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近代法学理念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影响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启示意义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 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
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综述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如上所述，论及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无庸置疑，其最大的意义正是他们本身--众多的法学家们通过对前人的承继和自身敏锐的思考，开创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学思想的海洋，它们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们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阶。无论是宏观的构筑还是微观的探索，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宝藏和无穷无尽的启示。具体来看，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下：
（一）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窥探到法律的本质、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学流派被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
总结为法律中三个不可分的因素，他们分别代表着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不仅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更宝贵的，三大法学流派为后人认识、研究和发展法律，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和方法。新自然法学 提示人们注重的法的价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构时必以某种准则为依据，从而避免了法律丧失实质的正义，也避免了法学堕落为纯技术性的学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注重对"实定法"的研究，对于法律规范、法律结构、法律秩序及法律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统一等等命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卓越的贡献。他们所采用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是后人研习法律的必要工具。社会法学派则倡导"社会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重视法律与社会生活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所采用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实用主义的态度，更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当然，无论三大法学流派的贡献有多么卓绝，他们都不可能是大写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然而，站在历史的尾页，以"事后诸葛"的口吻批评他们的局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谦恭的弄清他们给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些什么？应当怎样利用？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大的价值了。
（二）三大法学流派适应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状况的要求，具有历史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它产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这种需要。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正是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论及它们的意义，首当其冲也正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古典自然法学"自由、平等、权利"的抽象口号已不能满足他们巩固既得利益、加强社会控制的要求，因此，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他们带来了具体明确的法律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从而维持了现实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唤醒了人们法律不能没有正义的标准和相对普遍的价值准则，⑩ "无论善恶"的法律只会助纣为虐，戕害人民。在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学得以出现，重新正视和评价法律的道德性、正义、权利这些"古老的话题"，确保了法的价值依托。而社会法学派的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了"瓶颈"，经济危机连续爆发，百业萧条，人心浮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和"法律关门主义"均受到社会现实的质疑和轰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打破"法律系统独立论"的束缚成为必然的趋势。法社会学"对症下药"，倡导社会本位，注重法与社会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张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因而出现伊始便受到变革者们的热切欢迎。在"需求"最为迫切的美国，更是成为长期主导法学界的学派。由此可见，思想领域的任何发展和运动均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为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自持之势"⑾
，也就是产生着历史的现实意义。
（三）三大法学流派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法哲学的传统学说，使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传
三大法学流派除了法社会学派产生较晚，无所谓"新"、"旧"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号。新自然法学派自不必说，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也是在奥斯丁"旧"分析法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当代西方的法学流派，既继承了各自"祖传"的学说，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如新自然法学较古典自然法学，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会实证主义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学则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的价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之存在，显现出对自然法学说的吸纳。正是这种"修补"和相互的借鉴，使得西方的传统法律学说没有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运。而是以一种相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传承。西方法学，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发展至今，它们对传统--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承继与遵从，同时又紧扣发展中的社会状况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和完备出一套与西方社会相适配的法律体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为其他民族所竞相学习和借鉴。
