基础。在白色计划中,军事打击的中心是游击队根据地首府所在地比哈奇,这个任务并未直接赋予某一个部队,比哈奇是这次合围计划中的向心点。
1942年12月,希特勒下达了第四十七号命令,批准实行该计划。
1943年12月29日,德国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莱尔将军下达了开始发动攻势的命令。
1943年元旦,在萨拉热窝执行保卫后勤仓库、铁路线或附加训练的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接到命令,命令指定其归属德国第十二集团军序列,将其防区移交给从科索沃赶来的保加利亚两个团〔保加利亚第六十一团和第六十二团〕,然后迅速开赴波斯尼亚西部的 Agram,准备参加作战。
元月18日,白色计划第一部分“Unternehmen Weiss” 开始执行,克罗地亚、意大利和德国部队预期要消灭在科尔敦、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克拉伊钠的铁托游击队。
“欧根亲王”山地师的任务是从卡尔洛瓦茨进攻,而德国国防军的第七一七步兵师则从萨那大桥进攻,这两个师要把游击队根据地分割开。然后在弗尔托切会师,参加行动的兵力有德军四个师、意大利的三个师和约一万人的乌斯塔沙分子。
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在进攻发动后的1月20日才投入战斗,经过激烈战斗,部队于28日占领了比哈奇,2月7日占领了弗尔托切与七一七步兵师会合。但是这次合围没有将铁托游击队围困住,南斯拉夫人民军经过血战,一举击溃了和德意占领军合作的切特尼克分子,从而突破包围南撤到内雷特瓦河谷一带。德国总参谋部在计划中预期先在白色一计划中分割游击队,然后在白色二方案中歼灭游击队主力。游击队虽然突破了德意军队先期的包围圈,但是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仍然四面受敌。2月18日,处于休整期间的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接到命令,命令师长阿瑟·菲力普斯将军〔Obergruppenfuher Arthur Phelps〕立即赶赴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在那里,纳粹准备招募另一支武装党卫队部队——第十三“弯刀”山地师,武装党卫队作战总部的意图是将第七山地师和第十三弯刀山地师一起成立一个武装党卫队山地军,任命阿瑟·菲力普斯为军长。〔该军在4月21日成立,番号为武装党卫队第五志愿山地军,V SS Freiwilligen-Gebirgskorps。〕
1943年2月20日,白色计划二开始执行,第七山地师从北部向南方紧紧咬住游击队主力攻击前进,一路上遭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上后卫部队的顽强阻击。2月22日,第七山地师在拉帕克、27日在德瓦尔都发生了激烈的交战。
1043年3月3日,第七山地师前突到格拉哈沃,将南斯拉夫人民军主力压缩在内雷特瓦河北岸。3月6日,南斯拉夫人民军无产者第二师为了掩护游击队统帅部和主力突,在梅德朱格里捷山与凶猛攻击的第七山地师展开血战,战斗中,游击队使用了不久前缴获意大利军队的几辆轻型坦克,令缺乏反坦克武器的第七山地师官兵十分吃惊。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在和游击队员交谈时对此感到很奇怪,当得知游击队使用的是缴获的意大利坦克时,这位德国军官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哦,是可爱的意大利人!”就在这一天,南斯拉夫游击队达尔马提亚三个营强渡内雷特瓦河,突破了配合德军作战的切特尼克分子的阵地,从而掩护整个游击队主力顺利向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突围。
希特勒得知铁托逃脱了德军的清剿,气急败坏地说:“又有人向我报告说包围了铁托的六个师,但是我已经知道,结局如何:用不了几天,就会只包围住他们三个师,然后是一个师,最后,当我们完成了包围,那时我们将在包围圈中只找到几个冻僵了脚的意大利人和几头病驴!”尽管牢骚满腹,希特勒对党卫队第七山地师的表现还是表示满意,第七山地师原师长阿瑟·菲力普斯将军由于指挥有方而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
1943年3月10日,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被运送到南方的莫斯塔尔,准备参加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在休整期间,部队为党卫队作战总部的斯大林格勒慈善基金捐献了七百万第纳尔。休整期间,第七山地师所属的工兵营还修复了早先被游击队破坏的德里斯尼察附近的铁路大桥。4月30日,部队迎来了新师长,党卫队少将卡尔·瑞奇崔特·冯·奥博堪普。
