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党费》、《闪闪的红星》的原文是什么
1、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2、闪闪的红星
作者： 王愿坚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
2. 战争中的一些人严刑拷打招供之后真能保命吗
面对被俘士兵应该没什么严刑拷打，毕竟士兵知道的有限。对地下工作者也许会收到这样的待遇，看了许多电影里的镜头，一直在想，我如果生在那样的年代是否能扛的住？有一天夜里做梦，真的穿越了，那个纠结啊，不过到底梦里机智，敌人问父母在哪儿就是没说，问战友的时候掂量了一下把几个关系不好的供了出来，但仅仅是名字，其他一概不知。把一个吵过架的不但名字说出来了，还把地址，手机号都告诉了敌人。回到牢房战友告诉我那一天是1949年9月30号，庆幸幸亏保住了性命憧憬从此过上好日子了第二天牢门打开了...
得出结论:许多所谓的叛徒其实心里还是有秘密的。但交代了命还是能保得住的，因为得给其他人做榜样，况且杀一个投降的对对方已经毫无意义了！
答题之前先吐个槽，国产神剧里，经常会出现审讯犯人的场景（如本题题图）。我要吐槽的点就在这里，大家看题图，那白衣女子，衣衫整洁，导演甩了几把番茄酱在上面，就说是挨打了。如此她肯定是不招的，连衣服都没打破，更没伤及冰雪肌肤，这要是都招了，骨头岂不是太软？
（女犯人受刑时，不单要褫去衣服，还得剪去头发，像神剧里这样的黑发如瀑的，就是乱“搞”！/皇帝不称朕）
刑讯逼供，属于肉刑，就是令肉体痛苦、肢体伤残之刑。先秦时期，肉刑就是常见的刑罚（如砍腿、去髌骨、阉割等），只到汉文帝时才正式下诏废除。但肉刑在历代还是存在下来，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好比百姓上了公堂，先打三百“杀威棒”，有罪没罪，先让你吃点苦头，变“老实”了再审；审不了两句，堂上老爷认为你“还不老实”，马上从签筒里抽出一根红签，往下一扔，喝道：“若是本老爷不动刑，谅你也不肯招。来呀，给我重打三十！”两旁差役便将犯人按倒在地，脱去裤子，举起巨大的水火棍，照那“墩子”上拍去，只一下便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肉刑的惨烈，在古书中多有记述，比如“掌嘴”，不是拿巴掌扇，而是用一块横头短木，照着脸颊打下去，一“掌”就能把人半边脸的牙齿打落，甚至造成脸骨骨折。还有夹木，给人夹上（分夹手指和夹小腿），两边使力一拉，顿时指骨、腿骨断裂，厉害的会造成终身残疾。
当代 社会 已经废除肉刑，刑讯逼供属于违法行为。但 新加坡保留了鞭刑，听说新加坡的鞭刑，一鞭子下去，着力处，屁股肉就像豆腐变成豆腐花。一些人耐受力差，一次只能挨一鞭，要等伤好后再挨第二下……
看看，这还是公堂上“行法”，残酷即如此，一个人若是落入特务机关，人家必要撬开你的嘴，什么手段使不上？用鞭子打、用烙铁烫、坐老虎凳、拔指甲，还仅仅是热热身。你要相信，人类之间互残时，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说出一样来，都能吓死人。
用刑时可有一样，便是“去衣施刑”。
犯人若穿着厚厚的衣服，一是打不疼（还要起到羞辱的效果），二是没几下子，囚服破成了布条，还能让犯人自己买去？到底得狱方给他（她）置办。狱方不心疼人，绝对心疼衣服。可抗日神剧里，犯人受刑，全是穿着衣服，上下干净不说，连个破洞都没有，这挨的是“按摩打”呀！这都是神剧之“神”而不真实处。
另外一个值得吐槽的地方，是经常有女特务（包括日军、国军和伪军）审讯犯人（题图正是如此）。
女特务往往年轻貌美，她们出来，是为了色诱犯人？
色诱这一招一般不会轻易使用，一旦用出来，总是为了对付那些地位高、不便轻于动刑，以后还有重大利用价值的人员。对这类人，宜攻心为上，用美色炮弹轰开他的心门。
而一般角色“进去”了，他自然知道要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能不能扛住，已有激烈的心理活动。等提人过堂时，把审讯室的家伙一亮，他是马上招，还是熬一熬再招，还是决心不招，立马就见分晓。
我记得曾去重庆渣滓洞参观，见到复原的刑讯室，看到那几样刑具，虽然“置身室外”，已觉脚后跟发凉。我想，看到那些冰凉的溅着血污的刑具，还能坚决不招的，不管他能熬多久，都是腻害角色。而多数人，可能“聪明点”，知道终是扛不住，立刻 就招了，或要面子，决心熬一熬，结果上了刑具，不到半分钟，就彻底放弃了。
但总有一些人，一身铁骨，或者有其他不可招的理由（比如害怕招了，做了叛徒，家人会遭到己方的追杀），硬是能咬碎了牙死扛。这种人虽然少，但往往价值大。
我们知道，刑讯很容易致人死亡，对这些硬汉（或女铁人），在硬攻之外，有必要采取一些辅助性的软化措施，比如告诉他，你招了我给你保密，不止保密，还给你出路，你愿意做官，有官做，不愿做官，给你金条，如果既不愿做官又不愿要钱，我们保证把你和家人送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从此“蒸发”，开始新生活（就好比美国的“证人保护计划”）。这都属于攻心之术。人是理性动物，你启发他用理性思维，他想的越多，心思越活泛，就越容易动摇。而如果一味上刑，可能反而把他逼到死胡同，甚至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刑讯逼供是“公刑”，承诺一方代表很权威的组织，他既然答应了，往往能够守信。守信对他来说，代价较小，却有利于迅速取得口供（有时候一些重要的情报，稍微晚一两个钟头，都可能失去价值，必须争分夺秒），而且守信还能起到“优待俘虏”一样的示范作用，以利于将来对俘获的情报人员的软化和争取。