（五）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⑿ 尽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蕴和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尽管"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中国的经验"⒀ 但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和法律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共同性，也无法否认西方法律文化发展至现代的先进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首先关注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因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组成部分，思想代表着"知"，而制度代表着"行"，不知者，无以为行。⒁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蕴涵着诸多西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我们虚心"求道"于西方，几从"虚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研究现代西方法学流派绝不是奢侈的娱乐；它"实体性"的思想、它对法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的精神，都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学习。对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问其体"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尽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学的"本真"，以及这些法哲学思想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发掘出西方法律"活的灵魂"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贰’ 跪求一篇法律读物的读后感，有要求的哦，高分！
《法律的概念》读后感
消防0701 刘嘉雯
就个人而言，《法律的概念》有精读的必要性，，原因大致如下：研习法理学绕不过的几本经典书，赫然就有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分析论证对于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日渐显现。无论是语义正式，还是逻辑论证，都有纯化某些粗糙的理论的作用，此其二也；除了以上客观因素，个人口味的转换也驱使着我把目光从当初《为权利而斗争》投向了一些理性冷静而不乏睿智的文学。
读一本学术的书籍的过程期间最考验人的就是兴趣的不间断。硬头皮往下看固然可行，但是痛苦和郁闷也随之呈几何级数增长。我没那份定力沿着这个过程看完这本重要的书，而且我认为重要的书也不能这样对待。于是，我开始尝试用一种调动起兴趣的方式阅读，这种方式不光要求“知其然”，更要求“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既了解哈特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枯燥的。这意味着文本中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筛选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套用前人的总结，从而丧失了自己阅读的独立性，结论会流于肤浅片面。“之其所以然”所针对的是：为什么此人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提出这样的观点，甚或完成这样一本书？在这种过程中，我不必把注意力仅放在《法律的概念》这个文本上，因为这本书能给的信息知识部分的，它的背景无疑更为广阔，这种广阔就意味着某种对未知信息的探求或者思考，这种以好奇为原动力的过程深深地吸引了我，兴趣油然而生。
不可避免的，有人还会追问“知其所以然”的意义何在。这里必然世纪对待文本的态度问题。文本提供的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是知识，我认为这是一种绝对的看法，文本至少提供的信息，知识这个词语高寒的肯定的价值判断吗？不然，离开了历史的解读，所谓的“知识”也许仅仅是被肢解、拼凑的信息。拿《法律的概念》来说，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本书谈的是：哈特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基础上提出的“规则说”，即国内法律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行规则的结合构成的一个规范“进化论式”的感觉；哈特的观点比奥斯丁要完善。这种解读文本的方式是静态受动的。在肯定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是对自身而言甚至是对研究一门学科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本，这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在这种方式里，文本的信息被我们提取，形成了某种认识。提取过程无形中赋予了认识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似乎在开辟远离生活实践的自身的历史和世界”，当我们以后在就该认识进行讨论时，“往往不是从这些生活现实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而是直接从抽象的一般理论入手，不是使理论回到现实，而是在远离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开了文本自身的创作历史环境，以及作者感受，我们得到的是僵化的信息，而给完整的知识，即使能倒背如流，也是流于全面的肤浅。文本并不是物化的文字纸张，而是思想传递的载体，思想虽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但是同样也无法摆脱时代、国家的烙印。
注重逻辑和体系的分析法学论着里一般存在一个中心意象，或以此延伸出众多观点最终形成体系，或虽不是核心观点却始终贯穿文本。《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想告诉我们服从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的英国正在进入新的上升期。哈特的理论无形中反映了繁荣的社会面貌：“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中，人们几乎可以嗅到战后英国乡村的风味。板球，家球，顺从……这是一个基本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的反映，在那里，阶级冲突已经被制度化为政党政治和贸易协会活动的合法，受规则约束的斗争，在那里，正在出现的福利国家给所有的人提供养老金，教育和医疗保障；这个国家对其制度的价值和官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待：完全就业，其体育运动队都能不断成功。主要的社会问题似乎是要确定每个事物的确切功能，分析各特殊部分在社会整体中适合于哪个位置，好像在一个庞大的进步机器中一样。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中性的语义分析行文方式，没有掩盖他内心某种法制国理想的流露。的确哈特的文章较少谈及战争，混乱，文章中出现的都是描述性词汇掩盖之下的和平主义服从意象。但“社会学家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顺从？为什么他们都似乎遵守规则？”但哈特看起来没什么烦恼：他只是简单的架设了遵守规则的行为是当然的。或者，也许更公正地讲，他设定社会化惯例是成功的。这样我们就又体会到奥斯汀与哈特的区别，前者总是把法律之后的强制性一面显露给读者，最终赋予法律存在的正当性；后者跳过这个步骤，并当然的认为那是由内在观点可以解释的义务观点，服从是毋庸证明的。如果从强调服从的角度之后，哈特比奥斯汀走的更远；当一个人认为某物是当然之时，意味着他已经深深具有了某种信念，同时也相信这个“当然”会被别人所理解。哈特的法制国理想就在这样不经意间表呈在我们面前，那里既不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概念天国”，也不是现实主义法学的“噩梦”。他的服从意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具有某些特征，同时也加入了他对乐观一面的放大：一个规则统治的世界，不再需要硬加入主权者，也不用强调强制力在现代社会的威慑作用！
