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一本小说，男主是程序员，喜欢叫女主倒橙汁，女主是程序员鼓励师。
花开了寂寞：许你一世繁华
作者： 月圆了
简介：
游牧的蒙古包里，淡静的我，和光同尘着你空谷幽兰的灵韵，与你共享一份高洁淡雅的情怀。我困倦时，眼前一道霞光，你用一抹虹彩，为我清新，你洒下的温暖如花似蝶。你花儿一样绽放着美丽和柔婉，给了我一个倾国倾城的春天。我为你把眉来描，伴你一世如花笑靥。
‘贰’ 钉钉：不疯魔不成活
从育空地区的道森出发，结束于西北特区的因纽维克， 740公里的距离，这是加拿大唯一一条通往北极圈的全天候公路，也是人类史上最北的高速公路，丹普斯特公路。
它有着各种各样的代号：“每个司机的梦想之路”，“真正的冒险家之路”，“通往世界的尽头和远方之路”……每一个光是听到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陈航（花名无招，现阿里钉钉CEO）也不例外。
他并非司机，严格来说也算不得所谓的冒险家，这份来自心底的沸腾，只因曾到“世界的尽头”走过一遭，真切感受过这条砾石路尽头这句话的力量：
2011年，那还是人人网的时代，雷军的米聊刚冒头，微信只是腾讯内部的一个新项目，来往也才刚开始在阿里内部孵化，国内移动社交市场还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2年后，人人网没落，米聊淡出人们的视线，时代的主角换成了微信。2013年1月15日，微信宣布已达3亿用户，并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无论阿里是不是在憋大招，来往都不能再拖了。
9月23日，阿里正式推出即时通讯工具“来往”，矛头直指微信。此时，距离陆兆禧接任马云的CEO职务刚过半年。
老陆（陆兆禧）是来往的资深用户，从Web端到现在的App版，他经常在第一时间给出新版本的使用反馈。
作为上任之后的首秀，老陆还在阿里内部悬赏10万，号召阿里员工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相互使用来往。
根据阿里内部邮件，阿里集团8月份对内发起了一项“比比看谁来往好友多”活动，规则和目的都很简单，就是拉好友。邮件中特别强调，员工邀请的重点是“阿里同事之外的亲朋好友”，届时谁的非同事活跃好友数量最多，谁就胜出。
阿里还专门设置了团队奖，以经理或者总监为单位，对于人均好友数最多的团队，马云或者陆兆禧会给出特别奖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悬赏活动发起后，阿里员工纷纷在微博、微信中亮出自己的来往账号求互粉，当时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淘宝网负责人语嫣在来往建了一个“卖家交流群”，发布在微博上，导致该群瞬间爆满。
同样重要的一个日子，是10月21日。
这一天，对阿里人，来往团队，以及这个即将出场的男人“无招”，都印象极深。
10月20日-21日两天，有一封疑似马云在阿里内网论坛的发言帖流出，“11月底前阿里员工的‘来往’联系人外部用户必须达到100人，否则视同放弃红包。”
尽管阿里官方拒绝确认以上发言的真实性，但阿里员工在微博、微信、来往中求互粉的热闹场景，在这两天确实又出现了。
这两天同样热闹的，还有这条广泛流传的段子：厂内是阿里员工，厂外是非阿里，原厂是离职阿里员工，西厂是西溪园区阿里员工，东厂是黄龙员工，大内是滨江园区员工……
至于统领这些分厂的一把手，则是新任CEO陆兆禧，因为他将自己在来往上的账号昵称改成了“厂长”。
话分两头。 一边在发动全厂力量“拉人头”，一边在为打磨产品“点兵点将”。
10月18日，陆兆禧召开管理层会议，要求全集团“All IN 无线”，并表示来往是必打之战：
“只要有幸吃掉市场的30%，这个市场的产品体验就会更好，无线互联网也就有希望。”
而要做到这地步，阿里就必须拉起一支“能打胜战”的队伍。
10月20日晚上，陈航（花名无招，现钉钉CEO）突然接到通知，“无招，明天开始到来往团队报道，你负责来往产品。”
第二天，无招过去报道，发现来往团队很多人和自己一样，都是被抓壮丁一样被集团点名抽调过去的。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当天上午你还在原部门开会，中午就通知你下午去来往团队报道，调令立即生效，不用做业务交接。
上城（来往创始成员）也是当时被抓的壮丁之一，他这样回忆起11月份到来往工作第一周的情景：
晚上12点，无招带着全产品团队去撒野地冥想来往产品方向，他手机里播放着轻音乐，让大家躺在床垫上冥想一分钟，嘴巴里重复一句话：“大家想想如果来往接下来只做一个功能，是什么功能，为什么？”
过了一会，这一句就变成了：“别睡着，别睡着，大家想想如果来往接下来只做一个功能，是什么功能，为什么？”
然后变成：“把那谁谁摇一摇，他睡着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来往团队太拼太累了，但即使这么拼这么累，还是有很多人踊跃地投入到来往团队，来往团队一下子就达到了200人，因为来的这伙人骨子里都抱着一个信念：做成来往！
11月21日，位于杭州城西的淘宝城很热闹，马云、陆兆禧、张勇在内的几位阿里大家长，给刚“满月”的阿里无线摆了场满月宴。
而作为阿里无线的重点产品之一、当年微信的最强竞争者“来往”，自然成了这场宴会的焦点。
“从北京来杭州的飞机上，杜海涛坐在我的前排，他可能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的动态，因为通过来往看到的。”当主持人杜海涛邀请陆兆禧上台时，这位来往的“厂长”，用这样的开场白，巧妙套了个近乎，还顺带给来往做了个广告。
广告过后，陆兆禧正式公布来往团队在“All IN无线”一个月后的战报，用户数达1000万，日活跃用户数增长500%。
相比用户数破2亿的微信，此时的来往显然还比较弱小，但陆兆禧表示乐观，“无线才刚刚开始，微信远不代表未来，未来会诞生出无数根本没有想象过的方式。”
乐观的老陆，当天还给来往定了个“小目标”：明年年中，注册用户超过1亿。
只是他不曾想到，还没到年中，自己就被这个“小目标”打脸了。
时间来到201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当天来往宣布，将推出共同成长计划，出资帮助传统机构、线上线下商家、媒体和普通人，在移动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地盘”。