1943年5月,从内雷特瓦河谷突围出来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游击队一路南下,挺进到波斯尼亚和门德内格罗交界的山区,其中黑山第四旅和第五旅甚至抵达阿尔巴尼亚边界,5月14日,游击队主力击败了意大利军队的围剿。希特勒对此深感忧虑,因为他担心盟军有可能利用游击队的优势从巴尔干登陆,因此,德国总参谋部决定发动对游击队的第三阶段攻势,这次攻势的代号为“黑色计划”。德军东南欧司令部集结了大约七万军队,其中包括第一山地师、党卫队第七欧根亲王山地师、第一一八步兵师、第三六九幽灵步兵师〔克罗地亚〕、第一0四步兵师和勃兰登堡特种部队。意大利则提供了三个师,克罗地亚独立国派来了一万一千人,日前接替第七山地师防务,驻扎在萨拉热窝的保加利亚两个团也加入到作战计划中。德军指挥部计划第一阶段纵深包围将持续十天,然后第二阶段歼灭包围圈中的游击队需要十天,最后再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对游击队活动地区进行来回仔细搜索,以彻底消灭游击队主力。
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根据计划指令集结于游击队活动地区西北的莫斯塔尔,在它北部是德军第一一八步兵师,南翼则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师。德军指挥部对游击队的处境十分了解:黑山的狭小山地里地形十分复杂,而且活动范围有限;在这片山地的西南和南部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这里是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居住地,这些人对塞尔维亚人素无好感,东部则是萨拉热窝的丘陵地带,德军在此有重兵,而且这里交通方便,德军增援也很迅速;西部则是亚得里亚海岸,活动范围更为局限,因此德军指挥部判定游击队必将向北,也就是向波斯尼亚方向突围,因此在这个方向,德军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其中一一八步兵师在西、三六九步兵师在东,严密封锁萨拉热窝-莫斯塔尔一线。党卫队第七山地师被配属在一一八步兵师的南翼,德军指挥部就是要利用这个作战凶猛的部队直插皮瓦河、塔拉河、苏捷什卡和和德里纳河的汇合处,以彻底截断游击队向北突围的道路。
1943年5月15日,武装党卫队第七欧根亲王山地师在莫斯塔尔南部完成战斗部署,开始向东进入门德内格罗西部山区,这时南斯拉夫游击队才明白敌人又一次大规模清剿开始了。5月20日,第七山地师占领Niksic ,5月22日占领 Podgorica ,5月29日,占领 Stavnik,从而控制了皮瓦河西岸。在第七山地师的北侧,德军第一一八步兵师也占领了苏捷什卡河上游,而游击队只保留住皮瓦河-苏捷什卡河的一条狭窄通道,这条通道也正被从东部挤压过来的德军第三六九步兵师威胁着。铁托面对危险的局势,决定将游击队主力一分为二,一路强渡苏捷什卡河,一路向东部的福查方向突围,但是想福查方向进攻的游击队与德军第三六九师迎头相遇,几经战斗而不得突围,只好回头追赶第一路突围部队。向苏捷什卡河前进的铁托意识到在皮瓦河、苏捷什卡河和德里纳河交界处的武切沃高地是突围战斗中的重要阵地,因此严令游击队无产者第二旅火速前进并占领之。武切沃高地也是武装党卫队第七山地师的攻击目标,但是党卫队士兵的运气比较差,5月30日就在他们只有几分钟就到达山顶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先于他们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的游击队员一举将党卫队第七山地师赶到山下,缺乏重型攻击武器的党卫队第七山地师对待这种局面一筹莫展,激战数日而一无所获。6月6日,德军F集团军群司令官李斯特亲临前线指挥,在苏捷什卡上游的上巴拉和下巴拉高地,第七山地师终于得到了第一一八步兵师炮兵的支援,开始对高地发动猛烈进攻,给游击队守卫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南斯拉夫游击队达尔马提亚第二旅第二营6月8日给铁托发出电报:1944年1月,欧根亲王山地师的师长奥博堪普上调,新委派的师长是原党卫队第四“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库姆。