‘叁’ 评价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及其意义
哈特曾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归纳为：任何一个法体系都包含某些人或团体所发布之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这些命令大致上受到服从，且被规范的群体须大体上相信：当违反这些命令时，制裁将会被执行。这些人或团体必须是对内至上，对外独立的。如果我们按照奥斯丁的用法，称此至高且独立的个人或群体为“主权者”，则所谓法律，就是主权者或其下的从属者所发出的，以威胁为后盾的一般命令。
‘肆’ 哈特所阐述的抢匪情形下是怎么样的
哈特所阐述的抢匪情形是：
哈特认为，奥斯丁所谓的“法律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抢匪情境”——例如，一名抢匪命令银行职员“把钱交给我”，并且如果拒绝便以“我要开枪了”相威胁——的延伸与扩展。
在哈特看来，“通过对简单的抢匪情境添加一连串的特征”，奥斯丁创建了一个由主权者、命令、强制力共同构成的法律概念——以威胁为后盾而被普遍服从的一般命令。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分析。
‘伍’ 哈特的法哲学思想中心是什么 And 中国的法制弊端有哪些
哈特的法哲学思想 哈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着名的代表，在法律和道德这一经典法哲学问题上，坚决区分“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与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德沃金围绕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展开了持久论战，兼收并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分析法学，为分析法学乃至整个西方法哲学都做出了持久和建设性的贡献。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继承和发展了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奥斯丁关于一般法理学研究的范围是分析实在法的共同概念的观点及法律和道德,实在法与理想法之两分法;并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发展了古典实证主义法学. 1.哈特分析实证法学思想产生的源与流。哈特在继承霍布斯、洛克、边沁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以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为始基，将日常语言哲学引入法学，分析了规则与习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基本概念，建构了以承认规则为基石的庞大规则法律模式体系。 2.哈特与德沃金就法律和道德关系展开了论战。这次论战以二十世纪的纽伦堡审判为契机，以自然法学的复兴和分析实证法学的兴盛为背景。哈特以规则说为基础，严厉批评了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两种极端的规则模式，提出了法律的解释原则是“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规则形式的结合；德沃金坚决反对哈特的理论，认为法律是由规则、原则和政策构成的法律模式体系，论述了他的阐释性的完整性的法律解释理论。 3.哈特提出了着名的“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命题，标志着向自然法学的重大让步；“内在观点”的思想完成了向社会学法学的最初沟通，德沃金正是沿着并超越了哈特的范式研究，提出了“内在参与者”的观点；而哈特精于分析，将日常语言哲学引入法学领域，完成了二十世纪法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开拓了法哲学研究的新境界。4.哈特和德沃金的论战对东西方法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自然法学、分析实证法学和社会学法学三足鼎立局面形成的诱因，又是后现代法学发萌的契机；对中国的法哲学及其指导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性意义。 4.他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什么是法律的"老问题",并对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对法律所下的由主权,命令和制裁三要素构成的定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或规则是一种命令"进行了批判. 在哈特看来,将法律视为命令,会造成法律的混乱,导致严重的后果.他反问道,法律和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呢他认为这里暗含了什么是法律?"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人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体的矛盾焦点.哈特认为,由于命令这个概念与权威有很强的联系,它确实远比强盗的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更接近于法律"，法制研究。他认为:奥斯丁的理论得以建构起来的基本要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等观念,没有包括,也不可能由它们结台产生出规则的观念,而缺少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阐明任何法律的意义.哈特进一步指出.规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而法律科学的关键,法律制度的核心.决非由于主权者的命令,而是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的结合:前者设定义务和责任,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否;后者则授予权利"主要"和"次要"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就规则(法律)在社会生活中适用时的相互关系而言的.这样.从对奥斯丁法哲学观点的批判和继承人手,哈特确立了自己的法哲学的基本立场. 5.哈特通过对法社会学的研究,把分析的视野扩展到社会法律思想,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方面并提出了对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相异相关的见解:在哈特看来.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则的认识和观点不一致,那么,社会上存在对法律抱不同志度的人就是很自然的事.通常情况下,对法律持有内在观点的人.会认同法律并自愿接受和维护法律的规则;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不会自觉认同法律,表现出被迫接受法律规则倾向;这两种态度的分野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还存在居于两者之间的含混的态度,有时甚至在嗣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取向由此,哈特提出,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创造一种规范的生活.必须注意到社会生活中这两种不同法律认知观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同态度取向,通过有效的法律调节来达致社会的平衡.