该计划内容包括，在最新发布的来往版本中，新增了“邀请”功能，用户可以发暗号约朋友来往，每成功邀请1人（新人），邀请者即可获得5元奖励，获邀者也可以获得5元新人红包。
这种利益驱动的裂变拉新策略，对于发展期的大多电商平台来说，基本都挺管用的，淘宝之前也用过，可照搬到移动社交应用来往身上，却发现失效了。
当时无招和几个产品经理去给一所大学的学生装来往。
他们这么介绍，“我们阿里巴巴出了一款产品，非常像微信，但是比微信好用。”
无招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琢磨这话，学生心里肯定在想，“你像微信，我不用装，微信挺好的。装也行，拿到五块钱就删掉。”
那段时间，来往的后台数据就呈现出互相拉扯的锯齿状，上去了又下来。
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
2014年初，腾讯财报显示，微信月活跃用户达3.55亿，同比增长121%。来往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同类型不同产品的存在，在于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价值，来往也需要找到自己区别于微信的价值所在。
“后来我们想，在 社会 活动中除了朋友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很强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一岱（来往创始成员）回忆说。最终他们决定在工作关系中寻找新方向，并将该项目命名为“工作圈”。
2014年4月，无招召集了包括一岱在内的6人团队去走访企业客户，了解他们是否有“企业社交”的需求。
当时他们对新方向还没有信心，不知道“工作圈”是否有市场，在数家公司表示“不感兴趣，没有痛点”之后，他们有些丧气。
4月的一个下午，他们又一次失落地拜访完企业后，来到文三路百脑汇电脑城楼下的一个小店里吃臭豆腐，一岱突然想起，他一个同学（史楠）创立的公司就在附近楼上，问无招要不要上去聊聊？
大家抱着“反正很近，上去坐一坐”的想法进入了康帕斯公司。
这是一家卖了十年电脑的贸易公司，只有80几名员工，因为规模不大，以至于一岱最初将他们排除在“受访企业”之外，他们当时假设的服务对象是“200-300人的企业。”
无招一行人来到康帕斯位于电脑城的办公室，来不及坐定就问史楠：“你觉得企业管理的痛点是什么？”
当时的康帕斯虽然是个小企业，但老板史楠是个对企业管理有着诸多见解的人。他向无招提了两点：
无招听完眼前一亮，这是他调研众多企业后得到的最满意的答案：“做产品像行进在隧道里，各种黑暗，但他们（康帕斯）的诉求和我们给予的东西一拍即合，像走着走着看到亮光。”
无招看到的这道“亮光”，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一点都不好玩！互联网时代，还有人做企业级服务？”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ToC的时代（2014年），做ToB的事情似乎很落伍，想象空间似乎也不大，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并没有一些强势的企业社交产品存在，此前的很多类似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
那时候管理层20多个人，每天开会都吵架。
吵了一个月，大家请来马云做决定。
马云说，你们自己定吧。
那谁定？
最后还得无招自己来，因为他负责产品。“工作圈”的生死就在无招的一念之间。
产品什么情况下会死？
《总体战》这本书对战争有一句定义：“战争以一方失去战斗意志为结束。” 这对于商业竞争也很具有参考价值。而产品的死，某种意义上也是以主导者失去战斗意志为结束。
无招这个“疯子”，这个执着得有些偏执的产品主义者，“咬咬牙后决定坚持下去”。
2014年5月26日，无招带着六个人义无反顾地搬进了湖畔花园。
这是杭州西湖区文一西路176号的一处民宅，简陋拥挤，但对阿里人来说，意义十分特殊，因为这是他们的起点。
1998年，马云从北京返回杭州创立阿里巴巴，当时湖畔的新家没来得及入住，就被直接拿来当作办公地。
同年，在杭州读大三的无招，被当时的负责人之一三多招进公司，成为其中的一名实习生。
1999年，无招毕业，但他没有选择留在阿里，而是接受一家日本企业的offer。
后来回忆起这个选择，无招隐约觉得是“要出国的虚荣心”在作祟。
很快，他后悔到抓狂。一个完全不会日语的年轻人一下被抛到异乡，“孤独到崩溃。”
20万日元的月薪，打国际长途就能花掉5万，一个月至少要打60个小时，电话卡成沓。他开始寻找消磨时间的方法，跑步、打羽毛球、练瑜珈。
在日本的这11年，除了学会驯化孤独，无招还习得了如何潜心专注于一件事。
而这一次，他想要潜心专注于这个从“工作圈”蜕变而来的新产品——钉钉。
一个程序员的后脑勺，着名的“钉钉头”。形状是钉钉的logo，下边是闪电，上边是翅膀，闪电是尖锐的，代表了快和刺穿的能力，而翅膀代表了梦想和远方
钉钉团队的slogan是“stay hungry，stay foolish，but be Crazy”。
什么是be Crazy（保持疯狂）？
就如同许三多，又傻又天真，坚守理想决不放弃；就如同谷子地，又猛又执拗，为寻找那未可知的集结号，历经千难万险。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无招经常要求团队成员看《集结号》，“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自己要坚持到底，这件事就有希望。”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许三多和谷子地的欣赏，欣赏他们近乎疯狂的执着。
他也不毫不避讳自己的“疯子”（疯狂而执着的产品主义者）形象，并把钉钉团队比喻为“疯人院”，甚至在当时钉钉的内部招聘文案上，也是大胆地写着“欢迎加入疯人院”。
“太聪明的人在钉钉待不下去，因为想法太多，会患得患失，而许三多这样的人可以。”
于是这群又傻又天真的“许三多”，就在这150多平米的房子里开始闭关。房间内、阳台上、厨房里，一切能被利用的空间都能看到他们办公的身影。