1944年4月23日,党卫队欧根亲王山地师在党卫队第五山地军的作战序列中参加了代号“Unternehmen Maibaum‘的反游击队军事行动,南斯拉夫历史称之为第六次攻势,这次军事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清剿游击队行动,参加行动的德军将近六十万人,有二十二个德国师、九个保加利亚师和二十个当地傀儡国的师。其中清剿主力为第五山地军〔军长阿瑟·菲力普斯,下辖武装党卫队第七“欧根亲王”山地师、武装党卫队第十三“弯刀”山地师、武装党卫队第二十一“斯堪德堡”山地师、武装党卫队第二十三“卡玛”山地师、第三六九“克罗地亚”步兵师、第一一八猎兵师、第一八一步兵师〕。第五山地军在第十五军和第二装甲军的配合下成功在德里纳河包围并击溃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第三波斯尼亚军,并且夺取了游击队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图兹拉。
1944年5月,德军筹划了一项特殊的反游击队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准备使用党卫队第500伞兵营空降袭击南斯拉夫人民军指挥部所在地——达瓦,目的是想活捉铁托。德国总参谋部为这次行动命名为“跳马”,作战命令是:“第15山地军司令部,以强大的摩托化部队,协同党卫队第七山地师和党卫队空降猎兵营以及一些特种部队在佩特洛瓦兹-达瓦地区集中向前推进,击溃游击队的抵抗并占领游击队司令部的中心……使其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进行战斗。”
党卫队“欧根亲王”山地师侦察营是突击先头部队之一,师本部又担负着单刀直入,打通与伞兵联系的重要任务。5月9日,欧根亲王师出击,在斯雷布雷尼察附近击溃了游击队第三加利波的旅〔该旅由投诚的意大利士兵组成〕和第十六穆斯林旅,占领了出发阵地。5月25日,铁托的生日,党卫队伞兵在清晨开始空投达瓦,但是铁托成功躲开了纳粹特种部队的搜捕并且撤退到安全区域。当晚,游击队部队整夜围攻党卫队第500伞兵营,伞兵只能蜷曲在达瓦旁的一个小高地和墓地里负隅顽抗。26日,“欧根亲王”山地师不负德军期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从游击队的防线上杀出一个狭小的通道,将剩余的伞兵营救出去。这次行动尽管对铁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是并未对游击队的活动造成大的损害,这也是“欧根亲王”山地师参加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清剿游击队行动,此后,游击队在苏联和英美盟国的支援下,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可以在一些局部地区开展有规模的攻击活动,对此,德军指挥官一筹莫展,希姆莱在1944年9月21日对一些德军指挥官和山地作战教官的讲话中说: “我在这里举出一个顽强不屈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铁托的例子。我必须老实说,他是一个老共产党人,这个约瑟夫·布罗兹先生,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幸的是他是我们的对手。他确实应该获得元帅的称号。我们捉到他就应该毫不迟疑地把他干掉。他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希望我们德国能有一打的铁托。他们是领导人物,有如此大的决心和顽强意志,虽然永远被围困,但从来不屈服。这个人一无所有。他同苏联、英国和美国都有来往,有胆量以最奇妙的方法去愚弄和侮辱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是个莫斯科的人,他从莫斯科得到武器。他时常被包围,但每次都能设法逃脱。他从来不曾投降。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清楚,他是怎样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钻到我们肚皮下面来的,那只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战斗。他厚着脸皮把一个营叫做一个旅,我们马上就吃他的亏。一个旅?天知道。从军事上马上就会想到六千到八千人。一千个流氓聚在一起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旅。他们成军成师地被我们打的稀烂,但这个人每次都把他们又组织起来。要知道他之所以能作到这一点,仅仅因为他是个不妥协的、坚持不懈的军人,一个坚定不屈的指挥员。”
1944年6月,“欧根亲王”师返回自己的驻防区——萨拉热窝,并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第一无产者旅展开频繁战斗。这时候全师官兵还有一万八千八百三十五人。为了显示自己本身的力量,“欧根亲王”山地师的一个登山小组于8月22日成功登上海拔二千五百二十二米的多米特山。
但是欧洲战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根亲王”山地师的风光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