可以说，一个战士若不幸落入敌人之手，真是比战死还要不幸。战场上，一颗子弹就成英雄，而面对数十种可怕的刑具，英雄却难当啊！（皇帝不称朕答题）
大家好，我是锬锬，本文1006个字，阅读时间大约3分钟
去当大家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敌人捉住囚犯进行严刑拷打的时候， 往往都会威逼利诱，步步逼近，在折磨玩一顿犯人之后，就说上一句“要是你把事情说出来就饶你一命。” 那么根据剧情的需要，有的坚持死活不说，有的则是被逼无奈说出了真相。那么真实的战争当中招供了是不是就能保命了呢？锬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首先，从国际公约的限制当中，战争里面是不允许虐待和杀害已俘虏的敌方士兵的。但是大家都懂得， 一旦打起仗来谁还管这些没用的公约啊。该杀杀，该虐虐。 所以我们首先要排除没有威逼利诱，虐待等这种逼供行为出现的可能。 特别是像日本这种毫无廉耻的国家，在二战的时候就用了非常残忍的方式拷问战俘。
对于战俘来讲，在被俘虏期间被严刑逼供的话，会出现这些情况 （1）招供了被杀害。（2）招供了，活到了战争结束。（3）不招供被杀害。（4）不招供活到了最后。 这四种情况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讲，听锬锬一一分析。首先，我们来讲最惨的一种，就是招供了被杀害，为什么它是最惨的呢？ 原因就在于只要战俘招供就是在叛国，只要是被严刑拷打都是有记录的，一旦战争结束，来清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你有招供的情况，那就是在叛国，即使活下来了，但如果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的话，回国之后依旧会被以叛国罪论处。 而如果即招供了，又被杀害的话，那简直就是全败之举。而如果运气好，在拷问期间，坚持住了，没有招工，但最后却活下来战俘，应该是最幸运的，毕竟活着才是王道。
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线， 所以一般拷问的战俘都不是无名小卒，或者说普通士兵。一定都是拥有特殊身份或者拥有重要情报的士兵。而往往这部分人都是接受过专业的反审讯训练。想从他们嘴里撬出点儿有价值的情报可以说是难上加能，当然也不排除承受能力差一点的。 而对于那些身体承受能力强的人来讲，敌人一般都会采取一些心理战术来攻克他的心理防线。从而套出有价值的情报。
作者：锬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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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已经看过无数个这种片段，某人被敌人捉住之后酷刑拷问，敌人不停的使用各种酷刑逼供犯人，同时还会告诉犯人，如果交代一切，那就能给你一条命，一般影视剧中被拷打的人会选择继续坚持或者是说出秘密，那么在真实的 历史 中，假如说遇到这种情况，被敌人捉住严刑拷打，招供真的能够保命吗？
别以为这是电视剧里面演的，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可不少，一般来说招供之后最多也就是短时间内不用受刑，等到时候到了，这个人也会被杀的。因为他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验证这个招供之人说的是真是假，万一是假的，直接杀了岂不是有点浪费，肯定要验证完毕，确定这个人说的都是真实有用的在处理。
正常情况下，招供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既然有人逼供，那么则说明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而他的价值也就在于他所知道的消息，如果他将这个消息说出来了，那他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既然没有价值，那肯定是杀了省事，否则留着干什么？难道还自己花钱养活这个人吗？所以说招供之后的人基本都是死路一条。
当然如果这个人招供之后还有价值，比如可以为自己所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人招供之后便不会被杀，反而会被好吃好喝伺候着，留着有用。但是这样的人，其实敌人也是不信任的，因为他既然能出卖之前的人，那肯定也会出卖自己，所以他们不信任这种人，如果不是必须得留下来的话，还是要除掉。