‘陆’ 谁知道法学家哈特的论文
哈特（H.L.A.Hart），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是当代西方分析法学家中影响和声望最大的一个。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发表于1961年，该书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只是一本简短的小册子，但是它却引发了大量的论述，被公认为20世纪法理学的开创性着作之一，是从事法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人们的必读书目。
《法律的概念》尽管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微言大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能把握哈特教授的思想。笔者不敢奢谈对该书有何深刻的认识，只是在拜读该书时有所心得，尽管未必中肯，但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有必要做一些总结，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一篇读书笔记。
一。两次论战与“中间道路”
本文主要谈及的是该书的第九章“法律与道德”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要对该书做一个整体的解读似乎比较困难，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简短的部分做一些自己的阐释。另外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的重要分歧之处，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必然要论证自己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同时，关于该问题的论述正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最明显的理论特色。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必然有利于真正把握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精髓。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哈特有关的两次理论论战。第一次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这次是西方法理学传统中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两大派之争，论战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与德夫林法官之间展开的，该论战尽管不是两大派之争，但是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两次论战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哈特逐渐发展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想体系。
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是在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哈特学说思想的一个主要渊源。这就决定了哈特的法理学具有分析实证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发展了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前三章集中讨论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缺陷，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同时提出了他的“规则说”，他认为法律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构成，这些思想都是分析实证主义的表现。但哈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具有向自然法学靠拢的明显特征，或者，有如西方法学家所讲的那样，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实证主义者“退却的第一个重要的一步”，或者说哈特的法学是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走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是哈特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样，他在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同样走了这样一条“中间道路”。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他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具有向自然法妥协的特征，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引入语义分析哲学的同时也把社会学方法引入他的法理学，并谨慎地吸收自然法哲学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尽管如此，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中间道路”性均没有导致他对规则及其结构的描述性分析在他自己学说中核心地位的动摇，在哈特那里，法律与道德的界分被明确地表述为“二者无必然联系”，规则在来源上与社会的联系被表述为“一个有关事实的外在陈述”。也就是说，哈特在走他的“中间道路”——一方面向自然法妥协，一方面积极地与社会法学沟通——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掉他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信仰，不仅使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新”字变成一个大杂烩，反而使其更具鲜明的个性和理论魅力。
在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上，哈特一方面坚持了分析法学的传统，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然法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所以在哈特那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兼有两大法学派的特征，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的问题，分别说明哈特观点的这种“两面性”。
二。法律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对于一个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却是邪恶的法律，哈特认为持自然法理论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根本不是法律，但在法律实证主义那里却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致不应适用和服从”。哈特认为这两种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法律观：前者采用的是狭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效力与道德上的善恶内在地联系起来，恶法非法；后者采用的是广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视为规则体系，良法恶法均包括在内。持狭义法律概念的人讲法律的效力与道德性混为一谈，持广义法律概念的人则将法律的效力性与法律的道德性区分开来，进而将对法律的效力和对法律的评价与抵抗相分离。广义的法律概念优越于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广义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狭义的法律概念却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视而不见。
从哈特在宣扬广义的法律概念的优越性来看，他是站在分析实证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上。接下来哈特分析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他认为对于一个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应该服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恶法亦法，应该坚决服从；二是对于过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许的邪恶行为，是否应加以惩罚的问题，第三个是他认为在革命或者社会发生剧变后，狭义的法律概念就颇具吸引力，比如二战后，西德司法部门在处理纳粹政府垮台后所遗留的一个尖锐问题时，“就在这种形式下复活了自然法的论据”。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说明了哈特并没有在坚持他的广义法律概念时陷入极端，一方面，他看到了广义法律概念所不得不面临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狭义法律概念的某些优点，这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法学家对自然法学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