1944年4月,苏军攻入罗马尼亚,在苏军进入巴尔干的消息鼓舞下,南斯拉夫游击队开始计划攻占贝尔格莱德。9月8日,原来亲纳粹的保加利亚人摇身一变,转而支持盟国,并且宣布向德国宣战。保加利亚的转变,使驻扎在希腊的德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保障南部德军能够迅速撤退,党卫队第七山地师被调往门德内哥罗与科索沃的交界处〔二次大战期间,科索沃被意大利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占领〕,在门德内哥罗的莫卡拉-古拉,第七山地师经过战斗驱散了当地的保加利亚军队,牢牢控制了马塞多利亚的瓦达-康立朵桥头堡,掩护了三十五万驻希腊的德军撤退。任务完成后,第七山地师又被德军指挥部调往贝尔格莱德附近进行清剿游击队的行动,这次行动是为了有效保障德军能够迅速增援与苏军作战的前线。
1944年10月,第七山地师为了掩护轴心国部队撤离巴尔干半岛,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边界与南斯拉夫游击队、切特尼克分子、保加利亚军队和苏军激战,蒙受了巨大伤亡。尽管得到了一些补充兵员,但是素质十分低下,10月10日,欧根亲王山地师得到一些炮兵,在战斗中,一个第七山地师炮兵军官气急败坏地问新补充来的一个炮组指挥员,为什么他操作火炮象使用步枪一样瞄准,炮组指挥员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它,因为我们以前是空军的一个修理连。”10月20日,苏军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0月21日,第七山地师在卡拉尔热窝参加德军的防御战,战斗期间,从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一路撤退出来的党卫队第二十一师残部奉令被补充进“欧根亲王”山地师,此时部队这时全师官兵共有六千一百五十人,已经早没有一九四三年的威风了。
1944年的11月,对“欧根亲王”山地师是一个十分难过的月份,就在他们在卡拉尔热窝浴血战斗的时候,传来了该师第一任师长,现任“欧根亲王”师直接上级、第五山地军军长阿瑟·菲力普斯中将被苏军俘虏的消息〔关于阿瑟·菲力普斯是否被苏军俘虏,以及后来是否被苏军处决,都只是战后原欧根亲王山地师士兵根据战场情况的猜测,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阿瑟·菲力普斯是一个指挥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在士兵中享有极高威望,他的失踪对欧根亲王山地师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欧根亲王”山地师第二任师长冯·奥博坎普少将接替了第五山地军军长职务,在苏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猛烈进攻中,欧根亲王山地师被迫放弃了卡拉尔热窝,一路战斗撤向克罗地亚南部。
1945年1月,在巴尔干战事进入尾声的时刻,“欧根亲王”山地师的师长奥托·库姆少将也被调离南斯拉夫,转任武装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的最后一任师长,在他调任走之前,为了表彰他成功指挥“欧根亲王”山地师脱离苏军的包围和英勇战斗,而被授予骑士勋章的剑饰物。接替库姆担任欧根亲王山地师师长职务的是原武装党卫队第二十一斯堪德堡师师长奥古斯特·施密特胡伯少将。
1945年“欧根亲王”山地师一路撤退,先后在萨拉热窝附近与苏军和游击队进行战斗,3月20日,南斯拉夫游击队统帅铁托指挥八万游击队员在苏军配合下开始对南斯拉夫境内的轴心国军队实施最后一战,4月游击队与欧根亲王山地师在萨拉热窝激战,德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退,5月,欧根亲王山地师一部分残余士兵在斯洛文尼亚的切里向游击队投降,但是就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的5月10日~15日,在斯洛文尼亚的毕斯垂卡,该师上百名死硬分子和德军第一八一步兵师的一部分官兵仍然继续和游击队交火,直至被苏军和游击队消灭。
❷ 军长越级指挥师长以下军官可以吗
在隶属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是军长指挥师长,就如同团长指挥营长一样,只是通常是下达首长决心,比如XX时候占领XX地方,而如何占领,牺牲多大他就不管了,那就是师长的事了.但是有时情况紧急,会有军长直接下达命令到某团,某营,但是下达命令同时会告之它的师长,某团(营)长必须坚决执行军长下达的命令,执行的同时要报告上级师长,来不及报告要在情况允许时及时报告.