子推（钉钉产品经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们这里谁来的早，谁占工位，谁来的晚，有时候连桌子都没有了，就直接坐沙发上开始工作了，就这么坐着一整天。”
湖畔花园时的钉钉团队，房间内、阳台上、厨房里、客厅沙发上，都坐满了办公的钉钉成员
“如果这就是疯狂的话，那我跟街上那些疯子，的确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飞跃疯人院》里麦克墨菲的台词，也是无招和“钉钉疯人院”当时的真实写照。
时间拉回无招与史楠的第一次见面，史楠提出的痛点为无招团队指出了新方向。
一个多月后，无招给史楠打电话，希望史楠来“马云的湖畔花园坐坐参观下。”
史楠当时已经不记得无招是谁，但听到能去马云家参观，他十分激动。
“无招是什么级别啊？能去马云家，这么牛？”
在湖畔花园内，无招第一次向史楠提出“共创”的概念。
在ToC的社交产品中，一般产品经理自己就是产品用户，他只要了解自己的欲望需求，也可以针对人性特点做出相应的产品。
但做ToB的产品时，产品经理自己不是老板，不是中小企业的员工或者管理者，无法真正体会到企业管理中的困难和复杂，所以要想把产品做好，就不能坐在办公室“YY”，而是必须和这些企业在一起，通过观察甚至亲身体验，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切实感受他们的需求和痛点，再来设计和改进产品。
需求从客户中来，产品到客户处去验证，这就是无招和钉钉团队提出的“共创”概念。
史楠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当时感觉是无招想拉我入伙，但既不分钱也不给股票，这事怎么搞？靠不靠谱？”
事实上，当时的史楠对企业级软件并无好感，用他的话说，国内在信息化上的投入，每年上万亿，却没有一个产品是好用的。曾经，他打算就花40万去购买一套OA系统，但听到仅仅是系统部署的时间就需要2个月之久，直接吓坏了。
而钉钉当时连雏形都还没有，部署时间更是不知猴年马月。
真正打动史楠，让他觉得不妨一试的，是无招这句话—— “你提需求和想法，我们用技术帮你实现，不要顾及技术难度，你提问我解决，做到你爽为止。”
这句话让史楠感觉很意外，这是首次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
要知道，当时绝大多数传统企业软件对待用户提出的需求，是能拖就拖。而且，传统企业级软件只想找有钱的，买的起的客户，并不在乎或者说无视大量存在的小微企业。当时康帕斯的规模就属于这一范畴。
第二天，无招带人入驻康帕斯。“共创”宣告开始。
康帕斯早上8点半上班，无招很早就带人守在公司门口打卡机旁边观察，7点半就有人来，8点25分到8点30分是高峰，大家急急忙忙到公司打卡、按指纹，有些人指纹按不下来，后面的人就着急地叫。
“快到上班的那几分钟，打卡的人要把前台门口挤爆了。”“很多员工因为排队打卡居然变成了迟到”，这是当时康帕斯员工早晨打卡的状态，也是很多中小企业的典型状态。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却因为没有好的管理工具导致效率低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的打卡更自由，最好是早上还没到公司，一边吃早餐，就能一边打上卡？”
无招的提问，听起来有点像是无稽之谈。
“用WIFI！”冥思苦想之后，团队里出现了解答的声音，这样就可以在方圆100米的范围内都接收到打卡信号。但测试下来，无论几千块的WIFI，都经不起80人同一时间接入。
“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接入呢？看到广告牌就意味着进入了范围，没必要一定要抱住广告牌啊！”
不知是谁喊了这句话，直接启发了钉钉上面的智能打卡，无需连入WIFI，只需搜索到WIFI信号，就能被读取。
钉钉小伙伴的这些创新思路给史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这群人的“疯狂”。
那段时间，无招经常约他在杭州城西的星巴克讨论工作。
有一天，两人从下午5点一直聊到晚上11点，聊出共创的新点子，无招就兴奋地给钉钉小伙伴打电话。
半小时内，几个产品经理都冲过来，但是星巴克却打烊了，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的马路上继续讨论，翻开笔记本开始敲键盘。 那是2014年夏季的杭州，夜间温度也高达33度，一帮人就这样汗流浃背地讨论着撸起了代码。
史楠对这些的记忆是“很嗨”，“真的很嗨，虽然跟我没啥关系，但那股精气神隔着空气影响到了我。”
3个月后，钉钉的第一个内测版本终于做了出来。
可是没想到，无招拿给史楠的这个钉钉内测版，却只有安卓的。那是2014年，iPhone5、6正热，当时康帕斯60%的人都是苹果机，都没法进行安装体验。
装上后更懵，面对面站着的两个人，连消息都发不出去。
史楠一年后才知道，原来当时的无招团队，连最基本的开发闭环都不具备，六个人里面，五个都是安卓前端。
但更刺激的是，很快无招团队就拿出了ios的版本。
问起怎么做到的，无招理所当然地回答：“买书现学啊，你看我们买的书，每天晚上都在你这里学习。
复星集团则是钉钉创立期间遇到的另一位“贵人”。
如果说康帕斯给钉钉提供了中小企业的需求，那么复星集团则提供了大集团的痛点。
复星集团，这是一个由200多家公司组成的超级生态系统。它们很有信息化意识，2012年就开始推移动办公，最高峰时集团甚至有几百个管理类APP，但由于这些APP彼此无法进行信息交换，复星在形态上、效率上仍然是数字孤岛状态。
企业大了，协同起来也会面临诸多问题。复星旗下拥有很多控股或者投资企业，例如复星匡药位于上海，南京钢铁在南京，海南矿业在海南，赵沛（复星集团高级信息总监）坦言沟通起来十分不便：
“我如果想找它财务的老大，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先去找集团的财务老大，让他帮忙牵线搭桥。我们是集团的找下面的企业还好一点，如果是南钢要找海矿的人就更绕了。一个接触下来大概需要5次找人过程，5天都过去了，效率是非常低的。”
除此之外，复星投资集团的属性，也决定了其在信息沟通上需要极高的安全性。当时集团总部和各产业板块之间主要通过会议、电话、邮件和微信等方式进行，而这些沟通方式，在信息保密与安全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复星亟需找到一款能够解决以上诸多痛点的协同软件。