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它作为一门科学，摒弃一切形而上学，仅应研究实在法，并主张法律与道德是无关的，至少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而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性质不同，联系在于相互影响。他认为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某种道德或正义；或一个法律制度必须依靠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或一定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的根据必须包括某种道德和正义原则。总之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联系。哈特还对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概念做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我们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他的这种观点已然不同于奥斯丁，后者认为，实在法和理想法（或道德）必须严格分开，“法律科学研究的是实在法或严格地说的法律，而不管这种法律的好坏与否。”哈特的观点与凯尔逊的观点就离得更远了，凯尔逊认为不仅要严格地划分法学和正义论（即道德或自然法学说），而且正义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回答的。
同时，哈特还为奥斯丁和边沁辩护，他指出奥斯丁和边沁强调应然法与实然法之分或者是法律与道德之分，其原意并不是否认法律和道德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他们只是为了指出一下两点：第一，在没有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时，不能仅从违反道德标准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不是法律规则。其次，反过来，也不能仅从合乎道德要求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是一个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区分这两种法律，有助于我们看出两种危险：一种是可能将法律及其权力溶化在人们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概念之中；另一种是将现行法律代替道德作为衡量行为的最终标准。
四。“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中指出，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结合。这是“法律制度的中心”，“是法律科学的关键”。接下来，他详细论述了他的法律规则体系，并在第六章“法律制度的基础”种论证了承认规则是法律制度的基石，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哈特是典型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
另一方面，哈特在承认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观点，这是他的法理学向自然法靠拢的最集中的表现。哈特认为，人的目的是生存。“我们关心的是为继续生存进行社会安排，而不是为自杀俱乐部进行安排。”因此，根据人性以及人类生存世界的事实的明显判断，也即公理必须又某些行为规则，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中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哈特所说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接着他就列举了对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这种事实的五个公理：
一。人的脆弱性。由于人类的肉体容易被攻击，人类也会攻击他人的肉体，这就是人的脆弱性。所以就需要以否定形式要求人们克制，限制使用暴力杀人或对他人施加肉体伤害。
二。大体上的平等。人们尽管在体力和智力等各方面不同，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强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相互合作还能较长时期统治别人，这一大体平等的事实就说明法律和道德两种义务的基础是一种相互克制和妥协的制度；
三。有限的利他主义。人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者，人的利他主义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律和道德规则的控制，就不可能有社会；
四。有限的资源。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不是无限丰富，唾手可得的，这个事实说明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制度来约束人们，“在利他主义并非无限的地方，需要有一种规定自我约束的常备程序，以便创造一种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以及保证进行合作所必要的可预测性”；
五。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尽管社会生活中有尊重人身财产和承诺的规则，大部分人也都能服从，但由于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的差异，有些人会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以身试法，所以，理性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强制制度中的自愿合作”。
以上“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实质上仍旧是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些内容，但被哈特巧妙地揉和在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中了。（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柒’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
法律分析：任何一个法体系都包含某些人或团体所发布之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这些命令大致上受到服从，且被规范的群体须大体上相信：当违反这些命令时，制裁将会被执行。这些人或团体必须是对内至上，对外独立的。如果我们按照奥斯丁的用法，称此至高且独立的个人或群体为“主权者”，则所谓法律，就是主权者或其下的从属者所发出的，以威胁为后盾的一般命令。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条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 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捌’ 西方法律思想史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有什么启示
将这些新的法理学进行人为的分类是有风险的，因为分类就是一种理论的强暴。但是，为了分析就必须分类，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道理。在我看来，中国新近的法理学其实大体上延续了两种传统。第一种是纯粹的法哲学，他们研讨法学的基本范畴、探讨法哲学的方法论。这样的法理学与其说是法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这样的法理学远离了法律的经验世界，法理学家沉醉在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内沾沾自喜，惟有让人看不懂的法学论文才是有理论价值的成果，让人看懂了，就不是法哲学了。第二种是经验的法理学，法理学家们研究法律的现实问题。他们否定法律的概念与定义，反对法律的抽象思维，他们欣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道德的怀疑主义。由于这批法理学先天的不足，他们对法律现实问题的看法不纯粹是法律学的，而是法律的社会学、法律的经济学和法律的政治学。当“法律与……”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法律不是自治的学科”，“法学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吸引了那些对主流法理学不满而又缺乏足够学术耐心年轻学人的眼球。