总而言之一句话，招供之后是不能保命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将其杀掉，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不同罢了，能够保命的人，不是还有价值就是身份特殊，普通人如果在战场上被俘虏，不招供可能还有机会，但是说了死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当然在真正的战场上，敌人也不会闲着没事去审问无名小卒的。
这个问题，纵横年轻的时候也思考过，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到底招还是不招是个问题，不招的话，有没有意义？招了的话，会不会也保不住命？长大后，才发现我想多了，在严刑拷打下，几乎不可能有人不招，无论是多么坚毅的人，在严刑拷打下，都会招供，换句话说，大家都怕死，即使不怕死，还是会害怕折磨，这是本能。
现在的影视剧，为了表达一些爱国主旋律，或者突出人物的光辉形象，被俘后依然能够坚持住酷刑拷问，实际是脱离现实的艺术创作，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欺骗。
纵横前一阵子写了很多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只要角色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没有背叛组织的，基本都是类似手撕鬼子传奇抗战剧，而没有经受住严刑拷打的，就招供的，则会有一部分精品抗日剧。
以《亮剑》来说，李云龙大婚那天之所以会被山本特工队偷袭，就是因为独立团保卫科干事朱子明的出卖，朱子明为什么会叛变，在原着小说中和影视剧中是不一样的，在原着小说中，朱子明被俘后，并未受到严刑拷打就招供了，而电视剧中，为了塑造更鲜明的剧情，在山本一木对朱子明的审讯中，以凌迟的相威胁，最终使得朱子明的心理防线崩溃，选择了叛变。
后者的剧情，现在已经沦为各种影视作品审讯时的家常便饭，不把凌迟那套家伙事拿出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审讯。
《亮剑》这部作品的优秀性是不言而喻的，朱子明的叛变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人叛变，抗战期间几百万伪军、汉奸是哪里来的？
一向以敢于反映真实 历史 的电视剧《风筝》中，因为强调信仰，所以，没有信仰的人抓到后就会招，而有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招的，纵横没有经历过那样信仰的时代，所以总会感觉有些不真实。剧中的小boss江万朝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探讨的人物，江万朝本身就是老人，并且拥有着坚定的信仰，这样的人，应该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组织。
可是，最后他还是叛变了，江万朝坦白的时候说，他受不了敌人对他的妻子实施酷刑，其实他撒了谎，受不了酷刑的人是他。
在这里纵横要说一句，江万朝绝对是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战士，之所以最后背叛组织，就是因为在军统的审判室中，他无法不招供。
再来说说，他们招供或者背叛组织后，会不会保住性命！
几乎大部分的影视剧，只要是弘扬正能量的，基本都会告诉我们，叛徒最后下场都没有好下场，反倒是没有招供的，最后会得到人们的铭记和尊重。事实上，我们现在记得的被抓之后没有背叛的英雄有几个？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出现的汉奸至少在三百万人以上，比侵华日军的数量还要多，这些人在背叛国家之后，侵略者要了他们的命了吗？
侵略者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心，他们不但不会杀了那些招供，或者背叛的人，反而会以礼相待，因为背叛国家的人已经没有了后路，能够走的就是和他们一条道走到黑，是最忠于他们的汉奸走狗。
从另一方面来说，宣传汉奸走狗的卖国行为得到了日本的赞赏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会有更多的人当汉奸。
这些人被策反背叛后，又会被派回来当卧底，比如朱子明和江万朝，都是这一类的代表。
很多 历史 都是黑色的，被俘虏之后，就是任人宰割，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大家，假如有一天我们被俘虏后，该怎么去做，我只能告诉大家， 历史 的真相就摆在那里，谨记 历史 的方式就是不让 历史 的悲剧重演。
其实根据题主所问的问题来看，被敌人俘虏的方式应该分为两种，应该是按照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来区别的。
第一，正面战场被俘
在战场上，双方成千上万人混战在一起，获胜的一方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往往能够俘获一些对方受伤但是还没来得及撤退的士兵以及军队主官，一般俘获的士兵因为所知的情况有限，所以一般情况下只会被关入战俘营，当然按照国际公约法来看，这部分士兵理应受到合理合法的优待，一般在战争结束以后还会被放走。