而彼时的钉钉，也在试图开发一款工作商务领域的沟通、协作平台。
双方在技术理念和产品理念上“一拍即合”，无招帮助复星更好地应用钉钉移动办公，而复星可以利用自身的企业管理经验，帮助无招团队进一步理解商业逻辑，完善与打磨钉钉。
当然，这种“一拍即合”，其实背后有着系列严苛的要求：
复星可以参与钉钉共创，但要求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规定钉钉必须为他们服务三年，期间不许撤离或者取消该项目，如果取消，则钉钉需要赔偿一笔数十万元的费用。
“复星原本有自己的内部沟通软件，为了参与我们共创，他们需要将员工和办公数据从其他平台上搬过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一岱回忆说，当时虽然觉得企业社交是一个新方向，但整个团队还处于摸索期，对于“取消就赔钱”的合同，大家心里并不是很有底气。
但最终无招还是“咬咬牙签了这份协议”，因为共创客户不能只有一家，需要广泛的挖掘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复星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大集团样本。
“即使该项目不做了，我们也要保证它在复星运行三年。”一岱说，他们已经做好了为复星打工的准备。
赵沛（复星集团高级信息总监）全程参与了与钉钉的共创，他回忆说：
“钉钉的工程师起早贪黑乘坐高铁奔波于沪杭之间，很辛苦。你没法想象他们做这款免费的产品，为什么这么大动力。”
钉钉团队的这番努力成果，最终被顺利验收了。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更多次在公开场合，夸赞钉钉是他工作的好帮手。
有了康帕斯和复星集团的经验在前，钉钉很快就像滚雪球一样滚起来了。2014年12月底，已经有将近100家企业在重度使用钉钉。
2015年1月16日，钉钉1.0正式上线。
第一个尝到“甜头”的史楠成了钉钉的布道师。
5月份的一天，马云突然来了，直言钉钉是自己的“惊喜”：
他是在参观复星集团时，听到对方说“你们阿里旗下有一款产品，帮复星解决了不少管理问题。”
在马云的支持下，钉钉当月就成立了事业部，路途豁然开朗。
2016年，无招在内部信里回顾那段时光，写道，
“从最开始的‘来往’，到现在的钉钉，一开始我们只是不服输、想活下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终于又站了起来。我们像绝地求生的猎人，不经意却闯入一个深藏宝贝的山洞。”
钉钉的成功，或许有很多种解释：
当然，这些解释某种程度上都能自圆其说，但我看到的是每种解释背后，人在其中发挥的能动性。所以我更愿意将钉钉的成功，视作无招这群“疯子”的胜利，是这群执着得有点偏执的人，在每一个关键瞬间，都咬咬牙拼了下来。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也喜欢这些故事里可爱的人。
最近，钉钉发布5.0全新版本，我又再次看到这个有着哆啦A梦一样圆脸的男人，站在钉钉发布会现场，
2020年2月26日，钉钉5.0新品见面会，无招在介绍产品
一如5年前，同样一身黑色简装，同样自信的侃侃而谈。
2015年1月16日，钉钉1.0正式上线，无招在介绍产品
1. 《风云浙商面对面——钉钉陈航》
2. 《钉钉在路上》，阿里巴巴集团文化组织部
3. 《阿里来往用户数已破千万 马云鼓劲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浙江在线
4. 《丁丁历险记：从无招到出招》，商业与生活
5. 《钉钉CEO无招：阿里为什么不能做个10亿级用户的产品？》，凤凰 科技
6. 《钉钉创业史：保持疯狂 和中小企业在一起》，天下网商
7. 《钉钉成长的秘密：“共创”基因打造企业市场独角》， 财经 天下周刊
8. 《从六人到两亿用户，钉钉一路狂奔》，电商在线
9. 《阿里着名loser的反击 疯子无招和他的钉钉帝国》，亿邦动力网
10. 《一半海水一半火，一位数据工程师心中的钉钉》，中国青年网
作者：一拳超人的弟弟，互联网媒体人，产品爱好者，说话不太利索，走起路来贼快，脑子时常沸腾。 个人公众号：游牧志（ID：nomadic-diary）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叁’ 甘珠尔扎布的简介是什么
甘珠尔扎布（1903年7月17日—1970年），蒙古族， 又名韩绍约、川岛隆良， 辽宁彰武人。
1903年生于锦州市东吐默特旗玛拉嘎塔村中农家庭。同年搬到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居住，1911年入彰武县大庙私塾读汉书一年。1933年3月，充任兴安南分省达尔罕警察局长（共三年，驻郑家屯、王爷庙）。1936年3月，充任兴安南省警务厅长（驻王爷庙）。1937年3月任伪满兴安南省民政厅长。1938年5月出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少将司令部附。同年6月，改任兴安南地区少将司令，组织甘支队，兼队长，赴华北热河冀东作战。1939年3月调任伪满兴安南警备军少将司令官。1940年至1943年3月任伪满兴安陆军学院校长。1943年3月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少将司令官。同年10月晋升中将。1945年8月26日在内蒙古里黑吐车站被出兵东北的苏军捕获。[1]
中文名
甘珠尔扎布
外文名
Ganzu M Jabu
别名
韩绍约、川岛隆良
国籍
中国
民族
蒙古族
人物关系
川岛芳子
妻子
快速
导航
主要罪行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1903年7月17日，生于奉天锦州东吐默特旗玛拉嘎塔村一个中农家庭。
1903年12月30日，随家族迁移内蒙古彰武县大冷营子居住。
1911年，入彰武县大庙私塾读汉书一年，其后入奉天两等高等小学堂及奉天私立中学就渎。
1924年10月，获得官费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本陆军联队步兵大队实习。
1925年4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习。