不隶属的情况,内务条令已经做了说明:
第四十七条 首长有权对部属下达命令。命令通常按级下达,情况紧急时,也可越级下达。越级下达命令时,下达命令的首长,应将所下达的命令通知受令者的直接首长。
命令下达后,应及时检查部属的执行情况;如果情况发生变化,要及时下达补充命令或新的命令。
第四十八条 部属对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首长。如果认为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可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改变前,仍须坚决执行。执行中如果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原命令确实无法继续执行而又来不及或无法请示报告时,应根据首长总的意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主动地机断行事,坚决完成任务,事后迅速向首长报告。
部属接到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在执行的同时,应向直接首长报告;因故不能报告,应在情况允许时迅速补报。
第四十九条 不同建制的军人共同执行任务时,要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和指挥。
军人在战斗中与上级失掉联系时,要积极设法恢复联系,一时无法恢复时,要主动接受友邻部队(分队)首长的指挥。如同友邻也联系不上,应主动组织起来,由行政职务高的负责指挥;一时难以区别行政职务高低时,由军衔高的负责指挥。
❸ 邓仕均的轶事典故
邓仕均所在部队“老五团”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抗战时期,当地老百姓曾有歌谣:“北有老三团,南有老五团。杀敌显威力,鬼子胆心寒。”
1938年,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分区学兵营受敌人压迫后退,邓仕均所在的连队奉命驰援,与据守在南坡村的敌人形成对峙,上级命令当晚一定要拿下南坡村。然而,南坡村高地附近地势险要,日军封锁了道路,难以接近。连长主张连夜迂回25公里发动进攻,任排长的邓仕均则主张攀援悬崖陡壁发起突袭,并自告奋勇带领全排在前面开路。连长经过一番考虑,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晚,据守山头的敌人依仗险要地形,放松了警戒。邓仕均率部成功攀上悬崖,随着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敌人一个小队全部被歼。第二天拂晓,八路军主力部队顺利发起进攻,消灭了300多名日军。
1943年秋,邓仕均负伤住在花木后方医院。一次敌人“扫荡”时,正在发着疟疾的邓仕均掉了队。日军发现了他的踪迹,妄图活捉他,开始了满山遍野的搜查。这时,正带领乡亲们转移的妇救会长戎冠秀发现了他,“啊!是自己人,快!跟我来吧!”
戎冠秀搀扶着邓仕均向半山腰的一个山洞爬去。可是洞口距地面有七八尺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顺势把他顶进了山洞。
在戎冠秀的精心照料下,邓仕均终于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时,他对着戎冠秀扑通跪下,连声喊着“娘,娘!”戎冠秀则含着眼泪说:“咱八路军不兴这个,你负了伤,我侍候你是应该的。”
1944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北崖村召开,戎冠秀由于积极拥军获“北岳区拥军模范”称号,邓仕均也因作战勇敢获“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
大会最后一天,戎冠秀走上讲台,讲述自己抢救八路军伤员的故事。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救命恩人,邓仕均快步走到戎冠秀面前,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笑呵呵地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不过你是谁,我还真是不记得了!”“大娘,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当时,晋察冀军区专职摄影记者叶曼之让他们站在一起,用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感人的瞬间。聂荣臻看到这张照片后,欣然为其作了“光辉永存”的题词。这张着名的《晋察冀三英雄》,即邓仕均、戎冠秀、李勇的合影照,发表在晋察冀画报1944年第5期封面上,成为叶曼之的传世名作。
会后,邓仕均亲自把戎冠秀扶上骡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返回部队后,他还给戎冠秀写了一封信:“您是子弟兵伟大的母亲,我愿将我的枪端得平平的,瞄得准准的,去射击万恶的敌人,保卫您,保卫我们的晋察冀。”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召开,邓仕均和戎冠秀再次相逢,戎冠秀抚摸着邓仕均身上的伤疤,问长问短。邓仕均更是把戎冠秀当作了自己的母亲,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会议期间,他们还幸福地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合了影。
1959年10 月1日,戎冠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时,听到了邓仕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噩耗。闻知这一消息,戎冠秀两腿发软,哭着说:“他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多好的同志啊!”