而如果是军官的话，那么就要重要的多，因为他往往掌握着对方高等级的军事机密，比如战役局部布置，甚至于部队自上而下的将官等等，对于未来战争局势有着预判的。
不管如何这些人其实按照国际公约法，都应该受到合理合法的优待，但是战争中，所出现的意外太多，如果被俘人员不肯说出情报，自然也是会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二战时期，双方关于战俘人员的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在这一点上尤其要说道抗战时期，日军在对待我军被俘士兵时候，一般都会集中处决，而少部分人员则是会被强迫修筑日军工事，如在南洋着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即便是现代战争，如早些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还时常传出虐囚的丑闻，这时候对于俘虏的严刑拷打，就不仅仅只是涉及请报上，纯粹就是为了本身变态的兽欲，再这样的情况下，不但很难保证人格上的待遇，甚至被凌辱致死，也可能会默默无闻，因此也不存在像题主所说的那样，只要能够说出什么信息，就能够保全性命。
美国近些年来也出台了各种法案，如证人保护法案，为得就是在恰当获得情报以后，能够充分保障人权，但究竟是不是具体执行了，暂时仍不清楚。
第二、敌后战场被俘
在各种影视剧当中，经常会见到我方将士在敌后战场搜集情报，为正面战场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工人员，在被敌人抓获以后，受尽严刑拷打和屈辱，却始终不说出情报，被敌人所杀害，这样的人往往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如着名的抗日志士赵一曼，渣滓洞、白公馆的江姐等等，但也并不是没有叛徒的存在。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上海建立了统一的党组织，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由于严谨的作风，敌人始终摸不着头脑，但是一个人的叛变，却使得党组织不得不转移阵地，此人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可以说有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顾顺章由于个人生活作风腐化，加上对党组织处理意见不满，早就心生叛变，此人在被捕以后，还不等严刑拷问，随后就供出大量的机密情报，致使上海党中央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就连周恩来也险些被敌人抓获。
但顾顺章此后并未得到很好的下场，随着他的作用逐渐的消失，国民党反动派也对他心生厌恶，偏巧他也不识趣最后被关进监狱中凄惨死去。
涂孝文，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由于被冉益智的出卖，此人被捕，在熬不住酷刑的前提下，将所知的机密情报供出，由于它是所在地区的领导，以至于使得当时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刨根式的破坏，包括江姐在内的一大批地下党成员被捕，但事实上重庆地区除了少部分高层叛变以外，其他党员也都坚守本心，虽然受到敌人无数酷刑，但却并未屈服，最终英勇就义。
涂孝文本身作为一个叛变革命者，事实上并未走出监牢，只是被格外的优待，但在看到自己曾经的同志坚贞不屈以后，他也感到懊悔，随即拒绝供述，因此被敌人打入监牢，后来一起被处决，而出卖他们冉益智曾被国民党视为有功之臣，授予中校军衔，但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时候，冉益智随即也被作为是弃子，解放以后被捕，1951年枪决由此可见叛徒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事实上很多人招供并非是想保命，而是为了能够痛快的死。这一点从李秀成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李秀成被浮后，曾国荃痛恨李秀成死守天京，久攻不下。他“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又“叱勇割其臂股”，而李秀成“殊不动”，恼羞成怒的曾国荃亲自动手，“短衣握锥，独身走出”“遍刺以锥，血流如注”。李秀成写出了个人生平自述。换来的结果并不是活命，只是痛快的死而已。而其他被俘的太平天国将领就没这么幸运了，包括石达开、陈玉成、洪天贵福等，不但受尽酷刑，而且最终都被凌迟处死，所以很多人招供仅仅是为了痛快的死。
我想不管招不招供，其最终下场一般都是死！
战争时期，特务人员拷打俘虏那是很常见的事情，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敌方俘虏的口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该俘虏在对方阵营里的职位越高，影响力越大所受的刑罚会越重，越残忍！