1927年7月，毕业二回国后投效军队，历任初中级军职：其间与川岛芳子（满清肃亲王第十四和硕公主、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养女、汉名金璧辉）结婚，一年多后离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得日本关东军支持纠集武装人员，组建“内蒙古独立军”，自任总司令，后改称“内蒙古自治军”，任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官。
1932年8月，任伪满洲国兴安警察局警务科事务官。
1933年3月，充任兴安南分省达尔罕警察局局长（任职三年，驻节郑家屯、王爷庙）。
1935年7月1日，任兴安南省警务厅厅长（驻军王爷庙），兼任兴安南省警察学校校长。
1937年3月，转任兴安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任职一年两个月，驻节王爷庙）。
1938年5月20日，转任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少将部附（任职十日，驻节郑家屯）
1938年6月1日，任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任职一年，驻通辽）。
1938年6月3日，兼任甘支队支队长，率部赴热河，冀东一带讨伐国共两党统辖之敌后抗日游击武装。
1938年12月底，返回原驻地通辽（任职约半年）。
1939年1月1日，任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司令官，率部驻防通辽地区。
1940年3月1日，免职。
1940年3月1日，转任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任职三年，驻防王爷庙）。
1943年3月1日，转任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任职约一年半，驻防通辽地区）。
1943年10月30日，被伪满洲国军政部授予陆军中将：
1945年8月26日，在蒙古木里黑图站被苏联远东红军俘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有《甘珠尔扎布笔供》（1954年7月21日撰稿，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第642页），《“凌升通苏事件”真相》（载于孙邦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殖民政权》第101页），《肃亲王之一家》（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一晚清北洋》上册）。[2]
主要罪行
罪行笔录由甘珠尔扎布本人供述，故采用第一人称，笔录记录于1954年7月31日，出自中央档案馆编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
一、任内蒙古独立军总司令的罪行：
1931年9月18日晚，我在郑家屯满铁公所听到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向我国东北发起侵略战争，正在攻击沈阳的消息。第二天夜，我乘火车到达沈阳，住在万国旅社。20日听旅馆的人说，关东军已搬到沈阳。我马上找到关东军司令部会见板垣征四郎大佐（高级参谋），我请求他趁这机会，帮助我三千支步枪及弹药，和派日人专门负责帮助。板垣答应了。他说将来溥仪上东北来，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我这就开始走上了背叛人民的第一步。我回到旅馆后，即打电话招集在沈的蒙古朋友及蒙旗师范的学生，还向日本和北京的朋友打电报，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内蒙古独立运动。20日因我没有经费，又去见了板垣大佐，请求帮助经费，但板垣只给了我五百元日币，他说经费没有，让我自己想办法。他又给我介绍了日寇航空少佐麦田某。我到麦田少佐那里借到五百元日币，我又回到大连由露天市场借来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七百多元日币，这就是那时内蒙古独立军的全部经费。过了几天，各处来的蒙古朋友有蒙旗师范学生，以哈丰阿为首的一百余人，这时包善一也在沈阳，还有由日本回来的李友桐、吴广义等，北京的韩凤麟，大连来的正珠尔扎布，由郑家屯来的萨嘎拉札布等，因蒙旗师范学生许多都年龄很小，不适合从事独立运动，这些人都给路费叫他们回家乡了。剩下有30多名，和其他人共合有四十余名。关于组织独立军问题，讨论结果，成立了独立军总司令部，大家举我为总司令，萨嘎拉扎布任参谋长、哈丰阿任秘书长，李友桐任宣传队长，韩凤麟任副官处长，其他处因当前尚无必要，未设立，另外剩余的人员编成学生队，吴广义任学生队长。编了内蒙古独立军军歌和蒙古独立宣言文，内容大要是：内蒙古人民要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而独立，成立独立国，恢复失地，从此后不受中华民国和一切军阀的统治等。
九月末，我们乘火车到了博王旗包善一家，这时在郑家屯的博彦满都也参加了我军，等待武器弹药。十月初，关东军给派的和田动顾问（日本退伍中尉），带来了三千支步枪，每支枪附有二百粒子弹，四十多枚手榴弹，和两挺已破旧不能用的重机关枪。这些枪支在郑家屯南一棵树站移交给我们。我带领车马领到包善一家。这时，韩色旺和天红听到我已经带来武器弹药的消息，都到大林站，派人领去了一千多支枪和弹药。其余的分发给包善一处，保存在他家里。十月初，我率领学生队到大林站会见了韩色旺和天红。这时韩色旺已有一千余人，天红的部下有三百余人，包善一也大约有一千多人。在大林站我和韩色旺、天红、日本顾问等研究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军，由包善一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我任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当时一般人都说自治军有一万人。又决定进入通辽解决军费、军衣、军粮等问题。