如今,在武警指挥学院卫士广场一隅,矗立着一座根据邓仕均和戎冠秀当年的合影创作的人像雕塑,他们之间鱼水深情的感人故事也成为武警指挥学院对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 1950年3月,邓仕均所在的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五九团进驻陕西旬邑县马栏镇,主要任务是开荒种地,这期间,由于没有战事,部队暂时安定下来。
自1932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后,邓仕均从未忘记自己的父母和兄妹。1950年4月,邓仕均试着给千里之外的父亲邓元高写了封信,由于当时全国刚刚解放,邮路还不十分畅通,这封信辗转了数月才到达苍溪。
突然收到邓仕均的来信,全家人欣喜若狂。18年来,亲人们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以为他早就牺牲了。谁知他不但活着,而且还当了团长,邓家顿时热闹起来,乡亲们纷纷前来串门道喜,邓元高夫妇更是激动万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邓元高决定,立即启程前往陕西看望儿子。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时的四川还没有铁路,虽然川陕公路已全线开通,可邓元高家里穷得丁当响,什么交通工具都乘不起。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他去寻儿的决心。
1950年9月中旬,50多岁的邓元高携侄儿邓仕瑶出发了,他们每人背了一个竹背篼,内装几双草鞋以及盘缠、口粮和做竹席的工具,还背了许多竹子劈成的篾条。叔侄俩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路。
一路上,叔侄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饿了就吃点儿干粮,渴了就喝点儿泉水,困了就倒在路边睡。后来干粮吃完了,盘缠也花光了,他们就一边走一边编竹席,卖了换钱,再后来,没有篾条可编了,干脆就讨饭吃。
邓元高逢人就讲:我儿子是红军,是解放军,驻扎在陕西旬邑县马栏镇,我们已经18年没有见面了,我就是去找儿子的。这一招还真灵,许多好心人主动接济帮助他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水喝,有的人还让他们借宿。
整整18天,邓元高草鞋穿破了好多双,脚上被磨出无数个血泡,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硬是从苍溪走到了西安。
到达西安后,叔侄俩打听到六十三军驻在三原县城,顾不上休息,又迈开双腿星夜兼程,两天走了近70公里路,终于抵达了三原,找到了部队驻地。
时任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听了邓元高的讲述,大为感动,当即电话通知了邓仕均,并派车把叔侄俩送到邓仕均所部的驻地旬邑县马栏镇。
当看见衣着破烂、满脸黝黑、一身疲惫且像个叫花子似的父亲时,邓仕均这个在敌人和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钢铁硬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扑通”跪下给父亲磕了几个头,父子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落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仕均叫来妻子苑秀珍也给父亲磕了头,又抱起儿子邓其平,说:“这就是您的孙子。”邓元高立即抱起孙子,开心地大笑起来。邓仕均让父亲洗了澡,理了发,又给他买了好几身新衣服,带着父亲逛了旬邑县城,照了许多像。又带他到部队各个单位和部队种的地里去参观。邓元高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生还能见到儿子,儿子还当了官。他逢人便说:“我儿子是团长!我儿子是团长!”
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邓元高天天抱着宝贝孙子,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儿时的邓其平既顽皮,又可爱。每当爷爷亲他哄他,他总是用小手不停地摸爷爷的两撇八字胡:“爷爷你有胡胡,我没胡胡,你上火车给我买个胡胡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邓元高千里寻子的消息传开后,邓仕均的许多领导和战友,甚至许多战士、家属都来看望老人,还把邓元高的事迹当作活生生的政治教材,编成小报、节目广泛宣传。甚至还巡回展览他穿过的草鞋、破衣服以及走路用过的棍子,以此激发广大战士的阶级感情。
虽然在部队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却是邓元高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由于部队接到入朝作战的命令,邓元高不得不含泪和儿子、儿媳及孙子告别。
临行那天,邓元高和侄儿骑在马上,邓仕均及妻子前往送行,邓仕均再三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称抗美援朝胜利了就回家乡。邓元高则老泪纵横,依依不舍,把宝贝孙子抱着亲了又亲……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却是父子的诀别。 1951年下半年,许多部队家属都和朝鲜战场上的亲人联系上了,唯独苑秀珍没有丈夫邓仕均的任何消息。不久她发现周围的战友、家属见了她话都少了,有的人看到她则悄悄躲开了,难道丈夫又负伤了?为啥人们都躲着自己?苑秀珍不由得产生了怀疑,直到兵团留守处的领导找她谈了话,她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丈夫牺牲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苑秀珍忍不住失声痛哭,一想到自己才24岁,上有两个家庭的老人,下有一对年幼的子女,她顿时陷入无边的悲伤和无助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都以泪洗面……