第一种法哲学不应该是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它归还给哲学家，应该法学院的人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第二种法理学也不应该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他们归还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两种法理学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法理学是在法学院大门口徘徊，类似于小饭店门口招揽生意的门童，当法律预备科的人们在法学院门口张望、举棋不定是否应该跨入法律殿堂的时候，他们说“请进入法律的世界，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法律理论的大餐”，虽然在那个法律世界里并没有多少让人激动与兴奋的理论储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欣赏这些新的法理学，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辛勤地工作。不过，如果我们转向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两类法理学其实是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渊源的。
从西方法理学或者法哲学的起源来看。最先的成果，一是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前者是欧洲大陆法哲学的起点，二是英美法理学的起点。就前者而言，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只是17-18世纪理论的法律总结，确立了近代法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们的法哲学不是专门要为法律或者法学作贡献，而是想充实他们的哲学体系。就后者而言，边沁开设法理学的课程，奥斯丁的贡献则是首先成为了英国“法理学”的第一任教授。我们可以进行词源上的分析。法哲学 philosophy of law 法律的哲学，中心词是哲学，对法律的认识以哲学为起点，以哲学体系为终结。它是哲学的，而不是法学的。法律通过哲学的思考，法哲学脱离了法学，投入到了哲学的怀抱。法理学jurisprudence 法律的知识，中心词是法律，对法律的认识以法律为起点，以法律结论为终结。它是法学的，而不是哲学的。
我们找到了中国新法理学的理论渊源，当然也不能够忽视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冲突至少有二，其一，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的相似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非内容上的一致，我们学会了西方法理学的“武打招式”，而缺少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内功”。新法理学不过是西方法理学个别观点的方法的借鉴，然后凭着自己的爱好无限发挥。 中西法理学之间是无法面对面地PK的。其二，中国的法理学是不会承认自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徒孙的，因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远大的抱负暗藏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如同一个着作权法中侵权者，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财富当作了自己的财富。
在我看来，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关系无非如此：真正的法理学应该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世界，该法理学家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名人录；当没有自己法理学的时候，法理学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根据我们法理学的理论功底和我们法律的实践，估计中国在未来的50年里，不会有自己的法理学和法理学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厚道的方法是摘掉“中国法理学”的牌子，换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招牌。
六、中国的应用法学是法律规范及其文义解释的世界，在那里鲜见法律的理论。在应用法学眼里，法律理论是空谈和可有可无；在法律思想史眼中，部门法浅薄和媚俗。打通部门法与法律理论的界限，让部门法的法律人像个学者，那还得指望西方法律思想史。
如果我们把视角仅仅局限在法律史学和法理学，那么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我们由此还得分析应用法学。应用法学还可以区分为传统的和新兴的分支，我这里仅以刑法和侵权法为例予以说明。
中国的刑法思想史还是有一些文献的 。在刑法学界，有些已经成为了经典，而以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些着作写得是如此的草率，使人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作者在刑法学界的大名使这它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学术评价？
抛开刑法学家所写的刑法思想史着作，我们探讨一下中国刑法的理论基础。如同中国法律史一样，中国刑法史和学说史一个方面源远流长，另外一个方面在近代出现了断裂。中国当下刑法应该从中国传统找到历史的基础？还是从西方法律中寻找历史基础？在刑法学界看来不是一个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的传统。 从刑法的理念上看，现代刑法理论上溯到贝卡利亚—孟德斯鸠——黑格尔，下溯到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国传统因素在现代刑法中的体现，只是体现在刑法工作者的潜意识里，通过法律的实践淡淡地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其实，当今的刑法学的理念无非是两条：一个西方近代学者的主客观意志论，二是法律是政治的工具的刑法政治论。在后者，意大利的犯罪社会学派或者称之为刑法的实证学派包含在其中，最终以刑法的政治学派覆盖了刑法的社会学派。通常的情况下，在两者相互冲突的时候，前者让位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刑法学是最不讲道理的学科。
尽管如此，社会还得需要刑法的理论，因为当出现新的犯罪和惩罚现象的时候，社会要求刑法界拿出刑法的理由来，换句话说，当刑法学界要证明某个刑法制度的正当理由的时候，现有的规范充斥的刑法学是勉为其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由只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去寻找。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财产类的犯罪是否可以用罚金取代自由刑和生命刑？法律类推（拟制）如何与法律不溯及既往相互协调？是否应该保障罪犯的人权？这些问题仅仅从现实社会中去寻找答案，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支持，因为当今中国的刑法制度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我们只能够比较西方法律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可兼容性，由此决定是否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刑事政策和刑罚措施。
‘玖’ 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
关于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
作为新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的思想在当代法律思想史上无疑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他在1961年发表的《法律的概念》一书被视为新分析法学的代表着作。在该书中,哈特通过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奥斯丁的“命令说”未能解释法律的许多重要的本质特征，,进而提出了哈特自己的“规则结合说”。目前国内对哈特的研究以分析其语义学方法、规则结合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为主。哈特对奥斯丁学说从现代法律所具有的“多样性”、“普遍适用性”、“连续性”、“持续性”为特征，以“规则”代替“命令”、“规则的结合”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通过规则的结合，法律实现了规范自足、效力自足、价值自足。这样的自足实现了哈特让法律独立于政治的目的，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达到调整复杂多样的社会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