十月十日派了博彦满都为首的几名学生到通辽交涉，允许我军和平进驻通辽，但被驻通辽的张学良军队拒绝。我决定攻击通辽。十二日晨，包善一派来的铁管带为首的七十多名和韩色旺的第二军一千余名，我的第三军三百余名和学生队，一共一千三四百名，攻击了通辽，战斗十余小时，占领了一部分街道，但被张学良军反击，日没时退出通辽，退到钱家店，第二天又退到大林站。这次战斗的结果，第一军铁管带以下七十余名全部战死外，我第三军和第二军没有大损失。通辽居民和张学良军的损失不明。我军进入通辽小街基和通辽街时，抢掠了商家和居民的物资财富和马匹等，还在大林站和钱家店也抢空了居民的财富，给人民很大损失，数量、价值等无法估计。从此以后，顾问和田劲等日寇跑回四平街解散，只剩韩色旺的朋友松井清助大佐一人。我们逃回大林后，讨论了将来的行动计划，并委托松井大佐，叫他跟关东军请求大炮。松井大佐赴沈阳后，从此我们三个军没有什么连络，各干各的了。我带的第三军又被通辽的自卫团袭击，逃出大林站向北进军，十月中旬到了韩色旺家附近驻屯。十月下旬松井大佐来信通知说已由关东军领来了四门重迫击炮和四挺重机关枪。由这时起松井奉关东军命令充当自治军顾问。我带领我第三军到温都尔王府附近领了一门迫击炮和一挺机关枪。这时我派正珠尔札布为后方连络员、赴沈阳。十一月上旬，我率领部队向舍伯尔吐方面前进到大林北28户时（全汉人部落），当地的自卫团不许我军进入村里，因此我下令攻击该村。战斗由正午开始到日没，打死了二个屯民。这时村里的地主马某等趁天黑带着家族向通辽方向逃跑。我带部队进入村庄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向北进军。到瓜毛吐时，当地的李宝魁为首的自卫团抵抗不让进屯。我命令部队攻击该屯，战斗四五小时，我们用迫击炮炸死两个自卫团员后，李宝魁投降，我军进屯住了一宿。我到温王府开会，前去领了一万八千元，又回到瓜毛吐。在这期间，第二军团长滕海山（即我秘书长哈丰阿的父亲），杀死了李宝魁，强占了李宝魁的家产和土地，还把李的妻子给了他的部下。到十一月中旬，我们攻击舍伯尔吐自卫团，战斗一小时，用迫击炮打死了屯民数名和家畜等，占领了该地，自卫团向通辽方面逃跑。十一月下旬奉松井的指示，我率领我第三军向开鲁方面前进（这时我第三军已有一千多人，编了八个团）。到任发合时，遇到通辽自卫团百余名，我第二团三十余名袭击了这个自卫团，获得了轻迫击炮一门，自卫团的伤亡不明。十一月下旬到达通辽西茂林庙，企图向开鲁前进，我们和驻开鲁的崔兴武旅长（热河汤玉麟军）交涉，要求和平通过开鲁，他不许可，叫我军由开鲁、鲁北中间通过。因此，我在十二月末率领第三军，松井大佐率领第一军的二百余名和第二军的二百余名，共四百余名，到达了草家营子。这时松井大佐率领他的四百余名和我的大小两个迫击炮队，前往草家营子西方五六里处进行侦察工作，在那里遇到李守信（崔兴武旅驻开鲁北的团长）部队三百多人的埋伏，被猛打后，部队溃散逃回舍伯尔吐，松井大佐被打死，我的两门迫击炮也被抢去。因此我们逃回舍伯尔吐进行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这时因日寇军已占领了通辽，我决定到该处向日寇军报告情况。我率领了二十多名卫队于1932年正月到了通辽，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代表，说明松井战死的情况以及我军缺乏弹药的情况。关东军代表非常愤怒，他回去报告关东军后，关东军给我们命令，叫我军不要上热河去，从此关东军决定要改编自治军为伪满兴安军。因此，1932年夏，我们自治军除一部分解散外，一部分进入钱家店兵营，改编为伪满兴安军，我则回到大连养病。
在这八个月期间，我给达尔罕旗和通辽县人民的物资和精神上的痛苦和损失是无可估计的，尤其是汉人的痛苦更大。我为了个人名利，甘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去当侵略战争的工具，杀害了很多同胞，我衷心向人民认罪。
二、我任事务官期间的罪行：
1932年8月1日，我接到伪满兴安局次长菊竹实藏的电报，我即由大连到长春兴安局，充任该局警务科事务官。我因为我的地位太低，心里不满，直到1933年2月末，只上了两三天的班。这时兴安局总务处长白滨清澄向我说，在兴安各分省新设警察局，问我是否愿意到南分省去当警察局长。我答应在蒙古地方愿意当警察局长。1933年我就转任了。因此，我在兴安局事务官任期的半年内，没有什么特殊事件。
三、任兴安南分省警察局长期间罪行：
1933年3月，我到兴安南分省（在郑家屯）充任达尔罕警察局长。到任后开始组织警察局的机构和设备，因为内蒙古过去没有警察局的组织，首先将兴安南分省警察局组织建立起来。
同年秋成立了伊胡塔警察署，署长金昌警正（前内蒙古自治军第三军副军长天红），地点在大郑线东科前旗伊胡塔站。在署长以下约有其他人员五十名，内有日寇指导官二三名，它的辖区是东科前旗和东科后旗两旗。
同年冬成立了巴彦塔拉警察署，署长色楞多尔吉警正，地点在郑家屯北东科中旗瓦房，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五十名，内有日系指导官下西警佐以外三名，辖区是东科中旗全区。
1934年春，成立了王爷庙警察署，署长布彦那森警正，地点在西科前旗王爷庙，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五十名，内有日寇警佐指导官以外三名，辖区是西科中旗、西科前旗、西科后旗、扎赍特旗等四个旗。
1935年春，因王爷庙警察署担任区域过大，在西科中旗成立了图什业土警察署，署长达瓦敖斯尔警佐，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三十名，内有日寇指导官两名，地点在西科中旗图什业土王府，辖区是西科中旗全境。
1932年夏，在当地日本军领导下，兴安南分省成立了治安维持会，负责管辖区内的治安，肃清反满抗日分子，给日寇当侵略工具。由省长任会长，省参与官（次长）、警察局长、警务科长等任委员。
1933年夏，奉伪国务院的命令，兴安南分省管辖区内实行民间武器回收工作。由我命令将警察局的官员组成三个工作班（班长都是日寇警察官）分派到各地区从事工作。凡散布在民间的武器，无论是步枪、手枪、洋炮，全部没收。工作班曾遇到种种困难，如游牧、打猎为生的蒙古人民，武器被没收后，生活无法维持，因此强烈的反对这个工作。到西科后旗的工作班，在某屯进行工作时，住在名叫堂郎的蒙古人家，因受到堂郎的反对，工作班的日寇工作员把堂郎用日本刀刺死了。就这样工作了很长期间，终于把管辖区内的一万七千多支枪没收完了。从此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特别是打猎为生或游牧过活的人民，每年人畜受狼害的很多，据全兴安省的情形，家畜每年损失的数目即约达一万至两万头之多。