苑秀珍是河北省满城县大楼村人,8岁就当了人家的童养媳。1946年,解放军三纵七旅十九团一营驻扎在大楼村,营长邓仕均经常帮助老百姓扫院子、挑水、拾柴、种地,和乡亲们拉家常说笑。他开朗亲切,谁家娶媳妇他还和村里人一起闹洞房,全村老少都非常喜欢他。只要听到他的马蹄声,全村人都要跑出来迎接他。
那时满城一带已属解放区,解除了封建婚约的苑秀珍参加了妇救会,斗地主、做军鞋、搞宣传,样样都跑在前面。村长冉进勇见邓仕均还单身一人,便热心做媒,把苑秀珍介绍给了邓仕均。经过一段时间交往,1947年初,20岁的苑秀珍与32岁的邓仕均喜结良缘。
婚后,苑秀珍随丈夫到了部队,邓仕均帮助她学文化,教她看书读报、写家信,又介绍她入了党。1948年4月12日,苑秀珍在河北唐县李家庄生下了儿子,那时邓仕均正在前线打仗,4个月后才回到后方见到了宝贝儿子。他说:“我们苍溪有个地方叫岐坪,就给儿子取名邓其平吧。”
此后,苑秀珍又跟随丈夫解放太原,西渡黄河,进军大西北,千里追击马匪,一路从山西、陕西转战甘肃、宁夏。她怀抱着儿子,部队打到哪儿她就跟到哪里。
1950年3月,已升任团长的邓仕均率五五九团进驻陕西省旬邑县马兰镇,夫妻俩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住在部队驻地的两间窑洞里。
1950年11月中旬,部队准备开赴朝鲜前线。离开驻地时,苑秀珍抱着儿子,挺着已怀孕9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她多么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边啊!但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看着骑在马上的丈夫,苑秀珍依依不舍地再三嘱咐,一直目送马队越走越远,她和儿子还在招手。
谁知这一走却是生离死别,她永远失去了心爱的丈夫。
1950年12月31日晚,苑秀珍在三原生下了女儿。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后,尚在曲阜整编的邓仕均欣喜若狂,他说:“这是老天赏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如今真是儿女双全啊!”给宝贝女儿起个什么名字呢?邓仕均想起家乡的女孩总爱带个“菊”字,“对,女儿就叫邓菊平吧!”但他始终没有见过女儿一次,给自己和女儿都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951年10月,闻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苑秀珍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她要亲赴朝鲜前线寻找丈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要看一看和丈夫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当时,领导和战友们都不同意,因为朝鲜战事正激烈,很危险,但苑秀珍的态度十分坚决:“去,一定要去!”
由于邓仕均是全军闻名的特等战斗英雄,又是老红军、老八路,最后经志愿军司令部和十九兵团领导批准,同意了苑秀珍入朝的请求。
这年深秋,苑秀珍带着3岁的儿子从三原乘火车经西安转车,回到阔别将近5年的家乡大楼村,她决定把儿子放到姥姥身边,孑身入朝。
回到家乡,苑秀珍强装欢笑,不敢把噩耗告诉两个老人,怕他们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晚上,她和妹妹睡在一个屋里,这才把丈夫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妹妹,姐妹俩悄悄地抱头痛哭,生怕惊动了隔壁的父母亲。
第二天,苑秀珍把欲去朝鲜的事告诉了母亲,但母亲却不同意,担心那里太危险。于是,苑秀珍编造了一个谎话,说:“仕均在朝鲜负伤了,我要去看望他。”苑秀珍跪在地上,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爱女心切,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
这年冬天,在上级安排下,苑秀珍怀着对丈夫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思念,毅然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在朝鲜的日子里,兵团首长,军师领导先后接见了苑秀珍,向她介绍了邓仕均牺牲的经过,介绍了部队抢遗体的过程,领导们一再鼓励她要坚强,要抚育好子女。许多朝鲜老百姓听说她丈夫在前线英勇牺牲了,都相约一起来安慰她、帮助她、照顾她。苑秀珍说:“仕均是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我要抚育好两个孩子,让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苑秀珍在朝鲜待了近一个月,才回到国内。 2012年,曾任邓仕均警卫员的陈明月含泪回忆了邓仕均牺牲的经过:
1951年2月17日,正值农历大年十二,部队悄悄地渡过了鸭绿江。
第二天,军长傅崇碧命令师长、团长乘汽车到前边勘察地形,接受战斗任务。那时志愿军除了军长乘小车外,每个师乘一辆大卡车,师长、团长坐在一辆卡车上,邓团长乘第三辆车。
当时,敌人的飞机整天在空中盘旋,发现我军目标就狂轰滥炸。加之朝鲜多是山地,道路窄、弯道多,司机道路不熟。汽车爬上一个大坡到了山顶,突遇一个死弯,司机反应不及,失去控制的卡车坠下山沟,连翻了三个滚,车上的人当场牺牲两个,邓团长和我负了伤。
邓团长因此留在后方养伤。但他一直惦记着部队,几次要求重返部队,但都因伤势未愈不能成行。
五次战役打响后,邓团长听说五五九团打得不好,心急火燎,加之上级已准备提他任一八九师副师长。他担心到了师里后,参战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他不顾自己的伤情,立即带着我往南寻找部队。走不动时,我劝他休息他也不肯,说:哪有那么多事!一打仗什么病都没了!