但是一旦招供了，那么该俘虏的最终下场基本就是死，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这句话用在这里也很合适，你把有价值的情报都招了出来，那你就没有价值了，留着你这种没气节的人还有什么用？当然也有特例。
比如李士群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十大汉奸之一，他早年是共产党，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上海沦陷后，他因不堪日本人的拷打就当了汉奸，并组建了臭名昭着的汪伪政府76号特务组织，该特务组织从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可以说李士群算是被敌人严刑拷打招供甚至投降后混的还很不错的，最后还是被军统利用他跟某些日本人的矛盾才暗杀掉了。
但是像李士群这种遭受严刑逼供后才投降的败类是少数的，战争年代更多的是以下这两种人，一种是不管遭受多残忍的酷刑依旧不肯就范的英雄。 像赵一曼，江姐。赵一曼在狱中被日本人先后动用了鞭打，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十几种酷刑，依然不投降，不吐露一句情报，最后日本人对她无可奈何，只能将其处死。而江姐也是如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拒不交出情报，最终被杀害于渣滓洞。
而另一种人就是像顾顺章，向忠发，汪精卫这样的败类，这三人又是三种不同命运的代表。顾顺章是属于被抓后还没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就立马招供投降并且因为有利用价值而尚能一段时间内保住性命的。 顾顺章本来是共产党秘密特务组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所以他掌握着大量共产党的机密，他的叛变使得中共地下党遭受了很大损失，像恽代英，蔡和森都是因他而死，然而在顾顺章被利用完后，蒋介石就把他杀了，毕竟这种人谁都不喜欢，让他活着只是为了利用他而已。 向忠发则是那种被抓后立马投降，但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就被处决了的。 这事儿说来也真是巧，向忠发是因为顾顺章的变节而被捕，在他之前顾顺章早就把有用的情报交代完了，向忠发自然就没了利用价值，于是被捕后蒋介石不顾向忠发的苦苦求饶而将他枪杀。 而汪精卫则是那种还没被抓就自己主动送上门，甘愿为敌人马首是瞻的叛徒。 这种人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不管是死是活最后终要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唾骂！
所以最后我想总结一句，战争年代遭受酷刑后招供的人大多还是会被处死，这就是战争年代的残忍与现实。
首先我们要确认这样一个事实：人性是靠不住的。在专业的刑讯拷问下，几乎没有人能撑得住。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般来说，情报系统会采取两种方式作为保险：
第一，尽量缩小情报信息掌握范围，让本方人员即使受到严刑拷打，敌方也问不出东西，或者招供的东西，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也是错误信息；
第二，让被拷打者尽量撑多一点时间，即掌握一定的反刑讯技能，让有价值的情报随着时间推移，失去效用。这里面的假设，其实也是基于被拷打者最终还是会招供。
至于招供后是不是能保命，这有很大的随机性，能够确认的只有一点，情报信息被榨干以后，被拷打者就失去了所有价值。杀了，可能更容易一点吧。
历史 上有很多先例告诉我们：在严刑拷打之后，就算是招了供，那也是未必能活命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尤其是战争时期，用各种酷刑来使人招供这种事情是常见的，挑脚筋、老虎凳、辣椒水……想想都觉得血淋淋的。而往往经过了这些酷刑之后，其实不管到底有没有招供，那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就拿革命小烈士张晶麟来说，19岁的她被日军抓到之后，他们用竹签扎她手指，双手血肉模糊，直到昏死过去。把烧红的烙铁按在了她的臀部，用各种办法把她折磨了三天三夜，几乎不得休息。三天这样的酷刑之后，这个女孩还是只有一个回答：不知道！最后，敌人就将她押到了山坡上处死了。但是，就算最后她选择了招供，身上的重伤还是会将她推向死亡。
即使被严刑拷打之后活下来，，也只是极少数人，那种欲死又不能死的痛苦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而且，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只要是被抓走做俘虏，那么活命的机会就基本很小了，更别说要经历这么痛苦的酷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