警察配合讨伐的情况：
1933年我充当警察局长时，管辖区内的边境，如康平、法库两县交接地区，突泉、瞻榆、开通等县的交接地区，有抗日军很多。1933年秋（？）由法库方面进入东科后旗的于海山为首的抗日军三百余人（曾袭击过郑家屯），在东科后旗被日军和该旗的自卫团打击，于海山等战死二三十名，剩余的抗日军退出了我的境外。同年夏，由开通县方面进入我境内高力板附近一百多名抗日军（指挥者姓名不知），这时驻郑家屯日寇守备队中队长江本大尉率领部下二十余名，乘两辆卡车进行讨伐，被抗日军反击，中队长以下全被击毙。抗日军向东北洮南方向退走。其他东科前旗地带也时常出现抗日军，但日寇军和伪满驻钱家店的兴安军及各旗自卫团和驻当地我的警察署联合不断的讨伐，到1935年时基本上治安良好。1935年由锦州省方向进入东科前旗的一百余名“白羊教”徒，手拿矛枪，袭击伪满行政机关。在伊胡塔的警察署奉我的命令，配合旗自卫团和伪警备军，讨伐“白羊教”徒，结果打死打伤“白羊教”徒二三十名，其余向南逃出我的管辖区。我还穿上他们的白色衣服手拿着他们的矛枪照过像。
其他我的警察实行的讨伐，我记不清楚了。
思想对策检举的情况：
我任警察局长期间，我管辖内的蒙古人，反满抗日的情况不太严重。我成立了警察署以后，积极教育我的部下，使他们变成忠诚效力日寇和伪皇帝的奴仆，培植警察的力量去镇压人民，复〔及〕时检查管辖内人民的思想动向。1935年秋（？）在舍伯尔吐的一个蒙古小学校教员名叫彭楚克（当在内蒙古自治军时我的同事），因别人的告发，怕警察逮捕，逃出我管的境外。我积极执行了保甲制度，实行了每一个嘎查（等于村）或每一个屯，由屯长负责，监督本屯内的思想问题，屯里如出现反满抗日者时，采取屯长负责受惩罚等残酷的政策。检举的细情我记不清楚了，但〔在〕我的任内没有很大的检举情况。
集家工作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伪满全国实行集家工作。我的管区内，蒙古人因多数畜牧为生，人家稀少，集家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未实行集家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的警察局搬到王爷庙，继续进行工作。
一九三五年秋，王爷庙警察署逮捕了名叫二郎的土匪，〈以〉拷问、毒打、灌水等残酷手段，取得了口供，经过伪司法部的批准，在王爷庙刑场枪杀了。这是我亲自下令自己参加执行的罪行。
同年冬，王爷庙署的警士东海、恩和等三人对我不满，晚间进入警察局的仓库，拿了卡宾枪和毛瑟枪共七八支逃跑。我第二天发现后，通知宪兵、教导队等，过几天在王爷庙南二十里山里找到了恩和枪杀了。东海等其他人听说跑出伪满国境。
警察厅长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三月，因机构改革，达尔罕警察局改为兴安南省警务厅。
各旗公署都设立警察署，受旗长直接指挥。从此原有的警察局直属的警察署，改变为该旗的警察署。
同年夏，成立了兴安南省警察学校（在王爷庙），我兼任校长，警务科长福原任主事，一年间共教育了两期学生共一百六十余名。教育内容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皇帝矢诚效忠，灌输奴化精神教育，对反满抗日分子的镇压取缔的方法，以及用日本语来教练学生等，去巩固警察对人民镇压的技能。将他们教育完毕后，就送入各旗警察机构工作。这时各旗的警察分所也在各努图嘎（等于区）建立起来，对人民的镇压增强了。
以上我任警察官吏的四年间，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痛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汉民族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大。因为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影响了我的部下也对汉人有种种严重的压迫和歧视。
四、民政厅长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转任兴安南省民政厅长。
我任民政厅长后，督促各旗实行鸦片断禁法，严禁管辖内种植鸦片，违法者严办。在各旗公署设立官烟所，由官烟总署领来的烟土卖给吸烟者。有些官烟所还掺上假的土强迫人民买去吸。有些人因未领吸烟证而吸烟者，查获后即法办，因此管辖内吸阿片的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还通过地方科，对各旗的地主、富农采取保护的政策，对于贫农的生活等方面完全没有采取改善的方法。
在文教科方面，则加强各旗的奴化教育。新建或扩充了一些学校设备，好教育出更多的学生，以便给日本帝国主义忠诚服务。学校里的教育是完全给日帝和伪皇帝作忠实奴隶的教育，如日满一心一德，日本是我们的亲邦或共存共荣等欺骗麻醉的内容。还有在一些大的小学校里都有日寇教师，教给学生日语。对宗教方面采取保护寺庙、喇嘛等方针，以便迷惑人民，使人民变得更为愚蠢，便利统治者更容易去统治人民。
劝业科方面，督促各旗种植树苗，改良农作物，改良牲畜，以便将来供给日寇作侵略战争之用。我在这一年多的期间内，因我自己吸阿片，身体健康很不好，又不熟悉这个业务，同年夏，我请假近三个月在大连养病，因此这个期间，我确实对民政厅所作的反人民的详细事情记不清楚了。
五、兴安南地区司令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任伪满军陆军少将，充当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附（在郑家屯），六月一日转通辽兴安南地区司令部任地区司令。六月三日，伪治安部大臣命令兴安军管区司令官编制甘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出发到热河、冀东地区讨伐抗日八路军邓华将军和李司令的部队。
六月十日，这些部队除骑兵第五团未来齐外，余均在热河集合完毕，直属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滨本中将指挥。十二日由承德出发，经过古北口，向兴隆县进军，途中骑兵第五团进入我的指挥下开始行动。山炮因不能行动，这一排留在后方。