19日傍晚,师长命令邓团长甩开当面之敌,继续向敌人纵深迂回前进,邓团长立刻带着一、二营大胆向敌人纵深勇猛穿插,他带着警卫员和司号长始终走在最前面,位置比尖刀排还靠前。
时隔不久,一个多团的美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五五九团进攻。邓团长带领全团击退了敌人团营规模的6次冲锋,歼灭敌人200多名。后接到师部命令,全团坚守到夜里12点,然后分批撤出阵地。
就在我们通过一个峡路口时,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邓团长,他喊着:“明月、明月,我挂花了!”我立即跑到团长身边,看到邓团长左大腿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直流,我马上从皮包里取出两个急救包,准备给他包扎。就在这时,敌人又一阵炮弹打过来,其中一发落地爆炸,飞起来的弹片击中了邓团长的头部,他当场牺牲,年仅35岁。时间是1951年5月20日晚9点左右。
我赶紧找人找担架,路上碰到了从前线撤回来的刘波政委,我悄悄向他报告,七〇一(邓团长的代号)牺牲了。刘政委心情十分沉重,立刻命令组织股长、保卫股长和我抬回邓团长遗体,如果条件不允许,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暂时掩埋,但要做好记号。
我们迅速返回邓团长牺牲的地方,找到老百姓一块门板,轮流抬着邓团长的遗体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离洪川江不远,因洪川江水深浪急,抬着遗体很难过江,于是决定就地掩埋。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个干河沟,把遗体放在门板上,我把随身带的一块方雨布盖在邓团长身上,三个人用河沟两边的土将他埋了。遗体是头朝北脚向南,我又用小铁锹在旁边的小树上削掉一块树皮作为记号。
过了洪川江已是21日早晨,我看到了师长徐信就站在江边,他一脸怒气,令两个战士把我架过去。我当时满脸都是土和血,左边背的一只驳壳枪被打断,腰间插着邓团长的防身小手枪也被炸坏了。
我向师长报告了邓团长牺牲的经过,师长问:“你负伤了没有?”我回答:“不知道。”我知道师长问的意思,因为警卫员的职责就是保护好首长,做到首长在警卫员在,首长亡警卫员亡。师长又说:“邓团长牺牲了,你怎么回来了?”说罢,师长命令我向后转,我以为要枪毙我,于是转过身闭上眼睛等着,可是好久也没听到枪响。原来,师长看到了我背着的邓团长的望远镜,两个镜头都被炸没了,师长顿时明白了,于是他挥手让我走了。
当天黄昏,我又接到立即赶到师部的通知。
徐信师长亲自布置任务,说是毛主席下了命令:一定把邓仕均的遗体抢回来!师长说:“抢不回来要你们的脑袋。”
师长问我:“给你200个人行不行?”我答道:“人不能太多,30多个人就够了。人多目标太大,反而更危险。”师长说:“我就给你30个人,全军的火炮支援你们。”
我身背一部步话机,带着一个排,在全军炮火的掩护下,于21日晚上10 点多又重新渡过洪川江。我们大约行进了五六公里,爬过一个山坡、一座山头,前面就是那片开阔地,大约就是掩埋邓团长遗体的位置。谁知一看,这里到处是敌人的坦克,所有的大灯都亮着,一片灯火通明,根本无法下手。
我来回走了三趟,想靠近那片开阔地,但都没有成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用步话机向师长报告了情况,师长叫我们在原地待命,我们30多人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师长这才命令我们撤回去。
渡过洪川江,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我看到徐信师长就站在江边靠西的位置,傅崇碧军长站在稍靠东边一点的位置,他们都是一整夜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一直在等我们安全返回。师长对我讲,为什么让你们在原地呆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抢回邓仕均的遗体是毛主席的命令,让你们撤回来也得请示毛主席同意……
❹ 师长命令我团进攻敌人右翼。(把句子分成两句话)
让我来告诉你:
师长命令我团,进攻敌人右翼。 如果需要改动的话可以是。师长给我团下达命令。命令我团进攻敌人的右翼。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❺ 一个军长能否命令下属的一个师下属的一个团的团长(命令与原师长的命令相悖)团长该这么执行命令
不可以。
军队组织模式,层层下达,严禁越级下达。
集团军司令→军司令→师长→旅长→团长→排长→班长。
理论上,不可以越级下达命令。所以军司令不可能直接命令旅长及以下干部。
如果能直接命令,那还不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