十八日在古北口东南六十多里某村宿营，夜里下大雨，住北屯的第二团步哨看见了什么，放了几枪，因此全部队认为被八路军袭击，各处将枪乱打一夜，天明才知道没有敌人，只好向上级虚报战果，将来可补充弹药。
二十一日在五指山东某村，发现了抗日军（邓华将军部队），我率领全部队攻击，战斗数小时，打死打伤抗日军十余名，伪军未有损失。抗日军向西南退走。
二十五日在半壁山发现邓华将军的抗日军，我命令骑兵第二团攻击，该团和抗日军激烈的战斗数小时后，打死打伤抗日军五十多名，抗日军向西南退出。伪军战死团附？原少校、青山中尉、重伤古贺中尉等。同日夜我军到佛爷来宿营。
二十六日我命令第五团先出发向遵化东三屯营方面讨伐后到遵化县城。
二十七日我率领第二团呢玛队等没受抵抗进入遵化城。该日第五团在三屯营附近发现抗日军，战斗数小时，杀伤抗日军十余名。又在平安城攻击了抗日军，杀伤抗日军四十多名，俘虏抗日军军官三名，俘虏怎样处置的，我忘记了。
二十八日命第二团、第五团每连为单位，在遵化南部分别讨伐。我因顾问病重率领呢玛队和第五团的一个连，当日到了马兰峪，第二天由承德方面派来飞机将顾问接了回去。当天晚，接到倒流水来的电话，说我留在后方的三十名山炮排的官兵，正在倒流水被抗日军包围，我派第五团的一个连去救援，至二十九日早，始将该排解围救出，抗日军的损伤不明，伪军没有损失。二十九日听到第二团一个连在石门镇西已被抗日军包围两天，虽猛烈冲锋多次，仍未能突围而出，情势颇为危急。我即派曾根崎参谋长率领士兵六十余名前去救援，但在援军到达之前，被围的那个连已被路过的日寇野地部队攻击了抗日军而解围了。这次战斗抗日军的伤亡数我已忘记，伪军方面负伤约十名。
六月三十日我率领全部队攻击马伸桥，战斗由正午开始，日落时占领了该镇。这次战斗中抗日军死伤近二十名，向西方退走，伪军伤日系高？中尉以下五名。
七月二日早，从马伸桥出发，上午十时到蓟州县城东，决定攻击该城。伪军因沿途马匹死亡甚多，行动不能自由，弹药又感缺乏，因此，必须占领蓟州。我下攻击命令后，战斗由正午开始，因伪军没有大炮，城墙坚固，伪军久攻不下，弹药已愈来愈不足，我乃命令第五团编一决死队，由城墙缺口处突击。这个办法果然成功，将晚时占领了县城。据守该城的抗日军七百多名，在这次战斗中被杀伤二百余名，其中遗弃尸体就有一百五十具。伪军入城后，我决定暂时驻防城内，补充人马弹药后，再决定今后的行动。当天晚和第二天曾搜查城内居民住宅，寻找隐藏的武器和地下工作者。结果在县公署缴获卡车一辆，这次缴获的武器数目已忘记了。伪军并掠夺城内人民的财富，强奸妇女，在城内东门里即有一个女人因被强奸而跳井自杀了。以后我看见过有伪军五六名，因强奸妇女而被宪兵逮捕送往后方处理的情况，由此估计，我伪军的纪律是十分不好，给人民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又飞机因空投弹药毁坏了城内房屋三间。
七月上旬在蓟州城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任蓟州治安队长某为维持会长。伪宪兵队长石川上尉直接领导下，肃清了抗日军的地下工作者。在这工作中，逮捕了三名抗日工作者，均被宪兵在城西用日本刀把头砍掉了。七月中旬我下命令强征了三百多民工，修理城墙约半个多月，把城墙周围宽达二三里的庄稼地都砍掉了。我又命令在城西和西南修了两处飞机场，霸占了人民的土地，上面的庄稼也都除去了。
七月中旬，我命令第二团前往城东南十余里外某一屯子讨伐抗日军，接仗结果，抗日军伤亡不明，伪军死一连长。
七月中旬奉到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滨本中将的命令，命我率领甘支队第五团和第二团前往平谷县协助日寇北支派遣军部队攻击平谷县城。日寇军由县城南、我的伪军由城北分别向城内攻击，战斗约二三小时，我军第二团先进城占领了城北部分，我带第五团也攻进了城，至此全城已被完全占领，抗日军向西方退去，人数忘记了。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抗日军约五十名，还在城东门外逮捕了抗日军干部一名，其他人员两名，都交给伪宪兵去处理了，结果不知。伪军在城内以搜查隐藏武器和地下工作者为名，乘机掠夺人民财富，强奸妇女等，使人民受到莫大损害，还在城墙的外围二里以内将庄稼全部砍掉了。我住了两天把第二团留在平谷县防守，我率领第五团经过三谷〔河〕县，回到蓟州城。
七月下旬，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来命令，规定我伪支队担任的防守线和地区，即平谷县――蓟州县――马伸桥――石门镇，这些地区指定我伪支队担任，因此我感到兵力不足，向伪治安部请求增援。八月初给派来了骑兵第三团（兴安西地区部队，司令部宝山少将所部），团长仁钦宁布中校，和山炮一个排，共兵员约三百二十名。同时还派来了梁濑部队的装甲自动车三辆，人员约四十名，队长小？中尉。又伪宪兵儿玉笃二以下约二十名（后配属第五团一起行动），另外有马匹二百余头。留在后方的两门山炮也来到了蓟州，这时甘支队兵力大增，共一千一百余名。八月初，我率领第五团和第三团打算到马兰峪与日寇军联络，协商担任区域问题。天明时到马伸桥，遇见抗日军（李司令）部队，战斗由早晨到午后四五点钟，抗日军始向东北方向退走。这次战斗抗日军伤亡二百余名，缴获步枪八十多支；伪军伤亡三四名，当天晚回到蓟州城。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又率领第三团和第五团、山炮两排，预备到马兰峪，仍在天刚亮时到马伸桥，又遇见了抗日军，我们战斗约十小时，抗日军向东北方向退走。伪军在当日回到蓟州城。这次战斗抗日军伤亡二百多名，缴获步枪六十多支。八月下旬，我率领第三团和第五团，向蓟州东南地区马伸桥南部一带扫荡抗日军，伪宪兵在马伸桥南烧掉了一所很大的民房（据说是抗日军某科长家），这次没有战斗。九月上旬，我命令第三团和小？装甲车队向马伸〔神〕桥南扫荡抗日军。该团在马神桥南某地遇见抗日军，战斗了几小时，抗日军退走。战斗结果抗日军死伤了二十多名，缴获步枪七八支，第二天回到蓟州。八月，第二团在平谷西某地讨伐抗日军，打死打伤抗日军一百余名，缴获步枪五十支。九月初，我派第五团到平谷县和第二团连络事务，并在来回的途中随时注意扫荡抗日军。第五团在经过三河县回来途中至邦均镇西，遇见了抗日军发生激战，共数小时，打退了抗日军。这次战斗中抗日军伤亡二百多名，缴获枪八十余支。该团于当晚回到蓟州城。
甘支队在冀东、热河地带讨伐抗日军邓华将军和李司令的部队，历时半年，在此期间发生大小战斗四十余次。